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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传统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范文

时间:2022-10-15 11:38:31

林业传统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

摘要:党的着重提出了“文化自信”,林业传统知识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通过对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林业传统利用知识、传统技术、传统管理知识和传统文化进行梳理之后,提炼了林业传统知识的特征,分析了林业传统知识的重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关键词:林业;传统知识;生态文明

在党报告中,提出“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对文化自信的强调,不仅尊重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相处中形成璀璨的生态知识和文化,而且指明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前进方向。中国是世界森林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中心之一,具有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化。在悠久而辉煌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与森林利用与保护的历史相互交织[1]154。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国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相互融合,产生并总结了丰富的森林经营管理、利用和保护的知识,型塑了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乡土规程,形成了特色各异、丰富多彩的森林文化活动。这类森林经营利用、管理的知识和传统习惯,与森林相关的、且对森林经营和利用产生影响的文化、信仰和艺术等文化遗产,被归纳为林业传统知识(TraditionalForest-RelatedKnowledge)[2]。迈向生态文明的道路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需要从中国优秀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中汲取营养。本文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整理了中国林业传统知识的概况、重新审视林业传统知识的作用,为发挥林业传统知识,建设生态文明提出了一些观点。

一、中国林业传统知识的概况

下文将林业传统知识分为传统利用、传统技术、传统管理和传统文化4类,简要介绍中国的林业传统知识。中国林业传统知识极其丰富,本文在归纳总结的时候,难免挂一漏万。

1.传统利用知识在农耕文明诞生前,人类在森林或稀树草原中采集和狩猎得以生存和繁衍。人类在劳作的过程中积累了知识和智慧,发现了森林生态系统中生物的食用、药用、纤维用、材用、观赏等功用。一方面,这些生物成为了人类驯化和家化物种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利用逐渐演化为民族医药、文化植物、宗教植物、日常生活用品等具有文化符号的物态传统知识。在传统利用知识的挖掘方面,民族生物学和民族生态学学者通过研究当地民族对植物的利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中国民族植物学家在民族植物的文化利用、经济利用和生态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民族生态学家则从整体出发,研究包括驯化物种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系统整理了中国各民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保护和整理了中国重要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农业和林业传统实践。有些研究触及到了传统知识体系的科学解释和开发利用。其中,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基于中国传统医药知识获取了青蒿素,为人类战胜疟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传统林业方面,在20世纪后期,中国林业为农业服务被公认为世界楷模,这得感谢中国人民在与各种自然灾害斗争过程中总结而成的农林间作、农田林网等传统知识[4]135。当下,中国传统利用知识的保存和再利用面临着挑战,西部地区尤甚。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世居于此的藏、蒙、苗、侗、傣等少数民族发展出了绚丽多彩的传统医药体系。随着大规模经济开发和外来文化渗透,原有的林业传统知识正遭遇着生存危机。遗传资源破坏、传统医学衰落较为严重,部分生物资源因遭到破坏、窃取而流失。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进步,物态林业传统知识必将会拥有更高的商业、科学价值,研究和开发物态林业传统知识不仅有利于实现林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林区居民收入,还将会对西部生态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2.传统技术及传播林业传统技术主要包括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总结积累而成的森林经营利用技术、诀窍、经验等,如选种选树、幼苗抚育、种植、封山育林等,这些技术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科学性。如生活在中国西南云贵川等地的彝族,有着独特的林地划分规则,在粮食作物种植、封山育林、薪炭林管理方面经验丰富[5]。贵州黔东南小丹江的苗族社区将杉木作为首选造林树种,当地居民采取了“林粮轮作”等多种传统方式种植杉木。苗族村民不仅从杉木林中获取木材,还在其中收获丰富的林下产品,如采集薪柴、药材、野果、野生蔬菜,猎取小型野生动物等[6]。生息于喀斯特山区的另一支苗族———麻山支系,则积累了高效利用喀斯特生态系统的经验和技能,这些知识在石漠化防治中有着特殊价值。侗族在土地轮歇利用、防火隔离带设置、护岸林营造、采集狩猎等方面的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方法[7]。其他少数民族如哈尼族、纳西族等都在漫长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了独具特色的林木管理方式。这些林业技术虽然古老,但大多符合现代科学思想,“刀耕火种”看似落后亦有其合理性[8]。除了刀耕火种、轮息作业等方式外,云南少数民族还采用包括林—农、林—牧、林—花、林—菌、林—药在内的多种形式、多种用途、混合经营的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具有树木种类多、用途广泛、产出多样等特点,体现了生物多样、结构多元、生态系统多功能的基本特征。除此之外,全国各地也有着小片人工林、经济林、庭院林、寺庙林、风水林、薪炭林等树种不同、形式多种的森林类型。一方面,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结合本地情况,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的经营;另一方面,林业传统技术在文化上体现了“所谓落后民族(或称弱势群体、弱势民族)的先进文化”的特征。在传统技术传播方面,中国对林业技术的记载、整理、传播,有着悠久历史和丰硕成果。从战国时期《周礼》提倡适地适树的“土宜之法”,到东汉时期《四民月令》整理了挖坑、松土、施肥、植苗、踩实等一整套完备的植树技术;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第一部完成记述“造林学”的农书;宋元明清时期的农书总结出针、阔叶树的栽培技术,并提炼了相关栽培理论[9]。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森林培育技术体系。通过“劝民植树”“教民稼稿”“谨其时禁”三种形式,有效提高了劳动人民的林业经营技能和环境保护意识。

