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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思考范文

时间:2022-01-12 10:42:24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思考

摘要:

外部、内部及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或组织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极大地影响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水平。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如政府、债务人、顾客针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程度对管理层意图施加强大的影响;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如股东和职工对公司诉诸额外压力以披露企业环境会计信息;作为企业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环境保护组织与会计师事务所,明显地影响企业环境披露的管理决策。

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预期;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环境披露研究已解释了大量股东群体或组织提议企业加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这些研究表明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并有义务满足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展现社会责任的一个途径[1]。然而,目前为止,大多数文献仅仅讨论了个别利益相关者群体与环境披露的关联以及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预期。本文试图从一个更宽广的视角,来测量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政府、债权人、消费者、供应商、竞争者、股东与职工的影响,进而阐明多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本文还提出两个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环境保护组织与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也有可能关注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目前利益相关者理论尚存在明显的争议:公司需要通过确保生存并持续盈利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抑或面对利益相关者的负面抵抗[2]。如果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理论结合,会发现每个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形成或隐或显的契约关系[3]。据此定义,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向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拥有法定的要求权,企业必须评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期达到战略目标。据此,企业应与利益相关者保持合作对话关系[4]。鉴于企业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以及企业社会责任需求的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关注满足股东需求,企业也需要考虑关于环境改善活动和环境状况等其他问题。最后,企业应向利益相关者披露充分的环境会计信息以保证其行为合法并有助于利益相关者做决策。本文坚持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受经理层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驱动。信息供给应该满足信息需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经济利益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信号[5]。而如果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增加了环境会计信息的价值,那么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就会增加,管理层将可能致力于披露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以提升其感知环境的合法性。

二、文献综述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Freeman等使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解释了公司的具体行为,关注于利益相关者如何通过利益竞争和责任认知被组织管理[6]。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投入了“赌注”从而承担了“风险”,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股东与经理相互作用共同创造价值,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相互作用形成互惠关系,利益相关者提供重要的资源,或者为企业做贡献,同时企业要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经理主要负责安排企业的活动,平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需求冲突。DonaldsonandPreston表明,除满足股东和债权人的显性需求,公司不应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隐性需求[7]。利益相关者可通过信息传递或对外表达从而影响公司业务,以表明他们的意图和态度。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影响,企业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调整行动缓和利益冲突。社会责任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企业应对利益相关者的方法,构成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交流的手段。企业在战略规划时,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否则将面临丧失利益相关者支持的风险。因为利益相关者特别关注企业的环境策略、投入和态度,他们期望看到企业在没有破坏环境的前提下的经济利润和经济状况。

(二)社会政治理论与环境信息披露社会政治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法律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人类活动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经济活动,其中,社会、政治与经济相互交织。社会的不同群体相互合作以分享资源,他们又相互竞争以获取各自的利益,合作与竞争的结果是社会稳定。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当企业的价值表达与社会规范相悖,那么他的合法性将受到潜在或实质性的威胁[8]。社会契约的结合力是利益相关者允许或否定企业经营的权利,企业的合法性被外部组织人员控制,因此,企业通常试图实现某种战略来改变利益相关者的观念或转移他们对某一问题的注意力达到改变他们对企业的业绩预期[9]。换句话讲,当公司感受到社会或公众的压力时,就会采取系列行动来缓解压力以获得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这些行动包括公布年度报告和决策活动以更好地为公众所知。未来,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将超越严格的环境规范和法规,减轻企业源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10]。弗里曼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代替法律法规对企业的影响[11]。在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环境问题突出的公司,管理层改善环境策略或社会行为,可以降低政府的干预。对管理层而言,隐藏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背后的动机可能是避免减少未来的投资机会。企业采用更积极主动的环保策略说明企业认识到利益相关者的感知。Ullman认为,企业使用环境信息披露工具来保持与利益相关者的友好关系,由此说明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反馈利益相关者的需要的渠道[12]。

