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对林权制度改革的影响范文

《林业经济问题杂志》2014年第一期

1材料与方法

1.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中国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虽然在2003年就开始在部分省份进行了试点，但在全国推广则是在2008年。相对于时间序列数据或是截面数据来说，面板数据更能表现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选取中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0个省为研究样本，所用数据时间区间为2005～2012年。因为此区间正是中国大部分省份先后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及推广甚至改革主体任务完成的时期，各省份对集体林改的试点开展时间和任务完成时间并不完全一样，因此2005～2012年的数据既包括林改前的数据，又包括了林改后的数据，以便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研网数据库等。为了消除物价的变动影响，所用数据中凡是涉及价格指标的都采用1997年物价指数进行平减。

1.2变量定义和说明本研究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进行细化，也即直接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里的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它们分别是政府治理能力、地区经济基础情况、金融发展程度、制度与诚信文化。另外，林权发证率被用来衡量集体林改程度，也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及产融结合理论等知识对林改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此外，还有诸多可能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因素被引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基础(集体林面积占比、生态公益林面积比)、林业投入(林业财政补贴占地区财政支出比、林业系统营林基本建设投资中林业教育投资额占比)、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措施实施情况(包括林权交易市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林业合作组织、林业法人单位等数量)、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措施实施与否(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林业税费减免与否，设置为虚拟变量)及其他可能的因素，在确定这些变量的时候还要考虑各个变量数据的可得性等问题［5］。各变量的解释说明如表1所示。林改经济效益的计算说明如表2所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计算中的指标设计以及指标权重的确定是根据陈幸良的研究结果: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各指标层的判断矩阵并求解，最后通过一致性检验确定最终的指标体系［6］。

1.3模型选择与设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国30个省份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为了分别考察林权体制改革程度、金融生态环境各因子变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而建立了模型⑴:1.4研究假设基于以上研究思路，就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作出以下假设。其中有关政府治理、经济基础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制度与信用文化等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了李扬［7］等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假设1:政府治理能力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政府治理能力指标包括政府主导性(用政府财政支出、辖区内企业税负率衡量)、财政平衡(用财政自给率、非税收收人占预算内外财政收人比重、地出让收人占GDP比重衡量)、政府规模(用行政事业费总倾/GDP衡量)、政府诚信(用政府透明度、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衡量)。假设2:经济基础水平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经济基础水平指标包括经济发达水平(用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人均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衡量)、经济结构(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基础设施(用高速公路里程数/土地面积、人均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衡量)、私人部门的发展(用非国有部门工业总产值占比、非国有部门投资占比、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比衡量)。假设3:金融发展水平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包括金融深化(即经济货币化程度，用非国有部门获得的有效贷款/GDP来衡量)、金融竞争(用政策性贷款在辖内贷款规模中占比、非国有商业银行存款所占份额、非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所占份额衡量)、金触效率(用辖内商业银行体系的存贷比、辖区内商业银行体系效益指标衡量)、私人部门获得的金融支持(用非国有部门获得的信贷占比衡量)、金融市场发育(用企业直接融资额占比、人均个人消费信贷额、人均证券交易额、保险深度也即人均保费收入等指标衡量)。假设4:制度与信用文化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制度与信用文化指标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分别是法治环境(用对辖区内司法的信任程度、司法公正性、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的效率以及银行诉讼债权的回收率衡量)、诚信文化(用企业诚信度、地方政府对于诚信建设支持、地区征信体系建设衡量)、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用律师占人口比例、注册会计师占人口比例、担保机构数占人口比例、地区行业协会作用衡量)。假设5: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集体林改的经济效益要优于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差的地区。假设6: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程度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有正向影响作用。这里用林权发证率来衡量集体林改程度。这是因为林权证是证明林农对林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在林改配套措施中，无论是进行林权抵押贷款，还是申请森林保险等都需要出示林权证，故而用林权发证率衡量集体林改程度较为科学，而很多官方数据以林地确权率作为衡量集体林改程度的指标是不太准确的，仅仅确权而不及时发放林权证也会影响林农对集体林改政策的信任和信心，只确权不发证也就意味着部分“缺权”。显然地，林改程度越高，拥有林权的林农就越多，按照林改政策的设计机理，那么林改程度越高对林区经济的发展越有利［8］。

