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章网 资料文库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1篇

如何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使大学生在主动思考中锻炼各方面能力,充分发挥和尊重他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个性,就成了“原理”课程的题中之意,而案例教学恰恰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说来,在“原理”课中运用案例教学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教与学的双向互动,能够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与形象化,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原理”课的感召力和说服力。案例教学可以将枯燥艰深的思想政治理论转换成鲜活有趣的具体事例,启发学生主动地进行思考,并展开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辩论。这种让学生参与其中的互动式教学,一方面营造了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了他们的潜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理论并不是空洞无用的,而是深深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并且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的。第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原理”课的逻辑结构极其复杂,知识要点繁杂且艰深,以往那种单纯呆板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更谈不上让学生产生思想共鸣了,这种满堂灌式的道德说教根本引不起学生的兴趣。而案例教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他们通过自由表达思想观点而变成了能动的主体。从案例教学法的实施过程看,学生通过对现实案例的分析,总结出普遍性的观点和基本的原理。这样的学习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将动漫、音频或视频融为一体的多媒体案例,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有助于提高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鼓励学生开动大脑去思考,其重点不在于让学生得出标准化的答案,而在于启发他们学会探索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思维认知、判断与推理等能力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学生借助案例素材所提供的信息,运用发散性的思维方式,结合所学的知识从多角度、多侧面和多层次进行分析,最终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案例教学实施的过程

1.精心选择案例选择案例是实施案例教学的第一步。这一步非常关键,选择案例不仅要紧紧围绕教学大纲规定的目的和要求,而且还必须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必须对案例的内容、主题思想和背景信息有足够的了解。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根据案例的难易程度或者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的实施方法,既可以是讨论式的,也可以是讲授式的,或者是情景模拟式的。一般而言,所选的教学案例必须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启发性、典型性、生动性和真实性。另外,教师所呈现的案例应尽量达到表述客观、运用得体和剪裁适当,还应设计出要学生讨论的若干问题,当然,也应注重案例本身的完整性和案例间的关联性。

2.组织学生围绕案例进行课堂讨论目前,“原理”课基本上是大班上课。由于人数过多,要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有机会发言是不可能的,所以对学生进行分组或分班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在小组或小班内,每一个学生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推荐出一名代表向全班同学汇报所在小组或小班的讨论情况。对于结构复杂和内容较长的案例,要让学生在课前进行仔细阅读,并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对于一些相对简单的案例,教师在课堂上呈现后应马上让学生进行思考和研讨。案例教学是一种互动式教学,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仅仅是组织者、引导者和启发者,而真正的主角是学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鼓励他们自由发言,大胆辩论,使各种思想能够碰撞出闪光的火花,让学生在相互质疑、相互启迪中领会案例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一旦出现离题跑题或错误结论时,教师千万不能急于批评和指正,而是要及时调整讨论的方向和重点,因势利导,带领学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应做到“以理服人”。另外,对于讨论中产生的不同观点或者独特的见解,只要言之有理,教师就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最终实现案例教学既定的目标。

3.对案例进行总结和评价总结和评价是案例教学的最后一环。教师通过对整个案例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引申和拓展,使讨论的最终目的落脚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上来,在增强学生对“原理”课内容理解的同时,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不应仅仅拘泥于对学生散乱的发言作简单的重复和陈述,还应对师生之间碰撞出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火花进行准确的归类、点拨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尽可能拓宽学生的思路,启发他们课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同时,教师的总结一定要实现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如果不能实现这次飞跃,教师的总结则只能是“就事论事”,会让学生产生“案例还是案例”“理论还是理论”两张皮的感觉,无法达到案例教学应有的效果。

三、运用案例教学应处理好的“三对”关系

实施案例教学,应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1.案例与举例的关系举例教学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它是指教师在讲授某个知识点或者理论的时候,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消化而举出的一个或几个具体事例,其目的是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说,举例教学与案例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案例教学的主体是学生,重点是培养学生的能力,而举例教学的主体是教师,重点是让学生学习知识;2)案例教学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举例教学则是教师的独角戏,是单向灌输式的输出;3)案例教学能够在轻松的气氛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教学效果良好,而举例教学则置学生于被动的地位,其教学效果一般。

2.案例与理论的关系案例教学固然可以增强“原理”课的趣味性、情景化和吸引力,但如果不顾及理论而就事论事,则无法提高学生的理论深度,或者在讲解理论时,不加取舍,牵强附会地选取了不恰当的案例,同样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理论的精髓和魅力。应该说,案例教学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而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因此,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时,一定要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这个主题,应彰显出“原理”课应有的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简而言之,理论是基础,案例是辅助。只有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2篇

政治思想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发展,也成为意识形态对话的中心因素。德尔金巧妙地把社会主义思想注入与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对话性关系中,构建了贯穿整部小说线索的关键点,即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与资本主义政治力量的对话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激烈对抗。可以说,巴赫金所指的社会主义“理想”是一个全新的独立思想体系,也是小说的意识形态对话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向人们展示了工人阶级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旧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也描写了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并在多个层面上予以展现。在社会层面上,从国外回来的“一战”退伍军人给加拿大带回许多关于革命的新思想,还有他们在苏联亲眼所见的战争之后的新生活和新世界;在组织机构层面上,德尔金认为工人阶级是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通过对温尼伯大罢工历史事件的艺术化再现而让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在政治层面上,德尔金在加拿大小说史上第一次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饶舌者》充满了对立阶级之间的政治对话和暴力斗争。德尔金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定义阶级。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强大政治力量。温尼伯大罢工就是加拿大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汇合的集体力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它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在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代表着社会主义力量。在小说中,社会主义力量主要由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退伍军人,在前苏联目睹了社会主义现实的人,以及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联合组成。而资本主义力量则由那些富裕的、地位显赫的、有特权的,并运用一切手段守住其地位的人们组成。面对寻求根本性变化的新兴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和宗教势力也开始打压各种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小说人物也处于阶级的对立状态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归类和阶层归属,都是在为他/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或阶级地位而奋斗,因此每个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阶级斗争的影响。小说通过人物塑造来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阶级。我们看到,克雷格在积极地为无产阶级做贡献,而拉斯克•布朗特和乔治•宾利则捍卫着资产阶级和宗教势力。根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德尔金认为,历史将在加拿大重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社会主义思想曾一度困扰着欧洲一样,在加拿大本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实践也必然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同盟的恐慌。米歇尔•福柯指出,残暴的资本主义政权企图把反叛者称为疯子。

小说中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把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看成是疯狂的、失去理智的想法,并以暴力对此进行镇压。暴力斗争在克雷格发疯、阿米尔被捕遭驱逐出境、资本家拉斯克•布朗特精心策划暴力镇压等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激烈。阿米尔从工会运动的发源地英格兰来到加拿大,由于加拿大奉行英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并且极度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阿米尔最终被加拿大政府无情逮捕并驱逐出境。犹如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火种一样,克雷格也为加拿大无产阶级带回了火焰———社会主义,但是他被逼疯了。对此,阿米尔大声揭露:“那些活着回来的并讲述了他们所见所闻的人们,都受到那些政治家的怒斥。”“或者用圣歌打压下去!”克雷格说。“他们被称作疯子。他们的梦想让他们疯狂!我疯了。你———珍妮特已经告诉我关于你的情况———你疯了,福斯特,疯了!”德尔金着意把克雷格塑造成一个赋有革命精神的疯人形象,旨在表现对当时政治和意识形态现状的不满与反叛,展示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及其对其他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排外和镇压。然而,疯子和革命者的反抗和斗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体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坚定与执著,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虚假自由、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有力反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真实对话和对抗。人们真的需要思考: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宗教“打压”中,工人阶级、劳动大众、革命者这样的“底层人可以说话吗?”

