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郊城镇化发展现状与路径范文

摘要：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部地区大城市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而作为在大城市城镇体系构建中的联系纽带，远城区在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武汉市的远城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城镇化演进的特征，然后从微观、中观、宏观的不同层面解析其动力机制，其中微观层面为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中观层面为内部经济要素和外部经济联系驱动，宏观层面为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促进武汉市远城区人口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远城区；城镇化；动力机制；武汉市

党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相关战略的实施将带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远城区与大城市经济、社会联系的密切度高，受大城市辐射、接受力强，同时与农村关系密切，对带动所辖农村地区快速城镇化、健康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目前武汉市城镇化水平发展较快，但远城区与中心城区、远城区内部之间却存在着明显差异。基于此，本文以武汉市远城区为研究对象，研究目前其人口城镇化的现状特征，再试图从微观、中观和宏观机制三个层面探讨远城区人口城镇化演进的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促进人口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

1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对于大城市周边地域空间的界定，国内并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大多学者提出了类似的概念，认为城市地区指处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影响下，位于城市行政区界边缘的地区[1-3]。而城市远城区包括了城市近郊区、近郊县等概念，是主城区行政边界以外的临近地域，是城市化地域核心以外的城市边缘地带，是主城区向外延伸拓展的重要都市层[4]。依据上述研究，本文界定中心城区为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和洪山区7个行政区划，远城区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东西湖区和汉南区6个行政区划，并将该6区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2城镇化现状特征

2.1远城区与中心城市、远城区之间城镇化水平相差较大

表1显示，武汉市中心城区7区除洪山区城镇化率为96.75%，其余均为100%；而远城区6区城镇化率均值约为56.6%，远城区与中心城区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比较明显。同时，在远城区6区内，城镇化水平差距也较大，6区城镇人口比重在38%~65%之间，处于城镇化发展中期阶段。其中，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东西湖区与城镇化水平最低的蔡甸区相差27%。受到武汉中心城区不同程度的经济带动发展，远城区呈现出不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水平特征。同时，区内各街道城镇化率相差较大，以黄陂区为例，前川街城镇化率远远高于其余各街道。

2.2半城镇化现象突出

用单一指标测算的城镇化率只是总量统计指标，并不能反映其内部结构，也不反映社会认同和管理体制的进步[5]。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半城镇化”盛行，非农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有一定差距，劳动人口与总人口的城镇化转移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城镇化发展的“数量”和“质量”差距较大。图1显示，2010年武汉远城区6区城镇化率和非农化率均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其城镇化率均值为49.28%，非农化率均值为30.52%，差值为18.76%，其中汉南区二者差值高达32.95%。半城镇化现象突出，这也导致远城区呈现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独特区域景观。

2.3人口流动趋势差异较大

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较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经济发达地区对周边地区的人口产生吸引作用，使得本地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人口呈迁入趋势，反之则是常住人口小于户籍人口，人口呈迁出趋势。且流动人口占比越高，其吸引/排斥作用越强。表2显示，东西湖区、江夏区、汉南区呈现人口迁入状态，其中东西湖区的流入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达72.97%，吸纳人口能力强；而蔡甸区、黄陂区和新洲区常住人口低于户籍人口，其流出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分别为1.88%、14.66%与6.91%，该三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弱，对人口的吸纳作用不明显。

3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

3.1微观动力机制：资本流动和劳动力转移

3.1.1资本流入资本流动主要是指城市经济产业转移以及资金的积累来展现。从现阶段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来看，城镇化所需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公共投资以及招商引资。政府通过多渠道的投融资，推进城市交通市政等重大基础设施（如天河机场、武汉新港等重大项目）的建设，改善城镇投资环境与居住条件，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2017年武汉市远城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年增长率大幅度提高，均值为14.9%，远高于武汉市平均水平11.0%，成为远城区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招商引资中的外商投资对促使外向经济快速增长，提升产业结构，吸纳劳动力就业具有基础作用。近几年来，武汉远城区中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速，表明目前外商投资对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3.1.2劳动力转移目前武汉市远城区劳动力转移形式主要有离土不离乡型和民工潮型人口转移两种形式。其中离土不离乡型主要来源于新城建设带来的区内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主城区分流出去的一部分人口。远城区借助主城区的区位优势和合理的价格，资本流动性较大，尤其是各大新城的建设形成多种就业机会，功能配套合理化，加快了区内区外的劳动力向各远城区的集聚，有效地促进了远城区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民工潮型人口转移主要是远城区向省外流出的人口。湖北省是人口高输出地区，2017年户籍人口6141.8万人，常住人口5902.0万人，人口流出率达3.90%。受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导致劳动力的需求差异，从而形成劳动力转移需要，如我国的东部沿海经济发展迅速，形成对劳动力的大力需求，部分远城区劳动力转移到东部地区。但受流入地产业转移等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以及外出人口“身份红利”的提升，中部地区可能迎来人口回流，而这异地城镇化人口回流将成为本地城镇化的主要动力[6]。

