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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的历史分析

2016/01/12 阅读:

[摘要]

论文回顾和梳理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脉络,总结其发展中的经验是了解其历史的需要也是为今天更好更快发展的需要。根据历史文献对建国前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分析,并对其兴衰之原因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建国前;巴林畜牧业;历史总结

巴林蒙古地处西拉沐沦河北岸,大兴安岭南段山地,是连接东北、华北、内蒙古北部和环渤海地区的交通枢纽。其所处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使巴林地区经济尤其是畜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长期保持着牧业经济为主的状态,为漠南蒙古地区少有的保持传统经济的地区。

一、早期的畜牧业

巴林地区远在六七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距今五千三百多年前的“富河文化”是以渔猎为主,兼营农业和过着定居生活的先民①。巴林右旗敖包恩格日青铜器时代遗址②,属于为青铜器时代夏家店上层文化(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类型表明,经济生产发生了转型,畜牧业在本区第一次盛行,出现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和制陶技术为辅。因此,“这是一种受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又独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③。唐朝时本地属于奚地,《五代会要》说,“地宜羊马,羊则纯黑,马越前,蹄坚善走”④。到了辽代“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⑤。还设群牧机构进行管理⑥。且辽代已熟知合理选择牧场,利于畜牧发展的生产技术,⑦辽代宗以后,因自然灾害等诸多原因,畜牧业逐渐衰微。金至明永乐年间,畜牧业占据整个西辽河流域,一直延续到清初。⑧金世宗充分利用这里有适宜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在辽代的基础上设置七个牧群,中耶卢枷群牧就包括临演府(路)。因自然的优越与政策上的得力,使临演府(路)地区的经济,超过了金代前期,这也是金代时临演府(路)人口的高峰期。元代的巴林地区属中书省全宁路,为弘吉刺部鲁王分地。弘吉刺部属民以游牧畜牧业为主,王府牧场“畜马牛羊累巨万”⑨,由此推断弘吉刺部所豢养的马牛羊应该不少。而元代的巴林部众隶属于岭北行省,虽蒙古地区也曾垦种过屯田,但蒙古居民的基本生业,仍是游牧业,直至元末蒙古仍以粗放的游牧经济为生产的主要形式。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并诏令三卫“各领所部,以安畜牧⑩。当内喀尔喀南下时,明廷对其入侵泰宁卫地域时,其经济方方式依然是游牧生活。至明永乐年间,畜牧业文化景观占据整个西辽河流域,一直延续到清初。

二、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牧业

蒙古高原属温带草原,如上所述,其特定的地形、气候、植被分布状况决定了在该地区传统农业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人多“以牧养为生”。巴林部也不例外,以畜牧业为其生产方式,并且常年“随水草畜牧”。清以降,在清廷采取扶持甚至保护畜牧业政策,并辅以大灾赈济及赡养等措施,使畜牧业有了较好的发展。19世纪末,俄罗斯蒙古学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受沙皇俄国外交部派遣赴中国蒙古地区考察,他们……“在抵达噶勒达苏台河右岸后,我们已进入巴林右旗扎萨克王(小巴林扎萨克王)旗境内。景色一下子就变了:耕地像是被切掉一样,现在我们周围已不是连绵不断的耕地,而是青草茂密的草原了。”在这丰美的草原上,巴林人孳养着五畜,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许多牧主原来有十头牛”,据当时每户5口计,十头牛正好能养活一户,说明到19世纪末,巴林地区的经济中畜牧业仍占有主导地位,是人们养家糊口的重要形式。为了发展传统畜牧业,巴林人“为牲畜盖了专门的棚子”,而且扩大了家畜种类,不仅有牛马羊驼,而且“这里的驴子多的惊人:驴子好几百头一群一群地走着,驴叫声充斥草原”。但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原始游牧业抗击灾害能力低,因整个巴林地区连续四年牛大批倒毙,牛疫造成了许多牧户仅剩下两头牛,甚至一头牛,生活无保障,导致越来越多的巴林人从事农业。巴林地区的畜牧业在困境中继续发展,至民国四年(1915)时,巴林两翼旗居民仍以牧业为主,农业为副,且左翼旗的畜牧业与阿鲁科尔沁旗齐眉久负盛名到民国初期。巴林两翼旗畜牧业状况是:“右旗马约8000头、山羊约1万头、骆驼约200头、牛约15000头、绵羊约1500头;左旗马约2500头、山羊约1万头、骆驼约200头、牛约8000头、绵羊约1000头”。民国二十四年(1935),因社会动荡等因畜牧业发展收到一定的影响,牲畜发展情况不均衡与民国初年比,巴林左旗牲畜增长率马增19.6%、牛增28.9%、羊增63%;巴林右旗牲畜增长率牛增34.2%、羊增23.3%、骆驼增36.5%、马降53.5%。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巴林右旗各努土克、各区牲畜总头(只)数,与民国二十四年(1935)相比马增68%、牛增15%、羊增47%;巴林左旗牲畜总头(只)数38,865头(只),比民国二十四年(1935)增加了10.1%。到了1949年本地区畜牧业发展情况与1948年比,巴林右旗马降1.34%、牛增19.8%、羊增13%、驼增1.3%;巴林左旗马增0.73%、牛增0.78%、羊增0.67%、驼增0.77%。虽然两翼牲畜总头(只)数在增加,但增长幅度逐年下降,仅巴林右旗的情况看,自民国四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15-1935)的65%下降到民国三十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8-1949)的11.7%,畜牧业生产的萎缩可见一斑。

