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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接触和文化交融研究范文

时间:2022-11-29 09:15:47

语言接触和文化交融研究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佛经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原始佛经主要由梵语、巴利语以及中亚语言写就,它们多属于屈折语(inflectedlanguage),而汉语则是典型的孤立语(isolatinglanguage),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为了弘扬佛法,早期的西域僧人要把佛经原典翻译为汉语。东汉译经是最早出现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接触的产物,所以颇有研究价值。本文以传译“大乘”佛法的第一人——东汉167年来到中国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的8部经书作为研究语料。当两种异质文化互相碰撞时,词汇的变化往往是最灵敏的。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新质的产生,也体现在对汉语的渗透作用上。本文就从支谶译经的造词模式入手,深入探究语言接触、文化交融和语言演变的关系。

一、早期汉译佛经的语言特点

东汉时期属于佛经翻译的初始阶段。一方面,译经语言十分贴近汉语,另一方面,它也较多保留了佛经原典的语言特色。朱庆之(2001)称之为“佛教混合汉语”(BuddhistHybridChinese)。①针对这种语言接触的产物,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特点:1.译师们由于受到母语的干扰,导致译经语言从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都与汉语具有明显的差异。尤其是支谶译经较多保留了梵文原本的语言特点,后世僧祐也评价其为“不存文饰”②,所以这种差异性就更加凸显。2.这种语言变体是介于母语和以汉语为目的语之间的一种过渡体,属于“中介语”③(interlanguage),也是译师们所习得的一种不完全的“第二语言”。3.即使是中介语,它也不能被全盘否定,相反,它是学习者的语言系统。这种中介语承载了他民族文化中独有的概念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4.中介语本是一种不够规范的语言体系,但是如果它的某种特征可以为大众所接受,其实就对目的语形成了一种反作用。当这种作用逐渐强化时,就有可能内化为汉语自身的特征,进而对汉语的演变造成影响。换句话说,中介语虽然并不标准,但是它与汉语相比,只是“参数”④不同而已。二者之间的差异恰恰是语言接触最明显的体现。例如在佛经中会看到“阿惟越致”、“三藐三菩提”等音译的形式,它们无论在音节数还是造词模式上,都与汉语截然不同。但就语言接触的普遍规律而言,这种不加改造全盘接收的方式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另外,语言接触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正如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所述:语言接触是指因为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之间的语言碰撞;亦指不同语言在双语使用者大脑中的相互影响。①这就体现在汉梵双语碰撞之后产生的一种相抗衡的状态:译师们或者受汉语影响,把原有的佛经概念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受梵语影响,对汉语既有的语言模式进行补充和改造。归根结底,这都与“中介语”的特性有关。

二、语言借入:汉语新增造词模式

语言间的接触首先体现在词语的相互借贷(borrowing)上。这种借贷不仅包括借词,更重要的是“造词模式”的借入。“造词”是一个由无到有的动态的过程,而“造词模式”探究的是一个新词在成型之前所遵循的规律性的模式。这里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创造新词,其二是采用何种方式和手段。

