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研究范文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九期

国民经济动员是国家根据国防需要，将相关经济部门、经济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或紧急状态的活动①，也是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所需资源，对国民经济系统的干预和调控（孔昭君，2014）。国民经济动员本质上属于管理活动，因涉及到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朱庆林，2012），但进行该特殊经济活动必须适应所处的外部环境与时代特征。21世纪，消耗剧增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姜鲁鸣，2013），经济增长率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现实（经济日报评论员，2014），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都要求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必须更加注重经济效率。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总体效率不高的突出问题（周涛，2010）[5]1，为此，理论界就国民经济动员效率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探索研究，无论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王灵恩，2014），还是在研究视角及方法上，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规范分析较多，实证检验较少；定性分析偏多，定量研究不足；对问题的描述性研究较多，基础理论研究不够等问题。目前，经济学领域就经济效率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较多研究成果，对分析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问题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以经济学工具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并分析影响该效率的主要因素，既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补充，也有利于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规范化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内涵界定

在国民经济动员领域，使用经济效率概念的频率较高，但对其内涵进行明确界定的较少。依据不同的效率准则，往往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衡量标准，因此，科学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必须基于一定的效率准则。

（一）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准则效率一般指不浪费或将现有资源利用得最好。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定义经济效率主要有两种准则：帕累托效率准则和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杨小卿，2010）。帕累托效率也称一般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其成立的前提是同时满足“生产效率”“交换效率”和“生产—交换组合效率”3个条件。总的来说，帕累托准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效率准则，其思想建立在市场运行不存在交易成本、不存在外部性、决策者完全理性和信息充分的假设基础上。而且，帕累托准则所界定的契约曲线上各经济效率间不具有可比较性。从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来看，帕累托效率的三个条件本质上只满足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即该准则还缺少对分配效率和交换效率的要求（张秀生、盛见，2008）。因此，在实际市场条件下，帕累托效率准则的应用性不强。对比而言，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的基本思想则完全不同，该准则基于“成本—收益”观念，认为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只要满足其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就是具有经济效率的。由于现实中的任何一项经济行为和优化措施都伴随实际成本或机会成本，因此，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更接近现实条件下的经济效率情况，可操作性更强。此外，在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正面定义经济效率，也有很多学者通过定义非效率从相反的角度来说明经济效率的含义，如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非效率、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效率等（毕泗锋，2008）。国民经济动员作为一项特殊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国民经济动员既涉及到一般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其运行的交易成本、公共产品外部性也不可忽略。为了比较全面地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这个综合性指标，本文借鉴帕累托效率准则一般均衡的全局思想，并以考尔德-希克斯效率准则的“成本—收益”法则界定国民经济动员活动是否符合经济效率，即采用既贴近实际又兼顾全局的效率准则思想，从正面直接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

