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区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范文

《林业经济问题杂志》2014年第一期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方法由于所调查的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特征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因此研究中采用Chaudhuri提出的测度方法［6］。Chaudhuri将贫困脆弱性用消费水平与消费波动来反映，消费水平使用消费均值来测度，消费波动使用消费的方差来测度，正好弥补了时间序列数据缺失这一遗憾。同时，引入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13］，在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对林业职工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细化分解分析。

1.1.1Chaudhuri的分析方法———消费均值和方差Chaudhuri认为家庭贫困脆弱性受家庭以及群体特征组的冲击影响［6］。假设一个家庭在消费周期t(t=1，2，…，n)内表现出一组被确定的变量Xi，构建以下函数:由于假定了Xi来表示各个家庭误差项的方差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其值实际上是不相等的，因此具有异方差性。而标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技术假设方差具有齐性，即所有家庭拥有相同的方差V(ei)=σ2，如果使用OLS估计β和θ会导致偏见，而且效率系数不高。因此，公式⑴和⑵正好克服了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家庭，可以用以下两个公式有效估算出消费的预期平均值和方差。

1.1.2多层次分析这里用多层次模型分析方法将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一步细化，主要从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进行分解分析。假设各个职工家庭i是一个层面上的单元(i=1，2，…，I)，社区j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单元(j=1，2，…，J)，家庭i是嵌套在社区j里面的子单元。令lncij是家庭人均消费，Xij是社区j中家庭i的一组家庭特征组，构建如下回归方程:最后利用公式⑻～⑾的估计系数(γ、θ、τ)来估计职工家庭消费的预期平均数以及期望方差。这些估计系数将有助于分析各层面的变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1.2数据来源研究中的数据源于2012年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9个林业局的林业职工家庭的调查。调查样本共计604户，样本覆盖面广，分布合理，覆盖了黑龙江省森工系统所属的4个林管局与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具体为:松花江林管局的绥棱林业局，牡丹江林管局的东京城林业局，合江林管局的清河、双鸭山、鹤北林业局，伊春林管局的乌马河、友好林业局，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的十八站、塔河林业局。

1.3变量选择

1.3.1变量选取家庭贫困脆弱性首先会受到职工家庭特征差异性的影响，此外，还将受到家庭所在社区层面环境的影响。家庭和社区两个层面的特征量共同决定了家庭特征的差异性，无论是家庭层面还是社区层面，能够对家庭贫困造成影响的因素有很多，在借鉴了现有文献中常用的变量设置后，考虑到所获得的调查数据中参考项的限制，对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变量选取为:家庭层面的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户主年龄、家庭负担比、家庭资产指数;社区层面的特征包括家庭是否在林场(经营所)、社区人均收入。

1.3.2变量描述家庭的人均消费(用lnc来表示)是家庭的消费总额除以家庭的常住人口，家庭的消费总额包括现金消费和实物消费，问卷主要从食品、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水电、请客送礼等方面调查了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情况。家庭的人口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与结构。家庭规模(用A来表示)主要指家庭的常住人口数，家庭结构包括户主的年龄(用B来表示)、家庭负担比(用C来表示)两项，家庭负担比等于家庭的非劳动力除以家庭的劳动人口数，家庭的非劳动力指家庭中18岁以下(含18岁以上的学生)、65岁以上的老人及不能参加社会劳动的残疾人。家庭资产指数(用D来表示)由家庭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加总而得，具体计算方法参考李小云对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进行测算的方法［14］，其中自然资本用林地面积来反映;物质资本用住房情况及固定资产拥有量来反映;金融资本用家庭存款来反映;人力资产用家庭劳动能力及成年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来反映;社会资本用家庭参与组织情况及社会关系来反映。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首先将家庭是否在林场或经营所(用E来表示)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考虑在内，原因是家庭是否在林场对于一个家庭的社会关系构成有直接影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家庭是否有种植、采集、养殖等收入来源，进而决定了其经济来源的组成结构，这些都将对一个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社区层面的另一个变量是社区人均收入(用F来表示)，个体家庭会因生活在平均收入水平不同的社区内，而使其家庭的消费水平与消费习惯受到影响，其消费水平和波动情况也会收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对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

