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论文范文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访谈法和观察法：访谈内容主要包含游客对当地民俗风情的认知、如何看待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的影响、游客感知到的裕固族文化保留程度；居民对民族旅游开发的态度、在旅游业中的参与度、居民行为的变化等。访谈在2013.10.3—2013.10.7进行，地点选择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景区、公园、广场，被访谈人员针对不同年龄、民族、性别和职业群的游客和居民。此次访谈共选择70名被访者，其中女性有40人、男性有30人，年龄层次集中在18~35岁之间，被访者职业以学生、公务员以及个体经营户为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说明访谈具有较高的说服力。
2.文献法：查阅大量相关学术文献和地方资料，结合文化涵化理论，②进行逻辑推理。
二、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访谈和走访观察，结合相关理论，得出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生活方式的变化、语言和观念的变化以及娱乐与消费变化三个方面（刘海洋，2010）。就民族旅游对肃南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
1.裕固族语言和观念变化。（1）语言使用率下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裕固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大大加强，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率下降。绝大多数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文化有影响，有过半的游客认为旅游开发对裕固族语言有负面影响。访谈发现，居民对这种没有文字做载体的民族语言感到担忧，当地年幼的孩子很多不会本族的语言，从小接触的是汉语，民族语言的使用率逐渐在消失。（2）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思想意识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心理的复杂关系中长期形成的。过去的裕固族接触最多的是自然，与自然相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多，进而自我感悟能力受到影响。访谈发现，自从旅游开发后，随着游客外来文化的传播，居民自我发展意识增强，他们逐渐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去生活、去发展，有了生存危机感。大多游客认为当地居民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较高，特别是居民自觉思考如何使裕固族文化更有吸引力，意识到保持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更重要。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赫哲族鱼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渔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过高，一旦自然环境恶化，赫哲族鱼文化必然受到冲击。近年来，三江平原流域水产资源日益减少，已经无法满足和承载日益增长的捕捞和生活需要，因而赫哲族已经不再以捕鱼业作为他们唯一的生活生产方式。20世纪90年代末，赫哲族传统经济模式从以渔业为主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当赫哲族生产生活发生变革时，鱼文化的逐渐衰落也是毋庸置疑的。年轻一代的赫哲人接受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传统的捕鱼技巧和鱼皮工艺的制作越来越生疏，目前，鱼皮工艺品的制作工艺虽然还没有失传，但是随着老一代赫哲人的相继离世，鱼皮文化可能走向消失。目前，精通制作鱼皮工艺品的只有少数几位赫哲族老人，有些老人还固步自封，不愿意将自己掌握的技能传授他人。年青一代的赫哲人也很少有人会花费时间来关注学习这些。淡薄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也是阻碍赫哲族鱼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大因素。此外，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也对赫哲族鱼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电视机、网络等媒介把社会的主流文化带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赫哲人关注社会主流文化而忽视了赫哲族特有的文化和技艺。
二、赫哲族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使大众深刻了解认识鱼文化大众对鱼文化的了解只停留在表层上，一般人也只是从朋友或者亲属口中听到过鱼文化、鱼皮工艺品，并没有亲眼见到过，对鱼文化的历史以及发展更是缺少了解。各级政府应大力倡导赫哲族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根据实际情况下达保护发扬鱼文化的任务，同时也可以推出相应的法律法规政策，促进鱼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推出并举办各种鱼皮工艺品的展览会，让大众真实感受鱼文化。利用现代媒介宣传鱼文化，如制作短片视频，将赫哲族富有美丽神秘新颖的鱼文化展示给大众，是赫哲族鱼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利用旅游业发展鱼文化在日渐繁忙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现代人更加向往舒适闲暇朴实的度假方式，民族文化旅游便是人们的选择之一。鱼文化是赫哲族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可以利用其打造一条独特的旅游路线，内容可以包括让旅游者亲自参与江上捕鱼、鱼皮工艺品的制作、渔歌互对、叉鱼叉草球、品尝赫哲全鱼宴等一系列活动，旅游纪念品有鱼皮工艺品、鱼皮衣物、鱼皮配饰等。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带动赫哲族旅游经济发展，更能推动对鱼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建设民族工艺传承所为了保护发扬赫哲族鱼文化，建设民族工艺传承所也是一项重要举措。聘请赫哲族老一代资深的鱼皮技艺传承人现场授课，对传统鱼皮的制作流程以及工艺进行研究、讲授和传习，使更多人了解并学会鱼皮工艺，还可将这项工程设为大学选修课或艺术类的课程，培养新一代传统文化技艺的继承人。
（四）举办传统鱼文化比拼大赛定期举办传统鱼文化比拼大赛，这种比赛不仅能丰富人们闲暇时期的生活，还能够激发本民族人民对传统鱼文化学习的自觉性与传承的欲望，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赫哲族鱼文化。大赛可以设以下四个项目。一是传统鱼文化比拼。赫哲族与鱼相关的神话、传说、诗歌、谚语等各种文学体裁的传统民间文化多不胜数，可以通过抢答和笔试两方面来进行比拼。二是民族才艺展示。这部分分为两个内容，赫哲族渔歌的演唱和赫哲族民族舞蹈展示。三是鱼皮工艺品制作。参赛人员利用提供的材料现场制作鱼皮工艺品，征集更多做工精细、样式新颖的作品。四是体育竞技。分为两个项目，划船和叉草球。这两项是赫哲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体现出赫哲族与鱼相关的体育文化。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文化对艺术的感召是强大而无形的，人们会自觉接受并要求与其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并在潜意识中进行积淀式的自动储存。这是因为文化在人的潜意识中以“无物之阵，无形之网”强大的钳制力使其思维模式与文化母体保持步调的高度一致，显现民族共有的思维模式和审美结构，以稳固的民族审美框架自动调配其心理的意识取向和发展趋势。甘南唐卡艺术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缩影，无论在绘画形式还是表现内容上深受格鲁派文化的影响，“法无自性，缘起性空”的龙树中观宗的思想使其无论从题材还是审美意象上都侧重于佛教诸尊的描绘，体现的是一种集精神内涵、审美格调、民族哲理等为一体的民族性宗教信仰。如为了体现五彩世界和大乐之境，经常采用金色作为颜料，达到梵天雨花效果，与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自然吻合，是宗教文化的外化表现。在构图上追求严谨、匀称、饱满、紧凑等效果，经常采用曼陀罗式结构以表现大圆满法的宗教精神，形成众星拱月之势，使观赏者有一种运动、均衡、优美、荡气回肠的审美感受。在人员选择上，要求画师们不但拥有较高的修养，而且都是虔敬的佛教徒，深受藏传佛教文化感悟，并通过修习拥有一颗脱离轮回苦难的菩提心，以虔诚的宗教情思为宗教崇拜和思想进行绘画创作。在审美方面，唐卡艺术家受宗教文化的熏陶把绘制唐卡看作一种宗教修行手段，表现“线房即禅房”的宗教含义，使宗教内容与表现形式达到高度的辩证统一，拥有巨大而深沉的审美价值。在功用方面，认为一幅高质量的唐卡可给众生带来无限的福祉，可增加信徒的宗教信仰和自信心，嘉雍群培在《藏族文化艺术》一书中认为：“如果你的作品粗糙或比例不当，你将失去已获得的善业功德，失去人们的信任。”［2］唐卡艺术论其本质是以藏传佛教文化为轴心的民族艺术，是文化必然性在主观意识上自我映射，受生活环境、宗教信仰、艺术氛围等客观因素影响而形成民族绘画，是宗教文化构建的民族艺术精粹。所以，绘画心理往往会在非理性状态下自然显露，是文化大框架之中自我特性的揭示，随文化的变迁而自动演变，并决定着其客观外化形式的发展轨迹。
二、民族文化决定绘画心理的构成趋势
