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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论文范文

科技发展论文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四川省三系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玉米研究居全国领先地位[5]。1983年以来,四川省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超过1200个,通过国家审定品种近350个,国审品种数量均居全国前列。一大批农作物新品种被农业部认定为部级良种在全国推广。2013年四川省共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131个,审定品种产量平均水平较2010年提高1.5个百分点;通过国家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5个;审定品种质量提升。杂交水稻达国颁一级优米标准1个,达国颁二级优米标准水稻品种3个,达国颁三级优米标准的品种3个;新品种授权量全国领先。截至2013年10月,四川省累计申请植物品种权834件,累计获得植物品种授权444件,占全国授权总量的11.1%,授权总量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制种技术和种子生产能力优势突出四川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和应用处于全国先进行列,杂交水稻制种已成为四川优势产业之一,20多年以来,杂交水稻“川种”品牌享誉全国[6]。全省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2.7万~3.0万hm2,占全国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的35%~40%,制种单产平均在3t/hm2以上。2013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为30666hm2,产种约8300万kg,较2010年增加1000万kg,约占全国30%;向省外销售水稻种3500万kg,占省际间调剂量的40%;出口水稻种1200万kg左右,占全国出口量的50%。2013年杂交水稻制种产种量、省际间调剂量、出口量均居全国首位。杂交玉米制种面积呈快速增长势头,攀西安宁河流域玉米制种基地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重点繁育基地,2013年杂交玉米制种面积为7333hm2,产种约3000万kg,较2010年增加1200万kg。杂交油菜制种面积近2666hm2,产种250万kg,2014年供种约470万kg,制种面积居全国第2位,对长江中下游油菜种子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目前已在四川7个区县建设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种子生产基地共1600hm2;四川省绵阳市和梓潼、罗江、彭山、东坡、邛崃、安县、江油、泸县共1市8县(市、区)被确定为首批部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占总数的29%,居全国第一;西昌成为我国南方唯一的玉米制种基地。

2农作物种业科技发展的劣势分析

2.1种业科技创新机制不完善四川省尚未建立起适应现代种业发展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科研机构与企业联手协同创新能力不足,部门、学科界限尚在,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商业化育种的人才、种质资源、技术基本都掌握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手中;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不健全,种业的科研、生产、推广和销售相互分离,“育繁推一体化”水平较低。尽管四川种子企业综合实力正在逐渐增强(目前全省有部级龙头企业2家,省级龙头企业7家),但大多数种子企业规模小,尚未形成产业集群优势。

2.2种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可持续创新能力不足四川省2011年启动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每年新增投入2500万元,扶持现代种业发展。但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比,差距甚远,跨国公司一般将销售收人的10%左右投资于研发,每年用于研发费用都在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而四川省种子企业本身科研投入非常有限,很难满足种业科研创新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农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鉴定,育种材料的改良和创制以及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等方面投入更少,这无疑将削弱农作物种业科技的原始创新能力。目前,有的现有品种遗传基础越来越窄,所育成的品种存在遗传上的脆弱性和突发毁灭性病害的隐患,骨干亲本材料远远不能满足种业发展需要。而各国又十分重视种质资源的战略地位,引进外国优良品种的亲本异常困难,再加上缺乏品种保护意识或相关保护措施,很多本土特有的优异种质资源频频流失,许多地方特色种质品种甚至消失。

2.3人才资源配置不合理,流动意愿不强目前育种科技人员基本来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事业体制和相应的成果、论文考核机制,使科研目标与生产实际脱节,育种目标与市场结合不紧,育成品种转化难度较大,重大突破性新品种较少[7]。据调查,目前全省水稻、玉米可推广销售的品种均超过200个,推广面积达到或是超过6.67万hm2的品种仅仅各有2个,油菜和小麦在售品种近百个,推广面积达到或超过3.33万hm2品种仅各有2个。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向种子企业流动的意愿不强,在农业科研院所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后,如何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稳定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的科技人才队伍,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好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与商业化育种的衔接问题,将关系到四川现代种业的可持续发展。

3农作物种业科技发展的威胁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种业的进入和现代种业市场集中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种业已进入寡头垄断阶段,跨国种业渗透控制我国种业的态势不断加剧。跨国种业积极在我国进行研局,通过科技创新,对特异种质资源、优异基因产权与关键技术专利等实施源头垄断,我国种业研发存在陷入“技术锁定”的风险,部分农作物品种外资种子市场占有率较高,且呈进一步提高的态势。目前,我国高端蔬菜种业50%以上和花卉种业90%以上的市场份额已被国外企业占领,并已开始向大田农作物扩张。国外企业近10年间,在全国审定玉米品种113个(次),仅美国先锋公司就先后推出了先玉335等7个品种。这些品种在产量、品质、适应性等方面表现出较大优势,已占我国玉米种子市场份额的40%。中国种子市场尚未形成垄断状况,目前还是一个近似完全竞争的市场,企业间竞争加剧,行业洗牌速度加快,许多企业面临市场的转型和种业发展的危机。尽管四川农作物种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四川种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尚未形成,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突破性品种少,许多企业自身没有科研人员和育种条件,主要经营科研单位育成的品种,企业依附性强,专业化协作水平低,缺乏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行业发展格局还未形成,阻碍了四川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的转变。

4农作物种业科技发展的机遇分析

4.1政策支持国家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现代种业和农业科技发展,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了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农业科技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财政部设立现代种业发展基金,扶持大型种子企业发展。科技部实施种业科技创新专项,并将农作物商业化育种列入2012年备选项目。这些国家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将进入加速推动种业科技发展的新阶段。四川省也出台一系列“重磅”新政:2011年7月四川省率先出台《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在全国率先启动农作物种业提升工程,全年新增投入2500万元。2012年省农业厅、发改委制定《四川省部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建设规划(2012~2020年)》,拟建立以成都、绵阳、德阳及眉山为核心,泸州、巴中、遂宁等为辅助的制种优势保护区,推进种子生产向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省级财政每年投入种业专项资金3800万元以上,并在全省范围内整合新增1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新增67万hm2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基地建设工程等项目,年均投入基地建设总资金达1亿多元。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密集出台为种业科技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4.2市场需求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估算种子市场价值有600多亿元,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孟山都、先正达、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抢占我国市场。目前持有效经营许可证的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共有25家,其中,4家经营玉米品种,1家经营棉花品种,其他从事蔬菜花卉种子经营。此外,我国每年进口种子量在15000t左右,主要是蔬菜种子和部分向日葵和甜菜种子。四川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保障粮食自求平衡、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大量突破性优良品种,为种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农作物种子市场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既给四川种业带来压力又带来动力,迫使其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培育一批满足市场需要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新品种。

