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迁徙与诗歌创作的嬗变范文

《福建论坛杂志》2015年第八期

文学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早在18世纪中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就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作为文学当中最具有特色的题材类别，诗歌自从诞生以来就带有地域文化的因子，复杂多元的地域特色是诗人不竭的灵感源泉，地域时空承载着他们虔诚的诗歌精神。英国地理学家迈克？克朗认为：“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1］因此，诗人作为地域与诗歌创作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一方面抒写了某一地域文化所传递的信息，无形中渗透了该地域的地理景观与人文特色；另一方面又通过诗歌创作影响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基因。一般而言，这种互相影响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和纯粹，传播途径的日渐多元使得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越来越普遍，此消彼长或融会贯通成为必然趋势。尤其在当下社会中，随着现代性进程日益加快，城乡二元模式极度失衡，与先进的都市文明相比，传统的乡村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故乡寻找新的发展机遇，生活场域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区。这种迁徙使得流动主体经历了多个文化区域，进而形成的阔达视界对诗歌地理的多元化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一部分诗人来说，故乡逐渐演变为怀旧或追忆性质的心灵归属地，诗歌创作多侧重于带有追念或遥望因子的乡土之恋，在寄托情感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另外，这种怀旧也促成了文学、文化之间全新的选择、替换、组接和融合，在原生活地域与迁徙地域的关联变动中，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品质。

一、启蒙终结时代的乡愁书写

“中国古代乡愁主题诗歌在母题的层面上，包含了思乡与思亲、故乡情与祖国情、地域乡愁与文化乡愁、情感寄托与灵魂皈依等涉及文化学、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生命哲学的丰富复杂的内涵维度……”［2］，多元繁复的文化内涵使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拥有数量庞大的乡愁诗歌，即使在新诗短短的百年历程中乡愁诗歌也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脉支流。从留学异邦的胡适、郭沫若等人开始，到现代诗派的李金发、穆木天等人的热切呼应，无不浸渍着浓浓的思乡情结。郭沫若的《黄浦江口》中，“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开门见山，直抒胸臆，将诗人即将踏上故土的欢愉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穆木天的诗集《旅心》则是身处异国的游子内心深处失落与感伤的真切抒发。到了台湾现代诗派，更是将乡愁诗歌发展到了极致，余光中的《乡愁》风靡大街小巷，成为最受欢迎的新诗作品之一。总体来说，现代诗歌中的“乡愁”源于对“国家”神话的渴望与想象，在讲究隐喻的诗歌文本当中，“乡愁”建立了一种关乎国家形象的自我设想，是游子对于“乡土中国”内在的情感投射。与现代诗歌相比，当代乡愁诗歌呈现出的情感更加复杂。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性因素在中国遍地开花，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间意义上的距离不再是产生乡愁的直接动因。但吊诡的是，现代人与故乡之间的隔阂却并未随之减少，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20世纪初始，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Weber）就指出，以现代性为内核的现代社会依凭独特的工具理性而为世界祛魅，但与此同时也将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驱逐出公共公间，最终致使生存意义和个人自由严重丧失。而在现实语境中，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西方—东方”“城市—乡村”的二元结构中。①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成果，城市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努力清除伦理、美学、宗教等价值理性以及一切非计算性、非目的性因素，建立起发达的工商业生产体系，在极短时间内创造出传统农业生产无法企及的物质财富，持续刺激并满足着人类的感官欲求，对乡村世界中的人们构成极大诱惑。当然，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段落里，中国因“启蒙”“革命”等国族任务的要求，主要偏重于价值理性以及意识形态教化，城乡也基本处于对立隔绝状态。直至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启动以及“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这一局面才真正打破。城市板块迅速隆起于乡土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故土，去接受现代性的洗礼、享受现代性的红利。城乡二元结构迅速碰撞不仅导致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剧烈转变，也引发了个人因城市身份缺失而产生的焦灼感。这些问题进入诗歌当中，成为近年来“新乡愁”诗歌产生的最初动因。郭晓琦的《好多人陆续回到了村庄》将这种状态做了生动的描摹：“好多人回到了村庄，就有好多流浪的钥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把∕锈蚀的锁∕就有好多漂泊在城市旮旯里的炊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筒∕孤单的烟囱∕就有好多走失在出租屋、工棚、桥洞、候车室的鼾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盘∕暖烘烘的土炕。”流浪，只是一种不得已的生活方式，回归才是救赎的希望所在。村庄里“锈蚀的锁”“孤单的烟囱”“暖烘烘的土炕”是逐渐走向衰落的“乡土文明”的象征，诗人通过打工者对“家”的眷念不仅反映了底层百姓生活的辛酸，也喻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底层民众在身份归属问题上的迷茫与尴尬。

