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范文

摘要：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FPS2016）分析了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效应，及其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异质性。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有明显的促进效果；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的创业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对东部农民工呈现消解效果，对中西部农民工则有提振效应；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各年龄段的农民工进行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40岁以下农民工进行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具有显著激励作用；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低技能组农民工创业的激励主要作用于自家农业生产，而对高技能组农民工则主要作用于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

关键词：社会保障；满意度；农民工创业；影响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支持和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业是中国未来重大发展战略。对处在经济发展转型的中国而言，创业活动是解决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就业难等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创业是一项具有投资风险的活动[2]。社会保障满意度主要体现在居民对政府在医疗、教育、基本生活以及救助等方面的满意度，能够对居民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对居民创业产生影响。对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创业以及创业意愿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对于影响创业的因素，学界主要从个体特征[3,4]、工作经验[5]、风险与认知[6]、社会资本[7]、金融发展与政策支持[8-10]、市场环境[11]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所研究的对象多数为农村居民、农民工、大学生等[12-14]。在现有文献中，更多是分析社会保障中的医疗保险与创业之间的联系。Goldman等[15]提出有健康保险的居民创业意愿更强烈。周广肃、李力行指出新农保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创业意愿[16]。郭云南、王春飞研究发现加入新农合的农民具有较高的创业概率[17]。张玲玲在研究中指出基本治疗保险能够有效提升居民创业概率[18]。杨勇等的研究则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19]。纵观已有文献，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创业的概率进行了解释，但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否会影响农民工创业，尚没有人进行探究。一般情况下，社会保障满意度较高的农民工有较为稳定的工作，使得农民工不愿意冒风险进行商业性投资，可能对其创业意愿产生“枷锁效应”。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工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比较满意，使得自己无需再为当前可能存在的教育资金、医疗资金等方面的风险担心，可能会促使其进行创业，从而增加了创业的可能性。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否会影响农民工创业呢？如果有影响，是“提振”还是“消解”？基于上述问题，笔者拟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对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农民工创业间的联系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技能水平农民工创业的异质性进行分析。

二、变量与模型选择

1．变量选择（1）创业。本研究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中“您的主要工作类型是什么？”的答案来对创业进行分类。其中，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视为创业者，并赋值为1。应该说明的是，“自家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是诸多农民工解决自身就业的主要手段，它不仅含有小规模创业，也存在着如农家乐、农业生态旅游、特色种植等等许多规模较大的农业创业，是一种自我雇佣的创业活动。因此，在这里与宁光杰和段乐乐所作处理保持一致[20]，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与“自家农业生产”视为创业变量并赋值为1，其他情况则视为非创业者，赋值为0。（2）社会保障满意度。本研究关注的是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针对问卷中农民工对“中国贫富差距、教育问题以及医疗问题严重程度”的回答相应赋值0～10；由于在问卷中数值“10”表示最严重，为与创业保持同方向，将严重程度“10”重新赋值为满意程度的“0”，并以此类推，得到农民工对贫富、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满意度；另外，农民工对生活的满意度根据“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赋值，赋值范围为0～10。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选取问卷中“社会保障问题在我国有多严重”进行赋值，由于其赋值方向与社会保障满意度方向相反，因此对其重新赋值，将答案10赋值为“0”，以此类推。（3）个人、家庭以及工作特征。在参考冉云芳与李涛等所选择的评估个人特征、家庭与工作特征以及主观认知的基础上[21,22]，选取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教育年限、健康以及婚姻等个人特征控制变量。家庭与工作特征选取收入等级、工作整体满意度以及家庭人口数等变量，主观认知选取对政府干部信任与智力水平等变量。2．模型选择为探究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创业之间的联系，建立如下回归方程：ijjjjjprivproworkY3210（1）其中，Yj表示第j个受访者的创业状况；jwork表示第j个受访者的家庭与工作特征；jpriv表示第j个受访者的个人特征以及主观认知；jpro则是第j个受访者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由于创业状况为0～1变量，因此，采用Logit模型对上述方程中社会保障与创业之间的联系进行估计。本研究采用倾向匹配法（PSM）以避免有可能出现的选择偏误与内生性问题。所谓PSM是指针对二组样本集（在本文中根据个体对社会保障满意度将“0～4.9”重新赋值为0，“5～10”重新赋值为1两部分），通过对组内得分因子进行匹配，得出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净效应，即平均处理效应（在本文中使用ATT表示）。参照秦立建和苏春江[23]的研究，其中jX代表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采用北京大学2016年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在选取样本时只保留居于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员，并将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人群与学习、参军等人群删除，使剩余样本更符合农民工人群。另外，由于创业活动基本上只存在于有劳动能力的人群中，将年龄设置在18～69周岁。并对问卷中回答“不知道”、“拒绝回答”、“不适用”的样本进行了删除。最终得到5488个样本。在社会保障方面，选取农民工对生活、教育、医疗以及减少贫困四方面满意度得分的平均值作为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从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对四方面社会保障表示满意（分数不少于5）所占的比重占均超过1/3。社会保障满意度的信度系数为0.817，表明该变量内部是一致的，能够有效地对社会保障满意度进行度量。