社会主义思想使《饶舌者》充满张力。在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大背景下,小说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将其展现出来。这不仅增强了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小说理论的复杂性和文本张力,还为小说的社会政治表征和戏剧化增添了活力。社会主义思想、阶级归属、宗教信仰交织在一起,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小说的主要人物,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阶级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首先,小说主要人物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完全符合巴赫金式的公式,即“两种思想塑造了两种不同的人”[8]。在思想对比鲜明的几组人物关系中,如珍妮特和戴尔对克雷格的引导,克雷格和玛丽恩婚姻的决裂,资产阶级女性玛丽恩和无产阶级女性玛莎的对照,克雷格和克劳德的反差,我们看到两种思想的对立和博弈。在具有坚定社会主义思想的珍妮特的引导下,克雷格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中,憧憬着光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到来。尽管克雷格和玛丽恩的短暂婚姻是富裕的,但克雷格始终找不到生活的真正意义。最终,他放弃了这段婚姻,回到了战士的队伍中继续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奋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和个人利益。相比之下,克劳德则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根本没有克雷格的广阔胸襟和进步思想。结合圣经典故“旷野的呐喊”(“voicecryinginthewilderness”,《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和列宁主义,德尔金把克雷格塑造成一个既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又有革命精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像耶稣拯救穷人和下层人民,克雷格带着新思想从战场归来,好像救世主从远方给加拿大带来了新的希望,坚信无产阶级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以此建立起精神救赎与政治解放之间的桥梁。克雷格代表着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将要引起一场社会变革,支持反对资本主义现状的革命事业,并促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

其次,小说的张力还在于德尔金开创性地塑造了巴赫金的“临界点人物”(“thresholdfig-ure”)。巴赫金认为,“临界点人物”是指那些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道德层面上表现出双重性的人。克雷格也具有双重性格,曾经游移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抉择之间,通过参战、参与政治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三个阶段才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最终又回归了田园生活。正是这种彷徨和困惑,小说情节才得以生动和延续,并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资本家吉尔伯特•纳森也是一个例证。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悲惨的境况以及不平等待遇,善良的工厂主纳森开始左右为难,想通过再分配他的财富来安抚那些罢工工人,但这一举动却招致其他资本家的敌意。他想创办一个小型社会主义工厂,却得不到无产阶级的信任与理解。他短暂的社会主义思想迎来的却是失望和沮丧,让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不等于进步,最终他退回到资本家的立场。这些角色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对抗局面,然而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在小说中,一切调和阶级矛盾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个人、社会、历史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分离的三个要素。人物形象的鲜明对比表明个人、社会、政治、宗教等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裂痕不可愈合,所有的价值观都是基于个人的政治理想、阶级属性、宗教信仰而形成的。

最后,《饶舌者》对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女性、家庭与政治关系的描写体现了德尔金的阶级和意识形态观。尽管当时的加拿大并没有出现十分杰出的女性革命者,德尔金还是沿着阶级和意识形态主线精心塑造了令人佩服的女性政治人物形象。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并面临着重大抉择。工人或者农民的女儿们大都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资本家的女儿们则恰恰相反,认为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是邪恶的。从克雷格和玛丽恩的婚姻就可以反衬出资产阶级女性的特点:克雷格热衷于社会运动和政治事业,而玛丽恩却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克雷格勤俭节约,并珍惜劳动成果,而玛丽恩对铺张浪费习以为常;克雷格对爱情忠贞不渝,他诚实稳重,忠于传统;而玛丽恩则倡导爱情自由,崇尚金钱和地位;克雷格无法忍受玛丽恩与克劳德的婚外情,而玛丽恩则以炫耀这种不正当关系来羞辱克雷格;尽管玛丽恩声称自己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但她却指控克雷格是破坏资产阶级利益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她无法原谅克雷格对资产阶级的发怒和斥责,克雷格愤怒地对他们大打出手。克雷格逐渐认识到他和玛丽恩是属于“两个世界的人”,他对资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和腐朽的寄生方式极度厌恶和失望。后来,克雷格和工人阶级女性玛莎的结合更加证实了他第一段婚姻的错误。玛莎勤俭节约(如盒子的事情),具备劳动人民的道德品格(不投机取巧)。这种品质恰好与克雷格不谋而合,正是工人阶级的价值之所在。由此看出,相同的阶级归属和政治意识形态是女性婚姻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条件之一。阶级之间的鸿沟是无法跨越和妥协的,个人的利益抉择最终必须符合并服务于本阶级的利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带来了新希望。

德尔金打破传统,让女性跳出家庭范畴,将自身命运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珍妮特•鲍登就是这样一个热血激昂、新颖真实的政治女性角色。珍妮特与代尔夫人有着同样的命运,在战争中都失去了深爱的丈夫。因此,颠覆传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体制成为她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促使她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与代尔夫人相比,珍妮特受到更好的教育,阶级意识更为强烈,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她组织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一起讨论军事、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珍妮特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强调个人与政治永远分不开。她向克雷格灌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阻止他掉入婚姻和个人主义的深渊,鼓励克雷格走上革命道路去寻求社会变革。德尔金塑造的政治型女性往往走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沿。加拿大文学评论家约翰•莫斯形容这样的女性角色是“女权主义者”。这种具备女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女性角色颇具典型性,在加拿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德尔金笔下的女性绝不会被传统的家庭和社会所束缚。在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驱使下,她们大声宣扬社会制度的变革和革命,并联合对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无疑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和文学力量,也促使休•加纳、艾琳•贝尔德、厄尔•伯尼和菲利普•格罗夫等加拿大左翼现实主义作家不断塑造此类政治型女性角色。