除了因为城市与乡村不同文化形态所造成的矛盾之外，工业化也在逐步向乡村挺进。杨康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通过“父亲”在“居住的地方”“存钱的地方”“喝酒的地方”“干活的地方”等几个不同的村庄之间来回穿梭的生活，以及村庄里的煤矿工人频繁“被撵”、村庄被现代工业侵袭等片段的描写，喻示了现代人动荡不安、四分五裂的生活。随着工业文明的日趋发达，人们为了改善物质条件，不得不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牺牲品，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受到挑战与冲击，背井离乡的精神煎熬与无处不在的生存威胁让“乡愁”成为打工群体重要的精神慰藉。与符号人类学所提倡的理论类似，对某种地域文化的认同需要一定的“认同符号”，即该地域的文化精神内核与形象塑造。对于出身乡土，却因为某种原因最终留在城市生活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城市文化缺少了以往所熟悉的环境与氛围，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使得他们在短时期内无法顺利地融入其中。和1980年代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启蒙意识不同，面对在城市化进程中节节败退的“乡村文明”，当下的诗歌只能通过缅怀或追溯的方式来书写乡土田园，文化地缘上的深层隔膜导致他们内心潜藏着明显的客居心态。如谷禾的《和你谈谈一个人的村庄》通过“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对故乡“狭隘、刻骨，又形同虚设”的爱，将一个犹如“撑着伞浪迹天涯”的蒲公英一般的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抒发得淋漓尽致，诗中对故乡春天的“原野及原野上生息的物种”如数家珍，诗人最羡慕的是“屋檐下筑巢的燕子”与“照耀着村庄里的父老”的阳光，因为它们可以一直陪伴着村庄里的亲人“成长，衰老，死亡，成为断折的墓碑∕或一小撮沙砾……”，记忆中的村庄承载着背井离乡的游子对故乡的复杂情感，全诗运用多重意象将这种充满矛盾的多维情思并置在一起，显示了诗人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与深刻细致的观察力。诗歌中对故乡的追忆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告别启蒙意识的乡愁书写，这种精神上的返归不仅出于对乡土的眷恋，更是对现代性的苛责与批判。

出身于乡村的知识分子大多具有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但在都市化进程中，这种眷恋多属于历史虚无化构想，是对现代化进程的逃避和消极退守。他们对乡村的书写多呈现出桃花源般的乌托邦情调，“一般是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3］可以说，在这种“离乡”的视角之下，“往昔生活多半是与都市氛围相对的田园乡村生活，是一种牧歌式的舒缓自然的生命情态。”［4］如黄忠龙的《路灯》：“一条官巷子是粗壮的树干∕四通八达的门前小路∕曲曲折折的枝桠∕密集起生存的瓦房∕片片错落有序的树叶∕终年传递着时光的血脉∕炊烟升起，阳光照射∕村庄的大树就活了……”。诗人笔下安静、祥和的村庄犹如一棵古朴壮硕的大树，承载着关于故乡的记忆与情感，但这里的故乡犹如“海市蜃楼”，只存在于想象中。多年的客居心态催生了游子对故乡的寄思，也培养了他们与故乡之间“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疏离感，这种隔膜的产生不仅源于时间的流逝，也是现代性进程中生活场域的频繁迁徙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无论是对远离家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现状的关注，还是知识分子离乡情绪的流露，建立在现代性反思基础之上的乡愁书写不仅源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也是民族认同情结的复苏。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精英知识分子深具启蒙意识的“乡土凝视”已经被普通民众的思乡、恋家、怀旧情愫所代替，“乡愁”逐渐演变为大众意义上的情感认同符号。