3.传统管理知识传统管理知识主要依托于村规民约(或称习惯法)、契约、风俗习惯等形式,有效地规范了当地社区人的行为。村规民约多由村民自主制定,并由村民共同遵守和认可。如在贵州省台江县,林木收益是当地苗族人极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为了保护山林权益,村民们自发形成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林权习惯法。这些习惯法集中体现在苗族村寨的村规民约之中,当地村寨调解林权纠纷的主要方式也是通过当地的村规民约[10]。习惯法很好地补充了国家法在在林权保护方面的不足。大多数村规民约都有重惩罚、轻教化的倾向,但少数也重视通过培养社会公德来实现林区产权稳定和封闭经营。另有很多少数民族通过村规民约界定了林业资源所有权。如侗族的《侗款》就通过设立“青石”“白岩”明确规定了田塘土地的范围,并明令禁止过界取土砍树的行为[11]45。在贵州东南部清水江流域,当地居民也发展出源自传统管理知识的林木所有权划分机制。随着该地区人工林业的发展,当地的林业契约应运而生,这些契约涵盖山林土地使用权流转、股份合作等林木更新、林地和林木买卖、林地管理和收益分红等,很好地节制和约束了林业经营中的“人情世故”,对人工林业发展和林业资源保护提供了保障[12]。不少民族的风俗习惯对生态保护有正面的作用,也涉及木材贸易、纠纷处理等方面。侗族人家中每有婴儿出生,就在山上栽100棵杉木苗,当儿女年满18岁,杉木亦已成材,此时便可采伐杉木以抵婚嫁的费用。又如侗族的榷置葬制度,无意中使得停放灵柩的森林得到保护[11]49。传统管理知识绵延于历史、来源于实践、根植于思想,并能够与林业现代知识相结合,这是中国将乡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十分宝贵的资源。头人、宗族、家族、寨老等传统社区组织对森林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傈僳族村寨中,寨子里的家族长和头人在当地社区内具有广泛而有力的威信。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他们在管理森林、土地等资源和处理村寨公共事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13]。这些传统社区森林管理方式及其包含组织和个人能够有效地管理本社区的森林资源,帮助社区成员维持生计。