“每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结构都是由多种心理要素奇妙地排列组合而成的。从一个纵横交错的坐标系格局上发挥其动力定型的系统功能，产生独特的审美效应。”［3］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框架构成是以本民族文化积淀为基础的，受生存环境、文化传承、生理素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会以民族特有的稳定性自动渗入到整个民族的大脑记忆库中，并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不断规范着民族心理的发展轨迹。
（一）民族文化气质影响着绘画心理的发展趋势文化以基因遗传的形式传承，并决定着民族性审美结构的发展框架。一个民族文化气质的形成是世代积淀的成果，是集复杂性、稳定性、发展性、嬗变性为一身的综合体，以相似的意识、理念、风俗、信仰等形成的民族文化涵盖整个区域内的族群，以促使民族气质的形成。文化气质可以体现出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面貌和本质属性，是在生理遗传观照下民族经验的深度积淀和高级神经性活动的自我显现，规范着本民族审美理念、审美意识、审美实践等的发展趋向和表现形式，是民族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览绘画史，在不同民族绘画作品中总是渗透着民族特有的审美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是以民族独有的气质、性格、精神等元素所构成民族审美理念的倾向性，以地域为界限世代相传，是汇集了无数次实践经验所形成心理结构固态化的集中表现。迄今为止，甘南藏区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形成以藏传佛教为指导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氛围笼罩下的民俗文化，并以一定的形式准则不断规范着甘南唐卡艺术的审美品味和审美心理的方向性。这种受区域性限制而在小范围进行的基因遗传，致使甘南唐卡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模式化、民族化、宗教化等显著特点而显得独树一帜。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美学是世代积累并不断演化的成果，是本民族在社会实践中综合了诸多审美经验而形成的民族性偏爱，与生活环境、社会文化、艺术氛围等息息相关。唐卡艺术独有的特征和功用使甘南藏族群众在审美愉悦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以独有的艺术性、前瞻性、表现性展现着藏传佛教的宗教精神、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仪式等，是宗教文化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体。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如张家界已打造出享誉全国的《天门狐仙》、《魅力湘西》等旅游演艺剧目;凤凰已连续举办四届国际苗族服饰银饰节，今年又创新举办了“偶遇节”，节庆业影响力逐年扩大;恩施近年来旅游产业发展迅猛;武隆的户外运动业取得显著成绩，等。从总体上看，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代表性业态有别于我国东部的影视、广告、出版等业态，主要包括张家界(旅游演艺)、铜仁(民族村寨游)、黔江(民族节庆会展)、武隆(户外运动)、凤凰(民族节庆)、恩施(文化旅游)等，但片区内民族文化产业仍然普遍存在发展不平衡、多主体利益矛盾冲突多、经济效益不高等弊病，其产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的引导推动，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1．从外源动力层面看，地方政府虽指出要给予重视和支持，但在具体管理和执行层面却缺乏精细的管理设计和政策文本，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远未得到释放。如，在本研究小组调研武陵山片区的会展产业时，某市的几家企业均反映其实际上热衷于举办会展，但因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管理办法和具体归口的管理部门，导致举办难度太大而不得不放弃。在举办会展前，企业在办理相关手续和提出使用城市广场时，各个职能部门都推脱“不归其管”，但在举办过程中，各个职能部门又都能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执法和罚款;各省对地方的文化产业均划拨有引导资金，但在具体划拨给哪家企业时，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和细则，据本课题组调研了解到，在某市文化产业引导资金的评审会上，有个别作为评审委员的发改委领导因嫌审阅企业材料太麻烦，反对对申报企业进行量化考核，而是直接点名划拨给自己熟悉的几家企业，导致年度发展较好或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新兴企业并不能获得政府引导资金，导致引导资金对企业的激励效应完全失效。2．从内生动力层面看，一是人才层面，据本研究小组深入调研获悉，片区内很多企业家因不懂(部分也不愿意学习)现代管理制度，仍固执采用家族式管理模式，企业内充满随心所欲的“人治”色彩，导致优质的中层管理人才流失严重;同时，片区内的创意人才，尤其是当地高校专家们，也因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参与产业发展的热情度不断受挫。如，当地政府不少相关部门在需要专家们参会时只是打个电话，散会后也各自解散，鲜见正式的聘请仪式。而且，不少当地企业在邀请本地专家参与项目策划时信誓旦旦“定不相负”，但在项目获得成功后，给予专家的回报却十分单薄，据笔者调研，某个已成为中南地区最大，其节目已经登上春晚舞台、年营业额早已过亿的旅游演艺企业，至今却对其所聘请的总策划人、某高校教授没有给予任何策划经费，更遑论分红、股权等收益。二是市场层面，因片区长期处于老、少、边、山、穷状态，其独立的文化产业业态少，大多数业态依托于当地旅游市场的分流，而旅游产业内的部分关键人员对文化企业的扼制和利益分割严重。以张家界旅游演艺业为例，在《新旅游法》出台前的多年里，门票200元左右的一场演出，企业需给导游返还100元甚至更多的回扣，最高的折扣甚至达到180元，企业仅拿20元，导游们长期以来“挟游客以令企业”，致使某些投资大、成本大而给导游回扣少的旅游演艺企业受到其他规模小、品质差但回扣多的低劣演艺企业的严重威胁;再以农博会为例，因政府缺乏对参会的企业及品牌缺乏监管和认证，导致市场对参会产品严重缺乏信任，巨大的市场购买潜力远未释放。但即便如此，据悉，在2013年度某市举办的农博会上，仅香菇就出售了25吨、非饲料土鸡就出售了5000多只。三是资源层面，因政府缺乏有效监管、疏导和制度设计，导致“公地悲剧”现象始终存在，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时断时续、时大时小，远未消除。3．从发展环境层面看，一是产权制度执行不到位，甚至产权观念都远未建立，地区和企业间相互模仿抄袭也被公认为家常便饭而熟视无睹，致使企业均惧于率先投入研发和积极展开创新。二是地方主义盛行，“此山是我开，留下买路财”的现象严重，在本研究小组调研的某地景点，在A处上船要交一次费，在B处下船要重新缴费，因为A、B两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村寨。三是公共服务环境远未建立完善，信息平台和传播渠道不畅，很多市民对本市某日已举办过某场会展居然一无所知，更别说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市民，这直接导致会展的参与度低。四是政府诚信环境令人堪忧，本研究小组在调研某景点时，了解到某企业2003年已获得该景点50年经营权，但在2013年，当地政府就以投入了广告费、修建了通往景点的公路等为由，要求企业每年给予分红，在被企业拒绝后，政府便在山脚下重新修建了进入景区的大门和门票出售点，如此一来，进入该景区的游客势必购买二次门票才能真正得以进入景区，等。
(二)数据搜集本次调研主要选在以上列出的6个地区，采用针对游客、政府/企业人员、学者专家、行业协会工作者的问卷调查和针对部分政府官员、专家、企业高管进行当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并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来判断和筛选样本数据，以得到更为客观真实的数据结果。调研于2013年4月至11月进行，涵盖不同的时间段，跨度8个月，包括淡季、旺季及节假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467份，有效率为77．83%。本研究将采用李克特量表量化各项指标，使调研结果更易分析和表达。
(三)研究方法1．构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模型。本文在前期调研和访谈基础上，借鉴“五组螺旋式动力循环系统”［13］，并进一步提炼“个人创造、企业竞争、创意需求、产业组织和信息技术”等五个要素，同时，结合科技创新、产业政策［15］，文化、消费［18］等要素，最终构建出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图1)。由于民族文化产业是一个产品和市场不断互动、创新、调整和适应的持续过程，产业的发展路径也是协同且渐进的，其驱动力和成长方式不仅与地区文化、资源、经济条件、发展水平等内源因素有直接相关，还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人口与购买力增长和政府政策支持等外源因素有关。因此，在这个模型中，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一个不断自我更新和加强的正反馈系统，当文化产业和其他各产业在民族区域内入驻并集聚产生网络和创新效应后，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和市场需求，而产业集群和市场需求的发展又将激发新一轮的产品创新。总体而言，市场、政府、创意人才、企业之间等产业发展的动力要素之间，通过相互联动作用共同推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2．