3.2中观动力机制：内部经济要素和外部经济联系的双重作用

3.2.1内部层面：经济要素对城镇化水平的拉动作用武汉市远城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迁，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主要中观动力。基于此，本节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武汉市远城区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比重等经济要素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定量揭示相关经济要素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动态联系。选取武汉市远城区2014—2017年城镇化率，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四项数据，数据初值化后按公式（1），分辨系数ρ=0.5进行灰色关联量化分析，得出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率与相关经济要素之间的关联度矩阵表。（见表3）结果显示，且武汉远城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比重等经济要素具有很大的同步性。在关联度矩阵中，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和人均GDP是优势列，关联度分别为0.75和0.72，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关联度为0.56。这说明，乡村农民非农就业率是武汉市远城区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城镇化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来自农村外部，外部的拉动力很大。

3.2.2外部层面：与中心城区经济联系强度远城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与中心市区的相互联系有关，而这种联系以经济联系为主。本节以武汉市江岸区为中心城区代表，研究各远城区与其经济方面的联系。计算公式如下：目前东西湖区、江夏区与江岸区已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经济联系强度分别为91.09万人•亿元/km2、46.61万人•亿元/km2，其次为蔡甸区、黄陂区，其余远城区与江岸区的经济联系薄弱，联系强度仅在10万人•亿元/km2以下。远城区6区中，东西湖区、江夏区与中心城区较高的经济联系强度，为其人口非农化、人口城镇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汉南区由于经济总量小，新洲区由于距中心城区距离远，中心城区经济联系对其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带动作用不明显。（见表4）

3.3宏观动力机制：政府宏观政策调控

3.3.1经济促动力：支持开发区建设政府经济促动力主要表现在支持开发区建设方面，政府设立各级各类开发区，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远城区的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人口城镇化发展。武汉市远城区中，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部级开发区，其余六个开发区均为省级开发区。同时，武汉市政府适时推出的加快远城区新型工业化步伐，提高工业规模与实力。无论开发区的建设，还是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均可促进就业人口向二三产业的转换，从而增加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比重，由上文灰色关联分析可得，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比重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关联度很高，因此可很大程度上促进远城区人口城镇化进程。

3.3.2规划控制力：规划引导城镇发展与建设《武汉市总体规划（2010-2020）》提出，依托城市快速路、骨架性主干路和轨道交通组成的复合型交通走廊，由主城区向外沿阳逻、豹澥、纸坊、常福、汉江、盘龙等方向构筑六条城镇空间发展轴。整合新城和与之联系发展的新城组团。各新城组群是武汉城镇化的重点发展区，承接主城区疏散的人口和功能，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武汉市远城区工业空间发展规划（2009－2020）》提出，武汉市将在未来5~10年中加快推进远城区新型工业化。各种相关规划的制定为武汉市远城区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4城镇化健康发展路径

4.1发展第二三产业，促进人口集聚

武汉市远城区工业化发展尚可，而第三产业发展稍显滞后。由上文灰色关联分析得出，乡村农民非农就业率是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远城区在发展第二产业基础上，积极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发展与第二产业配套相关的三产，通过与市域产业布局一体化、制度创新发展以及规划编制方面引导第三产业发展，吸纳远城区人口集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发展。

4.2促进“产城融合”，推动人口就地城镇化

武汉市远城区内的产业新区建设，应积极由“产业新区”向“产业新城”转型，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对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汉南区、江夏区人口流入的远城区而言，主动对接中心城区经济辐射，分担中心城区的部分功能，有效截留融入中心城区的部分劳动力，将本地劳动力、资源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就地城镇化。而对于人口流出的远城区而言，应重在本地资源的利用，发展特色经济与相关产业，扩大招商引资来促进外商投资，吸引部分外出务工人口回流，促进人口就地城镇化。

4.3实施政策引导，制度创新

政府行为应表现为政策引领和制度创新。武汉市远城区人口城镇化发展与中心城区的产业发展和“退二进三”的产业政策有较大关联，而政策引导对于城市产业发展往往起重要作用。另外，政府应利用政策手段，依据各远城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关产业发展策略，促使远城区发挥各区优势，形成特色产业，进而带动各区域城镇差异化发展。制度创新是远城区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环节，其中制度改革中最根本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以打破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最大体制障碍。

参考文献：

[1]陈存友,胡希军,郑伯红.城郊型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策略———以长沙市望城县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0，(3):51-55.

[2]胡志良,许倩瑛,高相铎,等.以区域视角破解城市区发展困境的规划实践———以天津市蓟县为例[J].规划师,2009，(4):72-76.

[3]张鑫.边缘性地区发展与规划研究———以鲁南苏北边缘性地区为例[D].北京：清华大学,2004.

[4]姜珊.武汉市远城区城镇化发展路径及空间结构模式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5]郝晋伟,赵民.“中等收入陷阱”之“惑”与城镇化战略新思维[J].城市规划学刊,2013，(5)：6-13,

[6]程遥,杨博,赵民.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中的若干特征与趋势———基于皖北案例的初步探讨[J].城市规划学刊,2011，(2):67-76.

作者：隋蕴仪 钟睿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