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道周的文学史观范文

《东南学术杂志》2015年第四期

所谓文学史观，指关于文学发展演变的观点和看法。这种观点和看法，可以是零散的论述，也可以是系统化的理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系统的文学史理论，但关于文学发展的观点和论述还是存在的，而且数量不少，主要散见于古代文人的诗文评、序跋、目录学著作等著述中。出于对自己史官身份的认同和由此而产生的史官意识的自觉，黄道周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铜山(今福建东山县)人，晚明著名学者。黄道周一生以讲学、著述为务，在明季影响极大，但学界对其文学研究关注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梳理、分析相关文献，以一窥黄道周的文学史观。

一、史官身份的认同与史官意识的自觉

黄道周早年读史，这对其一生学问影响很大。万历十九年(1591)，黄道周年仅七岁，其父利用去城里的机会，置买了朱熹的《通鉴纲要》，并亲自为其点定。黄道周“昕夕研阅，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①天启二年(1622)，黄道周会试及第，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天启四年(1624)，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参加修撰国史。崇祯三年(1630)，《神宗实录》修成，黄道周因预其事晋右春坊右中允。对于上述这些读史、修史的经历，黄道周颇为自得，后来在行文中每每以“史周”自称，体现了其对史官身份的高度认同。对史官身份的认同，伴随而来的是史官意识的自觉。黄道周的这种认同和自觉，时时体现在其讲学、著述之中。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自抵家守墓，诸弟子相从讲论，皆在浦之北山。先生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尝于历代史中，自汉迄宋取十二人，人自为传，二传为卷，每卷各以行事相比，曰《懿畜前编》。其编，则首诸葛侯，而终邺侯。是可以窥先生微意之所存也。又取明兴以来，杨文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见者若干人，曰《懿畜后编》。二编皆综厥大家，或略或详，非复史臣之所能到矣。②“懿畜”一语出自《小畜》、《大畜》两卦的《象辞》。《小畜》的《象辞》说:“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③意为和风行于天上，但尚“密而不雨”，“畜”而不发。对此，君子所要做的只是蓄养美德以待时机。《大畜》的《象辞》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④进一步强调要了解前贤的行谊，并以之蓄养自己的德性。黄道周著《懿畜》二编，皆寓意于史，旨在昭示后人应以史为鉴，以历代先贤为范，加强德行修养，蓄养待时，以尽为国分忧之责。除了《懿畜》二编外，黄道周的历史著述还包括专记弘光朝轶闻的《兴元纪略(一)》、《兴元纪略(二)》、《三事纪略》;记述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潞王在杭州监国时自己的亲身经历与见闻的《潞王监国记》;记述自己自弘光元年六月四日至十九日与潞王、唐王会晤经过和当时局势的《逃雨道人舟中记》等。这些著述，因为所记多为亲身经历，故或可考订晚明史乘之讹，或可补晚明史乘之缺。此外，据侯真平先生考证，黄道周还曾辑订明顾冲撰《纲鉴历朝捷录》10卷、明张四知撰《元朝捷录》5卷、明李良翰撰《国朝捷录》4卷，增订明苏浚《纲鉴纪要》等史学著作。⑤以诗文存一代之史，是中国古代固有的传统，黄道周的著述活动也具有此种特征。他的许多涉及晚明历史的诗文，这都体现了黄道周以文存史、以诗存史的自觉追求。在《〈晋传韵略〉序》中，黄道周明确提出了“诗能兼史”的观点。他说:夫诗能兼史，然自吉甫而外，已绝清风。史不能兼诗，虽以孟坚之材，只尊奥府。⑥尹吉甫是周宣王中兴的重要大臣之一。《诗经•小雅•六月》记述了其率师北伐玁狁，直至太原的赫赫武功，并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之颂词。据《毛诗序》载，尹吉甫曾作《嵩高》以美宣王，赞其“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⑦《大雅•烝民》为尹吉甫美仲山甫而作，内有“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几句，诗中“备举其德性、学行、事业，以及世系、官守，无不极意推美”。

