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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衰演变范文

时间:2022-05-02 04:04:14

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衰演变

乾亨三年(981)《王裕墓志》记:“行顺州(疑治今阜新县大巴乡五家子)刺史,公下车之始,起学劝农,褰帷布政。”清宁六年(1060)《赵匡禹墓志》记“:知临海军(今锦州)节度使事。公乃覃信惠,去烦苛,劝农桑,缮庐舍。考未三载,治洽一同。”另外,辽代中央机构南面官设有司农寺,在东京道一些州县设有司农分司,委派司农少卿等官员管辖一定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此类官员多为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如辽朝后期,道宗大安六年(1090)的《萧袍鲁墓志》记载,萧袍鲁死后,辽廷委派东京巡警使、司农少卿张可及为敕祭使,知辽西州军州事、司农少卿杨恂如为敕葬使,说明作为地方官的张、杨二人都兼本地区劝农事。

再次,对辽宁实行特殊政策。在辽东地区,“先是,辽代新附地不榷酤,而盐麯之禁亦弛”,可见市场管理货物征税比较宽松,基本上是维护渤海时期的封建剥削制度,这种局面大约保持了近百年。圣宗太平年间,东京户都使冯延休按照燕京地区制度征税,大大加重了封建剥削和压榨,渤海大延琳起义即在这种背景下爆发。叛乱平定后,辽廷“连年诏令复其租,民始安靖”。

对于辽西大、小凌河流域地区,也有特殊政策。圣宗统和26年(1008),宋朝使臣路振出使辽朝,路经灵河(今大凌河)一带,在其所撰《乘轺录》中记载,灵、锦、显、霸四州“州民无田租,但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即大凌河流域的大部分州县不纳赋税,这必然会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到辽代后期,开始缴纳租赋,据《辽史•道宗纪五》记载,道宗大安三年(1087)三月因为灾荒“免锦州贫民租一年”。

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

在今北镇达子营辽金时期遗址出土了一件长30厘米,宽7厘米,厚0.8厘米,打磨光滑的石镰,反映出在辽代农业生产中,石器农具可能在某些地区还有使用,但铁制农具已经得到广泛的推广。辽代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从中原北上定居的汉人以及渤海遗民,当然也有部分与汉民杂居、转牧猎为农耕的契丹人、奚人等。因而,辽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带有很明显的“中原特色”,也就是说,辽地的农业生产工具有一部分是直接从中原传入的。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大多数农业生产工具是仿中原农具样式在辽地制造的。目前在辽宁各地级市内皆有众多的辽代铁制农具出土,在种类和数量上以今辽西和辽北地区为多,其类型有犁、铧、镐、铲、锄、镰、锹、铡刀等。如阜新彰武县冯家镇张家坑辽墓出土锻制铁锄1把,分为箍、勾、板三部分,锄板长27.6厘米,宽11.2厘米,铁锄粗大沉重。尤为重要的是铁制犁、铧的出土,“昌图八面域(辽韩州)、阜新红帽子古城(辽成州)和赤峰等地出土了铸铧铜范。出土的铁锄由锄钩和锄板两部分组成,同近代铁锄大体相似。”

铜犁范结构合理,规整精致,侧面内壁铸有契丹文印记,是为铁作坊的标志,说明为本地制造。锦州北镇大市乡东沟村也出土了铸犁铧的铜范,通长41厘米、宽26厘米、厚32厘米,为子母范的母范部分,范作菱形,范内有阳文铁线契丹文2字。

与铁制犁、铧的使用相配合,牛耕技术在各地农业区得到了普遍推广。从上述出土的犁铧的形制来看,这种破土农具非用牛之挽力不能牵引使用。另外,从使用的宽大的锄头和犁铧可知,辽西和辽北地区大田的耕作实行宽行大垅,保证农作物的通风透光,以求丰产丰收。辽代农民们为防止春播前后大风扬沙掩埋田苗,采用了垄作制技术。