社会主义话语是《饶舌者》显著的左翼特征之一,也是德尔金的文学创作从草原现实主义转向城市现实主义的标志之一。德尔金把朴实、简单的日常生活语言与正式、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话语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城市生活语言。这种语言表现为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特点:小说中出现大量与工业和生产相关的行话。谷物交易所使用的商业词汇如“卖出”、“短缺”,新的政治和经济术语如“利润”、“罢工”、“机器”、“分配”、“大罢工”等频繁使用。这些词汇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可以为少数人创造利润,而社会主义生产模式则为大多数人谋取利益;“机器”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中的关键点;罢工和游行示威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利润分配不均的斗争方式。因此,这些词汇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大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词汇。德尔金给传统加拿大小说注入了新的词汇、新的血液、新的思想,促使人们对工业化和异化进行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启迪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拿大左翼小说家格罗夫和卡特的文学创作。《饶舌者》的人物是通过不断学习,才能用现代社会主义词汇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克雷格起初只是隐约感受到潜藏着的社会主义思想,但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当他真正察觉到的时候,他也只是用一些模仿性的词语含糊其辞地表达了而已,就像是一个“饶舌头的人”;当他接触到政治上和思想上激进的珍妮特和戴尔斯这两个人物时,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步形成,开始选用一些精确词汇,如“理想”、“布尔什维克”等等。社会主义话语增强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让他不再瞠目饶舌,不再彷徨苦闷,并赋予他跟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勇气。尤其在小说的第二部,克雷格能够用强有力的社会主义话语,慷慨激昂地陈述他的左翼思想,使得他的岳父内森先生大为惊讶地问道:“你没有变成社会主义者吧,克雷格?”社会主义词汇的运用让克雷格具备了敏锐的政治思维和雄辩的语言能力,与之前大不相同,一向“饶着舌头”沉默寡言的克雷格如今变得能言善辩,令其政治对手本特利先生对之都畏惧三分。克雷格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从一个平凡的士兵变成了社会主义拥护者。

小说中的其他角色也展现了不同阶级发出的不同声音。对于德尔金来说,小说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做出的特殊举动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具有丰富的含义。他们每一个人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也代表着他的所属阶级或千千万万个与他有着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的群体。他们每个人都拥护自己所倾向的意识形态。一部分人试图改变,改革,甚至发动革命;而另一部分人却试图阻止这一切;还有一部分人试图打破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或不愿意与任何势力进行妥协。但是,即使是这最后一类人也难免受到时代的影响,每个人都卷入了社会政治浪潮中。换言之,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同时存在并相互斗争,所有的人物,在巴赫金看来,就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追随者,在特大历史事件中,他们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巴赫金认为,“小说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当时各种人物的声音”。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民主提倡的自由与公平都是虚假的,权力通常掌握在反对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手中,代表上层阶级的人物总是要坚决压制那些小人物、边缘人物、底层人物发出的声音。例如克雷格曾被他的资产阶级妻子和岳父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珍妮特则被富人阶级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然而,社会主义话语也让底层人和被压迫者具备了发声和辩驳的语言力量。小说通过人物的日常性讨论、政治性辩论、公共场合的发言,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人物要为自己发声、为本阶级发声的愿望。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重新点燃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就必须进行讨论和辩论,尤其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这样的创作手法也容易让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到这种讨论和辩论的情境中,产生文学的社会效应和意义。总之,在德尔金之前,加拿大似乎没有一部小说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给读者带来如此巨大的挑战。《饶舌者》以最为丰富和多样化的语言表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着力凸显了代表着社会主义或工人阶级的声音,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在加拿大文学中的地位,成为加拿大左翼小说的先锋。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整体性特征期待文学作品能够对整个社会发展提出一种预见或是开创一幅蓝图。《饶舌者》对加拿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实际反映出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与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虽然《饶舌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并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方式,但是面对田园神话与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两种选择,德尔金最终选择了前者。在小说为主人公定位人生和政治立场时,我们看到,面对强大而残酷的资本主义势力,克雷格的政治理想破灭了,回归到小说最初批判的浪漫田园生活。小说结尾,克雷格伤势好转,在清晨的阳光下耕种小麦,身后留下一道道“笔直延伸的犁沟”。这个场景看起来似乎有些浪漫伤感和理想化,克雷格和玛莎在这里远离了纷繁的社会政治斗争,唯有他们在田间的幸福生活。从政治意义上来看,德尔金还处在对未来社会模式的探索之中,其政治观点似乎也有些倒退,又回归到传统的浪漫式书写。根据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观点,这样的小说只能归属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不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和矛盾的途径,而是趋向于悲观的结论,或是归结于信仰个人英雄式的行动,抑或是归结于信仰的一种理想化怀旧式的前工业化时代的田园世界观,缺乏像后来发展起来的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3篇

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理所当然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通过研究,获取思想资源,以奠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而指导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为中国发展现实服务。事实上,要分析中国的实际,指导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因为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要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发展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失去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有重大创新,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没有这样的硬功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也必然是浮浅的。因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为的是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正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才要求我们扎扎实实抓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

作为一个学科,马克思主义要有学术史的支撑。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顾名思义,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弄清马克思主义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但是,研究的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推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因为一方面,“论从史出”,只有了解“史”,才能更好把握“论”;另一方面,“以史为鉴”,研究“论”必须清楚地了解“史”,通过史的考察可以加深对论的认识。而且,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一个发展的链条,相互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不能很好地研究历史,就不能透彻地认识现实;不能很好认识现实,就不能合理地把握未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展史,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只能变为过去的僵死的历史。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应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充实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完整地展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理论逻辑。而且,只有结合时代的新变化和新发展,结合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回应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发展的动力,成为活的历史。其实,我国几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无论是文本考察的热点变换,还是理论阐发着力点的发展,都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接相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现实需要。正是对现实的高度关注,才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兴趣,才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视。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生命力,也恰恰在于它能够给当代社会发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咨询,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现实的紧密结合,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这样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倡导的做法。早在创立新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就坚决反对思辨哲学,主张“实践的唯物主义”,认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种方法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也是非常适用的。

三、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

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无疑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自身的研究,但加强这样的研究,并不排斥与当代国外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对话、交流。如何卓有成效地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要的译介和评述固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最重要的是应服务于、服从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易言之,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发展和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想资源。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还是要落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来。因此,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比较研究,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一环。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能狭义地理解,也不能关起门来进行。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强,以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不可能关起门来孤立地进行,加强“对话”势在必行。应当看到,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其各自的立场、观点也不尽一致,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的特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做出了独特的思考,提出了相应的看法和解决的出路,体现了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高度关切。如关于全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女权问题、市场经济、公平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某些启示和借鉴。