5促进四川省农作物种业科技发展对策建议

5.1加大基础性公益性研发投入,建立开放的种质资源保护共享体系种质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物质。发达国家多数自有种质资源并不丰富,但依靠高效的种质资源引进和管理,最终实现后来居上。目前美国部级植物材料保存中心保存的植物材料已达464901份,并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库。我国是种质资源大国,四川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全省有高等植物约10000种,占全国总数的1/3,居全国第2位,植物种质资源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在全国居重要地位。但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共享滞后,种质资源利用佷低,大量的植物资源以初级产品投放市场,且对种质资源缺少系统鉴定和深入研究。必须加大对农作物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权属登记和育种材料创新力度,建立种质资源共享体系,带动科研单位与企业紧密合作,探索和推动种质资源扩增计划实施,促进种质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同时,完善现有种业科研育种项目设置,增加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发投入,进一步强化农作物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重点开展育种理论、共性技术、种质资源挖掘、育种材料创新及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如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双单倍体育种、杂种优势预测、转基因等基础研究,为构建高通量分子育种、双单倍体育种、转基因及生物信息分析等技术平台提供基础支持,强化其原始创新的主体地位。

5.2强化机制创新,建设农作物育种创新体系就现阶段农作物种业创新的基础研究、材料资源、重大成果等来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仍然是四川省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四川省种子企业多,但实力弱,担当创新主体重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国外种子企业既是市场流通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更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主体。因此,从现代种业发展战略上推动企业尽快成为创新的主体,促进基础性、公益性研究与商业化育种分离、科研院所与所办企业脱钩,突破种业科技创新瓶颈,从而助推四川从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跨越。

5.2.1鼓励开展合作育种目前,四川省农作物种质资源大部分都集中保存在科研院(校),由科研院(校)选育的品种,产权也属于科研院(校)。如何将这些资源和品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享或分割,就必须建立一套利益分享机制。因此,在新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之前,有偿转让、共同开发现有成果;企业提出育种目标,提供科研经费委托科研院(校)育种;利用科研院(校)的科技资源合作育种等利益共享机制,无疑是一种稳妥、高效、实用的过渡办法。

5.2.2逐步推进育种资源向企业集聚鉴于四川省种业及企业研发现状,在继续巩固常规育种的基础上,鼓励骨干企业采取企业强强联合、与优势科研单位合作、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聚集各方研发资源,按照商业化育种理念和模式的要求,坚持常规育种为基础、生物技术为手段,构建企业主导、政府支持、市场为导向、科研院校与企业紧密结合的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重点扶持一批具有较强研发实力的“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加大科研投入,充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农作物新品种研发,提升商业化育种效率和水平,逐步构建从育种研发、繁育制种到推广营销、售后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

5.3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人才流动机制人才是种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目前,大量的高端育种人才都集中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应尽快制定四川省种业人才长远发展规划,大力培养种子科技、制种生产、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国际贸易等方面的人才队伍。一是加强现有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稳定提高种业人才队伍素质;二是加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农作物种业相关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着眼未来种业人才培养,打造农作物种业研发前沿团队;三是建立科研人员的有效流动机制,制定有利于专业人才向种子企业流动细则或过渡办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在身份待遇、激励机制、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支持事业单位从事商业育种和经营管理的中高级科技人员转换身份,进入种子企业创业。给予向企业流动的科技人员一段身份过渡期,过渡期内实行双重身份,并通过必要的合理利益补偿机制,允许他们把种质资源和技术带到企业去,以实现资源和成果效益的最大社会化。鼓励科技人员到企业兼职,帮助企业组建育种科研团队或以项目为纽带,鼓励科技人员参与企业的育种项目,通过项目吸引人才,为企业培养人才。通过建立健全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宽松的条件,使更多科研人才向种子企业流动,逐步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资本为纽带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农作物种业科技创新模式。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正如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孙武所言,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对“政治、天时、地利、将领和法度”5个要素运筹帷幄,通盘考虑。兵书上讲:兵者,诡道也。所谓“诡道”,就是谋略、策略、计策、智慧。“战略”绝不是小窍门,而是大智慧。被称为我国古代兵法策略奇书宝典的《三十六计》,就是根据敌我双方的实力和态势设计的6套36种战法—谋略,包括: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和败战计等。敌弱我强可以有胜战记,比如“围魏救赵”、“声东击西”、“以逸待劳”等;敌强我弱也有6套办法,比如“瞒天过海”、“美人计”、“苦肉计”、“空城计”,以至于最后弱不抗敌时的“走为上计”(保持实力,适时再战)。根据敌我双方条件的不同,都有制胜的方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波特(Portor)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企业要有自己的“图景”或“愿景”,即对未来境况的一种框架式设想和设计。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规划”。波特的这种景观设计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帮助壳牌公司在政治、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顶住了危机,渡过了难关。石油行业一些企业家把战略的具体内涵应用于企业发展之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发展战略是“技术自主研发”,花大功夫开发形成独有技术,一旦获得成功便实行垄断,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这家公司强调“源头创新”、“挑战极限”、“技术创造卓越”,并声称要“在所有业务领域内都有一系列行业领先的技术,从而保障其业务领先地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现在“人们只知道埃克森美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但不知缘何成功,重要答案就是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战略”。壳牌公司的发展战略是“有选择地在能够给公司带来效益的某些技术领域成为领先者”,“在技术开发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通过高效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的价值”,“成为业界在勘探开发领域最快、最具创新的应用者”。BP公司的发展思路与其他公司不同,它“着眼于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发明权和拥有权”,“公司会从任何地方寻找最佳实践,并将其快速转化为自己的业务,新的技术开发领域仅限于那些能够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威德福公司创建时间虽短,但它依靠优厚的资金投入,实行“并购扩张战略”,迅速崛起成为拥有技术实力的大牌公司。这些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技术谋略不尽相同,但都获得了成功。这说明,战略选择是取胜的法宝,采取什么战略、策略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选择的正确与否,结果会大不一样。我国也有成功经验,例如大庆油田,就是技术制胜的典范。多年来一直坚持强势科技,聚集队伍、超前储备、适时开发、形成产业、十年一代,确保产量长盛不衰,始终保持大型砂岩油田开发的世界领先地位。百年老矿延长油田,不为人先、不耻最后,也找准了发展谋略,利用灵活的资金政策,采用“并购”和“应用”的拿来主义,6年时间把年产量提升到1200万吨,吨油成本全国最低,并实施了“一业主导、多元支撑,油气并重、油化并举,油气煤盐综合发展”和“稳油、增气、扩化”的战略,重组整合,强强联合,不仅走出了边区,而且已经成功走向世界舞台,在20个国家56个油气区进行了勘探开发活动,使百年老矿焕发青春,再铸辉煌。

