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高等教育机会选择分析范文

《当代青年研究杂志》2016年第4期

摘要：

高考新政中招考方式的变化，意味着过去被动的“一考定终身”现象将被打破，学生的自主选择将成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有关个体高等教育选择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国外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路径上，基于行动性路径的高等教育需求-选择研究凸显了个体主动的教育选择对高等教育扩张及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其二，研究取向上，以布东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研究提出了影响教育获得的首要效应和次要效应，揭示了个体选择、成绩与教育制度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共同影响；其三，教育策略上，高中-大学链接策略和个体教育信念对高等教育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高考；高等教育机会；个体选择

2014年9月国务院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意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较于过去的高考方案，高考新政在考试内容和方式、自主招生、加分政策等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其中，“扩大考生自主选择权”成为亮点之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4次提到学生“选择”，分别是“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增加高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对学生“选择”的反复强调，预示着随着高考改革中招考方式的变化，过去被动的“一考定终身”现象将被打破，学生的自主选择将成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自主选择亦是一把双刃剑，选择权的扩大对考生及家长的选择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高考新政下个体高等教育选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考生选择权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路径选择进一步分化。新一轮高考改革无疑注意到了传统高考的纵向分层筛选对人才选拔的局限性，计划将按技术技能人才和学术型人才分类高考，高职院校招生录取将突破现有高考模式。同时高职院校推行分类招考和注册入学，推广“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避免与普通教育作简单类比和层次区分，这也意味着部分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意愿，提前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路径。其二，志愿选择扁平化。传统高考报考和录取按批次统一进行。录取批次越多，意味着大学被人为划分的等级越多。例如，陕西设置四个批次，上海六个批次，山西七个批次，广东将本科第二批和专科第三批划分成A、B段共设置了九个批次。一般情况下，以设置五个批次的省（市、区）为多数。[1]纵向等级制的高考志愿划分导致了学校分层、生源固化等问题，直接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质疑。作为高考改革的探路者，上海合并了一、二批次录取，浙江则完全不分批次录取，两地同时探索多次录取方式。志愿选择清单扁平化一方面给个体带来更加广泛和自由的选择空间，没有了分批次的逐层限制，考生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喜好更加自主地选择院校。选择面扩大也提高了选择难度，如何从高考志愿选择清单中挑选出符合意愿、匹配能力并且能形成梯度、提高命中率的志愿，对个体选择能力同样提出了挑战。其三，考试科目组合选择多样化，课程选择、学习精力分配需整体布局。根据2014年上海、浙江出台高考改革试点方案，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高考科目理论上浙江有35种组合、上海有20种组合。在操作过程中，上海实际产生9种组合。①科目选择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个体对备考学科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要加以合理选择、分配和平衡，同时也对高中的课程设置能力和师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其四，考试时间选择机动灵活。统一高考阶段可以选择秋考或春考，外语考试每年有两次考试机会，部分省份的学业水平测试也可考两次。考试时间的灵活可以减轻考生的考试压力和心理负担，但也可能会引发考生为博最高分而“逢考必参”的“怪相”。传统高考模式下，由于一考定终身，个体选择权利有限，尽管考生在高中阶段进行了文理分科，但大多数考生对高考志愿的实质性选择是从“申请与考试”阶段才开始的，而国外的高等教育选择囊括了从升学意愿到注册入学的全过程，见图1。而在高考新政下，一进高中学生就要启动志愿选择，经过信息收集，形成目标定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环境、个人特质、家庭背景、高中特征、学业表现、信息来源以及大学的招生宣传等都将对个体的高考选择施加持续不断的影响。随之而来，对个体选择的能力、选择所需的信息、选择的合理性和最优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考改革关乎科学选才与教育公平，考生“选什么”“如何选”不仅决定自己的高中后教育发展路径，还考验着高考改革的公平性与科学性。尽管个体高等教育选择举足轻重，但我国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相对缺乏。从国际上看，由于许多大学招生已实行自主招生、学生自主选择，因此对个体高等教育选择的研究在国外历时已久，并且因其对未来人才培养定位的重要性而受到了各国广泛关注。例如，美国ACT(AmericanCollegeTesting)连续了《大学选择报告》，法国采用全国统一升学指导服务平台，英国确定职业生涯教育在高中课程中的法定地位。本文将介绍国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以供参考。