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

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产生、同步跟进的。如《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和问世,既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传播和扩展的过程,是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向来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价值目标必不可少的中介,是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从其创立之时起,就与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为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2]。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育内容,这既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特性。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人、说服人,就不是真正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如果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实践的需要,那么,也不能真正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以学科的方式紧密联系起来,有机统一起来,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平台,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提供了价值实现的理论和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理论性、应用性、综合性都很强的学科,它既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育内容,又要密切关注现实,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因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五、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研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的通知中指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性质和功能做出的科学定位。本学科就是要在广泛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本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虽然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但它本身的基本属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一学科名称表明,它不同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4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最广泛的动员民众参与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要目标,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动的接受者,他们的情感和主观意愿也参与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程中,甚至改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阅读者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是书写者在书写的过程中考虑到阅读者的社会心理和认知能力主动进行有针对性地书写;另一种就是读者自身在阅读中会进行解读和挑选,甚至会主动填补话语的空白。对中国大多数读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著作是晦涩难懂的,不仅理论内在的逻辑性和学理性由于文本的不完整并没有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而且由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逐字翻译过来的术语和语句对当时的大部分读者来说是陌生甚至是莫名奇妙的,比如“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形而上学”等概念很难使读者产生共鸣,而带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做派”的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具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拥有更大的读者群体。在读者的阅读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一切之问题的学说和方案”。这种解读与当时读者的社会心态有关。新文化运动从文学出发,立足思想改造,然而知识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被激发出来的试图通过个体解放、社会运动从而改造社会的努力在社会实践中并未获得多大的效果,鲁迅在《伤逝》中让子君悲惨的死去表明个体对社会反抗的无力,即便是一些“工读组织”、“新村运动”等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实验也都以失败而告终,面对现实出路何在?“我从此觉悟,……改造社会要用激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施存统)”这种心态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阅读群体的普遍社会心理背景。读者迫切期望能在文本中找到直接具体的行动方案,而不是进行冷静理性的学术研究。文本的遗漏和观点的差异性在这种阅读中被忽略掉了,对文本解读的多样化也被统一行动的呼声所淹没,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政权,从而成为了最进步、最革命也是最彻底的拯救中国的方案。受到阅读水平和环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被简化成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直接被读者所接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往往以某种具体的形式呈现,“马列主义的方法,实质上是批判的与革命的,它在思想上就是要具体地认识现实世界,深刻地熟知发展规律,正确地定出方针政策,切实地进行改造工作”、“以批评与革命为实质内容的马列主义的方法”(黎平《思想方法上的革命》),“革命的科学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王子野《马克思的治学方法》)、“将尊重现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通俗的立场”(社论《奖励自由研究》)等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简易版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不再深奥难懂,而且使得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能够直接融入到具体的革命和生活之中,提供一个现实可行的立场和方法,如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成为了当时最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许多人在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和自我批评与剖析中,会采用阶级分析的工具,并将问题的实质归结为阶级性的根源,在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在反思工作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时,最为深刻的便是将一些不良的生活和工作作风最终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本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传播方式以组织传播为主。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后,就开始有组织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印刷马克思主义刊物,开办各种讲座和学堂,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这是我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这种以组织传播为主的传播方式保证了传播活动即使在最为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下都能得以持续进行,同时也使得传播者的身份开始一元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再是个体知识分子的自发行为,而成为了政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公开出版的印刷物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媒介。瞿秋白1923年从苏联回国之后就重办《新青年》杂志,并将它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季刊,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瞿秋白公开宣布《新青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性。之后,中国共产党还相继创办了《共产党》、《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理论刊物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这些刊物中,不仅有季刊、月刊和周刊等区分,还有不同的针对性,如《学习月报》是针对领导干部的中级刊物,《中国青年》针对的是青年群体。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刊物。这些报刊杂志以普通大众作为阅读对象,一方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现实矛盾;一方面介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动员群众身体力行参与革命改造社会,同时还充分地借用文艺作品小说、诗歌等形式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感染大众。除了报刊杂志之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通俗读物也得以发行,比如艾思奇于1936年出版发行的《大众哲学》一书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在解放前就再版了32次之多,许多知识青年和学生都是在读了这本书后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借助于公开出版媒介这一主要传播途径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通过政论时评、学术文章和文学作品等不同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得到了多元的呈现。唯物史观在时评中揭露现实矛盾中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使得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得到充分的体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政论文章中的鼓动性和针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知识的普及和介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此外,一些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创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沁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和农民替代了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最大的受众群体,这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远比学术研究要复杂得多,大众化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最重要命题和任务。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描述了最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农村所遇到的障碍。“澎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当澎湃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

对于农民来说,不仅“剥削”、“解放”、“锁链”等话语是陌生的,而且衣冠楚楚的形象也是拒人千里之外的。不过,澎湃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他不仅换了装束,调整了说话方式,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带去了留声机和木偶戏逗他们开心,而且尽量尊重农民的传统,包括不冒犯农民的神灵,这渐渐使得农民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并且在海丰地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澎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农民运动最为成功的一个革命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形象的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在书中通篇都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而是以“新哲学”、“大众哲学”而代之,但是它用通俗活泼的语言,生动贴切的事例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抽象的哲学概念和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结合起来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沁入到现实世界和传统社会中,因果律转换成了“无风不起浪”,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被用来生动地说明事物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正是这种话语形式的转换,使得《大众哲学》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的读本,它在1949年之前就被再版了32次,连同志都极力盛赞和推荐这本通俗读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并不限于在哲学领域,而且更多地借助了文学和艺术的形式。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创作必须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斗争”,“改造世界观”,“学习马列主义”来“歌颂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用群众习见常闻的语言,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人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来歌颂革命和群众、打击敌人。这种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模式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要的革命动员功能,使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诗歌、小说、散文、绘画等形式都被充分地调用,这些作品构建出的激情的生活、火热的革命、乐观向上的精神构成了革命生活的主基调,至今都能激发现代人的热情和向往。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特点

从大众传播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的传播是最为成功的,它不仅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权威,而且确立了它在政治斗争中的政治权威,并且还成为了无数青年志士弃小我而图大家的人生信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之所以能成为典范,除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理论魅力的显现之外,对它的成功传播也功不可没。它在大众传播方面做到的几个统一,仍然能对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有所启迪。马克思主义话语主题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所处的时代主题是革命与战争,构成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结构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阶级斗争”等,它直接回答了中国应该怎样革命的问题,与当时整个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和国际背景相统一、相呼应。今天和平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而全球化、一体化是世界性浪潮,面对这样的浪潮,马克思主义就不能还是拘泥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而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去分析这种浪潮的特点、预见它的趋势并分析它的限度,这种主题的介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写、传播和社会实践的统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写还是传播都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即唤起民众的斗争意识,为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而战斗。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为革命的合理性辩护,并指导着具体的革命策略的制定。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制定革命的路线:应该团结谁、打倒谁是非常有效的。而革命实践的成功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正确的印证。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实现了知行信的统一。正如这个时期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和信仰能够直接转化成革命的行动。无论是书写者、阅读者和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只停留在文本和书斋中的探讨,而是身体力行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而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人们在革命根据地无差别的集体生活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平等,在无私忘我的革命斗争中表达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5篇

一、发挥大学生骨干培养成果的“领袖带动”,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动力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发展,创新和改进教育方法,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培养过程中,学生中的骨干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因此,在大学中加强学生骨干培养,发挥领袖的带动和影响,对于体现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和青年骨干的培养涉及到的层面多、知识广,任务艰巨。首先要坚持普遍培养与重点培养相结合,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全面培养,打牢基础。其次要依托骨干培训班,重点培养,对各学院的优秀团学干部、学生社团干部、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理论学习骨干及在学术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进行专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学习。再次是坚持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学校不仅要通过开展教育培训、理论学习等有效方式,对培养对象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训练,传授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参加社会实践,引导他们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最后是坚持阶段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针对各类优秀青年的不同特点进行阶段性培训,同时又坚持贯穿始终,通过学生会工作及学生社团活动等方面对他们进行长期培养。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在悄悄发生变化[4]。通过骨干培养,夯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理论基础,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精英成果,带动学校文化提升和精神凝练,彰显大学文化和大学生精神的永恒存在。