北宋使臣王曾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出使辽国,在其《王沂公行程录》中记载中京地区的奚人农夫即“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雍”。这一耕作技术不仅可防风沙掩苗,同时也可保墒抗旱。另外,辽地春寒多霜冻,严重威胁着早春农作物的生长。辽代农民发明了覆棚栽培技术。据历史文献记载,上京地区在培植西瓜幼苗时,即“以牛粪覆棚而种”。辽宁地邻上京和中京地区,故垄作制技术和覆棚栽培技术亦应得到推广使用。辽代的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石臼、石杵在各地出土也较多。如锦州义县大定堡乡牌坊屯遗址出土磨盘、石臼;朝阳建平县昌隆永镇新房身村柴达木遗址出土小石磨;葫芦岛建昌县牤牛营子乡三道杖子村遗址出土小石磨;铁岭昌图县古榆树镇五四村遗址出土石磨、石臼;丹东凤城市边门镇川岭沟屯遗址出土石臼等。

阜新彰武县平安乡马家村一号辽墓出土石磨盘一具,独具特色,从形制上考察,上扇030只留盛放待加工粮食的圆槽和两侧“贯耳”上的杠眼,而将其他多余部分皆琢去。这样在不影响研磨效果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轻上扇重量,使推转起来更加省力。此外,上扇和下扇磨面一凹一凸,这同一般直平磨面相比,则增大了研磨面积,因而提高了功效。石磨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堪为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杰作之一。

农作物种类

辽代农作物的种类较丰富,品种也比较齐全,且均为适于北方地区种植的品种。如粮食类作物,主要有粟,俗称谷子,子实去皮后为小米。粟在辽代各地大面积种植。《辽史》卷59《食货志上》有“诸屯田在官斛粟”“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的记述,表明在辽代无论官田还是私田,大都种粟。《辽史》中多处有“辽东粟”的记载,是辽宁地区的主要农产品。因为粟较耐旱抗寒,在瘠薄的坡谷地上也能较好生长。如中京的奚人聚居区即为丘谷山地,他们过着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他们种植的农作物即多为粟。北宋使臣苏颂的使辽诗《牛山道中》即云:“农夫耕凿遍奚疆,部落连山复枕冈。种粟一收饶地力,开门东向杂夷方。”

邻近的辽西丘谷地带亦应种粟。辽代农民种植较普遍的另一类抗旱耐寒的农作物是黍,俗称糜子,去皮后为黄米,性黏,是辽代人比较喜爱的食物原料之一。还有稗子,其籽粒可制作饴糖、酿酒和作饲料。在阜新白城子城址(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泡子镇白城子村东白城子屯)地下发现了稗子粒,种植之后,居然生苗结籽,当地人称这种古稗子为薄皮稗子。此外,从《辽史》《契丹国志》《辽史纪事本末》及《辽史拾遗》等文献史料中,北方地区种植的还有菽(豆类)、稷(高粱)、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等经济作物。辽代人种植的蔬菜、瓜果品种也较丰富。如有芹菜、回鹘豆、韭菜、菱芡、葵、葱、姜、蒜等蔬菜;梨、枣、海棠、杏、桃、李、柿、樱桃、榛、栗、大籽松等瓜果。辽人已能种植从西域引进的西瓜。胡峤《陷虏记》记载,自辽皇都上京东行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辽宁地区的生态环境要优越于上京道和中京道地区,这些产品应该绝大部分均有种植。

农业区域的扩展

辽代辽宁各地区农业种植比较普遍,而且原来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也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如辽宁北部的今阜新、康平、法库、昌图、开原地区,隋唐时期人口稀少,以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的游牧经济为主,行政建置较少。辽代则人口大量增加,州县设置达20余个。据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统计,到目前为止,辽宁北部阜新市和康平、法库、开原、昌图地区有辽代城址(包括城堡址)72座、辽塔考定26座(现存5座)、辽墓95处,还有聚落、村屯、窑址等其他遗址近千处,可见其经济发展相对繁荣。阜新红帽子古城(辽代成州)出土的铸造犁铧的铜范,以及其他地区众多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铁农具,说明农业生产比较普遍。今阜新和康平西部地区,辽属上京道,据《辽史•地理志一》所载共11个投下州,人口合计2.85万户。另外还有《地理志》中失载的州城,和大量王公贵族的私城,估计人口应在25万人以上。其中汉人占80%以上,其余为契丹、渤海等民族人口。