二、个体高等教育选择与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路径

理论研究上，高等教育选择历来是教育扩张、教育获得与教育不平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方关于高等教育机会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基于结构性路径的高等教育供给-获得研究，关注制度、阶层、文化资本、社会经济条件等结构化力量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和制约。另一种是基于行动性路径的高等教育需求-选择研究，聚焦个体教育选择的能动性以及因成本收益、工作机会、能力抱负等因素所产生的选择差异。前一种路径长于分析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后一种路径则对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以及高考人数下降背景下的高等教育选择，尤其是当前个体对高等教育的“放弃选择”“消极选择”[3]等现象有更强的解释力。就第一种研究路径而言，其讨论的焦点是高等教育通道的开放性、学历文凭的可及性及制约因素。换言之，关注的问题是“是否只要提供通道，个体就能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无论是技术功能论、新韦伯主义冲突论、文化再生产理论都离不开对上述命题的探讨。第二种路径聚焦个体教育选择的能动性以及因个体种族、性别、心理、能力、抱负等自然禀赋所产生的选择差异性，关注的是国家教育政策与家庭和个体教育选择之间的互动性。可以概括为“只要提供通道，个体就会选择去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吗？”。以抵制理论、新批判理论、新制度主义、教育社会学实证主义等为代表。该路径下对高等教育获得的研究，其焦点已不仅仅是教育选择的结果，而是选择过程本身；更加重视个人的经验而不是制度。沃尔特斯在《教育社会学手册》中指出，过去的教育扩张都是供给型的一厢情愿，并没有考虑学生和家庭对于是否入学的自主选择。沃尔特斯采用了主体性探究的视角，认为对教育扩张的影响不能仅仅从整体甚至也不能仅仅从群间差异来判定，而应当关注个体教育选择的具体原因。教育扩张以及总体上、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并非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作用下被动、应然生成的结果，而是个体主动选择、判断、参与制度博弈的结果。[4]在高等教育需求-选择研究路径下，个体与家庭因素成为高等教育选择模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就我国而言，高考政策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个体及家庭在微观层面上的教育决策过程从而成为中国人才结构需求与教育不平等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诱因之一。

三、个体高等教育选择与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模型

（一）国外高等教育选择研究的五种取向

目前，高等教育选择与教育机会获得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在解释模型和机制上形成了五种主要研究取向。理性选择取向关注个体对成本和收益的得失计算对高等教育选择的影响。如经济学领域的人力资本理论模型、学生行为经济模型、生命周期教育与动态选择偏差模型等[5]。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模型[6]，强调教育成本收益、失败风险和地位提升对教育选择的影响；社会文化性因素理论则认为决策依据还应包括群体归属感、社会距离感和精神成本[7]；信念信息理论进一步提出个体对于成功进入大学的信念直接影响理性选择行为导致实现目标。[8]结构取向强调社会分层与社会结构制约个体的教育选择和社会流动。如代际地位传递模型，聚焦于父亲的教育和职业对儿子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9]威斯康星地位获得模型，增加了测量个体的教育和职业愿望、重要他人的影响、心智能力[10]。威斯康星模型弥补了只关注家庭背景的不足，但它只揭示了不同个体获得不同教育的现象，没有探究个体大学选择的过程。文化资本理论提出拥有更多文化资源和更好文化氛围的家庭，孩子的升学抱负或愿望更高。[11]除了上述两大研究取向外，教育取向强调学生个体特质与教育机构特征对高等教育获得共同起作用的机制，如学生辍学纵向理论模型[12]、能力分组与课程分流理论[13]。心理取向强调个性特质和非认知因素通过影响个体的学习和动机最终影响大学选择和教育获得，如自我效能感理论、归因理论、应对理论等。[14]综合性取向认为不能仅依赖于单一的研究视角，而需用多学科视角解释高校升学决策，如文化生态模型。[15]