2实证分析

2.1林权体制改革程度、金融生态环境各因子变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对模型⑴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调整拟合优度(R2-Adjust)R2为0.7820。这表明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好。政府治理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的治理能力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因而验证了假设1的内容;经济基础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基础的强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因而验证了假设2的内容;金融发展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情况良好则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验证了假设3的内容;制度与文化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制度与文化的状况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验证了假设4的内容。林改程度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林改程度的提高也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因此，积极推进林权主体改革任务的完成是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效益的第一步。在控制变量中，集体林面积占比的系数和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的系数都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集体林面积和生态林面积的增加都会减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可能的解释是:集体林属于“准公共物品”，集体林面积越多，意味着归属于集体大众的物品越多，因此容易形成“牧场悲剧”，从而造成经济效益下降［3］;同样，生态林着眼于保护生态环境，其生态效应可能明显些，但是经济效益不显著。林业财政补贴、林权交易市场和林业税费减免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林业财政补贴的增多、林权交易市场的完善和林业税费的减免都会显著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这也容易理解，从集体林改的现实情况可知，政府的林业财政补贴和林业税费减免增加了林农的的收入，从而在计算集体林改经济效益时，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效应。森林保险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完善森林保险制度也会提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此外，人均林改面积和人均活木蓄积量表示着森林的资源禀赋，二者和林农知识水平都是影响集体林权体效益的内生因素。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人均林改面积、人均活木蓄积量和林农知识水平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效益都变现出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2.2整体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对林改经济效益的影响对模型⑵进行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好与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差的Adj-R2分别为0.86234和0.79613。根据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回归结果表明: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改程度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组中，林改程度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与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改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提高作用更显著，因而验证了假设5的内容。在两类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集体林面积占比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组中，林业财政补贴的系数和林权交易市场的系数分别在10%水平上和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组中都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与金融生态环境好的样本相比，金融生态环境差的样本地区中，林权交易市场不发达，林权流转速度较慢，因此不能发挥林权交易融资和林业财政补贴带来的应有经济效益，因而其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不显著。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的森林保险和林业税费减免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均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人均林改面积、人均活木蓄积量反映了林地内在的资源禀赋，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二者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由影响系数可知，二者对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组的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林农知识水平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下的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且此促进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有更好的体现。综上所述，通过对30个省份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且影响方向为正;金融生态环境的4个主要构成方面(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制度与文化)也都显著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有正的影响作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程度本身会显著影响集体林改经济效益的发挥，即改革越彻底，其效益发挥地越好，不过其影响程度的强弱会受到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好差的影响，且影响方向为正。

3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生态环境中政府治理能力、经济基础水平、金融发展状况、制度和文化等各指标都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经济效益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林改程度以及政府对林业的支持和财政补贴、林业税费的减免、林权交易市场的发达程度等对集体林改政策的经济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林业教育投资、林业合作组织、林权抵押贷款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下都未对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产生促进作用。基于此，为更好地提高集体林权体制改革经济效益，进一步促进林农增收，政府应从政府治理、经济与金融发展、制度与文化等多方面入手，紧密结合当地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状况制定实施适宜的林改政策或措施，优先在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较好的地区进一步推进林权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对于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较差的地区应着力对其财政补贴政策进行优化，结合当地实际设计适合当地林业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政府还应进一步探究林业教育投资、林业合作组织、林权抵押贷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发挥其林业经济发展应有的作用。

作者：汪海洋孟全省胡敏荣李胜娟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