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作家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范文

的确，在田亚梅“出走”这一决定中，陈先生的纸条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古老的道理，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启蒙的力量再大，如果当事人无动于衷的话，也无济于事。田亚梅这一人物形象全部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她是中国第一位自身行动起来、摔门而出的新女性。她才是“出走”这一行为的主体。如果将她与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的话，更能显示出其意义所在。“在庐隐的本文中除了情智冲突的困境，几乎没有传统叙事所必需的动作与行动。她的主人公的行动（相爱、结合、组织新式家庭）永远属于外本文叙事范畴，而在本文中她们则永恒地处在前途未卜的幽冥地带。”［3］也就是说庐隐们的作品总是倾向于表现女人们自身痛彻心扉的喃喃自语，而故意规避时代的动荡与茅盾激烈斗争的过程。因此，读者就无法知晓才华横溢的沁珠如何发表了她第一首新诗，又是如何创办了诗刊。即使反复阅读以石评梅为原型的《象牙戒指》，也无从了解她与时代交火而成的短暂而滚烫的一生。可以这样说，女作家书写出了新女性真实而痛切的感受，但是缺乏对婚恋问题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逻辑的思考和把握。在这一层面上讲，尽管田亚梅这一形象还塑造得不够立体与饱满，但是文本清楚地展示了婚恋自由受阻背后的文化与权力逻辑，并用充满张力的“出走”行为弥补了这一不足。作者在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启发下，能在散漫无边的生活中，处理与延宕好这有质感有力量的精彩出走瞬间也是难能可贵的。自胡适推出了田亚梅这一先锋女性之后，引发了新文学作家书写娜拉型女性形象的热潮。比如鲁迅《伤逝》中的子君、郭沫若《卓文君》中的卓文君等不胜枚举。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为了自由意志据理力争的真人版娜拉型的新女性。比如轰动一时的李超、赵五贞、李欣淑等。这些女性都直接或间接的从田亚梅身上获得力量。这都充分说明了田亚梅这一形象的有效性，她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人们的困惑并用自身的行动作出了示范。田亚梅这一人物形象的精髓与先锋性主要体现在“出走”这一行为形式上，“出走”行为不仅仅具有文化革命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与个体“觉醒”发生了紧密的关系。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出走”的叙事已经存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出走”而被称为“私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是最早记载“私奔”叙事的：“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据有的学者考察，古代的私奔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情”而“奔”，主要是源自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此类作品以卓文君为范本不过，……二是为“欲”而“奔”，主要是源自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此类作品以王三巧为范本”。无论是情奔还是欲奔，虽然都对封建婚姻观念进行了剧烈冲击，但是保守性在于，其行为意义始终没有超出妇女人身依附的范围。子女私奔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父母的择偶标准不一样。“问题的焦点是按照封建家长从门第、宗族关系、仕途前程等等方面来选择，还是更多的从外貌、性情修养、兴趣志向等等方面来设计自己的情侣。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以为妇女寻找人身依附作为共同的目标。”［6］但是，田亚梅的行为将私奔这一传统举动赋予了现代性的含义。因为她不再仅仅是为情而奔、或者为欲而奔，其最为主要的诉求是“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胡适首次在现当代文学里，将爱情婚姻作为一个极其严肃的人生问题提出来讨论。通过婚恋不自由的问题，不止于暴露封建伦理文化吃人的罪恶，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醒人们，将自己从禁锢的家庭中救出来，从而找到自我的主体性。如果说田亚梅是胡适在个人主义维度上书写的先锋女性，她更多的承载着作者对新女性的鼓动与召唤，那么，鲁迅则通过《伤逝》中子君这一人物形象的书写，在景深镜头中透析了新女性层层叠加的生存困境。按照当代叙事学的观点，对人物形象的书写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人物本身，这属于故事层次；二是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也属于故事层次；三是塑造人物的手法，这属于话语层次。很显然，鲁迅对子君这一人物形象的着力与寄予的深意主要通过后两个层次折射出来，隐含作者很少对子君进行正面的可靠叙述，主要是将她放在人物之间的关系中通过叙述修辞来书写。也就是说，鲁迅对子君的塑造不是由内而外的显示法，而是由外而内的透视法。［7］258具体说来，主要从以下三层关系中塑造子君。一是子君与以胞叔为代表的一批次要人物的关系。在《伤逝》中，除了男女主人公外，还存在着一批时显时隐的次要人物。

比如：子君的胞叔和父亲、局长、房东太太、“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搽雪花膏的小东西”、“鲇鱼须的老东西”、路人等等。在文本中，这些人物没有自己的名字，更没有个性化的特征，他们共同承担着相同的叙事功能，即传统社会的代言人。很显然，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价值立场上，这些人是站在子君与涓生的对立面的。然而，面对传统社会布下的天罗地网，子君从来没有退缩过。面对胞父的阻挠，她大胆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以至于涓生都感叹到“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王富仁先生曾说：“假若没有外界的更大压力的话，涓生原来是可以依靠这种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理智的道义观念将二人的表面和睦关系支持下去的。”

