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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卵白釉瓷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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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元代的景德镇窑瓷器品种甚多,青花瓷虽然今日最受关注,而当年声誉最高的却是卵白釉瓷,产量最大的还是卵白釉瓷,起码在湖田窑址所见如此。不过,卵白釉瓷器却精粗有别,优劣判然。瓷器是为人烧造的,它们的精粗优劣一定体现着所有者的种种差异,其等级的高下、财富的多寡、审美的取向等等都会决定产品的面貌。这虽长期为研究者漠视,却是中国古代造作的通则。三十年前,作者曾据以分类讨论过元代的卵白釉瓷。此后,考古发现不断、时贤成果迭出,旧说已有补充修订的必要,以下,再重作缕述。

一、供奉瓷

它们应是浮梁磁局的产品。据其长官品秩很低推测,磁局规模已然不大,并且,以那时的生产条件,供奉瓷器的烧造只宜在秋季,因此,这类器物当年就为数无多,留传今日的必定更少。

目前仅“太禧”盘一种能够指实。“太禧”盘已知有四面留存至今,北京的颐和园、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的赛格勒博物馆〔图一〕、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各有其一。蒙古人崇敬祖宗,对先帝、先后,要在其专有的藏传佛教寺院里设神御殿(影堂),供奉御容,祭祀不断。“太禧”盘就是神御殿里的祭器。“太禧”则是掌管先帝、先后祭祀的太禧院、太禧宗禋院的简称。这个官署初设于文宗天历元年(1328),时名太禧院,次年,更名太禧宗禋院,后至元六年(1340),被与文宗有杀父之仇的顺帝裁罢,故“太禧”盘的烧造也必在此12年中。这样,“太禧”盘烧造于1328年以后的通行说法固然不错,但只提上限,毕竟显得笼统。皇家祭器选用白瓷,显然出于蒙古族尚白的习俗,而“太禧”盘上的纹样〔图二〕也都有意蕴。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例,外壁刻出“变形莲瓣纹”18只,联系着蒙古族对9与其倍数的偏爱;内壁印花的八吉祥出自蒙古族崇信的藏传佛教;盘心的双角五爪龙是帝王的象征,最晚在大德元年(1297),它的尊贵地位已经明确。应当一说的是,“太禧”盘上的八吉祥分别为长、螺、轮、盖、花、珠、鱼、伞,即有珠而无罐。不过,在更早的北京铁可墓(1313)出土的铜镜上,却已饰有后世习见的轮、螺、伞、盖、花、罐、鱼、长的八吉祥了,看来,八吉祥的定型不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在“太禧”盘的时代尚未定型。浮梁磁局烧造的卵白釉瓷器显然不止皇家祭器一种,应当还有宫廷日用瓷。1972年,在元大都的宫廷遗址内,发现过64片卵白釉瓷器的残片,分别属于圈足碗、折腰碗、高足碗、长颈瓶、圈足杯、盘、罐、炉等。研究者说,它们“从质量上看都很优良,胎质洁白致密,烧成情况最好,厚薄依造型要求,均匀安排,釉质莹润,确实代表了元代瓷器工艺的水平”。这些残片或许就是宫廷日用瓷的孑遗。蒙古帝王慷慨豪放,时时对亲贵勋臣大行赏赐,这招致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元史•食货志》为《岁赐》专设一卷,便旨在体现当年滥赏的史实。这样,若干重要墓葬、窖藏里的精美白瓷或许也是浮梁磁局的产品,是专为赏赐烧造的。疑似的器物也可略举数例。如北京耶律铸夫妇墓里的高足杯〔图三〕,此杯体轻釉润,内壁模印荷塘三游鱼图案。图案中对称印出的“白”、“王”两字十分引人关注,或将它们组合成“皇”字,或把“白王”与佛教相联。尽管两说均应再议,但后说作者将其产地指为景德镇老城区的戴家弄窑确有意义。又如保定永华路窖藏中的盘〔图四〕和杯〔图五〕,它们的制作极其考究,皆做八瓣莲花形,造型灵秀,胎质细白,釉质莹润。盘心印出浅浮雕式的二龙戏珠纹,龙纹四爪,印纹清晰准确,工艺水平极高。杯则体形小巧,娇柔清丽。把它们判断为赏赐品不仅因为其精细考究,还因为其主人的地位。