1.4模型建立根据测度方法，使用HLM7软件对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分别建立4个多层次随机回归模型。对消费水平建立只包括家庭层面变量的随机回归模型(模型1):如果模型1结果显示家庭资产指数在不同社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在模型1的基础上，对家庭资产指数建立包含社区层面变量的随机回归模型(模型2):

2结果与讨论

2.1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1)表明: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社区人均收入达到1.244145万元。单从这一数字本身来看，好像国有林区职工家庭并不处于贫困状态。但是，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是结合大数定律，对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进行度量。即主要从人均消费低水平性、高波动性两方面来研究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据调查，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人均消费水平9.31(人均消费值为1.100364万元)，与全国城镇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9.71(人均消费值为1.656177万元)相比差距更大。说明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状态;同时，人均消费标准差为9.81也反映了职工家庭消费具有较高波动性。符合消费低水平性、符合家庭消费高波动性，故选择社区人均收入这一变量具有合理性。

2.2回归模型分析结果随机效应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HLM7软件建立的4个模型的回归系数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家庭资产指数对消费水平有正向关系，对消费波动呈负向关系;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对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均呈现出负向关系;家庭负担比对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均呈现出正向关系。

2.3影响因素分析下面从消费水平及消费波动来研究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2011年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状态;同时，职工家庭的消费又具有较高波动性。进一步的分解性分析如下。

2.3.1家庭资产指数家庭资产指数与消费水平呈现出正向关系，表示资产指数越高，其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因为资产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家庭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水平，而要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本，就要增加一部分消费支出;另一方面，社会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维系需要走亲访友、请客送礼等礼金的支出，这一项也将大大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家庭资产指数与消费波动呈现出负向关系，表示资产指数越低，其消费波动越大。原因是作为生计活动核心的家庭资产决定了家庭的风险管理策略，贫困家庭的资产非常有限，主要表现为职工家庭在风险来临时，抵御能力较弱，不能维持消费的平滑［14］。在家庭资产指数对消费的均值与方差共同影响下，家庭资产指数越低，消费水平越低，消费波动越高。因此，家庭资产指数对贫困脆弱性具有负向影响。

2.3.2家庭规模家庭规模与消费水平呈现出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家庭常住人口越多，人均消费水平越低，这用规模效应可以解释，家庭对于消费品的边际支出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因此家庭常住人口越多，人均消费水平越低。家庭规模与消费波动呈现出负向关系，家庭规模越大，消费波动性越小，原因是家庭规模大意味着常住人口越多，在家庭成员面对风险与冲击时，更容易从家庭成员的亲戚及朋友处得到临时的帮助与支持，从而减小了消费波动。在实地走访调查中发现，职工家庭规模较小的家庭多为双老家庭、子女在外地读书的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家庭等，这就造成了小规模的家庭其高消费水平与高消费波动共存的现象。因此，关于这一变量的研究将引发更多的思考，如何通过增加林区就业渠道来留住青壮年劳动力，保障家庭常住人口处于稳定状态，这样就可以在不缩减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大大削弱消费的波动，进而减小职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这也是天保二期工程和生态功能区建设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2.3.3户主年龄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水平和波动均呈负向关系，户主年龄越低，家庭消费水平越高，消费波动也越高。在604户被调查的家庭中，户主年龄从23周岁到86周岁不等，户主年龄低的家庭大多是新婚家庭或孩子较小的家庭，其消费需求越多、消费欲望较大，所以会造成其家庭的消费水平较高。同样的，随着户主年龄的提高，家庭生活所必须的住房、耐用消费品、生产工具等已基本完备，因此其消费水平更为平滑，消费波动也就越小。对这一变量的研究将有利于思考如何帮助职工家庭平滑度过成长期。虽然黑龙江省国有林区在2008年就已经实施了《黑龙江省森工林区家电下乡实施方案》，并在2009年实施了森工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家庭贫困脆弱性，但还是有更多的政策空间值得思考，如何针对贫困脆弱性特征不同的家庭制定差别性扶持政策，更有效地帮助贫困脆弱性的家庭度过脆弱阶段，这应该在生态功能区建设和二期天保工程建设中寄予重视。