三、巴林畜牧业发展的历史思考

巴林地区畜牧业有其长期传续的历史,巴林两翼旗畜牧业未能快速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畜牧业生产经营的粗放式无法保持持续发展。散养这一传统方式在巴林地区仍然存在,“当时蓄群牧放情况看,牛组织群放者305群,轮放279群;马组织群放者52群,轮放者59群;羊组织群放者220群,轮放246群;散放者牛21头、马247匹、羊3大群。组织放牧者达47%以上,轮放者达51%,散放者2%,但是到了秋季基本都散放了”。因为散放等原因,畜群受到狼害较常见,1948年巴林右旗因狼害损失1937头只,1949年4804头只;1948年巴林左旗因狼害损失共计342头只。除了狼害以外,匪患也是民国时期影响巴林地区畜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民国二年(1913),赤峰州知事申报巴林匪扰年歉情形“昭乌达盟旗及巴林洵旗等均受匪扰”;春季牧场的防火措施不到位,冬季储蓄草历史较短,之前本地区历史上未见有此类记载,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见有巴林右旗“规定大小牲畜每头平均三车草”,共打7294车,26072130斤的记载。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中,冬季多是有圈无棚,即使有棚子,但多数为秋搭春拆夏没有。遇到晚秋冷雨,早春风雪,牲畜损失相当严重。如民国三年(1914)冬,本旗降大雪深达三尺,夭气极寒,许多牲畜饥冻而死。应对灾害如果有足够的冬草储备也能安全过冬,但是未能重视打羊草,所以春天瘦死牲畜情况常发生,1949年巴林右旗全旗瘦死羊就501只。其次,畜群结构不尽合理,繁殖率较低。所谓畜群结构,从广义上说,一是群体结构,即一个地区或单位,因地制宜保持的牛、马、羊等各类牲畜的比重;二是畜种结构,即各类牲畜中不同品种的构成,主要是良种畜和改良畜的比重;三是畜群结构,就是畜群中,种公畜、基础母畜、育成畜等所占的比重。在数量畜牧业为主的年代,本地区传统畜牧业畜群结构来看,仅以巴林右旗为例,民国四年大(含马、牛、驴、驼、骡)小畜(含绵羊、山羊)比例为66.8%和33.2%;民国二十四年为50.2%比49.8%;民国三十七年(1948)为51.6%和48.4%;1949年为50.9%和49.1%。长期以来本地区种畜缺少,仅以1949年为例,巴林右旗所缺种畜中牤牛缺121头、駬马10匹、羊耙40只,这些是按照平均每20-25头乳牛一头牤牛来计算的,如果按畜群来计算相差更多。加上种畜分布不匀,各地对种畜调剂不均衡不及时,“部分地区五六十头乳牛一头牝牛也没有,十余头乳牛有二十三头牝牛的现象”;畜群繁殖也未能把握好时机,“如白音汗村有6个牝牛,交配时期套5各牝牛到坝后拉盐去了”,延误了配种以及繁殖,使牲畜繁殖受到影响。近半数的母畜未繁殖,其中牛因为出售、丢失、宰杀而损失牛占4.8%,损失率高于繁殖率3.3%;马繁殖占全部马数的7.8%,损失率达到马15.0%,加上“因为群众随便骑骒马的关系,特别降低了繁殖”。而羊的发展速度一直处于较稳定状态,但增速不高,山羊繁殖占全部山羊数的5.9%、绵羊繁殖占全部绵羊数的15%。牲畜的繁殖上一般情况下,牛马的繁殖率应该在70%以上,羊的繁殖率应该在80%以上。由于经营管理的粗放式,牲畜死亡率较高,以1949年为例,牛的死亡率20.6%、马的死亡率55.9%、山羊的死亡率18%、绵羊的死亡率45.1%,这不仅影响畜群数量的增长,也会影响续重的平衡以及出栏率。第三,畜群防病防疫措施不到位,成为发展畜牧业的大敌。在解放前,本地区各种疫病流行,如马牛传染病如马鼻疽、腺疫、牛痘、口蹄疫等,马牛寄生虫病如马胃蝇、马蛔虫、牛皮蝇、牛肝片吸虫等,羊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如羊痘、布氏杆菌病、炭疽、羊鼻蝇、羊疥癣等,猪传染病和猪寄生虫病如猪瘟、猪肺疫、猪丹毒、猪囊虫、猪蛔虫,鸡传染病如鸡瘟、雏鸡白痢等。在病疫面前无适当的预防与治疗措施,畜牧业毫无保证。“防治牛疽1938年、1942年右旗曾两次发生过较严重的牛瘟,1943年虽在全旗范围内进行牛瘟血清注射,但效果不大。”