(三)利益相关者背景下的环境信息披露大量的研究指出,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影响企业的社会策略和环境披露策略。研究强调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受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需求的影响。罗伯特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测试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管理层的社会责任披露决策的影响,发现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企业的战略态度、经济效益与公司的社会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性。Hossain等研究公司的具体特征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贡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财务杠杆以及国外上市地位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有积极的正相关性[13]。HalmeandHuse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变量、行业变量、国家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行业变量是解释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14]。不同行业的公司中,传统的高污染企业,比同行低污染的企业更重视环境信息披露。如果企业是跨国经营,则企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水平各有差异。Cormier通过评估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策略反映出经理层对利益相关者的态度[15]。他发现,环境管理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存在关联,管理者通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来维护其社会合法性。另外,规模大、负债少、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更可能进行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规模呈正相关性。上述结果和理论论证了企业需要履行社会责任和满足多个利益相关者需求。通过接受社会责任,阐释了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并付诸行动,通过披露环境信息展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旨在通过对比企业对三类利益相关者,即外部、内部和中间利益相关者的反应,来分析企业如何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阐明促使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

三、研究假设

(一)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1.政府基于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管理层必须与不同的群体交流达到合法性。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政府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政府机构可以对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进行处罚甚至责令关闭。Walden进行了一项关于年度报告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调查,调查发现在1989年阿拉斯加游轮泄露事件以后,源于事件影响和公共政策压力,阿拉斯加的环境信息披露明显增加[16]。Deegan等同样发现因违反环境法规受惩的企业倾向于披露更多积极的环境信息[17]。很明显,当企业的形象遭受负面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树立更多的正面形象,同样有助于向利益相关者证明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将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以提升合法认同度[18]。政治成本假说认为,由于大公司的知名度较高,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的关注,更容易受政府干预[19]。考虑到政治成本,公司越大,政治敏感性越强,越有可能披露环境信息。因此,大公司肩负更多的来源于社会和环境组织的负担(如社会舆论的压力、社会责任、环境要求等)。在这样的压力下,大公司可以增加环境信息披露,作为与加强政府沟通并取得合法性的手段。2.债权人高财务杠杆的公司能看到债权人对公司政策的影响,因为债权人能收回贷款或阻止企业进一步的信用扩张。因此,管理层更愿意披露关于企业社会活动的信息来满足债权人。企业的财务杠杆越高,债权人的影响越大,企业对环境需求的反应越迅速。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当企业的活动产生了负面的环境影响,企业将会面临处罚或罚款,其结果也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因此,债权人高度关注企业的活动。他们呼吁更多的企业诚信,要求企业充分披露以保证他们揭露最新的情况并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否则,债权人会寻找新的东家,甚至收回贷款。3.供应商和顾客把供应链看作一个整体,当企业的年度报告披露了环境信息,信息的目标观众是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然而,环境信息同样为客户和供应商服务。客户在做出采购决策之前,企业形象和声誉自然是一个决定性因素。Park使用广告费用作为替代变量代表客户关系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良好客户关系的企业更加积极披露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并提供高质量的披露内容[20]。公司形象和声誉已经成为关键因素,鼓励顾客再次购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重要的资源,作为回报,企业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因此,在整个供应链上,当企业不能满足供应商的需求,后者将会寻找其他更可靠的合作者,甚至报复不当行为(如暂停供应)。这些结果都会对企业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当企业的存货周转率较高,它将会主动满足供应商的要求以免发生供给短缺并失去销售机会。为避免企业声誉受到负面的环境绩效的影响,供应商需要看到更多透明的环境信息,使自己在新的企业环境中调整战略。4.竞争者竞争产生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因此,当谋划战略时,多数企业会考虑他们所属的行业及行业中的竞争水平。企业的竞争环境真实地存在,由于较高的行业退出率,企业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确保在行业中的地位。Gale认为拥有较高市场份额的公司可能施加重大影响控制市场[21]。这一观点表明企业将更多地被外部世界关注,为保持优势,需要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包括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上述文献和关于外部利益相关者集团的推论阐明了企业提高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背后动机和可能性。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H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期望和需求正相关。

(二)内部利益相关者与环境信息披露1.股东Keim认为,内部利益相关者构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相关活动的透明度提出更多元化的需求[22]。尤其是企业的社会活动,极大地得到股东的关注。当股权分散,必须加强监控,企业将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由于股票多样化,股东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社会活动和环境行为,从而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表明,企业往往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另外,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披露的信息越少,节约的披露成本越多。2.员工随着环保意识的普遍提升,员工开始关注到企业的环境绩效。企业员工认识到消极的环境策略会导致负面的环境绩效,带来处罚或破坏企业形象,甚至损害职工的权益。员工尤其关注企业对待环境策略的态度,因为职工的权益与企业前景密切相关。大公司的员工通常组织工会或某些特殊的公司机构(例如,一个专职部门负责处理环境相关事务)来确保他们的意见为企业管理层接纳。在内部员工的压力下,企业积极实施环境策略和履行社会责任。因此,员工数量越大,对环境政策的影响越大。员工可能需要更高透明度的环境信息以免损害其权益。基于上述文献和关于内部利益相关者集团的推论,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H2:环境披露与内部利益相关者期望和需求相关。