二、孤独漂泊的尴尬境遇

地域的概念很早就被运用到了诗歌研究当中，人们为了方便划分诗人及作品，便采用西北诗歌、西南诗歌等“空间速记”的方式总结、概括某些诗人及其作品的群体特征，但是空间只是一定概念性质的存在，不能具体描述它的位置，抽象的空间也不随时间变化，而是一个三维立体的不按照人的意识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当抽象的空间与具体的事物联系之后，才能形成拥有具体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地域概念。文学作为人文地理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与语言、宗教、民族等文化元素共同促使抽象的空间转变为具体、异质的地域，也正是这些元素及其组合的差别构成了地域差异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生活地域迁徙频繁的当下，多种地域文化元素之间的碰撞、融合越来越明显，笼统采用区域概念来归纳诗歌群体特征的方式必然会显得牵强而绝对。地域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逐渐复杂化，传统写作中的地域限囿了诗人写作的行为空间范畴，经历了迁徙的诗人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这种影响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除了促生大量的“新乡愁”诗歌之外，对诗人创作心态及写作风格所带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由于急躁，他们被驱逐出天堂；由于懒散，他们无法回去。”［5］卡夫卡曾经为现代人描绘的生存图景用来形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处境也毫无违和之感。时代的喧嚣吸引他们走出“天堂”，即终极的家乡，无奈缺乏超越世俗人生的勇气，他们终将成为“无法回去”的异乡人。对家园的思念与翘望让这些异乡人在诗歌中安放漂泊游荡的灵魂，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让他们的审美立场始终处于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程，创作模式也在不断获得拓展。当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与迁徙动因导致诗人们的表现各不相同，不同文化形态由于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要素之间的差异，既存在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的和谐局面，也会出现相互排斥、矛盾频出的尴尬处境。比如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因地缘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在近期内是普遍存在的，而矛盾的出现对于经历过迁徙的创作者来说，是必须要面对与克服的首要问题。与迁徙地的疏离感为诗歌创作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体验，现实的窘迫引发了诗人对原生活地域的诗性想象，而这种虚构导致的后果是他们在迁徙地域试图融入的同时也准备随时逃离的矛盾心理。诗人唐力早期的作品正是基于内心的敏感对生活进行深度挖掘，在简单卑微、细小柔弱的事物身上流露出悲悯情怀，从庸常的事件中寻找朴素的诗意，常常以物观人，写出了人类灵魂深处不被理解的孤独和胆怯。2006年，怀着对诗歌的虔诚与热情，唐力从重庆迁到北京。