⑧《嵩高》、《烝民》均以赋为主，记述了宣王时申伯、仲山甫为中兴建立功勋的一段史实，有“诗史”之用。因此，黄道周引用此典故作为其“诗能兼史”观点的论据。不仅“诗能兼史”，文亦如是。翻检黄道周的文集可以发现，其为晚明忠孝节义之士所作的传记、行状、碑志、墓铭之类的文章很多，可见黄道周以文章保存一代之史的意识。在黄道周为传的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主张抗清或甚至直接参与抗清斗争的人物，后因为满清忌讳，他们的事迹及相关史实《明史》或不采入，或极其简略。黄道周此类文章恰好可以弥补《明史》之阙，为今天保存了大量晚明和南明的研究史料。如果将黄道周的这类传记文章连缀起来，就可以为后人展现晚明时期一幅幅壮烈的历史场景。例如，袁可立为晚明重要大臣，但《明史》并未为其作传。黄道周以自觉的史官意识著《节寰袁公传》，以存其事迹，表彰其忠节。文章内容翔实可考，记述生动传神，其中“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⑨数语，从侧面赞扬了袁可立在魏阉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之际持正守节，敢于斗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捧读文章，会油然而生“才节并见，斯为有立”⑩之感。因此，这篇传记确能对清人修撰之《明史》有纠偏补阙之功，是明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资料。

二、天地之道，一治一乱

出于对自己史官身份的认同和由此而生发出的史官意识的自觉，黄道周十分注重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关于历史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孟子认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按照儒家的道统观念，孟子梳理了其心目中的历史发展线索，描绘了儒家所提倡的圣人之道的兴衰隆替。从其描述可知，当有圣人出现时，圣人之道昌盛，天下大治;当“暴君代作”之时，圣人之道衰微，天下大乱。天下一治一乱，处于循环之中。瑏瑡不仅如此，孟子还进一步论述了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提出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观点。瑏瑢孟子“借历史的演变来宣扬道统的观念”，“借道统观念来解释历史”瑏瑣，最终形成了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孟子的历史观影响深远，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邵雍的“元会运世”思想都是典型的历史循环论。这种循环的历史观并不是仅仅为中国古代所独有，而是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曾评述道:“这种历史进程的循环观点，甚至为最伟大的希腊和印度的圣人和智者———例如亚里士多德和释迦牟尼———所完全承认，他们明白地假定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认为有必要加以证明。”瑏瑤中国古代历史循环论的形成，既是对历史治乱的感性经验所得，又与古老的《易》学思想息息相关。《周易》中有许多关于事物兴衰变化的论述，六十四卦的贯通组合正反映了《周易》对于自然、社会、人生发展规律的认识。例如，复卦的卦辞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之语，即承认了事物发展返转回复的规律性。

前文所述的邵雍“元会运世”的思想即为其在《皇极经世》中以《周易》卦象推演兴亡治乱之迹而来。朱熹极为推崇邵雍的这种思想，谓“自《易》以后，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瑏瑦并谓自己“看康节《易》了，都看别人底不得”。瑏瑧朱熹从《易》学思维出发解释道:“一治一乱，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复相寻，理之常也。”瑏瑨朱熹在弟子讲问中曾多次论及这种观点。朱熹曾对弟子说:周末文极盛，故秦兴必降杀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变为强戾;周恁地纤悉周致，故秦兴，一向简易无情，直情径行，皆事势之必变。但秦变得过了。秦既恁地暴虐，汉兴，定是宽大。瑏瑩朱熹又说: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祸于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尧夫《经世吟》云:“义轩尧舜，汤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两汉，又历三分。东西俶扰，南北纷纭，五胡、十姓，天纪几棼。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一治。瑐瑠很明显，朱熹在这里表述的正是自孟子以来的“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朱熹的这种历史发展观，反映了其“易穷则变”的《易》学思想。朱熹认为，“易”的阴、阳之气的变化运转正是其“变”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仅如此，朱熹还继承邵雍“元会运世”的历史循环论，借助于象数推演的方式对社会历史的循环形式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黄道周精研《易》理，其思想深受邵雍、朱熹影响。关于黄道周《易》学代表作《易象正》，四库馆臣称“此书及《三易洞玑》，皆邵氏《皇极经世》之支流也”，而其《三易洞玑》更是与《皇极经世》同被四库馆臣著录于子部术数类中。黄道周认为，《易》“本于日月”，“准于天地”(《易象正序例》)，因此，研究《易》学要“上推天道，下验人事”，由《易》理推知社会治乱和朝代兴替。此外，出于推导历代兴衰的需要，黄道周还将《易》理与天文历法结合起来，有《治历说》瑐瑤等专门论文进行专门的讨论。由《易》理出发，黄道周最终形成了其一治一乱的循环历史观。对此，黄道周曾论述道:大象十二图何谓也?言夫悬象之大者也。天地悬象莫大于日月，有日月而后有水火，有水火而后有山泽，有山泽而后风雷。水火生于日月，风雷发于山泽。日月不明，山泽不灵。故易者，日月之谓也。天地之道，一治一乱;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北至而赢，赢极则必消;南至而缩，缩极则必复。天地之仁，宝其阳光;日月之智，尊其往复。有往复而后有交会，有交会而后有薄食，有薄食而后治乱见焉。(《大象十二图序》)黄道周以《易》理推论社会治乱，认为“天地之道，一治一乱;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在他看来，日月的运行“赢极则必消”，“缩极则必复”，盛极必衰，物极其反，处于往复循环之中。在运行过程中，日月会因相互交会而发生日食、月食，这种现象反映了社会的治乱。由于日月为天地之大象，其往复循环的运行规律是“天地之道，一治一乱”的具体表现，因此，人们通过观察日月运行的具体状况可以推断社会治乱，而这种治乱是处于“往复”循环之中的。