二、利用学生自组织学习实践的“自觉构建”,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载体

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引领新思潮[5]。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新时期,政治理论学习不仅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政策的了解,还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政治素养的形成,从而为树立健康人格的提供理论基础,更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他们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社会变化的心理应变能力。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容易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6]。探寻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途径、新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是提升大学文化和凝练大学精神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学生自组织作用,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将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养成为一种习惯。处于观念形态的大学精神文化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可以通过大学的人、事、物来承载和践行[7]。大学生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传承者,同时,他们也有着独特的学习特征,反感灌输式的强迫理论讲授,对于课堂上的政治理论说教有天生的抵触,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作为学生自组织,在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和补充作用。在学生自组织中,丰富理论知识、拓展学习载体、改变学习方式,对大学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一是建立导师制度,加强理论指导。积极探索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方法、新途径,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基于当前大学生理论学习的现实,完全依靠学生自身,显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教师的指导尤为重要,发挥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大学生理论学习的“双主体”地位。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要聘请有着多年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师、关工委的老同志、社会学者以及社会杰出人才对大学生会员进行理论学习指导,规范理论学习内容、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研究兴趣,通过定期、不定期为会员开展专题讲座,让大学生学习了解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丰富自身理论知识结构。尤其重要的是,指导教师将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理论的形象性,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大学生将所学理论内化为自身正确的时代思想意识。二是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模式。为广大会员放映《重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复兴之路》、《百年潮中国梦》等文献纪录片,向会员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的豪迈和伟大。引导大学生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塑造大学生独有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更新,国际互联网的运用,信息交流速度的加快,信息交流渠道的拓宽,对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及全方位冲击,也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带来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促进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认同和接受,重新塑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在大学生中得到实践和展现。三是丰富学习载体,提高理论学习的吸引力。开展优秀团课观摩评比活、征文活动、演讲等活动,让广大会员在快乐中寻求知识的拓展,在欢笑中探索理性的思考。提高理论学习效果,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中得到提升。在理论学习中,要着重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论,它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内容,又包含共同理想的实践目标,既有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引领,又有实践道德层面的理论标准,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理论、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统一的理论、是逻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理论、是蕴含深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理论。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四是以重要节庆日为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学生自组织开展理论学习,目的是在大学生中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突出体现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国庆、改革开放周年、一二•九、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等重要节点,适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实事求是地反映同学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动态,从而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敏感性,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理论水平高、思想觉悟好、综合素质强的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是在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为学生培养和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全面培养和领袖带动促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有效构建,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

作者:陈驰单位:北华大学就业工作处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6篇

(一)课程设置要精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课程设置必须符合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要求。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是:培养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目前,中央党校按照“一个中心、四个方面”的教学要求,以马克思经典著作导读为重点,加大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力度;国家行政学院按照“一个核心、三个重点”的教学要求,在重要班次中有针对性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和道德品行教育;浦东干部学院以经济和管理为主要内容,侧重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教育以及能力培养和行为训练;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内容,以井冈山精神教育、延安精神教育、党性党风教育和国情教育为主要特色。可见,我国五所高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进行了精心的布局。

(二)课堂阐述要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实质要得到体现,还需要加强课堂阐述。课堂阐述要精就是要精讲,精讲不等于缩讲或不讲,而是要根据培训需求有所取舍,对经过提炼整合后的精华部分加以解释、论述和说明。这就要求教员在讲课过程中要讲重点、讲难点、讲疑点,对于学员已经懂的不讲、学员通过自学能够掌握的不讲、讲了也不懂的不讲。由此可见,课堂阐述要精对教员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首先,教员讲课时的思想观点要精粹。教员既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精准地再现出来,还要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完整地呈现出来。一般来说,教员提炼的观点是否精粹,与其选材是否精当有着很大的关系。教员选材精当观点才会精粹,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浩如烟海,如何选材既能体现出教员对理论著作的驾驭能力,也能体现出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既要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又要有独特的眼光,只有这样,其才能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选取到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实质的材料。材料选好后,教员要认真研究,要用最精炼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另外,课堂阐述要精,还涉及语言表述要精的问题。语言表述要精,并不是咬文嚼字,用晦涩难懂的话语来阐述思想观点,而是不讲废话、不讲多余的话。总的来说,教员要做到课堂阐述精,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加强精品课程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要适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新”,是指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有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要适用”是指采用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手段能为教学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

(一)教学内容要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要死记硬背那些教条,而是要善于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教学实践来看,有些教员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往往依葫芦画瓢,书本上说什么就讲什么,还有的教员一个案例用了几年也从未更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理论、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的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创新的结果。也许有人持不同见解,认为讲原著就应该原原本本地把原著内容再现给学员。笔者认为,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教员不是“复印机”、“传声器”,而是“播种机”。因此,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必须要引入新的教学内容,特别是要把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引入到原著课程的教学当中,从而加深学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

(二)教学方式要新采取什么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以及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一直困扰着许多教员。当前,教员主要运用讲授式、互动研讨式、开放式、案例式、研究式、体验式、菜单式、模拟式、网络式等教学方式。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而言,教员目前普遍采用的是讲授式和互动研讨式,其他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没有采用或者还处于探索阶段,而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客观性、理论性和抽象性是分不开的。事实证明,教师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特别是原著课时,要综合运用体验式、模拟式、案例式和开放式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此,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方式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首先要让讲授式教学方式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教员可以尝试在讲授式教学过程中融入更多的教学元素,使其不再是一言堂、满堂灌。其次,要让互动研讨式变得更受学员欢迎。从当前互动研讨模式来看,一般做法是授课+讨论,如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课堂讲授“2+1”模式(授课2小时,讨论1小时)就属于比较典型的课堂互动研讨模式〔2〕。最后,教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方式,如不同专业的老师可以形成组合开展教学。

(三)教学手段要新在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采用何种教学手段,很多情况下要根据教学内容、场合而定。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来看,教员一般通过多媒体进行教学。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进行教学,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传统教学手段的作用。任何一种教学手段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任何一堂真正优秀的课都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实现的,如引起全世界轰动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尔特•雷文从来都是使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如运用幻灯片投影、粉笔板书、PPT讲稿、演示实验、音频视频资料等进行教学。与其相比,我国很多教员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往往使用单一的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自然会打折扣。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应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教学手段,以进一步增强教学效果。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实”,要受用

(一)内容要真实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合格的成熟的领导干部。”〔3〕“领导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4〕。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教学内容要真实、观点要正确,不能将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长期以来,一些教师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介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过滤、筛选、修饰了的马克思主义,对其中有些内容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笔者认为,要想让学员原原本本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教员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原著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剔除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全貌和精神实质。