耶律铸乃蒙元名臣耶律楚材之子,生前曾为中书左丞相,晚年遭罢免,至元二十二年(1285)卒。至顺元年(1330),赠懿宁王、谥文忠。这类生前显达、身后荣光的人物自然经常获取大汗的恩典,高足杯应该就得自君王赏赉。保定窖藏的主人目前虽难认定,但还可以推测。保定的重要衙署除本路的总管府、万户府之外,还有管领保定等路阿哈探马儿诸色人匠总管府,它掌管“太祖大斡耳朵一切事物”,秩从三品这个总管府归隶的。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或许也设在这里,它总领太祖四大“斡耳朵位下户计民匠造作之事”,秩正三品。斡耳朵是突厥-蒙古语宫帐的音译,蒙元时代,帝后亡故,宫帐不废,由其宗族世代继承,管理财富,统领人口。以其等级、以其职掌,这两个总管府与其长官极有可能受赐供奉瓷。两个总管府之中,因为衙署名称明言“保定”,管领保定等路阿哈探马儿诸色人匠总管府与其长官更有可能。而保定窖藏中的青花等瓷器也精美异常,这无疑增加了这个判断的合理性。此外,在上海青浦的任明墓(1351)、江西上饶的窖藏和北京顺义的北石槽村,都出土过印花的五爪龙纹高足杯〔图六〕,上饶高足杯还带“玉”字铭。在湖田的刘家坞窑址,带“玉”字铭的五爪龙纹高足杯也出土过。考虑到所饰的尊贵纹样,它们应当也是浮梁磁局的产品。尊贵的器物之所以能流散宫外,显然联系着元代局院的管理乱象。当年,总有官员逼迫匠户为其私造产品,这就是元人说的“官人”常常“带造生活”,或者“影占着”匠户,为其造作“梯己的勾当”。风气如此,浮梁磁局自难例外。“带造生活”、“梯己的勾当”还往往使用局院中的物料,迫使政府一再下令局院严格管制。在《元典章》、《通制条格》里,类似法令被大量收录,反映了这种乱象的普遍与持久。物料既然相同,设计也可沿用,这令“官人”私造的产品难免与局院的常规产品面貌相同。元末明初,浮梁磁局的白釉瓷器备受称赞,已有学者指出,它们常被称为“御土窑”。孔齐《至正直记》卷二《饶州御土》。孔齐已经明白表达了对卵白釉瓷的赞美,曹昭的议论更应留意:元代瓷器中,今人对青花评价最高,但当年,至少在文人心目里,卵白釉瓷却令青花难望项背。

二、官府公用瓷

它们是枢密院等政府机构在浮梁州订烧的器物,著名的“枢府”款瓷器是其代表。“枢府”相信是枢密院的简称。这样的器物今存甚多,不仅传世品大量见于公私收藏,出土物也屡屡见诸报道,发现在许多墓葬、窖藏,甚至内河的沉船。在安徽歙县医药公司基建工地的窖藏里,竟一次出土了109件,包含着折腰碗〔图七〕31只,盘78面。出土地点性质不一,还分散各地,显然是在提示它们常常被据为己有。蒙元时代,衙署物品的管理混乱非常,化公为私往往有之。如御用酒便常常被“横索”,这种情况不仅载入正史,还被高丽的汉语教科书生动描述。《朴通事》鲜活地再现了元代社会的种种场景,其开篇就描述了成功讨要光禄寺和内府20瓶美酒的过程。“内府”款梅瓶、“枢府”款瓷器的屡屡发现就是化公为私的反复证明。当年烧造官府公用瓷的不仅浮梁一地,还有烧造青瓷的龙泉。在韩国新安海底的沉船中,已有底刻“使司帅府公用”铭的龙泉青瓷盘。冯先铭先生指出,这个“使司帅府”应是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枢府”款瓷器的出土遍布各地,由此判断,使用它们的官署应该又包括了枢密院的下属机构,但是,有的机构还会专门定制,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印有“东”、“卫”二字的盘,有学者指出,“东卫”当与东宫的侍卫军有关。倘若枢密院及其下属机构能够定制,那么,其他官署应当也可以,在江苏扬州和安徽宣城的发现就是明证。两地都发现过一种印花的卵白釉碗,其外壁以钴料书写楷体的“宪台公用”。报道者已经者指出,“宪台”当指御史台,不过,另有专家相信,应指代地方的路府级以上的官署。从元代的情形考察,当以前说为是。带“枢府”铭的器物多为小型的盘、碗等,折腰碗是有代表性的器形。器内都有印花的图案,缠枝的莲花、菊花是最常见的装饰题材。这类器物虽在后代声名很大,但与供奉瓷相比,已经逊色,胎、釉均欠精细,这已被前揭曹昭的议论指出。它们的胎体还常常颇厚重,印纹也往往不及供奉瓷清晰。