生存的压力与地域环境的转变，使诗人的地域身份逐渐模糊，虽然他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但是在诗歌活动中仍被称为重庆本土诗人，所以他的诗歌身份依然属于重庆。②错位的身份认知在都市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造就了”漂泊无依的灵魂，而“无法回去”的失落也加深了诗人对故土与自我历史的陌生感。在“无根”的生活场域中，身份的自我认同感长期得不到肯定，就不由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重新诞生的凄凉之痛。“火车站，一个巨大的子宫／容纳了那么多的离别和痛苦／容纳了那么多的／泪水和欢欣。人声鼎沸，汽笛轰鸣……我扛着我的身体／从火车站口出来，面对生活／我再次诞生，不是通过母亲／衰老的身体／而是通过巨大的，嘈杂的火车站。”（《火车站》）诗人在不断迁徙中感受到的酸楚与艰辛，在现达的交通条件下愈加明显，在离开与归来之间不停地游走，人的归属感逐渐趋于模糊。只有“嘈杂”的现实在这无奈的“新生”中是唯一改变不了的特质，一切陌生的“别离与痛苦”在面对生活时，只能选择自我过滤。“奔跑，从黑夜到黎明，从悲伤到思念∕只有我知道，它辽阔的奔走，多么细微∕仅仅让一根头发，变白了一毫米”（《一列火车》）飞速奔驰的列车与逐渐变白的头发看起来是毫不相关的两个事物，但诗人将它们的速度并置而论，有力地传达了现代化交通工具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压迫感。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6］这里“故乡”并不单指乡土意义上的“家园”，还包括了信念与精神层面的超越。杜涯的诗歌反复围绕“故乡与童年”这一主题展开，但她对往事的追忆并不仅仅意味着乡愁与怀念，相反，呈现给读者更多的是心灵归属上的尴尬处境。诗人先后在许昌（1987）、郑州（1997）、北京（2004）、许昌（2007）等地工作、生活，由于庸常的工作环境与诗歌理想之间的冲突，她选择通过地域迁徙来完成自己的精神探险。杜涯曾在《我•诗歌和往事》中写道“诗歌，是雪山顶上的那一片纯粹和明亮，为了那一片纯粹和明亮，有的人可以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我就是这样的人。”［7］正是对诗歌的诚挚让她在自我精神构建方面不断成熟，但信念层面的模糊之感却并未消减。“那一天我坐在雪峰下，望着天空湛蓝∕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到遥远的雪山∕就像以往的岁月中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到其他地方”，不断地游走、停留，但心灵深处的追问依然如“满天的无边的繁星”，生活场域的变化所带给诗人的不是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而是更深的迷惘。“它的天空蔚蓝∕它的田野广阔∕它的庭院寂静，月光和水井清凉……它只不过是广阔平原上∕一片拥有田野和河流的村落∕然而它给予了我生命、成长∕一生的黑暗、凋谢、光芒”（《致故乡》）对故乡的回望带给诗人的是依恋与哀怨并存的复杂情感，这是一个漂泊的灵魂所拥有的无奈与忧伤，而救赎的良药依然存在于耐心、持久的探索当中。与杜涯相同，“唐力近年来的诗歌写作在不断构筑自己的精神‘基地’的灵魂地理学。他不断将散落在各处的日常化的空间场景以诗化的意义，不断在日常化景观中呈现一个当代诗人的微观地理学图景。”

灵魂上的无所皈依是在工业时代频繁的地域空间转换当中出现的，对诗人来说，每一个生活场景都在刺激着“异乡人”敏感的神经，但漂泊者又不得不时时面对这些庸常所在，并从中寻求存在的意义，在城市残酷的日常秩序之下，回乡的尝试与冲动只能寄托在记忆深处或者诗歌创作当中。唐力在《一个死去的朋友》、《火车站》、《一列火车》等诗作中为现代化交通工具赋予了新的寓言色彩，诗作中极具吞吐能力的火车不再是庸常意义上的承载工具，而成为痛苦与分离的制造者，也是“异乡人”悲剧的源头。杜涯不断重复的“秋天、树木”等物象“则凝聚着诗人主要人生经验和深度情绪细节。”［9］也是她不断漂泊的灵魂对于生存之乡与生命哲思的重新审视。

三、自然地域的还原与建构

生活地域制约着诗人创作特色的形成与延续，而当下诗歌写作意义的多元化建构也成为地域文化衍生出的必然结果，对自然地域、情感追寻、价值重构等诗歌元素的深度开掘，成为当前诗歌创作全新的增长点。频繁的地域迁徙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互相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这不仅使得地域概念逐渐模糊，也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于地方性经验的探寻与珍视。但是这种文化整合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新文化的酝酿、孕育、生成的过程，显然，对地域文化的追寻并不代表简单的回归，而是对于地方性记忆的承续，规避“全球化”、“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雷同化、模式化，进而创造关于地域空间的心灵守望。因此，对于经历过多次迁徙的诗人来说，生活场域的变动让创作者的视野与心态更为广阔高远，对“故乡”的定义不再局限于某一地域概念，而是延伸至给予过他们心灵滋养的“生活经历”，即“故乡”的自然景观、人文情怀、风俗信仰当中。经历过地域迁徙的诗人在不断“离乡”的同时也在不断“返乡”，现实中陌生化的生活场景与记忆中的家园构想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所以对担负着精神寄托的“故乡”进行还原与建构成为他们诗歌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雷平阳以笔下多变的云南被诗歌界所熟知，他小时候生活在云南省昭通市土城乡村，后由于读书、工作等原因，先后迁往昭通市、延津县、昆明市。雷平阳坦承自己诗歌写作的来源：“每个诗人背后都有一个村庄，背后都有一个个人的根据地，我背后的土地的存在支撑了我的写作，我的心灵离不开那片土地。”