(三)中间利益相关者1.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意识的上升促成环保组织的产生,环保组织自愿执行日常的环境保护任务、协助政府监管污染源并加以改进。环保组织动员组织力量,对企业施加压力,这些企业呈现出很多不良的环境行为,迫切需要一个更为有效的环保生产工艺,环保组织推动企业披露有关环境影响的产品信息。Deegan采访了一些环保组织、挑选一些最受关注的行业,测试他们的敏感性。结果发现在环保组织的压力下,环境敏感度较高的企业经理层会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这些敏感企业比其他企业受到环保组织更严格的监管。石油、化工、有色金属、造纸工业,往往比其他产业更加敏感,环境披露信息更加充分。2.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的监管作用影响信息披露的质量。现有的研究表明,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比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卓越的质量保证,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影响信息的可信度和可靠度。为维护其知名声誉和避免诉讼,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往往要求公司披露更多的信息。当一家公司由一家具备实力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分析人员就容易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确认为更好。会计师事务所实力越强,顾客和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越高。基于上述文献和关于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推论,本文得出第三个假设。H3:环境信息披露与中间利益相关者预期和监管呈正相关性。

四、变量设置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设置在研究中,影响企业财务报告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共有变量9个,与上述的假设相对应。控制变量为盈利能力。相关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模型构建为检验前述假设,本文采取打分技术测量法,采用内容分析,通过信息披露的“数量”变化来推断“质量”变化,以确定环境信息披露的程度。这一研究使用Wiseman的分类法和分项法来识别年报中环境信息披露程度。在具体实践和预测过程中遇到困难,对原方法做适当的修改调整,从而设计出记分板,在记分板上的环境信息分为四大类:经济因素、诉讼、降低污染、环境管理,如表2所示。对年报披露内容分析的分数,我们给定每一块的货币性或定量性的披露赋值2分,定性披露1分,指定的项目不予披露的不得分。因此,环境披露的总分数范围是0到24分。除了总披露水平,也分别对自愿性披露和非自愿性披露构成情况打分。企业披露的法律、法规指定的项目属于非自愿披露,其余的披露内容属于自愿披露。

(三)样本选择近年来,中国环保部启动中国上市环境责任评价活动,调查对象是深沪上市公司,而相关评分模板则是依据国际标准和国内标准。本文选用201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的636家企业解释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决定因素。通过收集以上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分析报告附注中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相关资料来源于巨潮咨询网和国泰安数据库(http://www.gtarsc.com)。

(四)环境信息披露打分表2列示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打分评估情况。在打分测度时,环境披露内容由四个方面12个项目组成,包括自愿性披露水平。结果显示鲜有企业披露有关环境治理设备和设施的财务资源。关于环境诉讼内容,研究发现仅有几家公司披露有关环境惩罚的信息。这一结果可能是源于对于未决诉讼的裁定较为困难,也揭露了这些企业试图隐藏相关信息规避公共监督。至于其他信息,属于环境管理范畴,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效披露。然而,主要采取的是非量化的披露方式。从而可得出这样的推断:公司更倾向于解释环境政策,例如,我们生产过程中不产生任何形式的污染,我们将继续投资、改善和执行回收以实现环保理念等。对于总的披露分数,本文分别列示了非自愿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分数。自愿性披露分数明显偏低,这一事实与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环境报告分析结果不谋而合,也从侧面验证了我们的数据是有效的。除了自愿性披露不足,强制性披露信息同样不充分,主要源于缺乏有效监管和相关部门未能履行监管职责。总的来看,强制性披露的平均分数高于自愿性披露分数的事实反映出管理层对环境披露的消极态度。隐藏在这一态度背后的原因是企业总是将环境信息视为机密,因此不愿公之于众;或者信息公开产生的成本大于带来的收益。