2.3.4家庭负担比家庭负担比与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均呈现正向关系，家庭负担比越高，家庭人均消费越高、消费波动越大。这一现象是因为家庭负担比越高，意味着家庭中未成年人、学生、老人、不能工作的残疾人可能越多，根据调查发现，“儿女的教育费用”和“医疗支出”这两项占据了林区职工家庭生活性支出的较大份额，家庭负担比较大的家庭在这两项上的支出大大提高了家庭人均消费。另一方面，家庭负担比越高，意味着家庭中劳动力所占比例越低，在遇到风险冲击时，家庭应对能力有限，就会导致消费波动较大。因此，家庭负担比越大的家庭，其表现出的“非正常高消费”与其家庭的高负担是有直接关系的，高于一般家庭的医疗支出与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遇到风险冲击，就会导致消费出现较大波动。因此，家庭负担比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

2.3.5是否在林场(经营所)这一变量通过影响家庭资产指数进而对消费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说明生活在山上林场的家庭具有更低的消费水平。生活在山上林场或经营所的家庭可以通过发展林下经济，采集或者种植山野菜、野果，发展林下养殖等方式来获得一部分自用食物，也可以通过收集秸秆枯枝等方式来减少燃料的消费，因此减少了家庭生活性支出，进而使得消费水平降低。生活在林场所的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波动，原因可能是山上林场所的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造成的，这一点在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规划中也有所体现。规划提出要推进小城镇建设与生态移民，认为要加快构建具有林区特色的生态城镇体系，加强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集聚和吸纳功能［15］，这就意味着分散生活在林场所的职工家庭享受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于山下社区的居民有一定差距。正因为生活在林场所的家庭其家庭贫困脆弱性更大，因此在保障性扶贫政策制定中，应向这一区域倾斜，利用二期天保工程和生态功能区规划的良好政策环境，改善林场所职工家庭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设施条件，使得城乡基础设施完善，林场所职工的基本生活条件与山下社区同步发展。

2.3.6社区人均收入社区人均收入通过影响家庭资产指数进而对消费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意味着社区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消费水平越高。在社区层面，整体收入水平较高时，会拉动整体的消费水平，由于消费环境对消费心理的影响，在收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单一家庭的消费也会受到平均水平的促进，从而使家庭消费水平提高。社区人均收入对消费波动呈负向关系，也就是说社区人均收入越高，消费波动越低。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社区内，某个家庭消费受到外界风险冲击时，无论方式是借款或者无偿捐助，受冲击家庭都更容易得到其他高收入家庭的经济与物质的援助，因此降低消费波动性。在对消费水平与消费波动的共同影响下，社区人均消费水平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呈负向关系，即社区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家庭贫困脆弱性越低。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基于现有贫困脆弱性理论研究成果，应用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调查的横截面数据，采用多层次随机回归方法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资产指数、户主年龄、社区人均消费水平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呈负向影响;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家庭是否生活在林场(经营所)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贫困脆弱性呈正向影响。

3.2建议研究结果也表明，可以从提高林区职工家庭的消费水平和降低消费波动为突破口，采取多种措施，削弱职工家庭贫困的脆弱性，增强其可持续的生计能力。针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消费水平低下的特征，首先，应该从转变林区经济发展模式来增加社区人均收入水平并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其次，增加林区就业渠道，保障林业职工灵活就业，积极开展林果采集、林下种养、森林旅游等多种经营，使得林区职工收入方式呈多元化;再者，针对生活在林场或经营所的社区，应该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完善工作，促进职工家庭的财富积累，进而促进消费水平平滑增长。针对黑龙江省国有林区职工家庭消费的高波动性特征，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社区教育体系，减轻家庭在儿女教育方面的负担;其次，确保基础医疗保障的推行，减轻职工家庭在发生大额医疗支出时而陷入贫困的可能;再者，应增加林场或者经营所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使生活在不同区域的职工家庭得到公平的社会基础保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组织、完善金融借贷体系，提高林区职工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

作者：王玉芳李朝霞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