在当下浮华大于一切的社会语境之中，雷平阳不惧被误读为地域写作者的危险，反复追问那片心灵的故乡。他在争议颇多的诗作《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中写道，“澜沧江由维西县向南流入兰坪县北甸乡／向南流1公里，东纳通甸河／又南流6公里，西纳德庆河／又南流4公里，东纳克卓河／又南流3公里，东纳中排河／又南流3公里，西纳木瓜邑河／又南流2公里，西纳三角河／又南流8公里，西纳拉竹河／又南流4公里，东纳大竹菁河……”，正是对云南的深深迷恋，诗人忘我地潜入自然的深邃之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想象空间，犹如神灵附着在这些不知名的河流当中，成就了一次伟大而不可复制的创作实践。在地域性视角之下隐藏着诗人对于自我阅历的审视与回顾，更承载着知识分子对自然生态保护所持有的担当情怀。贫瘠艰苦的青少年时代、辗转流离的工作生涯给予诗人的不仅仅是生活的磨练，还有对云南这片土地无法磨灭的记忆。张桃洲认为雷平阳的“云南书写”主要朝两个向度展开：“一是着眼于对他家乡云南的考古式探掘，描绘那片土地上的河流、山脉、树木的神奇；一是透过一些寻常的事物和场景，展示现实和人性深处细微的不易觉察的瞬间。”

这两个向度的抒写都源于诗人厚重的乡情。与其他凭借回忆与想象所营造的乡愁不同，雷平阳笔下的故乡就是大自然中一支绵延千里的河流，一座历史悠久的村庄，一位日夜思念的亲人，这些真实存在的自然现象与真情流露成就了他笔下对于故乡最质朴的情感。诗人笔下的乡愁既是从客观现实出发，但又不完全是自然景观的白描式书写，而是以现实为依托来构筑灵魂的栖息地。《怒江》《云南之书》《在日照》《母亲》《父亲的老虎》《存文学讲的故事》等诗作无不是源于这样真切的生存记忆，这种“追忆”行为是对故乡深切认同感的还原。“用一条江的鱼养家／用一条江的水洗脸；用一条江／劈开的山，掩埋一生的梦／用一条江擦亮的天空，做镜子／借以羞辱自己。”（《怒江》）在这首诗当中，诗人化身为“江边的渔翁”，将自己的生命与江流融为一体，对故乡河流的情感可见一斑。与雷平阳不同，高凯专注于书写对故乡的依恋与深情，他认为“没有故乡的诗人是非常可疑的，没有诗歌的故乡是十分苍凉的。我的诗歌写作其实很朴素，就是对母土的精神依恋和心灵回报。”

在贫瘠的故乡生活长达三十余年之后，高凯调至省城兰州工作。综观诗人前后期的作品，虽然对于陇东乡土的浓浓情感并未减少，但生活场域的迁徙引起了地域视角的变化，诗人笔下的黄土地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在早期的诗集《想起那人》当中，诗人为读者描画了一片充满灵动与清丽气质的诗意黄土地，但在《乡愁时代》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片土地却已经是诗人在异质文化的氛围当中重新构建起来的精神家园。“老家总习惯在家门口∕用一棵很神的树挑一轮月亮∕等出门的人……那种迷人的手势∕千里之外也能看见∕也能把你的小魂在异乡∕一块残月的阴影里∕勾住”（《村口》）老家，在诗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座村庄、几孔窑洞，而已然成为彼此牵挂、惦念的“亲人”，这种以物喻人的写法暗示了诗人心灵深处对故乡的依恋与热爱，“土窑洞一个个∕肩挨着肩∕一年到头∕都取着暖暖∕做饭的烟走上天去∕也能拧成一股”（《黄土里的陇东》）这种回望不仅是对黄土地风土人情温情缱绻的回忆，也是诗人对当下生活氛围的反思。对“故乡”的自然地域、人文情怀进行诗意还原，与以往对田园山水牧歌式的吟咏不同，这里的回望与建构内在地反映了当下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症状。“他们未必意识到的是，只是在城市他们才奏得出如许的田园与荒野之歌，旋律中深藏着骚动不宁的狂暴的城市心灵。”［13］作为书写地域的诗人，也正是这种远距离的审美观照赋予了他们治疗“都市病症”的药方，对都市与乡村复杂情感的反复咀嚼使得现代人在迷茫无助的精神劫难中得以救赎。

