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图书的曲折传播命运及原因范文

摘要：明末四大奇书包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它们在我国图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科技史上曾经有过辉煌，但是它们的曲折传播命运暗示着我国科技观念的变迁和古代出版体制对于科技图书的歧视。本文介绍了这4本科技图书的曲折传播历程，并且试从教育环境、出版环境、科技观念嬗变等角度阐释“李约瑟难题”的答案。

关键词：科技图书；“李约瑟难题”；科技观；传播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经春秋战国直到宋朝臻至鼎盛，明清进入沉淀阶段，这为科技图书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此外，明清也是历史上出版的鼎盛期，加之农业发展促使工农知识的广泛需求，科举考试内容的僵化导致学子实业救国思想的产生。这些复杂的原因使科技巨著的创作在明朝呈现井喷之态，其中最著名的就属四大科技图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农政全书》《本草纲目》。与创作相比，这些巨著的传播历程却曲折而艰辛。

一、明代四大科技图书的传播命运

（一）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传播历程

宋应星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希望通过科举实现理想。他一生参加过5次科举都落榜，45岁参加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后放弃了科举及第的念头，转向了更能直接给百姓带来利益的实学上。宋应星在5次科举的路途中对当地的工业、农业进行调查并记录先进的技术。这些资料被纳入《天工开物》中，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宝贵资料。《天工开物》成书后在同乡涂绍煃的资助下才得到首次刊刻。明末由于战乱，此书被迫停止售卖。直到清初，书林杨素卿认为刊刻《天工开物》有利可图，很快便在福建刊行第二版。但是清中期《四库全书》修订，《天工开物》不在首次收录的书籍名单之中，间接导致此书在市面上不再流传。在国内处于传播空白期的《天工开物》传入日本后却受到广泛欢迎，在日本得到再刊，日本版本的出现使得《天工开物》在世界上被保存下来。反观国内，1772年《四库全书》修订后直至民国初期，《天工开物》单行本在国内的传播处于停滞状态。民国初年藏书家陶湘深知《天工开物》的历史价值非同小可，于是决心将其重印，这使得《天工开物》一书的传播轨迹在国内再次鲜明起来。

（二）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传播历程

李时珍同样有着艰辛的科考历程。13岁的李时珍到黄州府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但是随后3次赴武昌参加乡试都失败。值得庆幸的是，李时珍并没有将美好年华都消磨在考取功名中，3次科举的失利使他下定决心潜心医药学的研究。27岁时，李时珍在京城太医院任职，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珍贵医学善本。同时李时珍注重实践，亲身试药，最终于万历六年完成巨著《本草纲目》。70岁的李时珍为了出版《本草纲目》，由武昌去南京寻找有意向的书坊主，但是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李时珍希望借助朝廷的力量出版《本草纲目》，故曾向朝廷呈《献本草纲目表》“伏愿皇帝陛下体道守成，尊祖继志”“留情民虞，再修司命之书特诏良臣，著成昭代之典”，［1］其子李建元也呈《进本草纲目疏》希望朝廷能出资刊刻，但万历皇帝只批了9个字——“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1］从此再无下文。最后1596年由金陵出版商胡承龙刻印，历时4年才全部刻完。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响。

（三）徐光启《农政全书》的传播历程

徐光启的科举之路比较幸运。万历九年，徐光启20岁考中秀才，以后参加举人考试却屡试不中，直到年后主考官焦兹从落第的试卷中发现了他，拔为第一名。徐光启36岁中举人，43岁中进士，为考取功名耗用了23年的宝贵时间，在此期间他辗转读书，目睹了百姓艰辛的生活，也对社会危机有了深刻的认识。《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去世后6年，被其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和刊刻。此书出版后，徐氏后人奏请皇帝大量刊刻并得到崇祯皇帝的同意，可惜没过多久明朝灭亡，刊刻一事不了了之。令人意外的是，《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农政全书》，但是到清中叶却无人刊刻，直到道光十七年贵州粮署据平落堂本刊印，同治十三年山东书局又根据贵州粮署本刊印。虽被刊刻，但传播范围不广，在民国期间，此书仍然很难被找到。不过此书在18世纪传入欧洲，后日本曾大量从中国购进，从而成为日本畅销书，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徐宏祖《徐霞客游记》的传播历程

徐弘祖因为父亲不喜官场仕途，所以自幼年起他就对传统教育内容不感兴趣，反而喜爱地理，他20岁到54岁一直在外游历考察，他将自己的历程和收获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这些资料成了我国历史上篇幅最大的科技巨作——《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的传播主要是以个人收藏形式在民间流传。徐霞客去世后留下60多万字的游记资料，由其塾师季梦良整理成为《徐霞客游记》，后由其族兄徐仲昭面交钱谦益。不巧的是，当时钱谦益生活窘迫，没有条件将其刊刻，所以钱谦益只好将书稿转交给出版家毛子晋，然而不知何故书稿又由毛子晋交给了喜好藏书的莫友芝，所以这本书稿就一直藏在他的影山草堂里而未能刊刻。后这部稿本辗转到了刘承干手中而被其收藏在自己的藏书楼中，就这样《徐霞客游记》一直被私人珍藏。直到乾隆四十一年，孙徐镇才首次刊刻了此书，随即流传开来。在《徐霞客游记》诞生后的百年间，此书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这不得不令人感慨。

