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范文

一、森林草原为契丹人建筑居所提供材料

居所的建造受生态环境影响最为明显，住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样式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建筑材料的选取多受生存地域自然资源的制约，带有鲜明的区域生态环境的特征。契丹人建造居所的用料主要是毛毡和木材。如《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皇帝行宫“：皇帝牙帐……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窗槅皆以毡为之……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无门户。”也就是说，契丹人的帐篷以木材做框架，以毡子覆盖整个帐篷，所以毛毡和木料是契丹人建造穹庐不可或缺的材料，而契丹境内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契丹人提供了丰富的生存资源。浩瀚的草原上牧养着不可胜数的马牛羊驼，这些动物的皮毛为契丹人制造毛毡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莽莽森林为契丹人建造帐篷、毡车提供了丰富的木材资源。毛毡是草原环境的产物，是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为御寒防潮的需要而发明的，反映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下草原游牧民族特殊的生活方式。毛毡是契丹人建造居所的必备材料，史籍中直接将契丹人的穹庐记载为毡帐或毡屋，足以证明毛毡在建造帐篷中的重要性。契丹人的帐篷四壁与幕顶都用毛毡覆盖，有的甚至“以毡藉地”。广袤草原上成千上万的帐篷需要大量的毛毡，而契丹人牧养的不可胜数的马、牛、羊、驼为他们制造毡毯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正如文献记载：“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10]173早期契丹人在生活中用兽皮当铺盖御寒，但兽皮不耐用，毛易脱落，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人们把动物的毛加工成经久耐用的毡子，以更好地抵御风雪和严寒。毛毡的制作过程比较简单，“毛、绒加水，反复擀压，粗毛与绒毛粘结在一起就成了毡，俗称‘擀毡’。擀毡同擀面差不多，工具只有一根木棒。它的制作工艺最为简单，用途却十分广泛，使用价值比毛毯有过之而无不及。毡子的出现，应该早于任何一种毛织毯”。[11]毛毡的使用是契丹人对特定的生存环境的一种顺应，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抵御风雪严寒最好的建筑材料。毡子因为在契丹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而且需求量大，所以辽国对毡子的控制和管理很严格，如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六月就下了“禁毡、银鬻入宋”的诏令。除了毡子外，契丹人建造居所的另一重要材料就是木材。契丹人的帐篷、毡车都需要大量的木材，这些木材皆取自当地的森林，辽境内分布着广袤的森林，这莽莽森林为契丹人建造帐篷和家具提供了丰富的木材资源。

二、为避风取暖，穹庐门户东向

契丹人的居所无论是穹庐还是城邑绝大多数都坐西朝东，门户皆东向。“辽俗东向而尚左”的习俗终辽一代鲜有变化。文献记载：“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12]也就是说，契丹人毡帐的门户初始时期就是东向的，尽管受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人在草原上兴建了宫室，但依然保留了契丹人门户“东向”的习俗。如辽初曾建西、东、南、北四楼，“其城与宫殿之正门，皆向东辟之”。[9]7赵士喆有诗云，契丹“四楼城阙尽东开，正旦诸王面面来”。[4]191对契丹人门户东向的习俗宋朝使臣多有记载。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薛映使辽至上京临潢府看到城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4]514五十九年后，1075年沈括使辽，此时虽已是辽代后期，但是门户东向的习俗依然未改。沈括当时在庆州永安山亲见了辽道宗的行宫：“有屋，单于之朝寝、萧后之朝寝凡三，其余皆毡庐，不过数十，悉东向。”[6]124门户东向是契丹人对其生存环境的顺应与调适。契丹人所生活的塞北草原地区，冬季漫长严寒，正所谓“胡天八月即飞雪”，白雪皑皑，滴水成冰的塞外北国使契丹人的生存环境比较严酷，与严寒抗争成为他们维持生存的首要任务之一。特别是草原上的生产力比较低下，当时的契丹人无法征服自然，只能被动地顺应其生存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他们在茫茫草原的游牧过程中渐渐地意识到太阳是最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的自然景物，日出则温，日落则寒，于是在建造住所的时候就以太阳的出没定其屋庐的方向，并且久而久之契丹人对给自己带来温暖的太阳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于是形成了东向拜日的习俗。正如史籍所记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13]所以契丹国俗就有“凡祭皆东向，故曰东祭”。另外，契丹人生活的区域除了高寒外，还多风多沙，特别是严冬时节由于该地区受到西伯利亚强冷空气的影响，常常刮着强劲的西北风。为了避开呼啸的西北寒风破门而入，契丹人选择朝东的背风方向开门，正所谓“毡帐望风举，弯庐向日开”。这也正是契丹人对其生存环境的顺应，即“向阳可以避开草原上漫长冬季凌厉的西北风和狂暴的飞雪”。

三、顺应生活环境的室内设计

契丹穹庐内的设计史籍中没有详细的记载，但通过零星的记载也可以大致了解其居所的室内设计情况。契丹毡帐中的家具主要是为适应草原游牧生活的需要而设计的，即所有家具便于搬迁、安装和拆卸。根据文献记载，契丹人毡帐内的主要家具是床和榻，因为床榻便于拆卸和搭建，适用于经常移动的帐蓬。《辽史•百官志》中有专门的管理床榻的机构床幔局。宋雍熙三年（986）契丹于越耶律逊宁迎战北宋，宋叛将贺令图引麾下数十骑逆之，将至其帐数步外，耶律逊宁“据胡床”骂之。[15]这种“胡床”可以折合，形似今天的“马扎”，携带非常方便。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路振使辽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看见萧太后“方床累茵而坐”。宋人程大昌记载辽道宗在达鲁河钩牛鱼情况时也说：“虏主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其床前预开冰窍四。”除了床以外，史籍中还记载契丹人睡榻。榻比较矮且长，可坐卧，比床更方便实用。后唐姚坤“谒见阿保机，延入弯庐……阿保机与妻对榻引见坤”。阿保机皇后述律平“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辽景宗耶律贤少弱多病，皇后主政，“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乾统六年（1106），王鼎“憩于庭，俄有暴风举卧榻空中”。这些记载说明，契丹穹庐内榻是主要的家具之一。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也有一些契丹人过上了农耕定居生活，于是随之而来的室内设置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即由床榻改为火炕，据考古发现，“在德德乌兰艾莱格古城(克鲁伦河沿岸)，还发现了火炕遗址。同毗邻民族一样，契丹人也使用火炕”。生活在东北地区定居的契丹人在室内搭建火炕，能更好地抵御严寒。由此可见，契丹人生存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资源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居住方式，逐水草迁徙注定了契丹人居无定所，故契丹人顺应生存环境选择了便于拆卸和安装的毡帐为家。北方地区气候高寒多风，为了更好的避免寒风的侵袭和最大限度地享受阳光带来的温暖，契丹人在设计毡帐时充分考虑到了气候特征，将毡帐门户东向。契丹人毡帐的建筑材料都来自境内的自然资源，茫茫草原上发达的畜牧业为他们制造毛毡提供了充足的皮毛资源，而森林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制造毡帐框架的木材资源，这充分证实生存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是造就一个民族居住方式的重要因素。

作者：夏宇旭 王小敏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