建立内生动力模型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本文依据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邀请武陵山片区旅游演艺、民族节庆会展、户外运动和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的相关专家，拟定出模型评价的驱动指标。同时，综合考虑各驱动指标，采用德尔菲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对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模型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构建出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模型评价的递阶层次结构。3．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主要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19］的计算方法来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首先，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抽取具备可靠性和科学性的m份数据，对层次中各指标进行重要性判断;接着，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进行权重的确定;最后，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其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建立各层次指标间的模糊判断矩阵Al。假定上一层元素支配的下一层元素有n个，在n个元素中每次取两个指标i和j，用aij表示i与j的重要性之比(采用“0～1标度法”进行判断:0．5＜aij≤1，表示i比j重要;aij=0．5，表示i与j同样重要。
二、模糊评价结果分析
(一)层次间的模糊判断矩阵根据图2可得到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型评价的层次结构。根据“0～1标度法”，以及m份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的调查数据，可以得到各层次间的模糊判断矩阵(表1)。同时，根据表1中各指标的模糊判断值，结合式(1)、(2)、(3)，可得到准则层各指标的相对权重指数分别为0．7450，0．2550。从准则层的模糊判断我们可以看出，内生动力要素是民族文化产业得以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二)层次内部的模糊判断矩阵根据评价的层次结构和调查数据，可进一步求得各层次内部模糊判断矩阵和各个指标的相对权重指数ωi。(考虑到模糊判断矩阵的数目较多，这里仅各呈现因素层和指标层的一组矩阵，见表2、表3)。
(三)各指标的综合排序根据层次间的相对权重指数和层次内部相对权重指数，可以计算出同一层次所有指标相对于目标层A的综合排序权重，即各指标在总体评价指标体系中所占权重。从准则层和因素层来看，内生动力为民族文化产业长期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权重为0.7450)。其中，人才的动力效应最为显著(权重值为0.1450)，市场(权重值为0.1353)和政府(权重值为0．1262)的驱动作用次之，资源在驱动其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最小(权重值仅为0.1080)。从指标层看:1．人才层面，企业家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才华所占的权重最大，为0.0566。创意阶层的创新才能在驱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时的作用次之，其权重值为0.0546。2.企业层面，企业竞争的激烈程度所占的权重最大，其值为0.0340。但企业拥有的竞争资源相对于其所处的竞争位置和所占的市场份额而言，占据的权重不大，仅为0.0296。3.资源层面，产业中开发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保障了利益相关者们的合法利益，在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作用显著(权重值为0.0459)。由于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民族地区的文脉展开，所以民族地域文脉的保护与利用作为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权重值为0.0319)。4.产业层面，由武陵山片区地域特点、资源禀赋和历史文脉所决定，赋予了其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互融合的契机(权重值为0.0455)，这项结果与武陵山片区现有的文化旅游产业正蓬勃发展相关联。武陵山片区虽主要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但文化产业与高科技产业及其他多产业的交叉融合、集聚和发展，在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开拓延伸层面有重要作用。5.技术层面，科技进步及其转化(权重值为0.0427)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提供了辅助动力，保证了文化产业的产品创新和设施更新等。而信息网络(权重值为0.0351)及交通网络(权重值为0.0370)从线上和线下两个不同层面保证了民族文化产业的相关信息在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和传递，尤其是针对武陵山片区相对落后、闭塞的地方，交通网络的改善和延伸有助于消费者切身体验到民族文化产业相关产品的魅力，加上信息网络的应用与普及促使消费者与产业产品之间形成链路层，使消费更为便捷和高品质。6.市场层面，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消费的推动，而消费者购买能力的加强作为消费需求得以实现的条件之一，其作用显著(权重值为0.0392)。随着休闲时代文化消费时尚的兴起(权重值为0.0356)，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又面临新一轮契机，且迎合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当然，日益转变和演化的消费时尚与经济市场发展的全球化也从侧面有效地推动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7.政府层面，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政府的外力作用尤为显著，其政策的支持(权重值为0.0472)、基础设施的建设(权重值为0.0414)、知识产权的保障(权重值为0.0401)作为产业开发、集聚、融合等的前提条件，给予了产业发展以政策指导、产权保障和设施依托，是民族文化产业内生动力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8.环境层面，投融资平台的支撑(权重值为0.0336)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使产业开发中资源挖掘、创意注入、技术革新、产业运营等各项活动得以正常运行。而大学产学研的扶持给予文化产业发展源源不断的外源动力(权重值为0.0327)，充分发挥了产学研的外部效应。区域产业环境创新(权重值为0.0315)和外部竞争环境优化(0.0285)则进一步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环境。总体而言，企业家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才华(权重值为0.0566)、创意阶层的创新才能(权重值为0.0546)、政府政策支持(权重值为0.0472)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进一步深化探讨可判定，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外力作用支持，只有在相关政策法规的保障下，注入企业家的执行要素和创意阶层的创新要素，文化产业就能得以开拓、创新、集聚和发展。具体针对武陵山片区，其历史沉淀、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地域优势刺激了其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权重值为0.0455)，通过进一步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的完善，在科技进步及转化的基础上，其交通设施的便捷以及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链接层形成网络，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及购买力。通过正向反馈，创新动力、产业组织、市场需求、政府和环境等相互作用，共同推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创新、业态创新、消费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三、结论与建议
(一)人才创造和市场需求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源在指标权重的评价中，人才所占的权重最大，为0.1450;市场需求所占的权重次之，为0.1353。这些结果表明人才创造和市场需求在推进产业“生产—流通—消费”链路层系统化、网络化的过程中作用显著。因此，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一是应紧密关注并预测市场需求，从宏观层面了解市场需求的变化状况、消费偏好的转移情况、消费时尚及思潮的演变情况，并从微观层面掌握消费者的需求意愿及购买力，为产品的持续创新指明方向;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激发企业家的开拓能力，提升其管理能力，努力排除各种制度性障碍和人为干扰因素，同时充分发挥创意阶层的创新才能，打造尊重知识、尊重创意人才的整体氛围，制定针对创意阶层的利益激励措施，优化完善“政府—企业—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这是民族文化产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源。