2战略的基本内涵

2.1战略的长远性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战略”正是“远虑”的体现,从长远来谋划国家或企业的生存、发展之大计。纵观国内外近、现代科技进步的历程,既有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50年一遇技术换代的长周期,又有石油行业10年一遇的专业技术换代周期。大庆油田也正是依靠5代技术的迭代升级才确保了50年的持续高产稳产(图1)。超前做好技术储备,是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通常,从国家、企业到科技部门要按规范制定1~5年发展计划,重要的部门或领域则要适时开展或由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研究制定5年以上的发展战略,以科学判定未来发展方向,指导中、短期计划规划的定位和运作。远期预测难度大,一旦预测准确,则可以“事半功倍”,作用十分重大。

2.2战略的全局性、整体性战略必须以全局发展为对象,围绕整体发展目标而制定,国家层面如此,企业层面也如此。全局性、整体性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战略行动的全局性、整体性。战略计划、分计划及实施步骤、时间节点要相互衔接,行动上形成一个整体。二是内部功能的全局性、整体性。作为企业,要根据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确定技术创新战略目标;根据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确定科技资源配置和体制架构;根据体制架构的需要制定关键流程;根据关键流程确定绩效考核和激励指标。通过绩效考核和激励指标的落实保证关键流程运行,通过关键流程运行保证体制架构运行,通过体制架构运行保证创新技术的实现,通过创新技术的实现保证技术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通过技术创新战略目标实现保障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的实现(图2)。三是创新过程的全局性、整体性。技术创新过程分为4个阶段,即技术原理—技术原型—工业性试验—产业化(图3)。国际上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技术成熟度,分为9个级别,技术原理探索阶段为1、2、3级,技术原型研发阶段为4、5、6级,7级为中试,8级为工业性试验(初步形成产业标准),9级为产业化。大庆油田聚合物驱油技术是超前15年储备、整体谋划、实现工业化接替的典型成功案例。四是方向、目标的全局性、整体性。各个战略要素都要围绕一个统一的战略方向、战略目标整体部署。如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国民经济按“农、轻、重”的比例安排;70年代提出的“煤、电、油”能源战略;这些整体性的战略方向对国家和行业技术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国家战略是这样,企业战略也概莫能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石油)确立的四大战略就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和持续重组的管理创新是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根本动力(图4)。

2.3战略的系统性战略是一个系统。纵向上有国家—行业(地方)—企业战略,下级的战略意图服从上级的战略要求,如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国民经济产值翻两番”、“分两步走”。中国石油是下属的一个战略单元,及时跟进,提出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及“油气并举”的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相呼应;在横向上,各战略按系统渗透、相融,这一条也十分重要。对于企业,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相关性战略,即业务(生产)发展战略、营销战略和科技发展战略,业务发展是根本,营销是策略,科技是保障。企业业务发展战略是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近年来企业科技发展战略一般都遵从世界著名理特管理顾问公司推出的“第三代研发”理念,即企业科技的总体目标来自于业务发展的总体战略需求,科技的发展,以此定位。据理特公司表述,第三代研发理念使得“技术问题纳入了企业最高领导者的日程”,“获得业务生产部门强力拉动和支撑”,“使技术转移不再成为问题”。据统计,以此理论指导制定的科技发展战略和重大研究项目,周期缩短了30%~50%,研发效率提高了20%~50%。中国石油“八五”业务发展规划提出“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油气并举”的战略指导思想,30多年来,科技战略和科技工作以此部署,出了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在保障东部稳定、西部发展方面特别是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取得了极大成功。价值链是系统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制定企业科技发展战略应该坚持的又一个重要原则,对于中国石油这样上中下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更要从价值链上来权衡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比如作为以资源采掘为长效获利的企业,是否可以提出“重视资源获取、保障全局发展”,“重视工程装备、形成产业优势”等通过从“价值链”上找重点和突破点的方法,形成一些重大的战略指导思想。