四、文化交汇中的碰撞与超越

在“全球化”发展的影响之下，一些具有文化意义的“地理”概念逐渐淡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特征已经相当微弱。对于经历过地域迁徙的诗人来说，异质的地域环境是相对于“源地”的“靶地”。诗人对这两个地域不同的文化氛围、人文气息、创作习惯等进行了重新选择与吸收，并以超越某一特定地域的高度俯瞰整个社会，在矛盾多元的文化交汇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视域，诗歌创作模式也呈现出不同的审美范式与多元文化视角，这不仅成为诗人独特的标签，也成为他们深入探讨人生、人性等复杂问题的有利资源。出现这种风格转变的诗人以自愿选择迁徙的居多，他们大多在原来的生活地域中创作特色已较为鲜明，选择迁徙是为了寻求新的创作增长点，如安琪、江非等。作为福建漳州籍诗人，安琪在那里生活多年，闽地丰富多元的诗歌支流使得她在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既秉持独立的漳州立场，又能选择性的吸收其他诗群丰富有益的资源，多元融合之下的激情写作带有南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想象诡异奇谲，词语大胆丰富。怀着对诗歌宗教般的虔诚，安琪来到北京后对诗歌的经营更加地用心和努力，早期的反叛风格得到了延续并渐趋成熟。2004年成为安琪创作的转折点，正是诗人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年。从这一时期开始，安琪的写作逐渐分为福建阶段和北京阶段。读《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等诗作，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分野，“她早期的史诗写作是发散的、无序的、无方向的、激情的，而北京时期的诗歌写作则是内敛的、下沉的、生活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即是充分生活化的日记体。”

安琪创作前期喷发式的书写曾经被陈仲义评价为“吃过摇头丸的安琪”，“亢奋而峻切的飞舞”。到达北京之后的安琪则逐渐流露出成熟的底色，转入日常生活的描摹，回归到亲情、温暖等凡俗细节的刻画与描述当中。在新诗集《极地之境》当中，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流露于字里行间，对故乡、亲人的牵念，对内心潜意识的捕捉成为这本诗集的主题，在娓娓讲述中为读者呈现了诗人凡俗而又充满趣味的生活。与早期的创作相比，这些诗作的叙述视角更加贴近生活，但诗人在这样的庸常描写当中，并没有放弃对于诗歌技艺的打磨，诗歌意象与内在情绪的营造依然隐藏于诗行之间。追根溯源，这种对于生活本质的不懈追寻正是长期在“诗歌王国”打拼的惯性使然，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描写当中仍然透露出“双声部”的底色，于超然中渗透着执着的叩问。江非，曾经以笔下的“平墩湖”被诗坛所熟知，在他早期的《外婆》《落日》《平墩湖》等诗作当中，诗人以一种充满怜惜与忧患的笔调承载着对那片土地的复杂情感，既置身其中却又具有超乎寻常的反省与深刻，充满了救赎的冲突与悖论。2008年，江非离开“平墩湖”迁往海南省澄迈县。一般而言，南北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所引发的“水土不服”或多或少会成为诗歌创作的“绊脚石”，但从江非的诗歌当中读到的却是文化交汇中的融洽与契合。“平墩湖”“海南”等关键词已经不再是地理学上的空间概念，而是他诗歌王国中的一座座城池，“对于江非而言，无论是平墩湖时期还是现在的海南时期，他诗歌写作的精神向度和谱系性仍然在继续，就像强大的根脉在顽健地蔓延。”