(二)政府在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作用显著政府是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动力链上的第一个引擎，政府首先通过引导资金的投入、刺激性政策的制定、基础设施的建设、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公平竞争环境的维护等，打造出产业发展的良性环境，并在推动产业内部自组织层面的人才创造、企业制造、资源开发和他组织层面的产业融合、技术革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从根源上刺激了民族文化产业内生动力要素形成的正反馈系统，加速了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动，并在与产业竞合作用下，发挥出外源动力对内生动力的推动作用，给产业的发展率先提供了第一个推动力。因此，民族文化产业的开发要充分协调和发挥好政府的作用:首先，政府需研究和制定一揽子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法规;其次，政府应根据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和阶段，不断调整和转变政府角色，给区域内企业以实实在在的各项支持。比如，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主要解决区域内资金欠缺、投资商信心不足、基础设施系统不完善等问题，在产业发展日渐成熟之后，政府可采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经营”的模式，将产业发展的主动权转移到企业手中，并且严格约束政府与企业争利的行为，严格依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办事，从而保证民族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④土肥原贤二在下令攻城时，同时宣布了攻陷成安县城后屠城7天的邪恶命令。1937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入城后的日军对无辜群众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杀人方式多种多样且极其残忍，他们将在“万字会”躲藏的几百名群众押解到文庙东的大坑里，用机枪扫射的方式将这些群众集体杀害。城内东大街路南三间大屋内，藏有100多名逃难的妇女儿童，鬼子将该屋的大门锁住，在外边堆满柴草，浇上汽油，将这些妇女儿童全部活活烧死。当时北街有许多被日军杀死的中国群众的尸体，有个不到两岁的婴儿爬在一个妇女尸体上边哭边吃奶，一群日本兵围着小孩狂笑不已，后来两个日本鬼子残忍地各拉住孩子的一条腿撕成两半，扔出去一丈多远。日军除了疯狂杀人外，还对城内妇女肆意污辱。在三圣庙前，一群日军肆意轮奸一位17岁的少女。南街王家楼上的一群日军，一边饮酒，一边污辱他们掳来的4名年轻的妇女。不仅如些，日军对年纪较大的妇女也不肯放过，一个50多岁的妇女也没有逃过日本鬼子的百般折磨与蹂躏。除了对活着的人予以残忍的杀害外，日本鬼子在城内还集中了一批被他们杀死的男女群众的尸体，脱光他们的衣服，将他们摆成跪着、仰着、立着的各种姿势，供他们恣意取乐。面对日军在城内烧杀奸淫，城外的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农历十月初四进行一次反攻。此次反攻虽然失利，但杀掉了100多个鬼子。事后，为了报复中国军民的此次反攻，鬼子对城中剩余的百姓再次进行野蛮的屠杀。两次屠杀，在城内共杀害群众3718人，在城外附近的高庄、范耳庄等村杀害群众1600余人，合计共5300余人。
二、文化心理分析
抗战爆发时，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内容颇为博大精深，在自身神道、中国儒学、佛教、西洋文化等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文化也是自成一体，要从两国文化的整体上考究某一历史事件，难度非常大。另外，对于一个具体问题，从文化的不同的角度、不同方面出发来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会各不相同。因此，在从中日两国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对成安惨案进行考察时，我们也只能在中日两国民族文化中撷取与惨案有关的方面来对此次历史事件进行概要的分析和探究。我们先来考察此次历史事件中中国军民的普遍心理。成安作为华北平原南端的一个农业县，人们在世代的农耕生活中形成“忠厚、诚实、坚忍、耐劳”的精神特性①，具备这种善良秉性的人们在平素的生活中一般也是各守本分的，那么这样老实、本分的成安人民为何会对日军的进攻给予激烈的抵抗，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考察我们中华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具体来讲，此种现象缘于以下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其民众的内心隐伏着较大的爱国热情，同时中国人身上也具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文化基因。民众身上的这种文化心理一旦以某种方式被点燃以后，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像中国历史上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样，为捍卫民族和自身的尊严，即便举城赴难，也在所不惜。成安抗战前，从北京回乡的大学生李国良（共产党员）等人组织志成小学、模范小学等学校的师生，到集市上游行示威、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标语，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以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唤起民众抗日激情。各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劈刀、刺枪、野战等军事训练，教唱抗日歌曲，提高学生爱国思想。爱国教师李藻每逢节日，就在大街上向群众进行演讲，宣扬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讲述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暴行，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倾听演讲的群众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商震部路经成安时，在文庙前放抗战题材的电影，揭露日寇在我国东北的暴行，更激起各界人士对日军的仇恨，增强了抗战的决心。这样一来，在成安县城乡之间弥漫着一种爱国和抗日的激情。这种激情催发了成安军民对日军的英勇抵抗并对日寇造成大量的杀伤②。其二，在战斗、惨案发生前，群众又对政府官员、民间及家庭权威表现出了一种服从的心理。河北省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肥乡等地，没有发生民众参与的抵抗，主要缘于当地政府官员的抗日态度，上述地方的政府官员面对日军的进攻，一般都选择了逃命的方式。与上述官员不同的是，当时成安县长李熙章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政清廉，在当地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此人积极主张抗日，他把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警察组织起来，又把当地群众组织、武装起来，这些群众武装与守军一同巡逻、站岗、守城。这样，群众服从于当地权威———政府的号召、组织，也选择了抗日的态度，进行了抗日的行动。日军屠城前，政府未下达疏散群众的命令，群众虽然心理忐忑，但多数没有逃亡。另外，当日军已经开始屠杀后，一些群众因未得到官员或家长的指示，依然没有逃跑，例如，县城里有一个商户，由于其父让他看护铺面，其严遵父命，在日军开始屠城后，未及时逃跑，结果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③。上述心理的形成源于儒学的“忠”“从”思想，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也是衡量中国人是否善恶的标准，作为其核心的礼义忠信等思想已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与血液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引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在封建社会，由于中国实行家天下制度，儒家核心思想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具体表现为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忠君。辛亥革命后，皇帝虽然不存在了，但“忠”的思想依然延续下来，表现为忠于国家。“从”的思想，在中国也源远流长，集中表现为儒学的三纲五常，即臣从君，子从父，妻从夫，进而扩展到服从身边的权威，即家长、老师、上司等。遇到事情，听从这些权威的指挥，在他们的安排下行动。