（二）成绩、选择与教育制度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在个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中，个体的学业成绩通常是升学选择的重要依据，阶层、教育、心理等相关因素等通过影响个体的学业表现进而影响教育机会获得。以布东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研究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显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布东通过将纷繁复杂的教育获得影响因素区分为首要效应与次要效应，提出了个体教育选择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作用。首要效应是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个体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对教育机会的影响。次要效应是不同阶层个体教育选择差异对教育机会的影响。[16]以往对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阶层、种族、性别的学生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从而导致其教育获得的不同。在广泛的针对教育不平等所采取的措施和干预政策背后都隐藏着这样的假设，那就是缩小教育结果不平等的最好途径是缩小成绩之间的不平等。但是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对于来自不利家庭的学生，即便他们成绩优异，但继续更高层次学习的机会也要低于来自有利阶层的学生？换言之，这种不平等部分是由学生的选择决定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对教育不平等的干预应当着力于选择而非仅仅关注成绩。[17]布东对主要效应与次要效应的区分揭示了在控制学业成绩影响的前提下，阶层出身以及不同教育的职业回报成为个体教育选择的关键，处于不利阶层的个体放弃升学的可能性更大。杰克森等人通过跨国研究进一步指出，教育制度的“分层”与“选拔”分别影响着个体教育选择的范围和程度。教育制度的分层指的是教育系统的垂直层次划分，在高度分层的教育系统中，例如德国的教育系统，学生在教育生涯早期就被筛选到不同的教育轨道中，在其后教育阶段鲜有机会转换轨道。而在弱分层的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内容都是普通课程，而不是较早地被区分学习普通课程和职业课程。教育系统的选拔性指的是教育系统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还是选择意愿来对其进行选拔和淘汰。在具有高度选拔性的教育系统中，教育机构完全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或者认知测试得分来选拔学生进入不同的教育轨道，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有限。而在低选拔性教育系统中，学生有大量的自由来决定他们将继续哪种教育。因此，教育系统的分层构成了学生教育选择的范围，选拔构成了学生能践行自由选择的程度。在实践中，分层和选拔是相互联合的，高分层的教育系统也同时具有高选拔的特征。[18]这一理论运用到我国高考改革的具体情境中，不难发现，高考新政中“个体选择权”的扩大，不仅从制度层面改变和调整了考试方式，还调节与分配了教育资源。自我国恢复高考以来的高考制度体现出“高选拔、低选择”的特征，“一考定终身”使得分数对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意义重大。相比之下，高考新政的“低选拔”“高选择”特征则使得个体选择对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作用凸显。具体表现在高考选择组合增多、录取不分批次增大选择性；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评定与综合素质评价取代“分分必究”降低了分数的选拔性。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研究个体选择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性。

四、影响个体高等教育选择的教育策略

当前，我国高考制度和政策的变化，大大提升了个体选择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事实上，由于教育选择是一种预见性的抉择，是在对不同教育选择的代价、收益以及成功可能性的评估基础上做出的。因此经济保障、信息获取对于教育抉择过程至关重要，这些对于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往往难以企及。应当从公共政策层面，尤其是教育机构本身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指导，使得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不因信息阻隔和文化资本缺乏而处于不利境地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不公平。这里介绍高中的大学链接策略和个体的信念信息影响升学选择的相关研究。

（一）高中-大学链接策略对大学选择的影响

在我国传统高考政策下，高中常常被贴上“高考制造厂”的标签。高中的角色被定位为帮助学生增加分数、提高成绩以便提高学校整体的高考升学率，在招生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过去的黄冈中学，现在的衡水中学，都以此出名。但是，在提高分数以外，高中对于学生如何选择大学和专业，应该担负怎么的责任、提供怎样的策略，对此的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希尔2008年在美国《教育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探讨了高中如何帮助学生做好大学选择。[19]希尔指出，高中影响学生的升学选择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中的正式制度结构，包括学校为学生进入大学提供相关的资源。二是组织化的规范，通常表现为高中传递与进入大学相关的价值观和为学生和家长了解大学招生提供的各种实践活动。在这一框架下，希尔探讨了如下问题：其一，不同的高中运用的大学链接策略有什么不同。其二，这些不同的策略怎么影响学生的大学选择和教育转换。其三，这些策略对不同背景的学生的影响程度如何。其四，这些策略与中学后教育分层模式维持的相关性如何。研究结果显示，按照高中在帮助学生大学选择和教育转换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传统型策略、清算所型策略、经纪人型策略。运用传统策略的高中在拥有与大学入学相关的资源和提供相关服务方面都非常有限，其结果是，此类高中为大多数学生提供的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通道，仅仅有少数学生有机会继续中学后教育，而最有可能被招进社区学院。运用清算所策略的高中，有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学生进行大学准备和计划，但是在主动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服务和帮助方面有所欠缺。要获得这些资源更多依靠学生和家长的主动获取。而那些家长教育程度较低和成绩较差的学生，在主动获取资源上常常处于劣势。此类学校对提高学生进入四年制大学的机会上没有显著益处。使用经纪人型策略的学校，不仅有丰富的大学准备和计划资源，同时，学校在为学生和家庭提供升学服务方面主动性很高。此类学校的学生更多进入四年制大学，因为高中在与大学链接过程中发挥了作为协调者的重要作用。希尔的研究展示了，除了通常探讨的社会经济地位（SES）这一影响学生高等教育获得的因素外，不同类型的高中在与大学“链接”过程中采用的不同策略，也会成为重要的教育分层因素。