2.1新兴的造词材料据我们研究,支谶译经中共有1778个双音词,刨除重复参与造词的语素,还剩1022个语素。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素中造词仅一次的“一用语素”共有450个,而且并未出现源于汉语的新兴造词材料。③但是通过语言接触,却从梵语中“借入”了8个造词材料,它们为汉语造词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知道,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要判定一个外来成分是否变为语素,就必须看它是否在表音的同时兼具表义的功能,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重复使用。支谶译经中的8个造词材料都满足这两个条件,它们分别为佛、梵、魔、刹、禅、钵、劫、僧。虽然数量不多,但平均造词数也在4个以上,可见具有较强的能产性。探究这些新兴的造词材料我们会发现,它们基本遵循同样的演化过程:首先它们都源于多音节的音译词,例如钵源于“钵多罗”(patra)。这种纯音译的形式并不便于记忆,而且它们也偏离了汉语双音节为主的基本模式。所以为了宣扬佛法,译师们有必要把它们改造得更贴近于汉语,这便是演化的第二步——缩略。缩略也并非无据可依,它往往要从多音节中提取最具有代表性的音节。通过观察,这八个新兴成分无一例外都节缩自第一个音节。在确立了单音形式之后,原词的含义便由其来承担。苏新春曾说过,外来词语素化的条件之一便是“重复构词或重复单独充当句子成分”。④我们以支谶译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佛”为例,它参与造词15次,而在支谶译经1022个语素中构词数量为10以上的语素仅有34个,可见“佛”的使用频率颇高。不仅如此,它在造词过程中也因循了某种规律:在这15个新词中,“佛”有14例都是处于词语的前位,如:佛国、佛经等,处于后位的仅有一例“化佛”。处于前位的14个词全都属于“偏正式”,它们由于同一材料(佛)的共同意义而彼此相互关联,最终形成了一个词义的聚合。董秀芳把“偏正式”的强势语义模式概括为:“提示特征+事物类”⑤,如“佛”本指一切觉行圆满者,推而广之,也可以泛指“为了圆满而修习的相关法义”。而“国、经”等本是汉语中固有的“事物类”,如果前加“佛”这个提示特征,便可以指称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事物。这种构造过程十分简单,它比较类似于“类推”机制,在现有词语的基础上,利用相同的规律推导出新词。因而,这个过程只需要仿造初始词语,替换掉后位表示“事物类”的语素即可,这也就形成了一个由“佛”和替换语素形成的“词语模”⑥(佛+X)。与佛类似的还有魔、梵、僧。其中“僧”在支谶译经中出现了一例后位构词“众僧”。但“僧”本译作“和或众”,可见该词更倾向于联合式,所以后位也并非是“僧”的强势位置。再看“钵”、“刹”、“禅”、“劫”,它们分别指“比丘之饭器”、“国土”、“静虑”以及“极漫长的时间”。与“佛、魔、梵”相比,它们的名词义非常明确具体,所以更倾向于“事物类”。因为描写和限制功能比较弱,所以往往用于词语的后位。(除了偏正式以外,动宾式的后位也倾向于“事物类”)值得一提的是,“刹土”、“禅定”、“劫数”三词中,虽然它们出现于词语前位,但三个词均属于同义联合。换句话说,它们出现于前位仅是一种习惯,如果改成“土刹、定禅”等,表义也并无区别。这八个新兴佛经语素的造词情况如下图。

2.2新兴的造词方式东汉时期是汉语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过渡的重要时期,此时各种构词方法已经基本完善。如果采用汉语中原有的语素,利用构词法(如联合式、偏正式等)合成新词,这虽然也属于“造词”,但并不能明显地体现“语言接触”的特点,因而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土文献中较少出现的造词方式。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首先就涌入了大量的“音译词”。音译,顾名思义,保留源语的语音和语义,所以它无法用任何构词法来限定,属于“零内部形式”。这类词的创制非常简单,因为它无需考虑汉语中既有的规则,只需要采取记音汉字对译梵语的音即可。据我们研究,支谶译经中的音译词共计248个,其中95%以上都来自于佛经。这些音译词代表的多是佛经中特有的概念,但由于在汉文化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来翻译,所以便采取直接记音的方式,最大程度保留了佛经的原貌。可以说,这是一种最能体现语言接触的造词方式。与汉语相比,它具有强烈的新异感(多半是多音节词、没有内部结构、用字复杂等),如“阿鞞跋致(Avaivart)、摩诃萨埵(Mahāsattva)、波罗蜜(Pāramitā)”等,但是由于这些音译词与汉文化相距甚远,所以很难理解。支谶译经中偶尔会出现“音译、意译”并存的情况,例如泥犁(naraka)——地狱、般若(Prajña)——智慧、摩诃(Maha)——大、涅槃(nirvāa)——解脱等。很显然,摩诃萨埵这种纯音译的形式不如“大菩萨”来得简单明了。针对音译词的不足,“意译词”应运而生。与音译不同的是,意译词具有内部形式,因而很多时候较难识别它的外来身份。但正如葛本仪所述,所谓外来词是指源于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任何一种语言在接受外语影响时,都要在原来外语词的基础上再改造和创制。①事实上,虽然意译词的语音和外形都是汉语固有,但它的语义取自外语。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佛教与汉文化的交流,自然不会出现相关的意译词。所以我们也把“意译”看作是一种新兴造词方式。据我们研究,支谶译经中共有88个意译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中有许多习用的词语,直至现代汉语仍留存,如“世界、一切、因缘”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意译词,它们在佛教传入前已出现,例如“法”在汉语中本指“刑法”,但是它在佛经中是梵语dharma的意译,特指“佛法”,并造出了一系列意译新词,如“大法、法鼓”等。由此可见,新兴意译词并不代表在汉语中从未出现,如果某个语素通过语言接触增添了一个佛经语素项,那么由它造出的词自然也属于意译词。这类语素在支谶译经中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天”、“法”、“道”,构词数量众多,共计50例。总的说来,“意译”对语言接触的体现并不明显,要更多的探究其文化内核才能了解它源于外族的特点。此外,支谶译经中还有81个“梵汉合璧词”。它由佛经中的材料(主要是表音)和汉语自有语素(主要是表义)构成。如果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这类词处于音译和意译的过渡阶段:当引入一个佛经术语时,音译自然是最无损原文的方式,但却会对语言理解产生障碍。如果采取意译的手段,固然更贴近汉民族的语言,但鉴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很难保证准确和尽意。所以这就势必催生出一种新的造词手段——合璧造词。据我们研究,它们共有三种类型,分别为:化梵为汉合璧词、梵汉同义(近义)合璧词、半音译半意译合璧词。其中化梵为汉合璧词的数量最多,结构以偏正式为主。以“兜术”为例,它源于佛经音译词Tuit,是佛经中一种天界的名称。单看音译形式很难探究其意,但出于“经济性”原则,我们也没必要为成百上千个术语创造新词,所以最简易的方式便是在音译形式外添加解释或说明的表意语素。“兜术”本就是天名,所以在其后添加标明类属的“天”是顺理成章的。此时的造词模式为“音译+意译类属”。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意译+音译类属”,如无量佛(无量意译自梵语Amitābha,即平时所说的阿弥陀)等。此外,如前文所述,“佛、魔、梵”等语素不倾向于表示“事物类”,所以如果用于词语前位时,往往会形成大量双音节合璧词,如“佛心、佛眼、佛子、佛经”等。梵汉同义(近义)合璧词中主要以联合式为主,而且多是“梵语音译+汉语语素”的结构,如“刹土、菩萨大士、禅定、摩尼珠”等。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联合式”结构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即使支谶译经也不例外,联合式(710词)的数量几乎是偏正式(469词)的两倍。但在“合璧词”的创制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是偏正式,联合式只有十数例。究其原因,这也与文化的不对等有关。因为选取音译的形式,本身就是因为在汉语中缺乏能代表佛经概念的词语,如果想再找一个与它同义的汉语语素就更困难了。半音译半意译合璧词在支谶译经中数量极少,仅有三例:“帝释”、“五旬”、“恒沙”。以“恒沙”为例,它源于梵语“Ganga-nad-valuka”,其中Ganga(恒迦)节缩变成了“恒”,这是音译的部分。而valuka(缚噜迦)意译为汉语便是“沙”,这便构成了半音译半音译合璧词。