(二)语言要朴实朴实是说话的基本要求,也是讲课的基本要求。任何一堂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只有语言越朴实,明白的人才会越多,教学效果也才会更好。然而,现在有些教员为显示自身功力深厚,往往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同志曾经对这种人进行过批判“,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5〕。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抽象性、思辨性、逻辑性强,如果教员再用抽象深奥、晦涩难懂的语言进行讲授,学员往往就会感到枯燥无味,提不起学习兴趣,而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学员也就更无法准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可见,教员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要真信、真懂,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感情,才会用朴实、直白、生动形象的话语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三)教学要扎实教学扎实是学员对教员授课的一种评价,也是对教员的一种要求。教学扎实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教师的理论功底扎实,能够深入浅出地分析、讲解相关内容,能解学员之渴。二是指教师备课认真、信息量特别大,能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信息。教员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就拿备课来说,教员首先需要仔细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马克思主义原著并非通俗读物,需要在完整准确理解上下工夫。正如同志所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6〕其次要深入了解学员的实际情况。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岗位的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不一,这就需要教员在备课时有多手准备。三是指能够准确把握上课时间。真正优秀的教员对于上课时间的把握会非常到位,既不缩短授课时间,也不拖堂,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展现教学内容,使课堂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合”,要能用

(一)要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我党从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不例外,也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选集》、《邓小平文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关键是要弄清楚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简单地说,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认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教员只有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分析清楚,才能真正回答当前我国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也才能真正联系实际、落到实处。

(二)要与教员实际相结合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专题设置来看,很多学校是教师有什么,就讲什么,教师会什么,就讲什么,没有进行统一规划。其实这种做法是很不科学的,会导致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整体理解。这就要求各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时,要在充分考虑教员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再进行统筹安排。一是要考虑教员的实际能力。一般来讲,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培训,基本上能胜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但是,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们思想观念今非昔比,干部知识水平日益提高,这些都对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充分考虑教员的实际能力,而且要动态跟踪他们在教学科研方面的新动向,以统筹安排相关教学专题。二是要考虑教员的教学实际。相关部门一般采取教学测评的方式了解教员的教学效果。教务部门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测评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对于需要调整的专题内容要及时调整,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质量。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7篇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实现转识成智

哲学诞生于人类对于人生与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是高度精神自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在高校培养和训练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已在高校实施很多年。哲学的反思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智慧的追求与自我意识的启示。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教育的本质并不冲突,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形成良好的实践思维习惯,开启自我意识的实现在一切领域都起重要作用。相比较于其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属人性和实践性,这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思考与实现提供思维基础。在时期,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出现了“种地哲学”、“做工哲学”、“扛枪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形而下化和庸俗化。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封为“万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哲学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万能哲学”从内容上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及其应用,如用一块石头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地主劳动迟到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性范畴;从形式上,“万能哲学”教条化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生活,寻找各种现象所体现的哲学依据。现代高校教条式的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偏离实际,成为学生眼中的“无用哲学”。缺乏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的正确认识,就无法真正达到自我意识的启示,无法实现哲学教育的目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知识向智慧的转变,在于大学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内在的智慧追求,认识自我,形成良好的道德和价值修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高校中即以大学生需要为本。“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在多元环境下,需要精神对于自我的合理把握,而哲学能够提供对于自我的意识和价值引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而著称,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人的社会劳动,以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学生正需要此理论作为满足他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生的理解和导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性,它以“现实的个人”生活作为逻辑起点,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的个性发展。特尔斐神庙上书“认识你自己”,大学生更需要对自我及自我意识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可提供正确的认识路径,又蕴含合理的价值导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倡以人为本的观念是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还在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养成,即转换西方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本体性思维方式”。“本体性思维方式”易导致教条化、体系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大学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指导大学生改造世界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践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通过学习,培养批判精神,提出独立见解,学会人文思考,关切现实人生,展开深刻调查与讨论。实践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圣辉中解放出来,成为大学生改变世界的现实性力量。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瓶颈:“政治化”与“知识化”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开展多年,但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为“政治化”与“知识化”。无论从教育的目的还是哲学本质来说,都期望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超越瓶颈,实现自我及对智慧的追求。

(一)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哲学教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定位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本就存在被片面理解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化的错误倾向,从而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简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宣传与说教。这使大学生前置性地产生反感情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权威的说教,一旦出现理论与实际相矛盾时,会采取迫于权威的不加思考地顺从,或放弃学习,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失去思维的自由与创新能力。教化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实施方式,背离了实践哲学的特性。政治性本身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的描述并没有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可看出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其思想价值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政治性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性革命性本质,也体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原则及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主旨。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客观地理解社会实践生活及发展规律和趋势,树立适应社会实际的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本身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价值要求,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与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并无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但用政治宣传话语解构或替代哲学的人文关怀,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化”,即摒弃哲学教育的现实性,将其供奉于“神殿”之中,主体卑躬屈膝,失去思维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抽象高点,使大学生认为这是强制性地灌输性接受,这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

(二)知识化:教条主义的“体系”意识大多数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都将哲学的“思想逻辑”等同于“知识体系”,把哲学知识总结为各模块构成的基本理论原理。从教学形式上,将思想养成转变为知识传授,忽略了哲学思维方式和素质养成等目标。诚如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所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教育观念上“把哲学教育视同知识教育、知识传授的问题”[3]。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具理性思潮的迅速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越来越倾向于知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如建立标准化的教学模式、试题库,采用统一的闭卷考试形式,使哲学教学逐步蜕变为大学生对于知识的全盘接受和记忆训练,失去哲学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路径。故目前教学过程总是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痼疾,仅仅是用“例子”套“原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辩证思维本性背道而驰。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常常受大学生拒斥的重要原因。知识性、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并不冲突,哲学对于智慧的追求离不开哲学知识的学习与哲学理论的教育。哲学作为真理性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具有合法性,但脱离现实的“体系哲学”和“教条主义理论”,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陷入“知识化”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知识体系,具有其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性。“知识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性的讲授,缺乏价值性地引导。哲学知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思想意境。超越单纯的哲学理论体系知识本身而体认其蕴涵的价值理念与智慧范式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折点。