2.4智慧和对阵战略必须有“对阵”的部署和“智慧”的体现,要有对立双方、争斗的“形式”和制胜的法宝。对于石油技术战略来说,“敌人”或“对立面”就是国内、国外的“同行”,制胜的法宝就是拥有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力争“优先摘取挂得最低的苹果”,保障企业获得最大的利益。技术竞争、争斗的形式,理想境界当然是全方位的“拥有”、“垄断”和“控制”,但在信息化、全球化的今天,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日趋减少和技术需求难度的不断加大,永远的垄断、全面的控制和拥有已不现实。除了有条件局部拥有和“垄断”之外,“合作代替对抗”、“共享代替竞争”、“双赢代替独享”这种战略联盟,已逐渐成为企业保持长效利益的最佳选择。理特公司提供的资料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年,国际上5个大的油公司和技术服务公司研发费用已由80%自主研发变为80%合作研发,这个趋势还在延续。我们也看到,建立战略联盟已成为我国近期外交战略的重中之重。技术发展的“智慧”和“谋略”就是在准确科学地评估未来15年国际、国内油气及相关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可能实现的技术进步以及这些技术分别对油气及相关能源发展的贡献的前提下针对性地提出技术制胜的方案与对策。为此,必须要深入研究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内、国外同行业的竞争环境,包括国家层面宏观环境、石油石化行业环境、本公司环境,并对竞争者有量化表达的优劣势分析。从宏观的视野、不同层面的优势格局和战略前景,初步选取对2030年公司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技术。战略性技术是指具有全新的理念和技术含量,技术成熟度高,可与相关技术形成配套,对油气行业产生重大效益的技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和生产需求的到来,作为创新驱动的原动力,就会迅速推动出现一批新技术,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社会上发生了需要,就比十所大学更把科学推向前进”。一批新技术中必然会出现“战略性技术”,石油行业公认的20世纪后50年影响石油工业上游发展的三代“战略性”技术是“数字测井”、“二维、三维地震”和“信息×集成的I2油藏表征”。1995年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NPC)组织89家公司从11个领域250项技术中预测了21世纪初影响石油工业发展的35项战略技术,经证实已基本实现。这些技术数量很少,但占有新增长生产力的很大比例。以我们自身的需求为主,对这些技术的准确预测十分重要。二是对初选的战略性技术进行技术获取的可行性评估,包括技术的价值风险、市场风险、成本风险和时间风险,优选出可行的战略性技术。三是明确战略性技术获得的方式。凡风险小、可有效获取、他人难模仿、可获知识产权有效保护、可为公司获得重大生产成效的领先技术,实行自主研发;研发条件差、快速追赶周期短、成本风险大,或其他产业已建立领先地位和知识产权的技术,可以采用合作研究或并购等形式。这里要特别提醒在战略制定时,不要轻易把“竞争对手”或“领先技术”估计得太低,也不要把“关键技术”和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理特公司的研究报告提示,一项战略性技术从“一般”到“领先”所需的投入比从“零”到“一般”要多5倍。必须在分析战略性技术时通过多因素综合评估,认真区别每项技术是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源流,拥有这些技术能使竞争对手受到什么损害?如丢失多少市场,增加多少投资;如何保持优势?该报告提示,“一个强大的公司总是知道谁是领先者”,“真正的领先者总是知道谁是第二,谁是第三”(我们经常在表达自己是“领先”或“领跑”时并不清楚第二、第三是谁),“试图取得领先地位不仅风险很大,而且成本高昂”。1995—2003年,壳牌公司平均年投资达7.5亿美元,试图全面领先,结果仅在20%关键领域达到了目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强大的公司都不是全部“垄断”和“拥有”,而是采用多种形式获取最优技术资源。要在战略成效最大化的前提下,在引领、追随、低成本跟踪和并购之间找准平衡点和切入点,这才是谋略的重中之重。

3如何科学制定战略目标

技术发展战略必须有战略目标、实施方案和实施步骤。战略目标是战略的灵魂,是实现长期竞争优势最大化的综合体现,也是实施战略的一切手段、措施的最终归宿。战略目标既要宏观、简约,又要明确、清晰。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一是未来的方向性。方向性是战略目标制定的首要。当前,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兴起和煤制气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油气勘探开发具有常规与非常规并举,向深层、深海倾斜,向煤化工转型等发展趋势,特别是今年11月主席代表我国提出了2020—2030年CO2减排和发展新能源的承诺。未来10~20年如何瞄准和调整业务战略方向凸显重要和紧迫。方向性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必须认真把握。20世纪70年代的“川气出川”重大工程国务院作为国家战略启动了9省13市同时动工,结果因“资源”的技术评估失误,“源头”出了问题,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教训必须吸取。二是目标的预见性。现在我们考虑的“十三五”的战略目标定在2030年,既不能是2020年,也不是2040年,要根据历史、现状和未来形势的准确分析,实现科学预见。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事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组织了大规模高层次科学家认真研究设计了3年,2008年正式立项,目标是2020年。2014年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科技重大专项中期评估,设定的目标大都偏离实际,有的定“低”了,有的定“高”了,说明预见性是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难题。三是可行性。规划的核心技术能否实现,用何种方式可以实现,必须要对15年以后的研究环境、市场前景做出相应的论证,使其切实可行。四是可考核性。战略目标要用数据说话,要有量化指标,包括能够体现主营业务领域中主体技术的技术水平、产业化水平、科技竞争力等重要的量化指标。2014年笔者参加了由中国工程院组织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期评估,就是紧紧抓住专项目标中的量化指标。这些指标体现了目标的内涵。是否把战略的实质和内涵高度浓缩到目标的“方向性”、“预见性”、“可行性”和“可考核性”,是衡量科技战略质量、水平的重要标志。

4公司战略的框架结构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生命的原始事实是“绝对主观性在其先验的情感性中的自我-感动”。“这里的实在性与外部的物质实在性无关,也与内部的观念实在性有别;它关涉的是生命的实在性,即一种与外在性无涉的彻底的内在性,一种物质性的直接情感性”。生命是一种剥离了外部物质实在性—科技对象与内在观念实在性—意识对象的彻底的原始-先验情感性,生命的质地是一种彻底的内在感动,并就是这种感动性本身。生命的自身-给予、自我-感动为生命文化奠基,是生命之活生生的开端,是生活世界大千现象的本源,一切感性事物乃至理性活动则都是这种感动性的衍生物、派生物、反思物。真实感、善恶感、审美感是生命本体的真实涌动,道德与责任、自由与创造由此涌现。通过这种原始感动性,生命在与环境交互中对世界作出最本然的反应与最本己的选择。感动从生命本身涌现,感动就是不断的触发对象、激活生命、创造世界。因而,生命的情感逻辑完全不同于科技的因果逻辑,生命蕴涵着文化的基因与创造的奥秘。机械复制艺术、电子信息科技、数字化、互联网带来当代人视听方式、感知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知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城市被网络互联、地球被科技驱动。经由器物创造,科技进一步推动信息交流、思想碰撞、制度创新、民主政治,进而不可避免地触动切入城市文化的深层内核—人之生命本真存在。科技在繁荣器物文化、推动制度文化的同时,始终以一种悖谬的双面态势遭遇并拷问生命人性的真谛与意义。科技创新源于个体生命创造,而科技成果、科技意识形态又往往遮挡个人生命本真、麻木个人创造意识、吞噬个人创新活力从而造成人性的异化。器物文化的时尚潮流、意识文化的强势体系裹挟着人、规制着人,在科技理性化、客体化、标准化的过程中,情感性、主体性、个体性、触动性等属人的、原生的、最内在鲜活的生命因子被塑型、被同化,即使是当今的智能科技,也只能提供给人一种机械化的智能方式与同质化的操作应用,从而造就千人一面与千城一面。“手机党”与“低头族”成为当代城市的文化风景线。超文化超时空的生活行为与消费模式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再次遮蔽了人的自由创造本性与文化的多样性,消解了生命最真实的使命意义。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技术“座架”无所不在的对人与命运的“促逼”。

