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契合范文

《福建论坛杂志》2015年第八期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深度挖掘蕴藏在“社会主义”中的“制度优势”、“生态潜力”和“正义属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也是政治（主义）优势问题。我们认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着重把握以下三点。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价值

“关联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挑战日益严峻。把一个什么样的地球留给子孙后代，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生态文明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人类理性反思的产物。当代人逐渐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享受，都必须以生态系统和谐为前提，没有人能够否定，阳光、空气和水是一切崇高价值的自然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这一基础与社会制度直接相关。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怎样的关系？如果要弄清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怎样的关系，首先应分析两者有没有价值上的“关联点”。我们先从生态文明来看，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科学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状况支撑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落实及其成果的反映。生态文明摒弃人类破坏自然、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的想法和行动，倡导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并自觉进行生态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生态文明突出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主从的“主奴关系”。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严重破坏而导致的恶果，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而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接下来我们从社会主义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超越和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可见，这一价值诉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内在契合的。其实，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杞人忧天。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具有极端的现实性和迫切性。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付出了沉痛的自然生态和环境代价，我们的山、水、土地、空气、河流、海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甚至已经到了危及生存的地步。其实“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很重要一个方面就是一些增长和发展导致了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受到了威胁。当前和今后应抓住“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其根本目的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面对严峻形势，我们一定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增强生态危机意识，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反思导致生态危机的主因主要在于人类的活动。2007年2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巴黎发表的评估报告指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有九成的可能性是来自人类的活动。这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②恩格斯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③所谓报复就是“每一次的这种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人改变态度、观念和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鄙行为的奴隶。”④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当前，中国发展的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人民大众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为此，必须运用“关系思维”和“系统思维”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不能分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由上表可见，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必要“一环”，如果人的实践活动不尊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必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最终直接危害到人自身。具体而言，“万物息息相关原理”表明了人与生态系统的复杂且微妙的关联，告诉人们要有“联动意识”；“万物皆有所终原理”揭示了生态系统的物质代谢奥秘，告诉人们要有“循环意识”；“大自然最了解它自己原理”告诉人们要有“平衡意识”，自然具有回归生态平衡机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原理”则警示人们要具有“补偿意识”，从自然中攫取的一定还要重新回到自然中去。归根结底，人的物质代谢过程（不管是个体生命层次的物质代谢，还是群体层次的物质代谢）与生态息息相关，也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生态面前，没有人是例外的，由此，“物质代谢具有环保意涵”，这可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⑥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每一个地球人的共同责任，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二、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战略

“制高点”当前，“资本逻辑”依然是生态问题的“总根源”，因此“资本主义批判”就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战略“制高点”。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正是对资本主义及其“资本逻辑”的最深刻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紧张问题的“总根源”。资本主义对于人的“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戕害，造成“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双重伤害，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逻辑。“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超前过度消费”导致金融危机和政府财政危机，“大量废弃”导致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又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它强调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的掌握。因此，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即是破解“富人”与“穷人”之间矛盾的现实之路，又是解决“强者”与“弱者”之间冲突的一条可能之路。

工业革命既是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也可能是走出危机的现实出路。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40%。这正是生态危机发生的直接根源。从16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确立和发展，人类利用科学技术无限地向自然索取，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到了20世纪爆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走老路按西方工业文明模式发展，已经没有出路，需要依靠自己的经验，不要跟着西方工业文明模式走，需要实现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变，建设生态文明。”⑦当前，人类正迈进“第三次工业革命”门槛，中国转型发展更应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抓住“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努力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路来。建设生态文明是顺应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建设生态文明，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也具有深远影响。从哲学视角看，人与自然主要有三种关系样态：一是基于“劳动———主体性”，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样态；二是基于“交往———主体性”，自然是主体，人是客体，这是“自然中心主义”样态；三是基于“审美———主体性”，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自然既是客体又是主体，这是“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样态。当代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应努力建构“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这无疑需要我们汲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当前，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世界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发展到“生态时代”。生态时代的任务主要是要解决工业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生态与经济不协调的矛盾，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其核心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当前“两型社会”建设还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和制度缺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制度创新，为“两型社会”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中国发展不能沿袭西方未端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而应采用生态化生产方式，克服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弊端，这需要从制度、技术、文化等角度转换发展理念。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科学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内在要求，事关人民福祉和中国永续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为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创新点”

如何在发展工业文明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些问题是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绝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落后-发展-资源需求-环境崩溃”的绝路，而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生态文明概念”早就提出了，但“生态文明建设论”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创新。生态文明决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现实的生活诉求、客观的历史过程。“生态文明建设论”的根本任务是调整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减损工业文明的扩张性品格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当前，在人类正迈进“第三次工业革命”门槛之时，中国“转型发展”更应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抓住“转型升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争取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有所作为，形成“先发优势”（所谓先发优势，主要是指先发展者能够更好地抢占发展先机和制高点，制定主导发展的游戏规则和引领时展的规范）。这需要中国发展的引领者、决策者和实践者自觉进行“头脑风暴”，转换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所指出的：“传统的系统思维与整体观念，有助于中国理解、融入和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⑧在里夫金看来，人类将在18世纪60年代以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初以汽车大规模装配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正日益进入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服务三者相互融合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新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发源于美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在21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必将从根本上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应看到，一个涵盖13亿人的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巨大贡献。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三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显现，呈现“时空压缩”特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环境压力还在增大，经济发展的环境污染代价持续上升，一些地区污染物排放严重超过环境容量，突发环境事件频发，因此必须增强危机意识。面对严峻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紧张关系，十八大报告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要求，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其实，发展与环境并非水火不容，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发展”。如果以现有发展模式发展，环境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转变发展模式，走转型升级发展之路，生态危机会逐渐得到消除。“建设生态文明，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发展的实质。发展不应以损害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⑨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就在于创新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自然观上，人们的哲学观与伦理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目的’，经由海德格尔对他称为‘座架’的技术的本质的批判，到现在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在这个观念发展的历史期间，自然还是原来的自然，只不过由于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这种后果的负价值判断，从而导致了人类自然观的转变。”

可见，对“事实”的思考，人们可以从中引出“价值”判断，因此，事实与价值二分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努力建设以天蓝、地绿、水净为主要标志的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可能孕育着一种“现代文明新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探索”。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取得的是“人民不满意的发展”，牺牲生态环境取得的经济发展是“得不偿失的”，人的生命一旦失去不可挽回，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极难恢复，而且“牺牲人的生命”、“破坏生态环境”和“不实现环境正义”，也很难挤身于“世界文明大国”之列。

作者：郑第腾飞 张艳涛 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