二、明代四大科技巨著作者的特点

（一）作者坎坷的仕途历程

宋应星认为科举的内容并不能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故其在5次不第的情况下，认清了科举的真面目转而研究实学。李时珍也是在3次科举失利的情况下潜心医药。徐光启虽后半生官运亨通，但是他前半生同样有着漫长而艰难的科举历程，并且为此付出了宝贵的23年。科举僵化的考察方式把一切实用的自然科学知识看作歪门邪道，培养出的一批批人才也只会吟诗作词，而真正的有用之才则不会被朝廷重视。宋应星、李时珍、徐宏祖就是游走于仕途之外的怪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即研究实学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二）作者身份的特殊化

战国末年就提出了“农本论”的思想，中国古代士大夫以研究实学为耻，所以古代科技图书的主体作者群多是百工政府官员。例如，《氾胜之书》的作者氾胜之是一个农官。《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曾任高阳太守。宋应星既不是一般的工匠，又不是主管百工事宜的官员，却能倾注全部心血来编著《天工开物》，这确实是一个有趣而又透露出普遍意义的现象。徐宏祖没有官职，单凭兴趣就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李时珍在供职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许多平时看不到的医学典籍。综上所述，这让我们看见了一批朝廷官制之外的能人志士，他们厌恶官场黑暗，但有经世报国之心，正是他们对科技观念的转变，带来了科技图书作者队伍的变化。

三、明清时期科技图书传播曲折的原因

（一）明清时期科技观的变迁

首先，中国古代科技观的总体特点是只重视技术的应用而忽视技术理论的探索，只注重经验的积累，而忽视经验缘由的追溯。但这种科技观念发展到晚明却出现了一些变化，“经世致用”思想似大明朝思想领域的回光返照，反而成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晚明士大夫没有全部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他们认为科技能够给人更好的生活，徐光启认为“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迹，拯人之形，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器虽形下，而切世用”。［2］由此看来，晚明时期儒学理性的范畴已经扩大到科技领域。其次，晚明士大夫将经世致用的实学与修身之道结合为一体。科学的价值不仅能够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还在于成就人。宋应星就希望通过《天工开物》来达到富足百姓的目的。徐光启还号召士大夫阶层要以格致为修身之道。晚明许多士大夫希望可以通过科技来实现自己“富国”“足民”的社会理想。再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观察，但仅有观察而来的数据仍然不够，还需对数据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总结”。［3］晚明徐光启在西学的影响下得出一套“革”与“故”的思想方法论，其进步意义在于企图把简单的经验或数据提到理论的高度上来，表现了注重实证的实验方法。然而到了清朝，官员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保守性和道统性使得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文武大臣无法接受西学和实学的思想，到了雍正时期则完全封关，随后一百多年完全终止了向西方学习，清朝又回到了它骄傲固守的局面。直到同治中兴，中国思想界才逐渐接受一些进步观念，并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洋务运动，西方列强的船炮轰醒了一批有志之士，他们打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帜开始真正重视、学习科学技术，近代科技观念才慢慢地在中国大地孕育并传播。

（二）尊孔崇程朱理学的教育内容

明清时期国子监是国家教育的最高机构，故国子学的教育内容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国家的教育情况。明代国子学的学习内容有《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等书。官学之外，中国私塾里的启蒙教材仍然是《三字经》《百家姓》等，较少有数学、天文等科学知识。清代国子监学习的内容大致与明朝相似。综上所述，明清教育内容都是以儒家学派思想主导的书籍，这些书籍以文史为主，缺乏化学、物理、天文等自然学科知识。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子们学习的视野和方向。此外，学习方式呆板，学习过程严重脱离实际，学子们没有意识和能力去完成大量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我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已深入学子的思想意识之中，他们自始至终认为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这样的教育内容和思想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帮助统治者更好地统治社会，而不能在某一科学领域创造价值、造福百姓，并且这也限制了官员对于科技图书的鉴别能力，导致科技图书的传播历尽艰辛。

（三）明清时期官方制度对科技图书编辑出版的束缚

明代之前官刻一直占据书籍出版的主流地位，明朝的两个国子监均以刊刻经史类书为重点。而地方官府也多刊行历史、政法、类书以及名人的诗文集等。可见明清时期官刻书籍的种类虽然庞杂，但科技类书籍并不在官刻大批量刊刻行列。明清时期科技类图书不能借助朝廷力量传播，只能借助其强大的实用性通过民间渠道流传。除了图书刊刻主体的官方化外，图书编辑主体的官员化也是制约科技类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古代科技类图书，其作者群多是在位的政府官员，他们掌管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事宜，是最直接接触技艺的一线知识分子。出于管理与生产的需要，朝廷会命令他们编纂图书以供使用。这样的作者群使得科技类图书从诞生源开始就受到了制度的束缚，使得该类书籍在传播历程中阻碍重重，产生了一个个不同而又相同的科技图书传播命运。

参考文献：

［1］李时珍.李时珍全集［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

［2］李春勇.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及其影响［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5）18-28.

［3］彭加勒（法）.科学与假设［M］.李醒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03-104.

［4］李书状.民国时期《天工开物》再版的原因探究及启示［D］.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作者：马月飞 单位：河北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