文明与文化的失衡引发了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与生命存在的关系思考。胡塞尔认为实证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和在人的实践中的文化特性,因此造成了科技与文化的危机。海德格尔则把现代技术与存在的命运相关联,但人们对于技术的认知往往是工具性的,由此造成现代技术以“促逼”的方式去规划自然与人自身,而拯救则意味把技术带回其本质。杜威的原经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伽达默尔的人文阐释学等,都穿越近现代实证科技与形而上学的抽象视域,揭示生命体验、此在实践、个体阐释等属人独特而本真的生命存在对文化的原始生发意义。而在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穿越现代科技理性框架,回到古希腊意义上物性自然的意愿凸显出来。物性或物质性意味着自然的内在价值、意义和目的,物性的自然乃是一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活的宇宙。这既涉及自然的物性、也涉及文化的物性。“自然万物彼此作用,互为镜像,也可以说自然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一种自在的、内在的逻辑。神、人依旧存在,但世界的图景是天、地、神、人的游戏,无须把一切都纳入到或神性或人性的秩序中。”

以揭蔽本源的整体意境与同情态度对自然物性的注视蕴涵着一种新文明的憧憬,对未来的展望激发当下并召唤传统。在天、地、神、人四元共舞中,人之自由理性、自然之自在物性与天人合一共生创造之神圣性与神秘性等诸文化价值和谐激荡,一种宽广而深邃的生命-生态文明就跃然而出。这就是科技与文化的张力和悖论,科技文化融合的命题就包含着这个深刻的矛盾与悖论。科技对生命的意义悖论需要文化来破解、来制衡、来拯救。这里的文化并非指形式化的文学艺术,而是涌动在人生命本体中先验的情感性与原始的感动性,生生不息的情感能量、生命冲动、创造意志与精神理想。在城市生存的实践活动与转型发展中,物化与人化、个性与共性、怯魅与复魅、出发与回归的矛盾与悖论就是如此无可避免的交织缠绕,展开其相互争斗、相互转化、相互融合而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不断揭蔽存在的真理与生命的逻辑,即科技与文化融合并非功利实用的策略之计,而是人类命运与城市文化的内在特质与根本规律。科技是重要的,没有科技我们就不能形式化存在,没有科技理性我们就不能协调一致,形成社会;文化更是重要的,而没有文化我们就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与创造的理想,人性的温暖与精神的灵动。科技可以带来器物的丰富与感官的享受,而文化才决定着价值的判断与方向的选择。当代覆盖产业、市场、大众、精英的全球化创意文化实践也不断表明,文化产业及其创意文化的核心是文化,是植根于生命的文化。文化的内涵价值与创意软实力并非源自科学技术、资本设施甚至社会制度等因素,而终究是源于人生命自由创造与文化丰沛想象的源头活水。如乔布斯的“苹果”产品达至技术与艺术、功能与体验的完美融合,既是信息科技的创新,更蕴含与融入了东方禅宗文化的生命领悟。文化产品由此才能最终在人的内心与情感精神层面激发感动、产生影响、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因此,科技创新必然穿越已有成果及观念,从生命源头重新出发,以取得对生命—生活—生产—生态的全新理解与原生创造。互联网即是颠覆传统、面向可能、基于生活、跨界思维、开源拓流的原始性创新典范。科技与文化融合而展开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大化流转,育成万物。在对城市整体文化结构及和谐文化价值的遮蔽与解蔽、言说与启示之中,科技发展对城市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机理与逻辑得以呈现。

个体的生命文化演进生成城市的生态文化。相对于机械化-科技化的现代城市文化,前现代文化可谓手工艺的乡村-家园文化。与“艺”相通的手工技艺带着人的体温,渗透着人的情感与想象,前现代的故乡-家园意象充满记忆与召唤,牵动着人的思念与向往,从而由技入道,天人合一。因而“使人对美的兴致永远不会止息的东西是前世界的意象,即那个波德莱尔称为被思乡的泪水遮住了的前世界。”而前现代手工业-乡村-家园的灵韵经验毕竟须接受现代大工业-科技-城市的通约与洗礼。不再如手工技术与人相融的具身关系,当代高新科技自成一体,异化于人而成为与人对峙的技术壁垒与技术屏障。如何破解科技之谜?如何穿越技术之障?本雅明提出“意象”启蒙的精神救赎路径。“意象”启蒙由“技”到“意”,由科技文化溯源审美文化、生命文化的境界。以“意象-审美”体验的多重蕴涵而不是机械抽象观念,激活与重启人即时即地自我自主性的观看、回忆与想象,情感、理解与思想,从而激发唤醒人生命内在的自由创造力量,以此解构与对抗现代化系统的技术-社会-意识形态强大座架。由此意象启蒙,“本雅明的思想穿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他的意义也由此显出了多面性。他的时代诊断揭开了现代性的真实面容,展示了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的思想批判和精神救赎又采取了回归人意的方案,赢得了后现代的话语。”本雅明穿越社会经济、政治的宏观结构,将其现代性批判聚焦在现代人的感知内化和行为方式上,聚焦在由审美感知到精神生命文化的救赎上,这是深入到文化生命肌体深层更内在与更深刻的批判与救赎。以审美精神与生命逻辑破解与回答现代技术座架及未来生存意义,意象启蒙提出一个有启示有价值的人与城市生存的审美-生命文化路径。生命哲学的探索、生活世界的崛起、消费社会的展开、创意经济的转型、生态文明的愿景,当代城市文化正由工业文明主客间性的二元符合因果逻辑转换为生态文明异质间性的对话协同共生逻辑,由科技理性价值转向生态诗性价值。如果说机械产业造成生产与生活-生命世界的分离与对立,那么当代创意产业及创意文化则驱动生产与生命-生活世界由区分对立转向渗透融合,向着更符合人类生命-生活-生产-生态存在价值的方向跨越发展。