4.传统文化与森林有关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儒、释、道等传统宗教信仰中与林业相关的内容,影响森林经营的其他传统思想、习俗等。儒家“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的思想,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塑造环境意识起到积极作用。在受佛教影响深远的西南和藏区民族文化中,藏传佛教以其呈现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整体观念,孕育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禁欲伦理”的民风民俗也有效保护了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14]138。道教“道法自然”“贵生”“乐生”的观念对瑶、壮、苗、土家、仡佬、羌、彝、纳西等少数民族影响颇大。除宗教信仰外,中国源远而丰厚的伦理哲学蕴藏着朴素的自然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从夏商周至春秋初期的“网开三面”“里革断署”,《礼记•祭义》提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到宋代,朱熹归纳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些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思想至今仍有价值。与自然资源相关的传统文化亦在中国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相当比例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地地区,林地是其生产生活的根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少数民族都保持着高度的森林保护意识[15]。神山、神林、神树、神鬼灵、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信仰、禁忌等的崇拜是精神层次林业传统知识的重要体现。在西南地区,傣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着本民族的“神林”,即在村寨后方或附近有一片被赋予神秘色彩或作为崇拜对象的树林,神林文化在这些民族的文化中占有着重要位置[14]139。神林的存在对于森林和物种保护、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和环境美化都起着积极作用。在云南省南华县,当地的彝族人民以“万物有灵论”作为哲学基础,通过神山、乡规民约、宗教礼仪等形式,构建了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表达了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尊重,并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融入到了民族的道德文化、社会制度、生产生活中。林业传统知识以乡风民俗为载体,世代传承,凝聚成乡土的生态哲学和文化情结,总结了当地人尊重自然的朴素的生产生活方式,体现了崇奉万物和敬畏生灵的自然环境保护观念,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维持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155。

二、林业传统知识的特征及其再认识

传统知识不是严格意义上理论化的知识,而是基于当地条件而形成的经验性知识。这种经验性知识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属性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4]138。与专家主导的现代科学思想体系强调知识的一般性、通用性不同,林业传统知识是地方性的属于民众的知识,是知识和民族文化、当地生产生活方式的集合表达。在现代科技主导下,传统知识不断被边缘化且难以摆脱现代科技霸权式的主宰。我们缺乏足够的力量怀疑现代科技背后的哲学、价值准则、分析方法和工具、理论逻辑的正确性。即使有力量怀疑,也难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为认识林业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区别,下文将从地方性、实践性、共享性、整体性等特征,理解林业传统知识的内涵。

1.地方性。传统知识是特定地点的人民经长期实践而总结创造出来的,是具有特定前提的知识[16]。对同一事物的认知,当地民众并不追求普适性、一般性的认知,这使得传统知识有别于现代系统知识,多数情况下,某地传统知识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如在云南南华彝族地区某村,该村的森林在传统上被分为用材林、水源林、森林以外的树木,这与中国《森林法》用材林、薪碳林、经济林、防护林和特用林的分类体系截然不同。

2.实践性。传统知识因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通过经验、事件、试错、有意识的行动等实践手段不断扩充、修正,并依靠口头、模仿和演示的方式来传承。这种来自于经验的知识是很多代人的智慧结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错误,不断的发生变化,不断的被创造和再创造,不断的被发掘和更新,在动态中满足当地实践的需要。而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在日常生产生活学习、运用、再创造的特性,使得传统知识往往存留在人们的平常记忆中,这也是传统知识为什么没有被有效整理和组织从而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原因。

3.共享性。因传统知识脱胎于群体的日常生产活动,并代代相传,不同于专家所掌握的专门性知识,被称作“人民的科学”。但在一个族群或社区内,不同的人掌握和理解的传统知识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会因年龄、性别、地位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而且社区中的某些群体也可能被认为是传统知识的化身,甚至如社区精英、宗教领袖和社区领导等个人可成为某种传统知识的代言人。