三、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实效性实现路径:建构主体内化场域德谟克利特对“智慧”的解释:“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欲达到追求智慧的最终目的,需要以“哲学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大学生主体将哲学知识与思想内化于课堂学习与生活之中,使哲学思维方式及价值引导成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一)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教育方式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观念,将哲学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助大学生求真、向善、爱美。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教化,主要集中于对于现实问题有自身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可以加以引导,但不能以权威进行被迫接受;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是单纯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的知识体系,主要集中于教育大学生“学会思考”,提高思想素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高扬主体性价值,及以大学生主体需求与自我意识实现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价值的思考与选择。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向的思想基础,可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自然融通,达到优化思维方式、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目的。转变对教材体系的依赖。新时期哲学教育改革围绕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反思而进行,其目的在于冲破多年教条主义的束缚,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内容。为了避免“知识化”倾向,可把教材当作学习哲学的教育文本,而不是引导思维的“圣经”。注意当前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打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脱离的现状,将最新、最贴近实际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体系中来,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另外一方面,将大学生“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话语中来,使哲学教学与现实生活不生硬地融合。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也是提高哲学教育实效性的迫切要求。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在传授哲学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信息化社会中快速高效地话语沟通环境使大学生自主性增强,为教学方式的丰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情境条件。哲学教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应探究丰富有效的情景化灵活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在于改变教师满堂灌输和学生零参与的独白课堂教学模式,可增加情境模拟、抗辩讨论等新型平台,鼓励、吸引学生进行哲学思考与应用。改变标准化的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哲学教育的效果在于思想的提升与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的统一书面闭卷考试形式并不足以测试哲学教育的实效性。这种评价机制使学生迫于分数的压力进行哲学的学习,不断地记、背、练、考。使哲学教学也沦为分数的奴隶,变成机械式的程序化操作过程。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应向多元化和人性化方向转变,遵循哲学的本质和教育的最终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现实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困扰着人类的现实生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主体的个体性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只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功利化”与“物质化”趋向,哲学在政治和经济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其人文精神却可以帮助人们处理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各种思维方式的不断撞击,人们拥有了广泛多样的选择性。多种声音混合,不再出现话语霸权,应增加相互理解和沟通交流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对各种其他流派声音,必须切合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旨趣,在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审视和引导中体现理性优势,走进大学生日常生活。利用校园环境与网络资源,建构多媒体网络环境,拓展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时空场域。使网络平台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提高利用率。丰富网络课程资源,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畅所欲言,加强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协作性学习习惯。网络平台可成为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广阔平台,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可体现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基本素养,及时适当地加以引导,做到真正意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社团活动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场域。在教师的指导下,社团可结合课程内容开设专题活动,如讲座、参观、读书会等。大学生也可根据自身兴趣自主创办各类与哲学有关的学习和研究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协会等。社团更多地可以开展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有意义的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提高哲学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哲思习惯。在规范课堂之外,也可以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最好与学生实际思考的人生问题相结合,如哲学与人生课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课程,可以丰富学生哲学思想的同时,对自主性选择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论文范文第8篇

19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需要,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相比较,除“艺术”和“美学”具有较多一致性外,其他方面就相去甚远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需要,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标准完全脱节,几乎变成了政治批判,除偶尔提及某些马克思主义词句外,在精神上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毫无共同之处。到十年“”期间,中国的文学批评完全陷入了混乱,帮派的、政治的需要彻底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一方面确立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指导方针,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回到马克思”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回归了中国理论界和文艺界。在中国文学理论界,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展开了一场文学批评标准的讨论。在那场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美学与历史”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成了重要议题之一。人们对什么是“美学”标准、什么是“历史”标准,“美学和历史”标准如何统一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美学”标准,就是文学批评“从艺术实际出发,从艺术规律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政治的、伦理的或哲学的观念出发,它的根本任务也不是借艺术来论证这些观念”。“历史”标准,就是将作家作品“放在历史发展中,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研究”、“美学和历史”标准的统一,就是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⑤这一看法,代表了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对“美学和历史”标准的基本认识水平。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基本上都贯彻了这一标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些被误解了的作家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标准重新加以衡量,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和应有地位”。(2)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被错误政治伤害的作品,运用‘美学与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推倒了加在这些作品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使其成为‘重放的鲜花’,回到了文艺的百花园”。(3)“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研究,或从美学分析进入历史把握,或从历史角度导向美学分析,然而都无一例外地致力于从‘美学与历史’的统一中去把握”。⑥

二、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

从反映论角度去看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立场。自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这一角度和立场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理论界。20世纪初期,陈独秀、就明确主张用哲学反映论来解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人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关的理论。1950—1960年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普遍命题,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理论界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开始出现了由哲学反映论向审美反映论的过渡,其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一是文学理论界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中国文学理论中审美因素的复苏,从对‘形象思维’的探讨开始”。⑦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8年1月《诗刊》先后发表了1965年7月21日致的信。在信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⑧的话包括两层意思:诗歌有自身特殊的思维方式,这是诗歌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宋人作诗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缺少韵味。在的论述里,已经流露出了文学应该具有审美思维和艺术意味的思想。由于给的信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涉及了艺术的审美思维问题,它一发表便在美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朱光潜发表了《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看》(《美学》第1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李泽厚发表了《关于形象思维》(《光明日报》1978年2月11日)、《形象思维再续谈》(《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蒋孔阳发表了《形象思维与艺术构思》(《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形象思维与议论》(《山花》1979年第2期)等。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从美学的角度论述了形象思维的含义、特点、作用。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形象想象和情感的思维”,⑨是审美活动的特有思维方式,在审美活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审美活动中的情感、想象、移情、直觉等特点,都是形象思维活动的体现。文艺活动作为审美活动的集中体现,更是需要形象思维。文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创造“具有个别性、具体性、生动性、丰富性、完整性以及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感染性等特点的艺术形象”,“为了要塑造形象,我们就必须按照形象本身的特点,采用形象思维这一特殊的思维形式,来进行构思”。⑩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争,是新时期伊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问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在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和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译文是“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围绕马克思的这段话,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论述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即哲学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其次,马克思关于人类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表现在思维特点上主要是“形象思维”。“艺术是不同于哲学对世界的掌握的方式……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瑏瑢再次,马克思所强调的掌握世界的艺术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审美的方式。“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是因为人类需要掌握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而发展起来的……艺术要从审美上掌握世界,反映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瑏瑣从美学的角度看,形象思维的讨论和马克思关于“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争鸣,为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奠定了文学与生活关系中审美反映说的美学基础。在此基础上,文学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转向美学的角度审视文学与生活的审美关系,明确提出了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刘再复、鲁枢元、童庆炳、钱中文、王元骧等都持“审美反映论”这一立场,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阐释。刘再复提出“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因此,“审美判断”就成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式。瑏瑤鲁枢元认为,文学属于“美的领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某种社会生活现象拨动了作家的心弦,激起了作家审美感情的波涛,产生一种强烈的、持续的爱,或者憎”,这种带有审美性质的爱憎情感通过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就是文学作品。瑏瑥童庆炳于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的命题,其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就是“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他说:“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实,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和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客观的社会生活的反映,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为源泉,所以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论断只是阐明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我们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弄清文学本身自身特殊的本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崇高目的是要按照一定的社会审美理想来改造人的生活,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钱中文也于1986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他指出:“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它较之反映论原理的内涵,丰富得不可比拟。反映论所说的反映,是一种二重的曲折的反映,是一种可以使幻想脱离现实的反映,是一种有关主体能动性原则的说明。审美反映则涉及具体的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方面,他的潜在的动力,隐伏意识的种种形态,能动的主体在这里复杂多样,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灵”。瑏瑧王元骧也于1988年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1990年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审美反映”论。与前面几位文学“审美反映”论者相比,他的论述最为全面。如果说,刘再复是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创造,鲁枢元仅从文学的归属的层面说明文学属于美的领域,童庆炳是从文学反映生活与其他意识形态反映生活区别的层面说明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钱中文是从一般反映和审美反映不同点的层面说明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即他们都是从某一方面论述文学是一种审美反映,那么,王元骧则从多个层面论述了文学反映生活是一种审美反映。他认为,从反映对象看,文学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有明显的区别:“在审美者看来,它们的地位价值就不大一样。这就是因为审美情感作为审美主体面对审美对象的一种态度和体验,总是以对象能否契合和满足主体自身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契合和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哪怕是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会成为爱慕倾倒、心醉神迷的对象;否则不论事物本身的客观意义多么重大,人们也照样无动手衷,漠然置之”。从达到的目的看,文学的目的与认识的目的有较大的不同:“由于审美的对象是事物的价值属性,是现实世界中的美的正负价值(即事物的美或丑的性质),而美是对人而存在的,是以对象能否满足主体的审美需要为转移的,凡是审美愉快总是以主体的审美需要从对象中获得某种满足而产生的。所以,从审美愉快中所反映出来的总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肯定的态度,亦即‘应如何’的问题。这决定了审美反映不可能以陈述判断,而只能是以评价判断来加以表达”。从反映形式看,认识的反映和审美的反映差异很大,认识的反映形式是逻辑的,而审美反映是“以崇敬、赞美、爱悦、同情、哀怜、忧愤、鄙薄等情感体验的形式来反映对象的”。