（二）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内外学者及相关政策部门对国民经济动员的认识和表述没有达成完全一致，定义国民经济动员的视角主要有“过程论”“程序论”“措施论”“活动论”“需求保障论”和“资源配置论”等，尽管各种定义的表达形式不一样，但都反映了国民经济动员的本质特征，即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提高国民经济应变力，“适时、适量、有效”地满足安全所需的经济资源（王治彪，2014）。国民经济动员属于复杂性活动，其经济效率也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对这种综合性既可以从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的产业部门来理解，也可以从国民经济动员进展的时序性和阶段性来理解，还可以从复杂性活动的演变性进行理解。无论从哪个角度，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本质，都是在国民经济由正常状态转入非常状态全过程中，使得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最小化。但从不同角度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如果从国民经济动员涉及的具体行业或领域来把握其经济效率，则必须考虑该效率的一般均衡性。一方面，国民经济动员的“有效”性要求动员起来的经济资源必须结构平衡、相互配套、整体协调，例如，有了军需物资还必须有运输手段，有了医疗设施还必须有医务人员等。另一方面，从投入产出经济学的角度看，国民经济动员所涉及的行业或领域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性，某一行业的动员会通过技术经济联系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行业的动员。显然，如果仅以单个行业效率或领域效率来定义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既不科学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从行业或领域角度把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必须是同时满足各局部效率的全局效率。但准确衡量全局效率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类似于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效率，从轮廓上描述比较容易，精确界定并测量的难度较大。其次，如果从国民经济动员系统的复杂性属性来把握其经济效率，则必须考虑该效率的动态演变性。第一，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及国家利益的迅速拓展，使得国民经济动员应对的安全需求呈现出总体特性，即国家总体安全①。国民经济动员不但要发挥“战时应战”的传统军事功能，也要发挥“急时应急，平时服务”的拓展功能，还需要发挥服务国家总体安全中其它新兴领域的功能。那么，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也必须跟随活动服务对象的拓展而动态发展。第二，军民融合在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也将成为必然趋势。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会呈现出新的特征，对其经济效率内涵也会有新的要求。目前，复杂性科学还处在发展阶段，对国民经济动员相关变量的处理还难以精确化，仅以一个明确的参数或模型对其经济效率内涵进行清晰界定，还不可行。再次，也可以通过技术效率和制度效率，或者经济活动生产效率、分配效率、交换效率和消费效率来表达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内涵。国民经济动员活动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而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经济效率要求。但是，在现实的国民经济动员活动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和制度等因素也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通过经济动员准备、经济动员实施和经济复员个阶段有机结合在一起。同时，完整的国民经济动员也只有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有序衔接才能实现。所以，本研究认为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是经济动员准备效率、经济动员实施效率和经济复员效率三者的累积，从该角度界定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既能适应动员活动的实际工作内容，也考虑了该特殊经济活动各环节经济效率、技术性效率和制度性效率。

二、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衡量指标

基于上述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内涵的基本界定，经济动员准备效率、经济动员实施效率与经济复员效率共同构成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关键内容及核心指标，正确认识三者所处地位，科学把握三者内在联系，是建立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评价体系的重要方面。

（一）国民经济动员准备阶段的经济效率国民经济动员准备，是为了保证经济动员活动能够快速高效进行，国家在战前和平时期预先做的安排、筹划和采取的措施，经济动员准备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托经济建设贯彻国防要求，建设平战结合、军民兼容项目，兼顾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吴景亭，1987[11]；罗海曦，2002[12]6）。因此，国民经济动员准备阶段的经济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和平时期健全的法规制度和规划计划，有助于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对动员活动的不利影响，降低经济动员的交易成本，表现为动员活动的交换效率。其次，经济动员准备阶段的技术发展和储备，既能提升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转换能力，为后续的拓产、转产提供技术支撑，又能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率，表现为经济动员活动的生产效率。

（二）国民经济动员实施阶段的经济效率国民经济动员实施，是指临战或紧急状态时，将经济动员潜力转化为经济动员实力的阶段，是整个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中心环节，也是解决国民经济动员需求—供给根本性矛盾的核心阶段，该阶段经济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首先，临战或紧急状态下动员需求膨胀性增加，动员供给方通过转产和扩产增加生产能力，由于技术水平不可能有突破性变化，生产的规模和范围通过影响资源利用效率来决定生产水平，即动员活动的生产效率。其次，将经济动员潜力转化为动员实力以满足军事需求，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活动，当供给与需求平衡对接时，即实现了动员活动的消费效率。

（三）国民经济复员阶段的经济效率国民经济复员，是指将国民经济由非常状态恢复到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与发展正常状态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12]19，该阶段的经济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首先，由于安全需求的急剧下降，要求相应地减少动员供给能力，即通过控制生产规模和生产范围调节产出量，而生产组织的规模与范围又同时影响生产效率。其次，经济复员本质上也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由于安全威胁的基本解决，国家需要将部分经济资源从军用转为民用，并根据安全与发展新形势需要，调整经济资源在军民间的比例，此外，在该阶段，国家还需要对经济动员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相关赔偿补偿，这些经济活动的效果主要体现为分配效率。