四、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在不添加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通过模型1探讨了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随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依次添加个人特征、家庭与工作特征以及农民工的主观认知分别构建模型2、3以及4。模型1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激励效应”是显著且有效的。而在模型2～4中，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回归值虽然出现了较小变动，但在总体方向与显著性上并未发生变化。

五、对农民工创业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1．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在不同区域创业的影响表6呈现了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在不同区域创业的差异。首先，从学历来看，虽然学历对农民工创业在整体上呈现“枷锁效应”，但其对农民工的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效果。随着学历的提高，其对农民工的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在东部地区呈现显著的“枷锁效应”，在中部则呈现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在西部虽有抑制效果但并不显著。其次，从年龄来看，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区域状况下，年龄对农民工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并没有太大效果；但年龄对农民工的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显著呈现“倒U型”结构，其转折点基本位于40周岁左右。另外，从社会保障满意度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其中，在东部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抑制了农民工创业活动，而在中部与西部则呈现显著的促进效果；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在中部主要作用于农民工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在西部主要作用于农民工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而在东部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枷锁效应”主要作用于农民工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可能原因是，相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多为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城市，在收入、社会保障方面均具有优越性，使得社会保障满意度对该区域农民工创业的抑制效果更高。而在西部区域，政府大力支持广大青年到西部创业并促进西部开发的经济效应正逐渐为西部地区的创业带来活力，社会保障满意度对经济所具有的推动效应，能够有效促进生产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并与西部区域的创业环境相结合，从而大大提升了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

2．对农民工创业影响的年龄差异为了解农民工创业活动在不同年龄段下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按照年龄是否超过40岁，分两个方面探究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不同年龄农民工创业作用的差异（表7）。从年龄分组来看，无论是40岁以下组还是40岁以上组，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呈现促进作用，但对40岁以上农民工的促进效果却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4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更具有冒险精神，而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提升促进了该群体人员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进而提升了青年农民工的创业可能性。从从事的创业类型来看，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进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枷锁效应”，但对40岁以下农民工进行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具有显著“激励效应”。另外，40岁以下男性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要大于女性，但40岁以上则是女性农民工创业可能性大于男性，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女性基本上已经脱离繁琐的家庭事务，也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从而提升了其创业可能性。在40岁以下农民工中，婚姻状况与学历均对其创业具有显著效果，但婚姻为“激励效应”而学历则是“枷锁效应”，但在40岁以上农民工中则表现出与之相异的结果，尤其对农民工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学历、健康程度以及对政府干部信任表现出显著的“激励效应”。

3．对不同技能农民工创业影响的差异虽然教育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农民工创业活动，但现实中农民工自身技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社会保障对拥有不同技能的农民工创业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效应呢？借鉴陆铭等[25]的研究方法，采用农民工的学历来区分技术技能的高低（低技能组为初中及其以下水平，其他为高技能组），具体结果见表8。结果显示：在无控制变量的状况下，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低技能组农民工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具有“激励效应”，对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则有“枷锁效应”；而对高技能组则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另外，通过有无添加控制变量的对比结果显示，虽然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高技能组与低技能组的农民工创业活动均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但其激励的对象却存在差异。其中，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低技能组农民工创业活动的激励主要作用于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而对高技能组则主要作用于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

六、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运用Logit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否影响农民工创业进行了探究，结论表明：（1）在总体上，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的“激励效应”是显著且有效的，从稳健性检验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所得的结果也支持该结论。（2）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可能性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其中，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创业可能性在东部表现为显著“枷锁效应”；而在中部与西部则呈现显著的“激励效应”。（3）在各年龄层中，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民工进行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枷锁效应”，但对40岁以下农民工创业具有显著“激励效应”，且该效应主要作用于农民工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4）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低技能组农民工的自家农业生产具有“激励效应”，对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则有“枷锁效应”，而对高技能组则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社会保障满意度对低技能组农民工创业的激励主要作用于自家农业生产型创业，而对高技能组的则主要作用于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5）东、中、西三个区域农民工创业的年龄呈“倒U型”，且转折点均位于40岁左右；总体上男性农民工创业可能性要高于女性，但在40岁以上则是女性农民工创业可能性大于男性。上述结论包含着以下政策含义：（1）提升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基于社会保障对提升农民工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应加快构建城乡保险一体化进程，不断弱化由于职业、户籍等的不同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异，积极提升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力度，使农民工获取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益，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在农民工创业中的推动作用。（2）针对不同农民工给予差别化的创业优惠政策。个体对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激励效应主要作用于农民工自家农业生产，而对农民工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型创业则更多表现为“枷锁效应”，因此，不可一味提高保障服务，而是应该提供适当的保障，在维持两种类型创业平衡的同时，激发农民工创办私营企业的意愿。针对性别、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不能够采用“一刀切”，应该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给予不同的创业优惠政策与保护措施。（3）加快推进区域间的协同合作。由于区域间农民工创业存在差异，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社会保障对各区域的作用效果不同，因此，在积极鼓励农民工创业的同时，应关注社会保障在地区间的差异，以东部作为农民工创业的“领导者”，以中部为桥梁和纽带，并积极改善西部的创业环境，推动地区间农民工创业的协同格局。

作者：孙浩；杨治辉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