咸州(今开原老城)自圣宗开泰八年(1019)设置以来,即成为辽宁东北部的一个发展较快的城市,农业富足,粮食储存较多,到金代升为咸平府,成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上述种种都表明了辽宁北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金元时期。当然,一些地区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农业经济相对落后。今抚顺、本溪、丹东市所辖辽东丘陵地区,森林茂密,辽代仅设有5州5县1城。从考古成果来看,目前仅发现辽代城址4座、辽塔1座、辽墓1处和其他聚落遗址20处,与其他地区相比实在是太少了,可见人口不多,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另外,今北镇至辽中之间方圆200余里的沼泽地带条件恶劣,少有人烟,更谈不上农业的发展。

粮食产量的提高

圣宗时期,契丹社会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化,辽宋签订“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战争。

圣宗鼓励农桑,不断减免和调整各地税赋,这些情况促进了辽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辽宁地区的农业也得到较大发展。在圣宗、兴宗时期,“辽海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即主要是辽宁地区农业发展的反映。圣宗太平九年,“燕地饥”,而辽东地区连年丰收,各州县粮食增产,多有储存。“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因为水路艰险,运粮船多至覆没,故“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兴宗即位之初,辽宁境内粮食储存增多,各地自给有余。景福元年(1031)七月,“以比岁丰稔,罢给东京统军司粮”。

在圣宗、兴宗交替之际,“辽东粟”的一征一罢,反映了这一时期辽宁地区农业的发展盛况。在五京和许多大小州城内,都置有储粮仓廪,以备急需。如在东京地区,咸(今开原)、苏(大连金州)、复(瓦房店复州城)、辰(盖州)、海(海城)、同(开原南中固镇)、银(铁岭银州镇)、遂(彰武县四合城乡土城子)等50余城内,各有和籴仓,各仓所储粮食,“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足见包括辽北、辽南地区在内的辽河以东地区粮食产量相当可观,农业生产比较发达。

辽代后期辽宁农业的衰落

辽代后期,气候日渐寒冷干燥,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道宗中期以后,旱灾的记载增多,如咸雍二年(1066)秋七月“以岁旱,遣使振山后贫民”;十年夏四月“旱”;大康六年五月“以旱,祷雨”。也有雪灾的记载,如大康八年九月“大风雪,牛马多死”;九年夏四月“大雪,平地丈余,马死者十六七”;大安二年八月“以雪罢猎”。因此辽宁大部分地区不断出现饥荒,道宗朝经常赈济灾民。据《辽史•道宗纪》记载:道宗咸雍八年(1072)六月“振中京……振兴中府”;道宗大康四年(1078)春正月“振东京饥”;道宗大安二年(1086)秋七月“出粟振辽州贫民”;道宗大安三年(1087)三月“免锦州贫民租一年”;道宗大安四年(1088)三月“振上京及平、锦、来三州饥”;道宗大安四年(1088)夏四月“振苏、吉、复、渌、铁五州贫民,并免其租税”;道宗寿隆五年(1088)冬十月“振辽州饥,仍免其租赋一年”。天祚帝统治时期,气候日益干旱转寒,旱灾、雹灾、霜灾、水灾屡有发生。据《辽史•天祚帝纪》,乾统二年(1102)三月“大寒,冰复合”;三年秋七月“中京雨雹,伤稼”;八年六月“射柳祈雨”;九年秋七月“陨霜,伤稼”,八月“雪,罢猎”等。后金起兵以后,朝廷征调了大量物资,乾统六年(1106)六月“籍诸路兵,有杂畜十头以上者皆从军”。

契丹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剥削和压榨也日趋严重,“至天祚之乱,赋敛既重,交易法坏,财日匮而民日困矣”。“民所甚苦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这样,辽宁地区的农业日益衰落,饥荒非常严重,如天庆八年(1118)十二月,“时山前诸路大饥,乾、显、宜、锦、兴中等路,斗粟值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辽末辽宁地区的农业经济呈现一片凋敝景象。总体来看,有辽一代,作为辽朝的腹心地区,辽宁农业经济繁荣,同时带动了手工业、商业、城市、交通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成为古代辽宁历史发展的一个高潮期。辽代所确立的辽宁地区农业经济格局也为金元时代所沿用下。

作者:肖忠纯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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