另外，城内的中国民众缺乏对日军的应有认识，存在一种想当然的心理，以自己以往的常识、经历、行为标准来断定日军的预期行为。如城内老百姓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逃亡，即是因为多数老百姓想当然的认为日军的作战对象为中国军队，不会杀老百姓，但日军进城后屠杀的对象就是这些老百姓。一些群众认为逃入慈善机构所在处，日军便会放过他们，但日军没有这种观念，对万国会、教堂内的中国群众不假思索地进行集体屠杀。下面，我们考察一下侵华日军在制造成安惨案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心理。日本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欧美等国传统的“罪恶感文化”，西方的“罪恶感文化”源于基督教信仰，其核心思想认为人生而有罪，人的一生要用善行来为自己赎罪，这样死后方能进入天堂，永远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否则只能沦入地狱，受无尽的煎熬与折磨。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即决定人们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标准为行动的后果是得到耻辱还是获得荣誉，这种“耻辱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均不包含有罪或无罪的观念，在他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因负罪感而产生良心上受折磨的心理现象。攻入成安县城的日军，之所以毫无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百姓，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这种的观念，即这样做是犯罪，这样做以后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自己的良心会因负罪感而受到折磨。这种“耻辱感文化”在战时约束不了日军屠杀平民的行为。而在西方，战时射杀平民是犯罪的行为的观念却是深入人心，二战后，欧美等国家对在战争中犯有射杀平民罪行的纳粹分子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不懈追捕，即使有些纳粹分子潜藏至非洲，或即使他们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一旦确知他们是犯有战争罪行的纳粹分子，依然会将他们绳之以法，给予相应的惩罚。
抗战时期的日本除了“耻辱感文化”外，“武士道”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的行为方式。二战时期的日军遵循“武士道”的价值标准，以此来指导其行为，并衡量他们行为的是非、善恶及对错。日本的“武士道是经过一千年的演变而成长起来的”①，作为一种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其内涵包括义、勇、后、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内容，贯穿上述内容的核心支撑理念是为“主君”舍命献身的“死的觉悟”②。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古典著作《叶隐》即着力宣扬武士应为其主君“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无犹豫地死”的精神思想，人们一般会认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中国传统观念中也包含有“人命关天”的内容，武士道精神却与此正好相反，武士道对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③，即世上的一切都是幻象，惟有“死”才能让人看到世间的真实。众所周知，人类出于本能对生命有着天然的依恋，对死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为了在心理上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死的觉悟”，《叶隐》一书中宣扬采用冷酷无情的训练方式来达到上述精神追求，例如，山本吉左卫门在其5岁的时候由其父指导，进行斩杀狗的训练，15岁开始斩杀人犯，一般武士也从14岁左右时进行斩首练习。另外，《叶隐》还记载了一起“折磨死”的事件，烧光人的体毛，剥掉指甲，切断脚筋，用锥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最后切开他的脊背，将滚烫的酱酒浇入其中，使其躯体折弯而死。这种残酷、不人道的训练方式对武士来说，可达到以下效果：其一使武士养成杀人不在乎的习惯；其二是在武士不自觉的状态下将残酷、不人道的思想注入其性格和血液之中；其三为达到武士“不要自己的命”的精神终极追求。另外，日本民众还有一种民族自信与优越感，认为其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尤其优于亚洲的其他民族，这种优越感来自于其本身的传统文化、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传统文化思想上，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民族是神的后代；其二，由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没有经历外族的征服和统治，因此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血统比较纯洁；其三，在经过“明治维新”后，日本人认为他们进入了与西方社会一样的“文明社会”。此种民族优越感引发了日本人轻视亚洲其他民族，尤其鄙视中国的心理，在形容中国时，日本人的文字中充斥着带有贬义和侮辱等感情色彩的词汇，例如，“支那”、“东亚病夫”等词汇。另外，由于日本政府的片面宣传，日本民众普遍认为中华民族为一个保守、愚昧、落后、懒惰、不求上进的民族。抗战时期，日本政府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宣称他们到中国是帮助弱势的中国人脱离西方白人的奴役和压迫，当时侵华日军士兵人手一册的《士兵必胜读本》即充斥这些思想。这样侵华日军将他们自身的角色定位为中国人的“帮助者”和“解放者”，当他们的侵略行为遭到中国人的反抗时，他们便异常恼怒，在恼怒感的心理驱使下，发生了大量虐杀中国军民的残暴行为。正是在无罪感文化、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鄙视弱势民族及他们对中国军民反抗的恼怒等心理因素的牵引下，侵华日军才会在成安县城内毫无罪恶感地肆意地用机枪扫射群众，用火烧死妇女儿童，将吃奶的小孩撕成两半后高兴不已，也才会有类似南京沦陷后两名日军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之类的现象发生。
三、余论
成安军民在爱国激情下的影响下对进攻成安县城的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并给日军以较大的打击，虽然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终向世人证明了中国人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意志和传统。侵华日军对成安居民非人性的屠杀，虽然一时满足了初次战败后报复成安的兽欲，但只能逞一时之快，而不能达侵占中国的长久之愿。抗战时期的日本作为当时的世界列强之一，其国力、军力远超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决定了在侵华战争中他们能占领我们中国某些地区，但侵华日军在中国成安、南京等地对中国百姓实施的暴行，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必然失败。此说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日本人在中国滥杀无辜、对群众生命的肆意践踏的野蛮行径，违背了人类基本的生命准则，面对侵华日军的反人类行径，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日本是世界的共同敌人，为反抗这一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纷纷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大批善良的人们，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等，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援助我们的抗战事业，这种援助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战胜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二，抗日战场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日军、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三方政治势力对中国民众争夺的结果。日军在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争夺中国民众时，其具有一个先天不利的因素，即广大中国人民视日军为侵略中国的“异族”，与中华民族本非一体，因此对其具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心理。日军占领华北等地后，意识到巩固占领地区统治的“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①，为达上述目的须在政治上、文化心理上做一些工作，如对中国进行“大东亚共荣”等欺骗性宣传，但侵华日军在南京、成安等地的暴行造成的“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使广大的中国人产生了对日本民族强烈仇恨的心理，发出了“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呼唤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等对中国群众的欺骗性宣传终将会毫无效果。中国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当时的中国西南诸省）以“抗战建国“来号召群众，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江南等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采用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方式团结、组织、领导各界群众，在抗击日军残酷的扫荡中与群众结为血肉联系。