三、语言干扰:汉语造词模式的演化和发展

语言演变有两种类型,一是“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internallymotivatedchange),二是“接触引发的演变”(contactinducedchange)。①支谶译经作为一种“佛教混合汉语”,它对汉语的影响不仅仅是语言借入,更重要是通过语言接触对自身的演变产生影响。如前所述,东汉译经只是一种中介语,它可以无限接近目的语,却很难摆脱母语的影响,所以多少会出现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是以汉语为标准,如果只是零散的,偶尔的错误,那只能看作是译师个人的翻译偏好;但是假如大量使用,甚至形成了体系,这种错误就有可能得到大众的认可,逐渐进入汉语当中。换句话说,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语言借入就有可能连带深层的造词模式都借用过来,这种整体性的借用势必要对汉语造成影响,我们称这种作用为“干扰”(interference)。它首先对汉语起到一种扰乱的作用,这本是第二语言习得中需要剔除的现象,但是语言并不是封闭系统,只要与外文化接触就可能受到影响。因而当“干扰”的作用足够强大,甚至可以反过来渗透到汉语当中时,这种“二次干扰”就会在汉语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推动类型上的转变。汉语在与佛经文化交融之前,本身也有比较丰富的造词手段。我们这里主要探究“修辞造词”,因为它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游汝杰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②支谶译经中的“修辞造词”就充分体现了文化交融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据研究,支谶译经的修辞造词主要有比喻式、借代式、委婉式、夸张式四类,它们在佛经传入之前就已经为汉语创制了不少独具特色的词语。同“语素合成造词”相比,修辞造词对于内部结构并不重视,它更注重的是隐含其中的文化内质,所以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