王元骧的文学审美反映论完整而深刻,是对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深化与丰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前提是对文学认识反映论的不满和反拨,提出的契机是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推动其转变是关于马克思“艺术的”掌握世界的争鸣,其意义是突出了文学的本性和特点。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长期流行的是文学反映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反映论相对于自我表现说,能更好地说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它能被广泛认同的重要原因。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命题,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它将哲学反映与文学反映相等同,认识反映与审美反映相混淆,忽视了文学反映的审美本质和情感特点。而文学审美反映论的提出,恰好弥补了其缺陷,纠正了其偏颇,突出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和情感特点。

三、社会意识形态论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转型

把文学看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式,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基本命题。20世纪初期,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就明确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1930—1940年代,瞿秋白、、周扬、胡风、冯雪峰等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意识形态论已统领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广泛出现在文学论文、文学理论著作,特别是高等学校文学理论教材中。文学意识形态论支配中国文学理论界近80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受到挑战,1990年代才被审美意识形态论所取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中国‘’十年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对‘’十年进行反思,文学艺术理论界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艺术意识形态论,在此期间发生了关于艺术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瑏瑩这次讨论是由朱光潜的两篇文章引起的。1978年底和1979年初,朱光潜分别发表了《研究美学史的观点和方法》(《文学评论》1978年第4期)、《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朱光潜在文章中提出了艺术不是上层建筑的主张。朱光潜强调,马克思著作所讲的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恩格斯的著作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而斯大林明确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相等同。他的结论是反对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或者让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他坚持认为“马克思把艺术当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没有把它列入上层建筑”。瑐瑠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和争鸣。这次讨论和争鸣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争论的焦点最初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

在这一时期的讨论和争鸣中,除有个别学者表示有保留地认同朱光潜的观点外,大多数学者表示朱光潜的观点不能成立,并提出了文艺不能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认同者的理由是有些意识形态,如语言等不属于上层建筑,虽然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但文学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某些非上层建筑因素,这些因素是语言带来的。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既然语言是非上层建筑,那么,文学也必然含有非上层建筑因素。瑐瑢反对者认为,朱光潜上层建筑不包括意识形态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同时,也不能因为文艺领域中存在着某些复杂的、特殊的现象,就推翻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结论。还有学者指出:文艺和政治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的关系。说文艺不是上层建筑,就是否定文艺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瑐瑤后期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讨论和争鸣的重点转向了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其重要收获是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在19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界最早提出并论述文艺具有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是张涵。1982年,张涵在《论艺术作品的审美性质》一文中率先提出了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他说:“意识形态性,思想性,认识性,形象性,典型性,主观性,情感性,愉悦性,工艺性等等,均为艺术作品的属性,都是艺术作品所不可缺少的。然而无论其中哪一种属性,都必须同时具备审美的性质,才有可能成为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审美性质在构成艺术作品的本质上,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是一种具有全局性的属性”。作为特殊精神产品的艺术,“只有当它成为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它的特殊性才能显示出来。”可以说,张涵关于艺术作品是具有“审美性质的意识形态”的表述,是后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源头。198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先明确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论述的是钱中文。1984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钱中文先后发表了《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文学评论》1984年第6期)、《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1987年第6期)等论文,系统论述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1984年,钱中文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一文中,回顾了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各种文学本质论,指出有人认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对这一看法表示了认同。1986年,钱中文在《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一文中,明确指出文学的特性就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他说:“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性,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1987年,钱中文在《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中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观点。他说:一方面“文学确实是反映与认识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它只是阐明了文学本质特性的一个方面。如果要以这点来代替文学本质特性的全面、总体的把握,就显得不够了。”另一方面,“绝对排斥认识论、反映论、意识形态等观念在文学理论中的使用,也是一种极端偏颇的表现”。辩证地看,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特性既非单纯的意识形态性,也非单纯的审美,“讨论文学特性,必须使审美方法与哲学方法融为一体”,看到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童庆炳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持“审美反映说”,认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这一点与钱中文提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他很快就认同并接受了钱中文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并在其主编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中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作了较多的补充性阐释,进一步传播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扩大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文学理论界,特别是在高校文学专业师生中的影响。以钱中文、童庆炳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在中国文学理论界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日渐普遍化,甚至被有的学者看成“文艺学的第一原理”,似乎“以它在时间、空间上广泛的物理性存在而确立为‘传统’力量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虽然获得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与支持,但并非没有不同声音,部分学者也对这一命题提出了商榷。董学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审美’是什么?‘审美意识形态’又是什么?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是不是仅用‘审美’来规定?‘审美’与感情和认识是什么关系?‘审美’本身是不是意识形态?”等。瑐瑨单小曦则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否定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合法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由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因素构成的、表现在各种意识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整体面貌和样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之说,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

周忠厚则从意识形态内涵的角度,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科学性。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加形态,不是意识的样态或意识的外化形态,意识形态是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体系化了的、系统化了的学说和理论”。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文艺是意识形态。“关于文艺的本质,可以说是审美情感,也可以说是审美意识,但是说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审美意识形态就说不通了。”瑑瑠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命题呢?一方面,这是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必然结果。在美学发展史上,一直有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的传统,“美学是艺术哲学”的命题,“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的观点都是这一传统的体现。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明确了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说明文学的属性。1956年,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布洛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中提出:“艺术是审美意识的最高的、最集中的表现”。瑑瑡进入1970年代,布洛夫再次强调并论述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现象,其特殊实质就在于这种‘审美方面’”,“无论审美关系还是艺术都将是意识形态的审美变体,是它的独特的、特殊的表现”。瑑瑢1980年代,中国的美学家们也开始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艺的本质。1980年,蒋孔阳发表的《美和美的创造》中就指出:“美是艺术的基础属性”。瑑瑣钱中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顺应了从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本质的学术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对文学意识形态特性认识深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20世纪初期,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时,就对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表示了认同,并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属性论。到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命题已十分流行。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的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中,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文艺这种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强调文艺这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提出了“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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