（四）各阶段经济效率的内在联系经济动员准备、经济动员实施和经济复员三个阶段承前启后、环环相扣，统一于国民经济动员实践，经济动员准备效率、经济动员实施效率和经济复员效率三者相互作用、互相制约，共同影响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整体效果。首先，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分散于动员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效率、分配效率、交换效率和消费效率间的前后作用，使得三个阶段经济效率之间交叉影响。其次，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是一个复杂性、综合性指标，只有当三个阶段均满足经济效率时才能实现。再次，各阶段经济效率的地位随动员过程动态演化。在和平时期，动员准备是整个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主要体现为动员准备效率；在战时或紧急状态下，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主要体现为动员实施效率；在战争或紧急状态末期，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主要体现为经济复员效率。综上所述，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指标体系及其相互关系如表1所示。

三、影响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要素分析

国民经济动员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用“决定论”和“还原论”相关方法对其经济效率进行线性分析（胡晓峰，2012）[13]，但可从不同层次分析影响该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及各主要因素的作用过程。综合国民经济动员活动自身特殊性及表1中的分析结果，本文认为，从经济活动不同环节及国民经济动员不同阶段影响其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有：技术性因素、生产组织因素、制度性因素、信息因素和时间因素，且各因素作用过程各具特点。

（一）技术性因素在经济学理论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常被作为影响产出效率的关键要素引入模型。在帕累托效率定义中，假设生产要素间可完全替代，“生产效率”由生产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决定，事实上，这种替代性受生产技术水平影响，即当前技术水平决定了生产要素间能否充分替代，从而使国民经济动员的生产活动能否出现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此外，动员准备阶段的军民两用性技术储备，既有利于军民生产模式之间的转换，也能降低经济动员各交易环节的技术门槛，通过降低转换的交易成本，影响所有交换活动的效率。

（二）生产组织因素帕累托效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规模报酬不变，实际生产活动产出不但受生产组织的生产规模影响，还受生产范围影响。一般认为，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是固定资产的不可分割性与固定成本的可分摊性，范围经济则产生于可分享的准公共投入，即多个相关产品或相关业务之间可以共享剩余或闲置资源（PanzarJC和WilligRD，1981[14]；ChandlerAlfredDupont，1990[15]）。以动员中心的生产组织形式为例，假设动员中心有军用和民用两种不同产出，产量分别为QM、QC，令TC{QM、QC}、TVC{QM、QC}分别为该动员中心生产两类产品时的总成本、总可变成本，MCM、MCC分别表示军民两类产品联合生产时的边际成本；以TC{QM、0}、TC{0、QC}分别表示其他同质企业只生产军品QM、民品QC时的总成本。式（1）中，Scope、Scale分别表示动员中心的总体范围经济系数和规模经济系数，若Scope<1，则存在总体范围不经济；若Scope>1，则存在总体范围经济，若Scale<1，则存在总体规模不经济；若Scale>1，则存在总体规模经济。若Scope和Scale均远大于1，则说明动员中心的生产组织形式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从生产组织对应规模与范围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生产能力一定的动员中心而言，当扩大其生产规模时，势必会缩小其生产范围，反过来也成立，即生产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二者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国民经济动员的生产效率。

（三）制度性因素制度安排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国民经济动员准备阶段进行的产权界定、风险界定等制度建设，均会降低活动的交易成本，影响动员活动的交换效率。另一方面，在经济复员阶段，如果没有相关制度约束和规范，对动员造成的外部性及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就会损害部分经济社会主体的经济利益，降低经济动员的分配效率，影响社会主体参与动员工作的积极性，并进一步影响其他经济环节的经济效率。

（四）信息因素战争和危机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国民经济动员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动员过程中信息不完全问题异常突出。由于实施国民经济动员的主体是国家，而参与主体涉及到经济社会各类微观企业，二者在地位上的不对等，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无论是信息不完全还是信息不对称，均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对应到国民经济动员，就会影响其供需对接的消费效率。