然而，在新青年与旧传统这对极不平等、实力悬殊巨大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注定了“社会对涓生和子君婚恋悲剧的作用也不只是触发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决定性的”。［8］事实上，子君与涓生也时刻感到无孔不入的巨大社会压力。作者在新女性与旧势力这对倾斜的结构关系中书写子君，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除了肯定老生常谈的追求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等等要义之外，作者是想让更多的子君们看清飞蛾扑火的现实，不要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轻易扮演娜拉，作出无谓的牺牲。二是子君与涓生的性别关系。在上一个层次中，子君与涓生结成了婚恋共同体，他们的反抗姿态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现代中国的象征。很多五四启蒙叙事文本也以新青年经由“出走”组成家庭作为他们叙事的终点。然而，恰如上文所说，没有性别维度关照的个人主义是没有深度的个人主义。与众不同的是，鲁迅只是将知识青年组成家庭作为叙事的起点，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新式夫妻内部微妙的性别关系。让人吃惊的是，组建新家庭之后的子君，迅速的滑向了她的对立面，在上一层对立关系中追求独立、勇敢无畏的子君不见了。子君自觉的将自己定位在传统家庭内部女性职能的分工里。跌进日常生活空间的子君不仅没有一点新女性的风尘，甚至比不过一个豁达的农村妇女，更不用说有涵养的大家闺秀了。

子君在组建家庭之后，主动承担起家庭日常生活经营的这一行为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叙述人“我”在讲述的时候，却将子君固守的生活空间与涓生坚守的知识空间对立起来。叙述人“我”在讲述时自觉不自觉的遵守着“男性—启蒙者—知识空间—新生”、“女性—被启蒙者—生活空间—反启蒙—死亡”这样的的逻辑。这样叙述的逻辑自然使前者合法化，而将后者推向了审判台。这样叙述的逻辑也同时在暗示读者，子君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咎由自取的，而涓生需要承担的最多只是坦诚相告无爱事实的无错之错。众所周知，《伤逝》是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的姐妹篇。因此，这篇小说的隐含读者也是女性。作者让启蒙者涓生作为叙述人可谓用心良苦。他让涓生现身说法、将现代爱情的真谛呈现在“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年轻的知识女性读者面前，以达到让新女性“睁了眼看”清世界的目的。此外，不得不说明的是，子君在组建家庭之后，主动承担起家庭日常生活经营的这一行为本身确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进入日常生活空间并不意味着完全遁入市井生活、甚至于完全采用良莠不齐、面目模糊的市井价值观。作者让涓生本人对子君前后的变化细致刻画、写出当事人的感受与评价。其目的除了让新女性“睁了眼看”清世界之外，还要时刻反思自身、找到自我。在子君与涓生这层倾斜的性别关系的探讨中，让我们感到“女性解放”这个命题任重而道远。

三是作为“鬼魂”的子君与涓生的关系。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鲁迅文学世界的“鬼”气以及鲁迅对鬼域世界的痴迷。在《伤逝》中，作为死去的鬼魂的子君与活着的涓生也构成了一对潜在的紧张关系。如果忽略了作为鬼魂而存在子君，那《伤逝》的文本意蕴将大打折扣。虽然子君的死亡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当确知子君的死讯，涓生仍悲不自禁、对子君的魂魄进行了长歌当哭式的召唤。因此，整个文本我们也可以视为涓生与子君魂魄在进行潜在的对话。对于子君的死，涓生自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用了近三分之二的•101•笔墨讲述子君死亡的前因后果。具体而言，在讲述过程中，叙述人“我”对死亡的想象出现了五次。为什么会出现人物反复讲述的行为模式呢？不难想象，面对冤屈的子君魂魄的质疑与追问，涓生不得不反复的告白、解释与忏悔，以期得到子君的谅解与良心上的安慰。那么，什么是忏悔呢？“忏悔是以真理的名义克服罪孽和羞耻”。［9］然而，我们分明感觉到涓生在事实面前坦诚的诡辩。为什么是诡辩呢？因为“我”将子君的死亡放在了一个非死不生的逻辑上来展开。即子君不死，涓生不会生，与其两个人都灭亡，不如保存实力更强的一个。为什么是坦诚呢？因为我们分明感受到了那种长歌当哭的浓烈的悲哀。那么，涓生究竟在纠结什么呢？痛苦什么呢？悲哀什么呢？笔者认为这既真实地反映了五四启蒙者面对“弃妇”时，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此消彼长的矛盾心态，也说明了五四精英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在现实生活中全面溃败，这无论在子君人生的结局（死亡）还是在涓生人生的结局（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正是这一结果将知识分子的“我”击得粉碎。回到性别的立场，我们既看到了男性在改变世界过程中的曲折与无奈，更体会到了女性浓重的悲哀，因为即便是死亡，即便是魂魄不罢休的追问也难以撼动倾斜了的性别秩序。

文本事实告诉我们，民国时期部分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和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是拥有自我主体性的新女性形象。此外，女性他者———男性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讲，让我们看到过去因对抗情绪被遮蔽掉的与现代女性生存与境遇等问题紧密相关的深度叙述。在这些故事中，女性不再是一个“无”的存在，她们用自己的现代知识与果敢的行为将自己深深的镶嵌在了现代历史之中。

作者：谭梅 单位：成都大学 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