4.整体性和综合性。传统知识由于其深深扎根在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融合了当地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生产模式等独特的要素而成为了一种难以分割和抽象化理解的整体,因此很难完全区分它的科技成分和非科技成分、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17]。然而它常常不是以一种物质化的整体存在,不是集中于一个人或某一个特定的时空,而是一种概念中的整体,蕴藏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18]。早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传播、市场化和全球化对当地发展的影响,传统知识逐渐消失,这对地球环境、社会公正公平及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在1992年签订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传统知识得到了国际社会充分的关注。传统知识迅速成为森林、荒漠化防治、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气候变化等领域国际公约谈判焦点的议题[4]140。

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评估中,传统知识是4个特设议题之一,成立专门的小组开展评估,这其中包涵代表弱势群体利益政治集团的不懈努力。国际社会达成了基本共识:传统知识丰富的社区需要特殊的保护,当地社区的利益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受到了伤害。参与国际行动援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拥有丰富传统知识的贫困国家政府主张维护“原始”“乡土”利益,并通过建立一个公平的秩序来维护“本地人”的权利,质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于现代科学体系而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如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TRIPS)。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于林业传统知识的认知和保护开始提上议题,生态学家、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林业传统知识是当地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林业科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源泉,需要重新评估林业传统知识在环境和发展中的作用[19]。国际社会对于林业传统知识的认知并非一帆风顺。2003年于魁北克召开第12届世界林业大会则专门设立“传统知识和文化多样性”议题来讨论林业传统知识。2004年,第四次联合国森林论坛大会将林业传统知识列为主要议题,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如何认识林业传统知识上产生了分歧,未能达成可操作性的共识。2007年,在昆明召开的“林业传统知识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反贫困中作用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当重视林业传统知识的实践、倡导和研究,尤其重视林业传统知识在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缓解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中的重要作用[19]。与国际社会相同,中国对林业传统知识的认识也不断发生着演变。很长时间以来,林业传统知识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愚昧”“落后”的,是不科学的,人们总希望用先进的现代林学知识去指导“无知”的山民。百余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现代林学的进步,重视绿色革命的技术,相应建立起科学研究、技术推广、法律法规政策和行政管理制度和体系。一方面,中国林业产业成绩斐然,实现了森林面积和质量的双增长;然而,另一方面,很多地区出现了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景观价值下降、山区经济发展缓慢、乡土文化和价值观迷失等情况,环境和社会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而逐渐暴露出来。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等外部影响迅猛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即使是处于偏僻森林地区的人们。中国林业政策在不断借鉴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和他国林业发展的经验,调整林业政策。然而,中国林业政策调整要么强调了森林保护,而忽视当地人的生计改善[20];要么重视了生计,忽视了森林的保护。这些外来干预政策肯定影响到当地社区森林管理知识。然而,当地社区和人民也在型塑着外来干预政策,形成不完全同于干预政策所期待的森林管理知识真正地落地。而这种重塑也是深深扎根于当地传统森林管理实践和文化。中国的西部偏僻地区已经成为世界最好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科技在林业政策上交融和共生的最理想的研究场所。

三、发挥林业传统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从时间维度来看,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引进了现代林学学科。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为实现学科理想,中国自上而下地构建了一整套依托于国家权力的林业规则、政策、制度。林业学科和管理体系构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部分,是孕育现代森林制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总体上讲,这个体系是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具有多样性的基层制度、社会规则和知识体系是不相宜的。由此带来的碰撞和冲击是导致近一个世纪中国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失调、森林生态系统失去健康和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近期迅猛的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进程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国林业需要借鉴和吸收农业发展和他国林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调整林业发展战略、方针和政策,以应对外在干预的不断变化,满足人们生产生活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业发展新的需求。中国在林业传统知识上的研究有着走在世界前列的潜力。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古老而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具有丰富的文化、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具有悠久的森林开发利用历史,其形成的传统森林的利用、管理和文化知识十分丰富,而且地域性差异特别巨大。