由此出发，黄道周认为:天下之道，非治必乱，其治之必有圣贤之文，乱之必有奸雄之才。奸雄之与圣贤，皆希觏而可怪，其中相见目串口了者如负蚁子也。天地谓是众溷，目串口了，日避日逃，不理不止，故为奸雄以乱之，又为圣贤豪杰以治之。豪杰圣贤之出，必多不屑而少当人意。(《倪鸿宝制义序》)瑐瑦社会历史处于治乱循环之中，治取决于“圣贤之文”，乱则决定于“奸雄之才”。“奸雄以乱之”与“圣贤豪杰以治之”二者交替作用，天下就呈现出一治一乱的循环状态。这种观点可谓与孟子的历史循环论在精神内核上完全一致，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只是黄道周运用《易》理将它变得更为精致。需要提及的是，因济世救衰的需要，黄道周还喜用《易》理推步世运，以证朱明气运未尽，国事尚有可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治乱循环的历史观有所突破，显现了其重视人的能动性的一面。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明亡之际，黄道周屡屡致书友人，表达了自己这种“吾道屯亨，虽系之天，亦由乎人”(《答赖太史书》)瑐瑧的思想。“屯亨”，语出《周易•屯卦》，为困顿和通达之义。黄道周认为，人生穷达与否，虽系之于天，但更决定于人自身的努力。在《与陈无涯、无技书》中，黄道周虽然流露出一丝“造船放海”、“坐岸啸歌”的归隐之意，但又推步国运以砥砺士气。黄道周对二位弟子说:“我明与周室同历，非唐季所望，衰轶而后，犹为战国春秋。今天子英武聪明，同符高祖，又有四同与南阳相媲。”(《与陈无涯、无技书》)与此类似，在《与金将军书》中，黄道周说:人生驹隙，藉竹帛以自老，既有竹帛之荣，又有钟鼎之实，虽有道仁人，犹或为之。隗嚣、公孙述有何足师?天下垂平□□已极，明家之祚，尚二百余年，仆不惮出山，起而佐之。先生何惮不用反手之力，成千秋之业耶?仆辈书生，百不足谈，所用区区布其伊郁者，非独黎献共仰和平，亦执手追欢，出明太子意也。瑐瑩黄道周这种言论不少，尤其在甲申之变后的书函中更为常见，其目的就在于用此种方法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以挽救、延续朱明王朝的气数。

三、文章之治，一盛一衰

黄道周的这种历史发展观投射到文学领域，就是对文学发展史的关注，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史观。崇祯六年(1633)，黄道周返乡守墓时曾说:汉唐而下，斗分自赢趣缩，文章自盛而衰。崔、蔡之文，不及班、扬;韩、柳之诗，不及沈、宋。至元而来，斗分自缩而赢，文章自衰而盛，陶、刘之继而有徐、何，徐、何之继而有王、李。又先辈诗盛而制艺未昌，近者诗衰而制义始盛，皆于情理有关至极，不在繁约之间。黄道周这段话涉及文学史上多位作家，其中，“崔、蔡”系指东汉崔骃、蔡邕，因二人皆以文章名世，故有此并称，后人亦每以“崔蔡”为典评议他人诗文。沈、宋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他们以南朝“永明体”为基础，最终完成了律诗的定型。《新唐书•宋之问传》云:“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瑑瑡韩愈不满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主张“以文为诗”，并竭力避免平庸，而多用奇字、险韵，形成奇崛险怪之风。柳宗元仕途坎坷，屡次被贬至僻远之地，其诗也以作于贬官期间为多。因此，其诗内容多为抒写抑郁不平之气和远谪蛮荒而激起的思乡之情，其风格亦显孤寂忧伤。陶、刘当分别指陶安和刘基二位学士。陶安，字主敬，元至正举浙江乡试。吴元年(1367)，朱元璋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为学士。陶安“声价亚于宋濂，然学术深醇，其词皆平正典实，有先正遗风。一代开国之初，应运而生者，其气象固终不侔也”。因其素“安文章宿望”，时人咸以得其赠言为荣。