民国三十二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3-1944),在巴林左旗查干哈达、哈达英格一带流行牛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民国三十八年(1949)旗内牲畜发生炭疽病863头(匹、只),全部死亡。民国三十八年(1949)巴林右旗发生一般疾病牛879头、马71匹、羊1813只、驴169头;牛疫814头、疥病牛7头、马406匹、羊527只、驴1头、驼100峰,占当年马的总数的6.75%、牛的2.86%、羊的3.25%、驴的2.25%、驼的38.6%。民国三十八年(1949)以后,东北人民政府和热河省人民政府派防疫技术干部会同旗和努图克、嘎查家畜管理委员会共同防治,情况很快发生重大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各级政府决策及政策也对畜牧业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牲畜出栏率是反映一个地区畜群周转速度、牲畜饲养经济效益和生产水平的重要指标。由于历史资料的奇缺,无法分析更早些时候的情况,仅民国三十六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7-1949),巴林右旗牲畜出栏情况看,牛3.7%、11.9%、2.76%,马18.6%、12.9%、8.6%,羊5.25%、4.29%、6.78%,羊的出栏率稍有提高外,牛和马的出栏率在明显下降。而巴林左旗的情况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牲畜出栏率牛1.48%,马5.01%,驴1.64%,骡8.10%,羊1.52。这里畜牧业生产的真正目的是生计需要,能否满足当地5530户,占总户数的46.5%、23080口占总人口的40.9%。牲畜出栏率直接影响经济效益。据民国三十七年(1948),巴林右旗旗牲畜出栏情况,当年牲畜出栏率仅13.6%。因为经济效益低,无法保证牧民生存需求,加上游牧经济本身的脆弱性以及清廷的政策导向,使牧地开星成为必然。但是,“巴林左、右旗至大兴安岭未放垦地带,一直到清末民国初仍以畜牧业为主。

新中国建立后,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有了新景象。从牲畜饲养、畜种结构、繁殖出栏、饲养方法、牲畜改良、优良种畜管理、疫病防治、牧业现代化项目试点建设、牲畜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国初,巴林地区响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的“增加牲畜数量,提高牲畜质量”的发展畜牧业总方针,1952年比1949年增长52.8%;1957年比1953年增长74.3%;1983年牲畜总数达到1001292头(只),首次超过百万。巴林左旗2013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204.6万头只。纵观巴林地区畜牧业发展历程,尊重自然环境禀赋以及传统行业优势,长期稳定的发展经济类型是区域经济稳固发展的基础,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实施有利于又是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科学经营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巴林左旗志编辑委员会.巴林左旗志[M].巴林左旗林东印刷厂,1985.

[2]巴林右旗志编纂委员会.巴林右旗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3]〔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M].张梦玲,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乌仁其其格 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畜牧业发展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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