三、商品瓷

卵白釉瓷里,浮梁民间烧造的商品瓷数量最多,它们不仅风行域内,还畅销海外。盘、折腰碗和高足杯是常见的器形,这显然是在摹仿“枢府”铭的器物,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瓶、壶、罐等。这类器物大多比较粗糙,往往素面无纹,曹昭评价的“欠润”大约就是针对它们。孔克齐描述的“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等耳”,则指出了胎料的差距。商品瓷的精粗通常联系着购买者的财力。由于富室大户的存在,商品瓷中,也有些颇精美。如新疆霍城阿力麻里遗址窖藏出土的“福禄”铭盘,报道者认为,其它器形和质地都与“太禧”盘接近。类似的器物还得自江西高安和乐安的窖藏等,在“福禄”之外,铭记还有“福寿”、“福真〔”图八〕。卵白釉瓷还有戗金的,这样的玉壶春瓶在江西高安的窖藏已经出土〔图九〕。又有些器物颇精巧,如江苏扬州古城遗址出土的高足杯〔图十〕,杯身双层,外层镂雕四季花卉。一些精美的商品瓷同浮梁磁局的匠户有关,是在应役之暇匠户们用贡余的“御土”烧造的,前揭《至正直记》对它们描述甚详。这样的器物应当沿用了供奉瓷的款式,面貌同入贡者很相似。另有些较精美的卵白釉商品瓷在努力仿“枢府”铭的器物,它们在海内外都发现了不少,数量远远多于仅用少量“贡余土”烧造的精美器物。几乎在各个方面,它们都同官府公用的器物一致,差异恐怕只在没有印出“枢”、“府”等字样。其实,历代民间产品摹仿官府的情况都很普遍,这反映的是统治阶级文化对全社会的深刻影响。元代陶瓷的仿古风气很盛,浮梁磁局的匠户还制作摹仿宋代定窑的大盘,并且,仿得逼似原形,关于它们,孔克齐也记录过。《至正直记》卷四《窑器不足珍》(页156):刘新园先生依据孔齐“在家”的年代,认为这对大盘烧造在至治二年(1322)以前,但又有专家则从纪事的“至正癸卯”年上推30年,认为它们的相对制作年代为至顺间(1330-1333),当以前一种说法为妥。定窑式样的器物不仅行销国内,在海外也有市场,这样的大盘在韩国新安海底的沉船中获得了两只。虽然2012年,它们被重新鉴定为金代的定窑产品,但从前揭孔齐的描述看,元代的浮梁州也肯定烧造仿定的瓷器。孔齐身为圣裔,其表兄应该也是位士大夫,他喜爱酷似定器的产品,体现了以士大夫对前代典范的思恋。当年,这种情感还很流行,仅以陶瓷为例,还北有霍窑仿定、南有哥窑仿官。理应关注的是,其楷模的时代都在前朝,就是由汉族统治的赵宋。在种族制度严酷的蒙古时代,这自有深意存焉。

作者:尚刚 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故宫博物院院刊杂志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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