（二）个体对高等教育的信念影响

升学选择除了高中实际的支持策略为个体高等教育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之外，通常认为，个体不同的大学选择与他们自身对读大学的认知，即个体的升学抱负是密切相关的。经典的研究如信念信息理论提出个体对于成功进入大学的信念和信息直接影响理性选择行为导致实现目标。[20]摩根通过分析职业计划、教育需求、学生对教育需求的信念以及中学后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来评估是否学生对于教育信念的不确定和不准确会影响他们接下来的教育决定。研究归纳了四种典型性的学生，第一类，确定且准确，即明确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并且确定这些工作需要大学以上学历。第二类不确定但明确，有明确的职业定位，但这些职业对教育程度的要求是不同的。第三类不确定，没有明确的期待的职业，也不太确定今后的教育规划。第四类确定但不准确，这类学生想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只需要高中文凭，但他们认为要想获得这些工作必须读大学；或者他们想从事的工作需要大学文凭，但他们认为高中毕业就够了。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前提下，个体的教育信念是影响进入大学模式的重要预测信号。教育信念不同的学生，做出了不同的教育选择。上述四类学生中，第一类学生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比例为87%，其中69%进入四年制大学，远远高于其他类别的学生。高等教育的信念影响大学选择的相关研究还有很多，不同的信念形成不仅受家庭和个体因素的影响，也与学校传递的价值观有关。例如，马第尼斯等人在对拉丁学生的升学抱负研究中发现，不同的高中对学生传递了不同的价值观，一种是大学敞开大门的观念，一种是高中是大学守门人的传统观念。这些不同的信息和观念的传递影响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对自我学业能力的认知不同影响大学升学选择以及对大学学业的完成情况。[21]

五、国外个体高等教育选择研究的启示

国外研究无论在理论和方法上都相对成熟，力图揭示个体选择与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二重化”的过程，不仅聚焦高等教育选择和教育不平等的结果，还揭示了个体教育经历导致不同高等教育选择的微观机制，呈现出强烈的跨学科和综合研究趋势，其研究范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关于华人社会的研究方面，台湾学者重在对择校行为、择校考虑因素及高校招生营销策略的探讨，对国立和私立大学、高等职业教育、高等师范教育等不同类型高校的选择研究值得借鉴。[22]大陆学者对教育获得与高校选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探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中国居民高等教育获得的阶层差距和扩大趋势。[23]二是从微观层面研究影响个体高等教育获得及教育决策的机制和过程。[24]三是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及教育需求。[25]由于传统高考制度下个体选择权有限，已有高等教育选择研究实际上是对高考志愿和录取结果的事后研究，无法反映教育选择过程、路径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随着高考制度和政策的变化，个体教育选择对高等教育获得的重要意义需引起重视，相关研究应有所加强，尤其要重视从微观或个体层面机制探讨教育制度变革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个体的教育选择机制是对宏观层面教育制度转型的一种回应，并与高等教育选拔中的高等教育机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作用。高考新政下的学生个体，必定不会仅仅被动接受教育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将不得不主动积极适应变化。因此，将教育选择过程带回分析框架，探究个体在教育竞争中的选择过程本身的变化性和复杂性，揭示个体如何通过一系列微观的决定与选择将自己归入某一类别高等教育，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取向。在高考改革试点阶段，深入了解个体高等教育选择的特征、过程、影响因素与机制，以及选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检验高考新政对个体实际的高考选择行为所产生的直接作用，有助于降低高考全面改革的风险，保证2017年高考全面改革的顺利实施。同时为引导个体优化升学选择，提高高考升学支持和服务的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面对高考新政对个体和家庭教育选择带来的挑战，应当从公共政策层面提供相应的支持与指导，例如推行高中“经纪人型”升学支持服务，升学资讯平台专业性、可及性和互动性建设，推动教育咨询服务社会化等，使得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不因信息阻隔和文化资本缺乏而处于不利境地从而导致进一步的不公平。

参考文献：

[1]王战.加快高考改革步伐取消高考分批录取.

[22]刘自团.我国不同群体大一学生的择校原因差异之调查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34-42.

[23]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6（04）：97-109；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10(03)：82-113;郝大海.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06)：94-107.

[24]刘精明.能力与出身: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08）：109-128；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J].中国社会科学,2013（03）：4-21.

[25]王伟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35-44;谢作栩.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人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5(02)：65-74.

作者:华桦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