从机械生产范式到生命生态范式,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由机械生产力→信息生产力(智能化)→创意生产力→生态生产力(智慧化)表达了后工业时代生产力的创新逻辑,也蕴含了当代城市文化的创新逻辑。当生产与消费的动力与对象转向文化体验而非仅是物质功能的时候,必然由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演化为生态文明的价值理性,由工业文明的物质逻辑转变为生态文明的生命逻辑。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命-审美文化在城市文化结构中由隐性变为显性、由无形变为有形;由边缘走向中心、由“意象”变身为生产力。科技与文化融合正是源于天人共生境域而非纯粹客观规律来策划,基于多元文化生态而非单一理性逻辑去思考;向着未来、可能、理想去行动、去生活、去创造,就呈现了诗意的存在,展开了审美的世界。技艺相通、情理相融;无论功能还是形式、技术还是艺术,制作还是创意、生产还是生活,审美的诗性渗透于当代城市文化创造的每一个环节、蕴含在城市文化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审美诗性是科技文化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这“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道德经》)的朦胧审美诗性,是城市文化开拓其创新-创意-创造-创业境界的前行意欲、前摄意象与前瞻意义。当代智能科技、文化产业、体验经济、美好人生、智慧生存等正展开信息时代科技文化→意识文化→生命文化融会贯通的城市文化创造审美范式与诗性逻辑。在当代生态文明转型中,城市及其文化建设的审美意象正在凸显,“美丽城市”、“中国梦”正是这种审美生存创意,与本雅命的意象救赎异曲同工、遥相呼应。在未来城市意象中,从信息比特之城、科技智能城市出发,人们始终向往回归到生态环保、自然田园之城。在日益明晰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意识背后,或许是深深隐藏着的人类生命的集体无意识,城市文化的生存无意识。自然田园之城是对“故乡”的眷恋、对“家园”的向往,因为“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

这个本源是文化的本源、生命的本源,是源于斯长于斯也必将归于斯的自然之源。生命的寻根使命与归属情感引领着对自然田园诗意栖居的追寻。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20世纪初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理念,即建设一种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同乡村的美好环境和谐地结合起来的田园城市。他认为这是一种能使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改革目标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作用的城市形式,一种现代乌托邦。霍华德的理想城市理念在今天正得到新型城市化的实践与发展。文化科技融合、文化科技与相关产业、相关领域跨界融合是当代中国城市创新创意创造的战略举措。城市创意生存多重意象穿越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技术与艺术、地域与世界等种种界限与对峙,在体验与共鸣、同情与移情中达到物我两忘、情景交融、天人合一,以生命-生态范式塑造田园城市形态。生态建筑、生态景观、生态城市正成为当代人类努力建设的诗意栖居家园。如“人的城市化”—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城乡融合—不离开乡土而就地转型升级的农村城镇化改造;农业进城—高科技与高生态融合的城市摩天大楼中的垂直农场建设;产业下乡—产业化、信息化与农业化融合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城镇建设全面融合等,都是产城一体、城乡一体田园城市理想的实践探索。智慧城市、创意城市、美丽城市理想包含了功能与审美、技术与艺术、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多维度的生命-生存文化价值。创意共生的生命-生态文化更将科技生态、艺术生态、社会生态、消费生态、自然生态等全方位生态价值纳入其中、融会贯通,创造“人-建筑-环境-生态”的多维立体景观,“技术-艺术-自然-文化”的多重意象表达,实现科学合理、环境优化、地方文脉、景观美学、宜人宜居等未来城市文化综合价值。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科技实践的深化,伦理价值的悖论逐渐产生,这是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技实践价值与人类对于真理不断追求之间形成的矛盾产物。“科学要解决‘是’的问题,探寻客观世界的真理与规律;而伦理学要解决‘应当’的问题,探讨事物的价值和善恶”[2]。因此,科技发展与伦理价值的关系问题在现代社会也日益凸显。

