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环境污染论文范文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很少关注腐败对于一国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更多地是关注腐败对环境的影响(Coleetal．，2010)，例如，Rehmanetal．(2007)以南亚四国为样本，实证研究贸易、腐败对环境的影响，发现腐败上升直接抑制了贸易对环境的改善作用。本文将首先分析腐败作用于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1992～2009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不同程度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有何影响。

二、腐败作用于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机理分析

1．腐败通过作用于规模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三、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

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①。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见表1。从表1可知，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从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和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模型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①，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②。从表1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的结论，本文构建以下模型:lnEPit=C+β0lnEPit－1+β1lnVGit+β2lnVG2it+β3lnISit+βlnTEit+β5lnEIit+β6lnTit+β7lnCOit+β8lnFit+μit该模型中的变量含义与上述模型相同，我们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克服内生性，运用Stata11．0软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从表2可知，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东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二是东部地区的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高使得东部地区进口的技术得到了较好的消化和吸收，使得进口的设备得到了较好的利用，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也使得该地区较好地吸收了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三是较高比例的东部地区生活、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是通过进口非本地区生产满足需求，这降低了环境污染;四是东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大幅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均收入，致使当地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增加，促使该地区制定更高的环境标准，导致环境质量改善。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东部地区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也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由于自身的产业结构水平不高致使中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中高耗能、高排放产品和传统服务出口比重高，出口商品结构水平低下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二是中西部地区虽然也进口了不少技术和设备，但由于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这些技术和设备并没有得到好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并且也使得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吸收有限，致使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很有限;三是中西部地区生活从而生产所需的一些污染严重的产品并不是通过进口满足需求，而主要是本地区生产，这加剧了环境污染;四是中西部地区通过对外贸易提高人均收入的程度有限，当地政府更多着眼于通过对外贸易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当地的人们更多地希望在进出口企业就业以增加收入，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普遍不高，环保意识低于东部地区，促使中西部地区制定的环境标准低于东部地区，进而使环境质量改善有限，这也使东部地区的一些无法满足该地区环境标准的企业搬迁到中西部地区，更加剧了环境污染;五是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增加所引起的规模效应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综合上述分析，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从表2可知，腐败等解释变量以及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和显著性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同，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符号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反，即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加剧了环境污染。这说明中西部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依然是以粗加工为主，更多地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往往附加值低，能耗高，污染高，可见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改善环境质量。

四、相关政策建议

依据上述实证结果，为了发挥对外贸易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作用，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要采取对策治理腐败，如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公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平;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铲除腐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需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需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取消阻碍市场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完善腐败预防性机制、惩罚性机制和监督机制，从而提高腐败成本，减少腐败的发生率和收益;研究制定反腐败方面的专门法律，为加大打击腐败力度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另一方面，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向清洁方向转变;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高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以便对进口的技术设备进行消化、吸收和利用，更好地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发挥对外贸易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通过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促使本地区加强环境规制，进一步发挥对外贸易通过规制效应改善环境质量的作用。

作者：阚大学吕连菊单位：南昌工程学院经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