（五）时间因素国民经济动员的“适时”性，要求进行这项特殊的经济活动时，必须严格对时机变量的把握。首先，经济动员实施时机的选择是影响该阶段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如果经济动员实施时间过早，就会干预经济社会的正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其次，在经济复员阶段，如果经济复员时间选择过晚，也会对恢复经济社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影响经济社会的生产效率。

四、提升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对策思路

通过军民融合发展、供需对接机制和法制建设，能够消除技术性因素、生产组织因素、制度性因素、信息因素和时间因素等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国民经济动员是一个连续的活动过程，提升其经济效率，还需要处理好活动过程中各阶段间的关系。

（一）深化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发展2015年3月12日，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王士彬，杜献洲，2015）[16]。这既标志着军民融合发展在中国已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也对作为军民融合重要内容的国民经济动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涉及到优化国民经济动员系统的技术、体制、制度和生产组织形式等各个方面。例如，军民融合有助于军民间的技术交流，通过强化技术通用性，降低技术门槛，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的生产效率。军民融合也有助于破除国民经济动员现存的体制性障碍，降低动员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换效率。军民融合的基本手段是统筹兼顾，本质上就是通过建立统一的组织结构，在一个统一的大棋局中对异质性资源进行统筹管理和配置，通过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贺琨，曾立，2015）[17]，通过不同主体间外部性的内部化，实现对经济社会主体的有效和持续激励，提高经济动员的分配效率。因此，必须抓住当前良好契机，深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

（二）完善国民经济动员供需对接机制国民经济动员供需对接矛盾是贯穿整个动员活动始终的根本矛盾，供需对接矛盾能否解决，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成败。破解该矛盾的关键，首先在于及时了解国家安全态势对国民经济动员的需求状况，其次在于准确将该需求情况反馈给经济动员供给方，进而实现双方的均衡对接。在具体对策方面，既要及时跟踪安全需求的动态变化情况，认真研究需求演变规律，准确掌握需求规模、需求结构等信息，并进行定量化处理；也要及时了解与动员相关的经济社会企事业单位的创新、建设和转化等供给能力；还要建立健全和规范军地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完善动员信息平台，加强政府公共信息服务，为军队、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间信息交流及互动合作，提供制度支撑、平台服务和技术保障。

（三）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动员法制建设中国国民经济动员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进行的，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离不开市场手段的运用，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健全的法规制度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①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所以，必须抓住当前良好契机，推进国民经济动员法规制度建设。在经济动员准备阶段，通过健全法规建设明确产权、保证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为提高经济动员交换效率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动员属于公共部门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外部溢出作用突出，这就要求必须完善相关赔偿补偿制度，但目前中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国民经济动员补偿法。为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求，必须加快国民经济动员补偿立法进程，并科学确定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范围、强化补偿执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分配效率。此外，制度建设包括正式制度建设和非正式制度建设，二者共同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各环节的经济效率，法制建设本质上属于正式制度建设，因此，还必须注重社会习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

（四）加强国民经济动员各阶段的衔接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使得任何一个阶段的非效率将导致整体的非效率。因此，提升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整体把握的关键在于加强各阶段的衔接，而衔接的核心问题是对时机的精确控制，即根据安全需求情况正确选择经济动员准备向经济动员实施转变的时机，并依据安全威胁解决情况合理确定经济复员时机，通过科学确定经济动员实施和经济复员两个时间点，优化国民经济动员活动的循环演进。

五、结语

为深入认识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问题，本研究从国民经济动员活动自身特性出发，将其经济效率细化为经济动员准备效率、经济动员实施效率和经济复员效率三个紧密联系的指标，并分析了影响这些指标的主要因素，对于深化研究国民经济动员问题，推进国民经济动员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动员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使得“决定论”和“还原论”方法在分析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时，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目前，复杂性科学相关理论和实践正迅速发展，其对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问题研究的借鉴意义也将日趋凸显。因此，在下一步工作中，为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动员经济效率，还需要积极探索国民经济动员与相关领域的交叉融合。

作者：贺琨  曾立 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