(五)描述性统计表3提供了本文使用的先决变量(外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强制性披露有4项指标,自愿性披露有6项指标。样本公司最高披露得分是14,最低得分是0,平均得分是3.487,表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不尽如意。自愿性披露的平均值为1.456分,而强制性披露的平均值是3.452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平均分为0.801,即超过三分之二的样本公司被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表4中列示了外生变量之间的联系。环境披露与惩罚正相关(r=0.1),与公司规模正相关(r=0.39),与市场份额正相关(r=0.32),与员工数量正相关(r=0.32),与大股东利益负相关(r=-0.1)。

(六)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结果解释了等式1中利益相关者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见表5)。关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自变量的系数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与三类环境信息披露有重大关系(0.125,P<0.072;0.081,P<0.018;0.100,P<0.004;总体披露,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这一结果与法律理论一致,或者说,接受惩罚的企业回避环境惩罚相关的负面消息而倾向于披露积极的环境信息。企业规模与三类环境披露具有强正相关(0.340,P<0.001;0.247,P<0.001;0.387,P<0.001;总体披露,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大企业肩负较高的政治成本,更依赖于政治及社会支持,更加为政府及消费者所关注,因此,大企业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财务杠杠与总体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呈强正相关性(0.062,P<0.046,整体披露;0.076,P<0.031,强制性披露)。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较高的财务风险时,债权人会要求企业提供更多的环境信息以确保了解企业最新的发展及相关的经济决策。此外,广告费与三类披露形式具有强正相关性(0.132,P<0.001;0.057,P<0.063;0.207,P<0.001;总体披露,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企业的广告支出能提升市场关注度、提高环境披露水平,以达到塑造良好企业形象的目的。关于内部利益相关者群体,大股东及主要股东与总体披露水平及强制性披露水平呈负相关性(-0.086,P<0.025,总体性披露;-0.187,P<0.003,强制性披露)。这类企业了解股东的需求,必须提供企业经营信息,特别是最受关注的社会和环境活动信息,因此,它们将尽可能地披露较好的环境信息。很明显,企业员工的数量与三类披露水平呈正相关性,企业员工会要求企业提供环境业绩信息,员工人数越多,环境披露水平越高。关于中间利益相关者群体,很明显,环境敏感的企业与总体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呈正相关(0.142,P<0.001,总体披露;0.121,P<0.001,强制性披露)。由于环境敏感的企业对社会环境影响更大,环保组织更加关注这类企业。因此,它们将披露更多的环境信息。然而,这一变量与自愿性环境披露水平并没有强相关性,主要在于罚款和环境惩罚及未来的环境支出属于强制性披露水平,也是环保组织所关注的内容。被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与自愿性披露强相关(0.081,P<0.008,整体性披露;0.037,P<0.006,自愿性披露)。这类企业的非自愿性披露程度较低,可能是因为这类披露本身是强制性的,并且相关企业的实际内容的确很少。尽管中间利益相关者不直接受益于企业,由它们充当监督角色,能确保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利益不受损害。

五、研究结论及不足

持续发展是企业的终极目标,但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企业能切实地认识到他们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集中于如何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而后依靠利润缴纳税金履行相关的社会责任。然而,当今的社会责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要求企业为股东谋求最大利益,更要求企业努力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诉求。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环境信息,可以看成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群体有效沟通的方式之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更加关注大公司和受过环境惩罚的企业。在政府检查之下,这类企业披露较多的环境信息以确保其合法性。此外,市场占有份额较大的企业重视企业的环境绩效,主动向社会公众披露环境信息。员工数量大的企业和股权结构分散的企业的员工和股东十分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另外,中间利益相关者极大地影响企业的环境披露的管理决策。然而,被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与强制性披露没有强相关,原因在于这一方式本身是刚性的,相关企业实际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本身就很少。财务杠杆、大股东、环境敏感性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没有明显的关系,是因为管理层在制定有关环境管理策略时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如成本效益原则、谨慎性原则等,因此这些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无法影响某些企业的自愿性披露。企业披露透明的环境会计信息能够满足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创造经济附加值,提高企业形象,从而获得持续健康发展。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研究样本采用的是上海证券交易所2014年主板公司,涵盖数量为636家,环境会计信息统计来源于企业财务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零散,缺乏系统性;某些变量(如监管机制)与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程度相关,但缺乏可量化指标,限制了定量研究的全面性。后续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索研究策略,扩大研究样本,结合中国环保部组织的上市环境责任评价活动,依据国际标准和国内实践评价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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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秋声 干胜道 单位:四川大学 商学院 会计与财务研究所 湖北民族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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