1.高科技的伦理风险。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高科技的风险和伦理危机日益凸显,人们的理论思维和伦理观念随之改变,科学界、学术界震感强烈。“伦理风险是指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由于正面或负面影响可能产生不确定事件或条件,尤指其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诸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等。一旦这种负效应产生,将会给人——自然——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科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资源环境危机,消费主义扩张,人性的扭曲,科技造假等,尤其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带来一系列科技忧患,严重威胁了人类自身的安全。此外,从事科技活动的当事人,尤其是科技人才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往往既可能为人类造福,也可能满足了某些人的邪恶需要,作为不可回避的蝴蝶效应,高科技的伦理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客观伦理风险和主观伦理风险。由于高科技活动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局限性,高科技的伦理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可以在科技活动后根据高科技所产生的善恶、正负两重效应的客观结果来界定和衡量其伦理风险,具体可细分为“高正效应”与“高负效应”,“低正效应”与“低负效应”,“高正效应”与“低负效应”及“低正效应”与“高负效应”。因此,科技人才在面对许多根据客观结果来确定的伦理风险时,须在科技实践活动中权衡善恶利弊,对其风险和负效应进行判断、预测和道德选择,这就属于主观伦理风险,在面对无法避免的客观伦理风险时,每个科技工作者,乃至每个人都要在遵循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基础上认知其对风险的承受力和应对力等,在某种意义上主观伦理风险既是客观伦理风险的诱因,也受到客观伦理风险的制约。其二,必然伦理风险和偶然伦理风险。高科技的必然伦理风险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系统伦理风险,关涉到高科技活动的主体、客体,以及科技成果的研发、制造和运用等各个环节,如基因工程技术虽然可以通过细胞复制来制造人们需要的器官,却威胁着人们的隐私和人类和平;网络技术虽然改变和塑造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却干涉到人们的私生活,造成一些人的道德冷漠和情感疏远;航天技术虽然不断开拓着地球外文明,却容易造成外太空污染或是流于军事竞演的异化境地;核技术的开放利用虽然增强了国家军事和国防力量,却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高科技的偶然伦理风险属于非系统的紊乱的伦理风险,一般由科技实践全过程中某些独特事件引发,微妙地影响着人-自然-社会整体系统中的某些环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中就指出了生产力的过度发展给社会带来诸多黑暗面,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总是无法排除其干预活动之后“未知和意外的结果”。其三,高科技的伦理风险还可以包含个体伦理风险和群体伦理风险,由于在人-自然-社会的大循环中,各种物质和精神因素纵横交错、此消彼长地影响着人类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发展,因此对于高科技的伦理风险,高科技活动主体的伦理道德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2.全球化视野中的科学技术及其伦理悖论。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随着中外频繁的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与对话,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人类不同群体间物质和精神的交流走出传统生活模式和日常基础消费等实用层面的围城,编织成一张密集、复杂的世界网络,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同国家、种族、宗教和地区的人们突破了地域和语言等限制,在精神世界发生越来越多的交流和碰撞,文化全球化现象引起了全人类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全球化视野下最为凸显的是科学技术与资源环境的悖论。科技总是在一定的“伦理场”中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科技发展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力度加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们没有能力在长江三峡建电站,到90年代,我们有能力建了,于是不久就在三峡建了电站;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类没有能力登上月球,到60年代,人类有能力登上月球了,于是就登上了月球;人类现在还没有能力登上火星,但正努力获得这种能力,一旦有了这种能力,就会登上火星……人们相信,人类的能力越强,在自然中的自由就越多。科技在不断增强我们的能力,现有的科技水平,就是我们征服自然之自由的暂时的限度。发展科技,扩大我们征服自然物的能力,就能不断扩大我们征服自然的自由,这种扩大自由的趋势是无限的”。但是,资源与能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的日趋失衡,使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愈加紧张,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危机一点一点将人们带入空前危险的深渊。随着人类对大自然不断地挥霍,地球承载能力开始饱和,生态系统渐渐面临崩溃,稀有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气候变幻莫测……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征服力的扩张愈发导致环境的恶化和伦理的隐退。另一方面,全球化视野下还凸显了科学技术在国家、民族和地区间,在文化磨合与碰撞中引发的伦理对抗和冲击,“在文化碰撞与磨合的过程中,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时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一些闭塞与落后地区,在传统思想比较禁锢的地区,文化上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有时甚至会引发一场战争。”“文明共生”必然伴随“文明冲突”,“文明冲突”也包含了“文明共生”,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事物总是包含着矛盾,又扮演着矛盾的一方,在曲折中发展与前进。因此,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发展带来的物质进步或退化以及精神世界的交汇融合或对抗、独立不断彰显了个体对文化尊严的归属、认同与多元化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其深层次问题是人与人伦理关系的紧张以及对价值世界的关注和颠覆。

二、科学技术的伦理转向

为避免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风险,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进行新一轮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这一基本形式中,因此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力,相应地,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也是辩证统一的,科技进步推动和影响了伦理道德的发展,而伦理道德也会对科技发展产生推动或阻碍作用,因而在征服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人类应当自觉肩负起保护自然和社会的责任,重视科技伦理,树立积极、正确的科技伦理原则与规范,进而推动科技与伦理的协调发展,并努力实现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1.科学技术与人的伦理存在。科学技术想要与时代接轨,必须认真思考科学家的伦理道德问题,科学家伦理要为社会发展服务,也必须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因此,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最终归宿还是科学技术与人的伦理存在问题。首先,科学共同体应自觉承担道德责任。科技是一种社会建制,所有的科技从业者,尤其是科技人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分工协作的社会体系,这个小社会就是“科学家群体”,更确切地说是有相同范式的学有专长的实际工作者的集合——科学共同体。科技人才的社会责任任重道远,宏观上理解,这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涵盖了以学习、培训、进修、学术交流和各类科学实验为基础,对自身科学专业素养不断打磨和提升的本职责任;对公众进行科技教育,对社会各界人士产生影响,让他们了解科学的正负效应,使人们能够尽可能把科技成果应用于合情、合理、合法的,利于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和平事业的责任;积极主动进行利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科学研究,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使知识和技术合理分配,科技人才研究项目合理分配,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责任;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在工作中竭尽全力,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同时,把祖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圆强国之梦,并为世界科技发展、和平努力贡献自己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等,“一句话,科学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有了紧密联系时,科学家就不得不考虑科学的社会责任了”。另外,科学共同体的责任不仅是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责任,还包括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整体的责任伦理问题。这种责任伦理既不是离开个人社会角色的宏观、抽象的伦理范畴,也不是仅仅研究个人职业道德和家庭职责的微观、具象的责任范畴;这种责任伦理既不能跨越全社会的普遍道德底线,又应有助于促进科技发展和科技目标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道德责任的内在体现。在人们价值理念多元化和不断交融的今天,科技人才要时刻以伦理智慧引导科技理性,变被动责任为主动责任,慎重地从事科研工作,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伦理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并言传身教,为社会提供良好示范,克服科技时代中人的分裂,让被遗忘的伦理价值回归。其次,科技伦理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人才继续不断地进行科技实践和科技创新,毋庸置疑,科技人才的科技创新会对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科技人才科技创新的伦理困境和不确定性,也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有学者指出:“在创新的价值评估上,仅仅将分析视角放在创新主体的价值准则上也是不太全面的,它无助于深刻地认识这些创新的伦理问题。在宏观的层次上把对一般创新行为的整体性评估也包括进去,不失为一种全面审视创新的一个有意义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把目光同样关注在科学家和科技人才之外的企业、政府和社会大众等方方面面,最终找到科技和道德能同时发挥最大优势作用的理想临界地带。再次,作为具备独特创造能力并能客观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技人才来说,在积极发挥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科技是人的产物,伦理是关于人与人的规范,科技伦理的兴起正是由于人们对自身的关注对科技伦理构成了威胁,科技伦理的发展也正是由于人们在科技实践中自发地进行趋利避害,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伦理原则,因此,在发展科技,建设科技伦理体系的过程中,要时刻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并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理性地审视和慎重地扬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起点,对理性智慧过分推崇,并形成盲目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因此,科技实践在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勇于创新的道路同时,其伦理的发展特点也应当是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兼顾人类自身与顺应科技、自然、社会等外部机制的运作规律的。我们应当具有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博大胸怀,以更完善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向更“善”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更宽广的胸怀和更全面的科技伦理道德,去发展科技,造福人类。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一)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看,中国封建社会正统哲学是儒家哲学及其变种。封建正统哲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主要是它制约了哲学的主题。儒家哲学基本上是关于社会伦理的哲学,从孔子开始,对仁爱、善恶等问题的兴趣,远比“世界由什么构成”,“星星如何运动”、“天为什么会打雷、下雨”之类问题的兴趣大得多。这和古希腊的柏拉图颇为相似。尽管在欧洲中世纪曾把柏拉图主义的伦理学加以发展,形成了经院哲学的统治,然而文艺复兴却冲破了经院哲学,为自然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像老庄、孔孟这些思想家,都是从人的道德修养出发,将自然界说成是抽象的道德实体的体现,将自然界的各种联系看做是人的主观世界的投影,没有把自然界当做一个独立的客体进行研究。儒家哲学几经改造,形式上有了某些变化,但基本思想体系并无变化,且一直成为中国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通常被称为中国哲学的“道统”,使得中国自然哲学相对薄弱,这种被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以及科学普遍认同的“天人合一”说,使得中国古代一些原本显得很有生气的自然哲学思想,最终大都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说教中迷失了发展方向———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先哲缺乏古希腊人那种“对真理沉思至上的内在价值的感觉”。