朱元璋曾御赐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之美誉。瑑瑣刘基为朱明开国重臣，后叙功封诚意伯。刘基为弘文馆学士，“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祎之亚”。如前所述，黄道周精研《易》学，且其《易》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将《易》、历、律结合，以天道推演人事，从而推步历史的盛衰兴亡。在这里，黄道周就是运用天文历法中的赢缩之说描绘汉唐到明代以来的文学发展脉络，并分别以上述诸人为不同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人物。所谓赢缩，本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术语，也因常被用以推导人事而成为星占用语。汉人以恒星二十八宿为测量基准，认为五星运行的快慢顺逆都是有规律的，是可以推算其运行所到达的宿次的。当五星实际运行与根据历法进行计算的结果不相符合时，如果运动较快超过推算位置而达到下一宿的就叫赢;反之，如果运行速度较慢未达到推算应该到达的位置从而落后一宿的叫做缩。正因为如此，所以《史记•天官书》说，“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蚤出者为赢”，“晚出者为缩”。司马贞《索隐》案:“《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为赢，赢为客;晚出为缩，缩为主人。五星赢缩，必有天应见杓也’。”古人认为赢缩的出现，“必有天应见于杓星”，即五星运行过快或者过慢就必然会有天象应验于杓星。杓星，指北斗第五、六、七颗星，亦称“斗柄”。古人正是通过观测天象来推断军国大事的祸福吉凶。黄道周此处用斗分赢缩进退来解释文学的兴衰:斗分赢缩进退反映了世运的盛衰变化，世运盛衰则决定了文学的兴败。自汉、唐以下，斗分由赢趋缩，世运渐衰，故文学由盛而衰，其表现就是东汉崔、蔡之文不及西汉班、扬，中唐韩、柳之诗不及初唐沈、宋。自元迄明，斗分由缩趋赢，世运渐盛，故文学逐渐由衰转盛，其表现就是“陶、刘之继而有徐(徐祯卿)、何(何景明)，徐、何之继而有王(王世贞)、李(李攀龙)”。就明代文学体裁而言，黄道周认为诗歌与制义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兴衰隆替的过程，“诗盛”则“制艺未昌”，“诗衰”则“制义始盛”。

黄道周的这种文学发展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循环文学史观，是黄道周循环历史观在文学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在今天看来，这种史观固然有其局限性，但黄道周看到了文学发展与时代盛衰的关系，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文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古人早有论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刘勰描述了文学发展“十代九变”的情形，论述了文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著名论断。有明一代，注意并论述文学与时代关系的也大有人在，其中较早者当为刘基。刘基认为，“言生于心而发于气，气之盛衰系乎时”，“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瑒瑢并在其《苏平仲文集序》和《王师鲁尚书文集序》等序文中较为详细地描绘了三代以下文学的发展状况。黄道周能够认识到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是其文学史观中极有价值的内容。从这种文学史观出发，黄道周具体论述了中、晚明文学的盛衰兴替。他在为姚希孟文集所作的《姚文毅公集序》中说:文章之治，一盛一衰;星汉之施，或朝或莫。方嘉靖之初年，议臣鸷起，文章之道散于曹僚，王弇州、李历下为之归墟。历下不尽其年，弇州跻于大耋。虽丰俭殊收，而峨渤比茂。迨万历之初年，阁臣鸷起，文章之道复归词林，李大泌、姚吴门为之归墟。吴门不尽其年，大泌跻于大耋。先后数十载间，轨轨相差，而堂堂一致。呜呼!此岂人之所能为哉!明代文学发展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台阁文学与郎署文学两者之间的俯仰浮沉。所谓台阁，不仅包括内阁，也包括翰林院、詹事府。明初，文学之坛坫在于台阁，“词赋之业，馆阁专之，诸曹郎皆尠习”(何乔远《文苑记》)。至李梦龙、何景明等前七子和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出现，文学之坛坫又转为在于郎署。所谓郎署，指的是进士出身的各部司曹，当时李、何、李、王等人初都为郎署官员。正因为如此，所以陈田在总结文坛风尚的转变时说:“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