这种特点有时候具有共性,例如“委婉造词”,之所以委婉,是因为有些事物不便于直说,所以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进行表达。至于婉言的对象,不论是汉民族还是佛经文化,“死亡”都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它带给人们恐惧和痛苦,因而每当谈及都讳莫如深。在汉文化中可以用“安息、仙游、长眠”等词委婉地表述,在支谶译经中也出现了三例表达死亡的“委婉造词”,分别为“百岁、寿终、命过”。其中“命过”一词属于支谶首创,在其他文献中用例较少,但是它们都是利用婉称来辗转表义。在这点上,汉民族与佛经文化并无二致。再比如“比喻造词”,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也会有一些具有共识性的事物,由于它对应的特征是直接而鲜明的,所以可以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例如“海”,它具有广阔无边数量多的特质,这在各族文化中都是如此,因而就衍生出一系列以“海”的特征进而联想和类比的比喻词。汉语早在《黄帝内经》便有“血海、气海、髓海”等表述,支谶译经中这类比喻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已初见雏形,如“功德海”、“生死海”等,这更不用提后世大量出现的“苦海、法海、欲海、心海”了。但是由于汉民族和佛经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修辞造词中主要体现的是“个性”。我们先看“比喻造词”,由于出现了大量佛经语素,所以在本体喻体的构建上,就会有一些异于汉语的特征。例如以“法”为本体构成比喻词,如“法海、法鼓、法炬”等,这些喻体在佛经传入之前就很少使用。而且该比喻模式在后世也很多用,由其衍生出的“法网”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颇高,已经难以看出源于佛经。与之类似的还有魔(魔爪、魔网)、心(心花、心树)等。此外,虽然比喻造词形象鲜明,但是毕竟限于汉语双音节为主的语言特点,两个造词语素分别表示本体、喻体还是较为困难的,所以支谶译经中出现了几例“借喻造词”,这与同时期的中土文献具有较大的差别。例如“画瓶”,它的词内并未出现本体和喻体,但是由于它精美易碎,所以佛教中用来比喻“虚幻易坏的人身”,它属于“借喻造词”的“整体非相似”类中的“一般偏正短语凝结为词”。①与之类似的还有身火、水月、甘露等。

再如“借代造词”,相对于“比喻”而言,各民族对于本体和借体的界定更为自由,所以也凸显了每个民族文化的特性。支谶译经中“借代造词”数量较少,但都是表物,如“象马”,它代指骑乘。我们知道,“马”作为汉族亦有的骑乘工具,这种借代是可以理解的。“象”从当时中土文献的语料记载中已经出现,但和它在佛教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印度人历来崇尚大象,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普及,所以它很早就被作为借代本体而使用。所以这种借代的方式就必须考虑到文化交融的因素。此外,无论采用什么造词模式,体现在内部形式上,它还是由一个或多个语素构成。在汉译佛经文献中,有些语素由于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它的使用频率增加,而且在组合能力和搭配方式上都产生了一些变化,这种用法也属于语言的“干扰”。例如“净”,它在佛经传入之前,在中土文献中也有用例,如“清净、净洁、净秽”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与同义或反义语素相连,构成“联合式”词语。在佛经文化中,净的使用频率颇高,仅在支谶译经中就出现数十次,但是它在搭配方式上与中土文献有所区别,它多用于偏正式,后面直接加所要修饰限制的名词性语素,如“净水、净戒、净眼、净法、净愿”等。究其原因,这就是梵文原典所带来的“干扰”影响。以“净水”为例,梵语中“净水”表达为sita+amubu,其中sita义为“纯净”,它是形容词性;而ambu是中性名词,表义为“水”,所以翻译为汉语则直接用“净”+“水”构成新词。同时,“净”在佛经中含义比较接近“梵(Brahmā),《华严疏钞•十七》:“梵是西域之音,具云勃㘕摩,此翻为净。”前文已述,梵是新兴造词材料,它往往用于词语前位,大量构成偏正式复合词,所以“净”在造词模式上也与“梵”保持一致。这就体现了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新的语言现象。

四、结语

本文尝试着从“语言接触”以及“文化交融”的角度对支谶译经的造词模式进行了考察,主要对新兴造词模式以及译经对汉语造词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新兴造词模式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出现了新兴造词材料,这主要指佛经外来语素的汉化,如“佛、梵、魔、刹、禅、钵、劫、僧”等;二是新增了三种新兴造词方式,如“音译、意译、梵汉合璧造词”。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语言也不例外。这几种造词方式的变化体现了语言由简单到精密的特点。由于佛经语料具有“中介语”的性质,因而不可避免受到母语的干扰。与第二语言习得不同的是,这种影响并非全部以错误论处,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和文化沟通的加深,这种干扰可能会对汉语的演变产生作用,甚至促动语言融合。如对汉语既有造词模式“修辞造词”的影响,还有汉语语素搭配功能的改变等。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对汉译佛经的造词模式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但是目前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新兴造词材料在造词过程中是否具有规律性的特征?除了前后位置的分布,还有无其他影响因素?第二,对于语言干扰的研究是否可以再做拓展?同时把书面语和口语的接触和融合也纳入研究范围?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努力去做的工作。

作者:张烨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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