对人生复杂经验与日常烟火气息的书写当中充满着哲学思辨的味道，“平墩湖”的历史化书写与“海南”的“中年气象”共同构成了江非的诗歌场域，地域的不断转化所带给他的是体悟命运的多重视角，这两个地域名称构成了他承载现实与土地所产生的忧患和悲悯的思想寓所。江非在一次采访中说道：“甘愿沾染海南的气息”，这种情感得益于他开阔的诗歌精神与容纳能力，正如他在《大地缓缓地张开它宽厚的臂膀》中所写道的：“那些经历战争幸存的人∕那些经历灾难幸存的人∕那些经历病害幸存的人∕大地缓缓地展开它宽厚的臂膀将他们拥抱∕大地把他们搂在怀里，给他们粮食、房屋”，他的诗歌给予这个充满病痛的世界以疗救与哀悼，一如大地给予人类的包容与救赎。地域文化作为诗人精神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过地域迁徙之后的文化类型与族群构成都面临重新整合与划分，这样必然产生新的生命形态，从而引起文化、文学之间全新的选择、换位、融合。因此，跨地域的诗歌创作拓宽了部分诗人的书写空间，为诗坛注入了新的质素。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地域———国家———全球化”的概念已逐渐达成“三位一体”的整合形态，这意味着超越某一地域或民族的诗歌创作将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如何正确有效的运用多个地域的文化资源也成为诗人们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五、结语

在很多人看来，诗人应当是“全球化”的天然反对者，因为“全球化”将打破传统社会相对独立的区域分割，侵犯诗歌实践所倚重的本土语境、个人时空。但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看来，“全球化”确实使全球各个角落都与其它地区发生了联系，任一地方传统都在开放的世界语境中成为个人行动选择的资源之一，而非永恒性、真理性存在。但因为个体认知能力的有限，人们在进入全球世界后又往往会遭遇巨大的无根焦虑和自我认同的磨难。于是人们又会质疑“全球化”的神圣性，批判其破毁力及引发的种种问题，进而表现出回归地方传统的“自反性”倾向，“我认为，认识到社会需要传统，这是完全理性和合理的。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应该废弃传统的启蒙思想。传统是必须的，而且总是应该坚持，因为它们给予生活连续性并形成生活。”

只是经过“出走———返归”的自反性循环，各类地方传统已不再保持原初的封闭状态，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并在相互碰撞中不断滋生新的地方经验。在此意义上，跨地域的诗歌书写将成为强化“全球化”自反性的重要力量。地域作为文学发生的现场，承载着文学意义得以实现的精神之源。虽然因为各地域之间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文学的地域性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但是，在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影响之下，地域之间的差异又存在一定的有限性。因此，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应该不拘囿于地域影响无法自拔。虽然在迁徙的过程中，空间的变化造成了文化姿态的嬗变，进而形成新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地域文化首先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从全国乃至全球眼光反观地域性，这种迁移属于文化结构内部的双向互动，既能丰富笼统、空洞的“地域诗学”的内涵，又能够立足全球，对于传统的地域性进行深度反思。

经历过地域迁徙的诗人其创作出现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经过时间的磨砺诗人的思想积淀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另外，地域迁移所引起的创作题材和方式的改变也不容忽视。城市文明日新月异，逐步加快的生活节奏对于诗人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以北京为代表的现代大都市已经开始摆脱乡村文明的影响，取得了相对于乡村和传统城市的异质性和独立性，而文学在这种社会潮流的影响下，由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一统转变为多元文化诉求下的真实表达。全新的文学环境使得诗人们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诗人来说，每一阶段生活场域的空间转移并不仅仅意味着经度和纬度的变化，与生活环境相关的文化氛围、人文气息都随之发生改变，这就需要他们对于过去的生活印迹进行选择性吸收以适应新的文化形态，从而建立全新的创作心态与审美范式。尤其是发达的现代化交通所造成的“去地方化”色彩日益浓郁的今天，诗人成为“故乡”这一充满诗性词语的凭吊者。这种感情的抒写或者倾诉在不同的创作者当中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直接抒写乡愁，或将思乡情愫珍藏为都市病症中的一剂良药，或在乌托邦的构建中勾画出家乡的影子，这些都成为地域迁徙所带来的文化嬗变当中最突出的部分，而这种变化在逐渐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也会愈来愈明显。

作者：罗振亚 李洁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