对于明代文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现象，后来论述者不少，其中尤以《四库全书总目》在《明诗综》提要中对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年诗坛发展的概括最为全面: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舂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坫。渐久而摹拟剽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囋争鸣。佻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递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黄道周出身翰林，自然对于明代文坛“主盟者递相盛衰”的发展情形非常熟悉。在这篇序文中，黄道周首先标明其“文章之治，一盛一衰”的文学史观，接着重点论述了明代文学自嘉靖至万历的演变。他认为，嘉靖初年，诸曹僚以声气相呼应，再次崛起于文坛，故文章之道归于诸曹僚，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隆庆年间，以至“嘉、隆之际，风雅擅于名流;台阁之间，徒存位廓。见元美诸贤歌讴显者，殷少保、王文肃日与周旋，不以为恧也”。殷少保即殷士儋，济南人，字正甫，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选庶吉士。尝先后掌翰林院、詹事府事，后为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进少保。殷士儋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往来密切，曾为同乡李攀龙作墓志，“称文自西汉以来，诗自天宝以下，若为其毫素污者，辄不忍为，故所作一字一句，摹拟古人。骤然读之，斑驳陆离，如见秦汉间人，高华伟丽，如见开元、天宝间人也”。

殷士儋在当时诗坛颇负盛名，但从其《金舆山房稿》来看，“其诗文，盖直以乡曲之谊相周旋耳，其投契不在文章也”。黄道周所谓“日与周旋”之论当由此而发。王文肃指王锡爵，字元驭，太仓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五年(1577)掌翰林院，先后为文渊阁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卒谥文肃。王锡爵与王世贞为同乡，二人亦“日与周旋”，交往颇多。黄道周认为，嘉靖、隆庆之际，位居馆阁的殷士儋、王锡爵等人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成为文坛之主盟者，足见郎署文学的影响之大。黄道周指出，这种情形到了万历初年开始发生变化，阁臣起而文章之道复归于翰苑，这以李维桢和姚希孟———也即黄道周序文中所说的李大泌和姚吴门———为代表。李维桢，字本宁，隆庆二年(1568)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历南京礼部尚书。《明史•文苑传》谓“其文章，弘肆有才气”，“碑版之文，照耀四裔”，“负重名垂四十年”，“然文多率意应酬，品格不能高也。”姚希孟，字孟长，吴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改庶吉士。崇祯间曾掌南京翰林院。姚希孟“为文章，博大雄杰，略如其人;而诗舂容雅丽，有馆阁风度”。

李维桢、姚希孟二人出身翰林，诗文有馆阁之风，在万历间具有重要影响，故黄道周以其为万历间台阁体的代表。黄道周看到了中、晚明文风的变化，并以此为例证，论述了其“文章之治，一盛一衰”的文学史观。黄道周这种循环文学史观在明清之际颇为流行，黄宗羲亦曾有类似论述。在给友人郑禹梅所作序中，黄宗羲论述道: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乱。当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与震川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几绝。逮启、祯之际，艾千子雅慕震川，于是取其文而规之、而矩之，以昔之摹仿于王、李者摹仿于震川。盖千子于经术甚疏，其所谓经术，蒙存浅达，乃举子之经术，非学者之经术也。今日时文之士，主于先入，改头换面而为古文，竞为摹仿之学，而震川一派，遂为黄茅白苇矣。古文之道，不又绝哉!使禹梅之文大行于世，吾知又为一治。故余叙禹梅之文，不仅为禹梅言也。(《郑禹梅刻稿序》)瑓瑢可见，黄道周“文章之治，一盛一衰”的文学史观在晚明颇具代表性。这种文学史观的形成，首先是基于对于历史的思考，是循环的历史观投射在文学发展领域的反映。就唯物史观来看，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学发展的某些事实，但无疑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值得肯定的是，将文学发展与历史发展、时代兴衰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这本身就具有其合理性。文学发展固然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但外部的因素同样不可忽略，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对文学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黄道周注意到文学发展与时代盛衰的联系，并将其结合起来加以讨论，这种思路即使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来说也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陈良武 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