1.林业传统知识可以帮助当地居民重新挖掘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促进当地社区发展。林业传统知识,尤其是传统技术、传统管理经验,在当地林业中发展菌、花、药等林下产品生产,林农混合经营等生产生活中依旧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对这方面传统知识的保护和挖掘,对当地社区发展仍具有积极的作用。

2.林业传统知识可以为生态友好且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探索提供历史经验。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森林不只是食物、燃料、土地储备的来源或场所,也是人类文化、宗教、组织等社会经济和精神层面重要的互动对象[21]。在人与自然长期的交互过程中,人类已经逐渐成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的生产生活嵌入到当地环境中融合为相互包容的整体。若将当地社区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割裂开,不仅会造成原有生态系统的崩溃,也会使得当地社区在发展道路上的迷失。林业传统知识为生态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探索提供了有迹可循的历史经验。

3.林业传统知识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根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保护绿水青山,更要找寻与自然为友的克己复礼的精神家园。青青的山、绿绿的水、蓝蓝的天是人民美好生活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城乡不平衡不只是体现在物质生活上,生态服务供应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需要纳入考量,对于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双重追求需要得到重视。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有理由将森林看成是人类的伙伴,变“天人合一”的理想为人类的发展行动。基于此,从林业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高度提出中国林业政策和制度。作为文明之火从未断灭的古国和正走向复兴的经济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最理想的传统知识和现代科技交融共生的实践和研究场所。充分理解传统林业知识体系将是中国林业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吸收现代科学发展成就,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但是,中国对林业传统知识的研究基础还十分薄弱,研究工作亟待加强。第一,需要加强林业传统知识的挖掘和整理。从民间文化、民俗、禁忌、乡规民约、原始宗教、社区森林管理实践等方面收集与整理中国林业传统知识。第二,充分认识到林业传统知识在森林可持续经营中的价值。分析不同民族的传统知识、文化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关系,研究传统知识传承、消失、管理、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度等方面的现状和挑战,研究如何在现代林业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求契合点,以共同推动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第三,林业传统知识的长期跟踪观察,研究当地与森林相关的知识体系、生产和生活方式、宗教文化习俗;研究当地不同类型的村民依赖森林的程度、生计脆弱性与林业传统知识的关系;素描不同类型的村民如何应对政策干预,如何应对外来树种,如何应对市场变化。第四,林业传统知识保护政策研究。以林业传统知识为出发点,为集体林权改革、森林分类经营、利用采伐制度、管理组织安排、政府职能调整、林农组织发育、环境服务市场化机制、森林保护等方面提出政策措施[1]158。

相较于研究,中国应当在保护工作的实践中,重新审视林业传统知识的作用,充分贡献于中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近些年,中国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已经成为常态,在传统林业知识方面,实践工作亦可先行一步。清水江两岸,长期以来“山常青、水常绿”,环境如诗如画,人民以林为业,展示了一副体现“天人合一”理念的活画卷。清水江流域,曾是中央皇权嵌入“蛮夷之地”的主渠道之一,为什么一直是青山绿水呢?而欧洲文明所到之处,被视为“他者”的森林被无情地清理出去,导致了生态灾难。锦屏文书就是解开上述谜底的钥匙。从1397年起,中央权威力量进入后,本地和客地木商、山主、佃户等利益群体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推动了清水江两岸的杉木人工林的发展和木材贸易的繁荣,逐渐养成了“敬山爱树、靠山植树、靠树养家”的生产生活习惯,从而形成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爱护家园、诚信友善、守望相助、持续经营、永续利用”的生态文化[22]。锦屏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锦屏文书这一张名片的作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推动传统村落建设,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浙江安吉、福建长汀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突出的地区均遵循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这一路径。

作者:刘金龙1;赵佳程1;张明慧2;骆耀峰3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林业与资源政策研究中心,2.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北京3.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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