这样，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均有长足的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已拥有数十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军事实力达到国民党自取得全国统治地位以来的最高峰，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人数亦由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90余万人。相比之下，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与中国民众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在战争的消耗下，其力量也日趋衰落。这样看来，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则为势之必然。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贫富不均从历时的纵向层面来看，人们的经济收入或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从共时横向比较不同地域、阶层的社会成员贫富悬殊日益拉大，而且呈极不均衡的状态，出现人们常说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拥有的状况。这似乎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但它对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占了人口较大比例的社会成员在缺乏享有相对“丰裕”的生活条件下，他们的热情或重心依然停留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上，这是人性中“自利”的一个基本体现。所以，在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所谓的“小康”生活“苦苦奋斗”的情况下，民族文化建设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而受到人们的“忽略”甚至“残害”。除此之外，以经济物质财富为纽带的社会权力资本不公更是民族文化认同发展的阻碍力量。众所周知，民族文化认同是一个互动交往的过程，而相互之间要形成“交往理性”关系，则需要相互“尊重理解”的公平正义环境。然而，当前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富人和穷人、权力阶层与社会民众之间总是有着“体制、权力”的隔膜和不平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往往对其持有两种极端的态度和行为表现，或“仇富敌视”或“谄媚奉承”，而社会上层则紧攥“权力或资本”以扩大其“财富规模”。基于此，双方在一种“非对话”的环境中“努力”提升自我的“财富收入或社会地位”，他们共同缺乏如何使人类或自我生活过得更“幸福、尊严和文明”的诉求，于是，民族文化中反映“仁爱、大义、德美”的优秀成分被漠视或弃置。
（二）以教育为基础的上升渠道堵塞不可否认，贫富悬殊引发的社会秩序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缩减这种差距，尤其对民族地区、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加大了投入力度，从道路交通、水利设施、医疗保险、农业补贴等方面进行发展建设，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可从民族地区或农村地区人们的房屋建设、村庄道路及生活用品的“焕然一新”得以明显反映，但人们的生活幸福和生命品质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反而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优秀传统文化消逝及现代文化得不到恰当地引导消融。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多元，可其精神生活却日益萎靡，这一点尤在城镇化进程中有着突出的反映，社会成员通过“非农业”的外出打工获得了“财富”，但都用于“房屋建设”以显“阔气”，而身心健康、亲情呵护、传统文化等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留守儿童、老人、妇女”及缺乏“生气”的村貌环境成为当下农村的真实写照。人们一门心思或绞尽脑汁地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却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僵化，集中反映在以教育为基础的上升渠道堵塞，社会底层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的功能不断弱化，以致人们不再投入对教育的热心关注，加之教育自身的扭曲，使得一个社会的发展失去了具有综合素质基础的公民支撑，这必将引发包括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
（三）以道德为底蕴的社会风气沦落民族文化认同并非仅仅是一种“理论宣传”，它更应落实在人们的行为实践中，成为社会成员的心理或思维习惯，在面对与周遭环境交往时形成自我的价值判断和自觉的行动实践。所以，民族文化认同得以良性发展，很重要的因素是要让社会成员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能够判断是非曲直而非“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而这样的思维价值除了通过教育来培育之外，还得依靠充满“正气”和“美德”的社会环境来孕育促发。然而，当下社会道德和价值风气是“颓废”的，虽然对此学术界尚存争议，即当下社会道德是否真的滑坡？可不容质疑的是社会中存在着许多非道德的现象，诸如医药、食品、教育等行业都不断发生有悖道德、法治的各种不良现象，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社会各行业可以“易毒而食”、“权力寻租”等。因此，即使社会上有着许多“文化项目”在推行实施，也往往变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局面，不少文化活动如同“过眼云烟”，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就似一部“上映赚足了票房”之后的电影逐渐在观众视野里淡退，再迎下一场戏来掀起“演艺热潮”。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人们的生活中不乏有着“丰富”的“文化活动”，加之借助于“影视媒体、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而使社会成员的生活“灯红酒绿”，而在偏远的民族或农村地区人们一旦“闲暇”下来，他们便开始进行“”活动，这已成农村或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一种“习惯”。可以说，当前以道德为底蕴的社会风气沦落使得民族文化认同建设遭遇困境，人们在面对各种交往情景时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而相互设防，让民族文化认同缺乏了最基本的交往沟通所应具备的“互信”和“进取”品质，人们只在自己认定的“物质经济”目标里“一意孤行”而无顾其余。
二、民族文化认同思维误区的消解
（一）加强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民族文化认同离不开社会成员对文化发展的积极关注，而非将经济增长当成社会或自我发展的全部，在积极追赶经济或科技发展步伐的同时，能够具有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意识，主动投入到民族文化的建设中去。换言之，正因为当前民族文化认同陷入危机，所以，更应该加强文化建设，夯实其在社会成员生活中的价值意义。为此，民族文化认同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从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的推进融入全球化时代进程中，凸显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精神或价值尺度作为人类处理与自然、与他国或文化进行交流的基本原则；从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法治来权衡各阶层、各地域、各行业之间的秩序关系，在充分发挥人们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同时，自觉遵守国家和社会的法治规范，并严格实施“依法而行”的原则，如此，民族文化才能百花齐放且又有着基本的法律导向；从个人层面的爱国、诚信、友善来调节社会成员的交往品质，通过“仁爱、内省、为己、忠恕”等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来使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达成互信互爱、互助互益的良好关系。
