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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学研究的改革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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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出现与发展

当然,在19世纪以前,大学并没有建制化的科研。洪堡以一种自由教育变种的方式,让科研以“纯学术”的形象楔入大学之中,并使得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成为经典模式。但是,随着科研重要性的增强以及科研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科研本身具有了自身的演化逻辑和建制,逐渐脱离教学而独立存在,并有压制教学的趋势。其实,大学从事科学研究也是一种逻辑必然。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它不仅仅要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之才,更为关键的是要能够培养出能够引导社会的领军人才。这就决定了,大学必须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随波逐流,而且能够及时为社会提供一些东西,虽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但却是社会所需要的。大学具有如此功能,就必须从事科学研究,正是经过深沉的探索和思考,才能提出不同于流俗的创见。科学研究工作确保了大学教学更富有深度和张力,能够与知识发展前沿相接触。

二、建制化的科学研究背离了人才培养的初衷

(一)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

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首先是因为大学服务社会职能思想的出现。美国在1862年通过了《莫雷尔法案》,以赠地的形式鼓励举办农业学院、培养专门人员,以便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服务。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明确表达了把服务社会作为基本职能的办学理念。正是服务社会这种办学理念,促使了人们更为关注教学科研的社会影响作用。到了1951年,斯坦福大学通过出租土地以及转让技术的方式建立了工业园区,形成了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

由于服务社会理念的提出,科研已经不是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期所追求的纯粹知识,而是理论性、应用性、技术性兼顾的知识。也正是凭借科学研究成果,现代大学改变了深居“象牙塔”而“与世隔绝”的形象,切实解决社会上的一些工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服务社会功能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虽然教学工作也属于服务社会的范畴,但是较之于科学研究,其效果不甚明显,而且周期较长。当然,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甚至是脱离教学工作而“异军突起”,根本原因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具有了强大的功能和社会影响。在19世纪电气化革命的基础上,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又发生了以计算机广泛应用为标志的信息化革命,科学技术的功能日渐强大,其地位也日渐显赫。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也正是在“生产力思想”的驱动下,大学科学研究以服务社会为名取得了膨胀式发展。我们不能否定科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以利益观念为主导势必会忽视其原本价值,产生“科研漂移”现象。

(二)“科研漂移”现象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提出了“科研漂移”的观点。他认为,“在科学事业不断强化和分化的背景下,一大批高知识专业相继出现,这些专业在其发展进程中,对资金、设备和人员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各领域的专家们为尽快产出预期科研成果,对其所处的科研环境的要求也相继提高。在这一背景下,各类研究活动开始向专门化的科研场所聚集,而与同时进行科学教育、学生科研训练和科学研究的大学疏离开来。这一现象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中逐步显现,众多近代的科学研究逐渐离开大学的教学场所,而移至专门从事学术科研的科研中心、实验室和研究所。”这种科研活动从大学的教学单位和中心课程框架中分离的现象被称为“科研漂移”。“科研漂移”现象的产生,必然导致大学科学研究对其人才培养职能疏远,甚至是积压教学而产生异化。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职能的强化证明了政府利益的需求对大学“科研漂移”的强大推动力。一战时研究型大学已开始参与联邦政府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型大学内出现了专门化的科学研究。在二战期间,美国更是在研究型大学内建立了各种专门的国家实验室,组织全国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集聚在国家实验室进行战时军事科研,如雷达、原子弹等先进武器和青霉素等重大医学成果均出自大学实验室。建制化的科学研究极大地满足了当时战争状态下国家对军事科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为战后继续服务于社会需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实力,加快了其走向科研体系核心的步伐。但是,伴随着政府科研资助不断提升的过程,是大学科学研究功利主义思想的膨胀,一些大学过分执著于科学研究活动,形成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国家实验室,而使科学研究脱离了教学过程,使得科学研究对人才培养的支撑日渐微弱。

三、功利性科学研究背离了科学研究与教学相统一原则

在洪堡看来,人的发展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大学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研究进行教学,培养学生探究真理的好奇心和方法,使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完成自我发展。洪堡“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理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科研确实是在大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科研并非天然地促进“修养”。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今天“大科学”时代的大学科研已经与“修养”和教育渐行渐远。科研不但越来越不具有教育价值,而且还在不断挤压教学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

(一)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分化

经济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教育的规模、结构、发展速度等。经济的分配趋向直接影响到教学和科研的地位和教师的取向。由于教学效果的长效性和内隐型,科研成果的高产性和速显性,科研工作更容易测量和评价,往往会出现教师向科研方面倾斜。而且,教师从事教学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往往存在冲突,在矛盾中往往倾向于取科研、舍教学。于是科研逐渐从教学的视野中淡出,走出校园,走入市场。这样,教学与科研的联系由于教师工作模式和工作内容的变化而变得松散。同时,由于能带来更多的利益,科研逐渐成为了大学教师努力追求的活动,成为了一种“主义”。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大学教师普遍对校园以外的世界和本学科学术的发展更感兴趣,而常常忽视自己校园的教育教学职责。

一些大学组织制度在处理教学与科研关系上也存在偏颇。国内有研究发现,大众化、功利性的大学评价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性质及其处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由于存在对“一流”目标的盲目追求,科研成果成为了评价一所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度量标准,许多高校都将科研成果作为自身追求的首要目标,将科研成果与教师职称评定和经济利益挂钩起来。而且将这种价值取向体现于教师评价考核机制和教学管理方式之中,体现于职称评定、绩效计算和福利分配之中。这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分化。

(二)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融合

社会不仅需要大学作为高深知识创造的中心,更需要大学通过对高深知识的探索培养出具备探索高深知识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因此,无论大学科学研究如何发展,都不能忽视对人才的培养。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从事大学科研工作,对于不能为育人服务的科学研究要坚决舍弃,更为关键的是要增强科学研究的教育性,在充分考虑教育价值的基础上再考虑学术价值和经济利益。

消除大学科学研究异化的根本途径之一是促使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斯科特警告说:“我认为目前给予教学更大的重视和尊重的努力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等于默认教学与科研是独立的事业……如果尊重教学像科研那样,并鼓励一个不合时宜的、不自然的学术工作的分工,那么其结果是教学的衰竭,并强化了其相对于科研的弱势地位。”教学与科学研究是大学教育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一体。教学只有立足于科学研究才能够实现超越,使大学在复杂的国际社会现实中坚持独立思考,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保持批判性和超越性。而大学科研只有融入到教学之中,才能实现人才培养的职能,否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赵阵单位: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国软科学杂志责任编辑:田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