（二）提升道德水平，以社会成员人性真善美为基础民族文化认同非为一种“客观实体”的自主运行，正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民族文化认同发展要注重对社会主体的价值引导，除了上述提及的法治或制度规范之外也需要道德自律，并且这更符合民族文化认同自觉的价值诉求，只有社会成员能够对民族文化传承延续怀有虔诚之心，才能保证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要使民族文化认同摆脱“事物化”或“特质化”思维误区，采取的措施应该是“软硬”并重，“硬”的即为“民主法治”制度的建设，让民族文化发展有着“透明”的正义环境；“软”的则是“道德风尚”孕育，让民族文化有着和谐的“礼让”风气。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只有“法治”和“德治”并举才能真正收到效果，因此，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显得十分必要，让社会成员具备“勤劳进取”和“讲信修睦”的品质，积极融入到社会的建设发展中来。但应注意的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社会主体的“觉悟”，没有其思维价值的转变就不可能在实践中妥善处理包括民族文化发展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而要实现社会主体道德的觉悟，需要让人性中“真善美”的品质或精神不断充盈，它是人类共同追求或认可的“普遍价值”，能为包括民族文化在内的各种社会实践交往奠定了“沟通理解”的基础，各种政治、制度、文化都能以其为价值标准而“求同存异”并实现“互利共赢”，既可繁荣文化的多元，也能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而这也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题中之义。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民族典籍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是一种古老而又源远流长的文类。民族典籍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是民间的文学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民族典籍的传统形态多样，包罗万象，涵盖了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具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担负着不可相互替代而又能优势互补的作用。比如，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划时代的古典文学形式，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精神文化的高峰，是人民伟大的创造，是堪与世界顶级的史诗如希腊史诗、印度史诗相媲美的作品。这些都是其他民族相对缺少而该民族所特有的知识宝藏。各民族典籍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提供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与翻译的工作越来越紧迫。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性可言。
二、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要素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的增强，国家各项民族政策及措施的出台和落实，少数民族典籍译介与文化传播显得越来越重要，译介队伍日益壮大，译介水平不断提高。
1.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契机在国际竞争中，文化的作用已经和物质财富同等重要。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同中国的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比如：在版权贸易方面，引进与输出比是10:3，长期如此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文化安全。为此，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7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产业，增加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增进世界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了解认同。之后，国家文化部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于2012年5月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强化文化在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的独特作用，树立“文化中国”新形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可见，党和政府把中华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传播是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有利展示。文化的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来说处于弱势地位，为避免强势文化的单一化，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利用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空间，积极主动地与外来文化交流、沟通，发展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提供了契机。”[4]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民族典籍是具有世界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属于全人类。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2.民族典籍翻译成功之策略民族典籍翻译应历经两个翻译阶段。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典籍是一种经历历史浓缩后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道，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藉的风格追求。[5]民族典籍翻译过程是一个把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外语的过程，经历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首先进行的语内翻译，即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代语言原文。这是一个华夏文化系统内进行的翻译。第二阶段是进行的语际翻译，即用现代外语完整准确地表达现代汉语意思。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不是用本土的语言文化价值去压制原文的他性话语。民族典籍翻译应实践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合作。先是古意今解，然后才是汉译外。民族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涉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进行跨学科合作，方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民族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译者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习俗。因此，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就需要译者进行跨国界合作。在合作中，中国译者确保典籍翻译的“信”和“达”，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以达到“雅”的境界。
民族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一）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为昆明三所高校（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7份，回收有效率为82.33%。其中泰国留学生132人，越南留学生72人，其他国家留学生43人。他们当中本科学生为153人，研究生30人，汉语短期培训的学生64人。
（二）调查问卷本研究所用的工具为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受试的基本信息，包括国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旨在调查他们对云南的印象及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情况。第三部分为开放式问答题，主要调查他们接触和了解云南文化的主要途径。在分析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程度时，主要采用李克特1-5等级量表。
二、研究发现与讨论
问卷调查主要从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及认同层面来分析他们对云南的印象。云南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共有25个，这些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民族习俗、饮食服饰及文化特点，同时，由于云南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云南多样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沟通，从而汇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
（一）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的印象在问及“来中国之前，提起云南，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回答次数最多的是昆明，提及次数比较多的是“少数民族”、“香烟”、“民族服饰”、“过桥米线”、“石林”、“茶”。这说明，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的最初认识是从地理概念开始，最先了解的是省会昆明；其次由于调查对象为学生，他们来云南之前，查询了解更多的是云南的高校，而云南高校最集中的地方是昆明，所以“昆明”这个词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第三由于诸多国际航班直飞云南的到达站均为昆明，它是连接东南亚留学生从本国到中国的第一站，因此，留学生们对昆明的熟悉程度较高。此外，由于云南跨境民族较多，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少数民族提及的比例也相对较高。
（二）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为调查东南亚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了解程度，共设计了“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含中国民间艺术等）”、“云南城市”、“云南饮食”、“云南旅游景点”及“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传统节日）”五个方面的内容。结果发现，在这五个方面，他们最为了解的是“云南城市”和“云南旅游景点”，100%的学生都能列出一到两个云南城市或景点，其次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最不了解的是“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结合调查结果，排在每个层面前五位的分别是：云南城市：昆明（99%）、大理（99%）、西双版纳（99%）、香格里拉（99%）、丽江（99%）云南旅游景点：石林（95%）、大理古城（88%）、云南民族村（87%）、恐龙谷（84%）、玉龙雪山（80%）；云南饮食：过桥米线（90%）、饵块（88%）、炸土豆（84%）、臭豆腐（81%）、火腿（70%）云南少数民族节日（含中国节日）：中秋节（86%）、春节（82%）、端午节（77%）、火把节（75%）、泼水节（68%）云南民间艺术及歌舞：京剧（72%）、书法（70%）、太极（63%）、剪纸（53%）、功夫茶（49%）为了了解东南亚留学生来云南学习的同时，是否有兴趣了解中国或者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问卷中还提到“你还想了解更多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或中国文化吗？”，83%的学生表示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有很多有趣的民族，他们愿意了解更多的云南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化。但是也有8%的学生表示不愿意，还有9%的学生表示无所谓。而问及“你最想了解云南或中国文化的哪一方面”时，选择“中国饮食”和“中文”的比较多，选择“经济”和“建筑”方面的比较少。这可能与被调查的身份有关，他们大多是学生，来云南主要学习的是中文，要适应当地文化，和中国学生交流，语言是基本沟通工具，虽然部分学生可以使用英文，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用中文来交流。为此，选择想要了解“中文”的学生比较多。同时由于在学校，学生们每天都离不开的是饮食，当地食物是否符合他们的口味，也很容易影响到他们来昆明的文化适应情况，因此，很多学生倾向于了解中国饮食。
（三）东南亚国家留学生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上学期间，了解云南的主要途径有：云南当地的数字媒体，包括互联网、广播节目、电视和报纸；学生所在学校学习的有关文化的课程、身边的中国同学及老师；还有他们在云南的旅游经历及来云南之前在本国的一些媒体资源等。同时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观看中文电影、参观会展中心的文化活动或展览、阅读相关图书、观看歌舞或者节目表演等来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此外，还有部分学生表示通过去云南各地旅游或参加文化体验也能了解到部分民族文化。为了进一步探究东南亚留学生在昆明学习期间，了解云南民族文化的途径是否方便，问卷中还问到“你觉得你能很方便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或者知识吗？”，73%的学生反映他们不能便捷获取云南民族文化方面的资料。虽然图书馆和书店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中文书籍，但是翻译成他们本国语言的不多，双语对照的涉及云南民族文化主题的教材或著作也几乎没有。同时互联网介绍云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主要是中文网页，个别有英文介绍，但是用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对照的网站基本没有。同时还向调查对象了解“你在国内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并了解云南民族文化吗？”，88%的学生表示他们在自己国家基本没有专门介绍云南文化的节目，也鲜有网页或者杂志谈及云南文化。
三、总结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昆明的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内容认识相对比较清楚，但是了解和认同程度还有待提高。美妙绝伦的旅游景点，五彩绚丽的少数民族，美味可口的当地小吃构成了他们对云南的基本印象。而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族习惯、民族舞蹈、歌曲及民族节日等了解还不够深入，也缺乏这方面的文化体验。同时，因为被调查者中间大多是汉语专业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含云南民族文化）及中文都有极高的认可度，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表示不愿意继续了解云南文化。这一现象值得深究，我们需要提升来昆留学生对云南本土民族文化的关注度；如何构建适合他们语言水平的涉及云南文化主题的汉语材料及他们本国语言材料也值得分析。为此，为了进一步加大云南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实现云南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可以依托在云南的东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增强他们对云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并将之培养成为学成归国后宣扬云南文化的主力军。具体建议有三：
（1）加大信息资源建设，构建多语种的外宣网络平台。云南省现有不少推广介绍云南民族文化的相关网站，但是网站语言大多局限于汉语，还有少量提供了英语语种界面，但是涉及东南亚语种的网页目前还比较匮乏。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交流过程中，对外宣传的主要受众是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为此，在外宣网络平台建设中，应将东南亚国家语种列入网站语言，这样更方便这些国家的民众了解和感知云南民族文化，也能促进云南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
（2）依托留学生课堂教学，设置云南本土文化系列课程。昆明高校的东南亚留学生今后将是他们自己国家汉语教学或者其他岗位的优秀人才，也将是对他们国家民众宣扬云南民族文化的主力军，如何引导他们更好地了解云南民族文化，构建良好的云南印象值得探究。因此，我们应该立足于校园，充分依托留学生的课堂教学，增加他们了解云南文化的途径。如：开设与云南民族文化，摩梭族文化或者云南旅游景点赏析等课程；同时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课程学习，或者将云南民族文化传说或者民俗改编为本国语言，进行再创作等。此外，还可以在云南民族文化课程中加入一些民族服饰展览、服装设计或者昆明饮食文化等内容提升留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要求学生们分组，选取云南的某一个民族为主题对象，对其服饰、饮食、民俗、语言等内容进行搜集汇总，并以小组汇报的形式全班分享，如此一来，他们对云南民族文化的某些细节或者特色会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会促进他们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3）打造云南民族文化品牌，开拓云南民俗体验途径。由于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每个民族珍贵独特的习惯、服饰、舞蹈、歌曲、节日及美食等构成了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留下来许多经典的作品或仪式表演等。为了强化留学生们对云南多样化民族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云南省宣传部门、教育部门及文化产业部门可以联合打造一些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文化品牌，表演风格和内容创造既能呈现云南省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在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特色，同时还要切合观众的需求，具有较好的文化感染力。如此一来，这样的品牌能充当东南亚国家民众了解云南的重要媒介，有效推进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东南亚国家民众了解云南文化。如今，云南省已经打造了如《云南印象》、《梦幻腾冲》和《丽水金沙》这样的典型民族文化品牌。当然，为了能让留学生们更加近距离感受云南民族文化的风情，在昆明学习期间，还可以给他提供体验云南民俗的实践机会，如暑假云南民族文化社会实践、泼水节云南民族村一日游，或者大学生暑期去云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支教活动等。这些民俗体验活动都会给他们带来最直观的冲击和印象，也能增加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进而进一步深入学习和了解云南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