(二)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看,中国古人崇尚内求法。近代科学是抽象的、数学化和体系化的理论知识,离开了逻辑和数学推理,科学理论恐怕无从谈起。杨振宁先生在演讲中,几次提到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有关”。[3]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一开始就倡导主客观统一的“内求法”,和“用心悟道”的整体思维。因此,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很早就有了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经络气化学说,说明经络在人体中是一种不同于血液循环系统的客观存在;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外求法”,这在工业文明时期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在其范式模塑下近代西方产生了解剖学和血液循环学说。

(三)从学术传统的角度看,西方人讲究从现象中挖掘本质,而后创造出一整套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中国古代的先哲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以天文、算数、农学、医药为主题的中国古代科技,形成了以解决实际问题见长的特点,科学知识大多是零散的描述性知识。从科学内容和科学形态上看,中国古代的科学一直到明末清初时期,仍然处在经验的水平上,未能理论化、系统化。如果把明末清初的科技成就同以往相比,《本草纲目》与过去的《本草》,《农政全书》与10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天工开物》与600年前的《梦溪笔谈》是颇为相似的。然而在欧洲,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直到牛顿,则把地上的力学和天上的力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了理论自然科学的演绎和诞生。

(四)与西方强调经验实证的唯“实”论相比,中国古代只有大量对经验现象的考察,一直没有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前所述,中国古代贤哲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停留在朴素的“眼见为实”的感性阶段,从而无法给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总之,正如爱因斯坦所概括的,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一个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另一个是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他还认为,中国古代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

二、从人文精神的层面讲,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缺少明显的创新型和冒险性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于“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思想根源和现实根源。其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三事”。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统技术”。在这些之外的东西,即所谓的“奇技淫巧”。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其产生的现实根源主要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以农为主”的社会产生了男耕女织自然分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势,具有浓厚的封闭性和内向型。追求的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这种文化追求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关于如何“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等一些列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及其在治国安邦等现实社会中物化出来的经世致用之学。此外,人们认为在这个“以农为主”的社会,幻想是没有用的。历来,农业文化都讲求”重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人们普遍比较安分守己,注重四世轮回。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提到,发展记忆是因为生活中有此需要。对于农业社会的人来说,他们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在他们眼中,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要老是保存。与西方工业社会讲求冒险、批判、怀疑的直线型发展方式截然不同。

二、“经世致用”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一)影响传统技术转为现代技术众所周知,科学原理的突破才有了技术。而传统技术向现代技术转变的前提就是科学原理有所突破。一项科学原理的突破就要求人们敢于冒险、敢于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古薄今”是古代社会人们的普遍心态,人们总是奉行于一种守旧的观念,忽视创新。所以,中国古代把守旧的思想认为是一种信仰和美德,从而失去开拓进取的理念,使社会发展进程缓慢。保守性因素的思想造成了国民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心理。这也就是所谓的以“古”作为评价道德高低标准的依据,崇古薄今的取向将阻碍我们的创新精神,也不利于竞争和开放意识的养成。尽管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方式较之古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它的负面影响在短期是难以完全剔除的。

(二)影响近代技术的顺利发展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体系,其突出特点是它极强的实用性,在封建社会中表现为直接满足封建王朝各方面的需要。由于它的极端实用性,一旦现实不提出直接的要求,它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现代化多讲究程序、标准化。标准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的,过多强调实用不利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在科学思想的历史上,炼金术的存在先于化学,占星术先于天文学。只有通过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一种关于真理的不同的逻辑标准,科学才能超越这些这些初始阶段。而如果人一味的把自己局限在其可观察到的直接经验的狭隘圈子里,就不可能获得真理,必须大胆实践,敢于尝试。同样,现代中草药、护肤品等等的使用,都需要一个过程方能看到结果,而过于强调实用,就必然会影响近代技术的发展。

(三)影响近现代技术教育的质量“经世致用”思想对近现代技术教育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实用至上”将直接导致人才结构的畸形化。实用至上主义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商品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教育取向的市场化,也就是把教育活动等同于一般的商业活动。其直接要害在于,以眼前、个人、经济的需要去取代长远、社会、全面的发展需要。目光短浅,导致教育上的短期行为。教育者片面追求满足人才市场的需要并据此去制定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中施以应变能力和实际技能的传授,而受教育者则抱着学得一技之长可在社会上多赚钱的目的接受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将导致急功近利主义的泛滥,致使人才畸形发展。技术至上也造成科研人才枯竭。最终结果是这种偏重实用学科,忽视人文教育的态度将导致人才文化素质的普遍下降。

三、“经世致用”的现代价值分析

(一)作为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在我国历史上曾起着积极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就传统手工业而言,我们知道,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手工业只是农业经济的一种补充,其存在只是为人们基本的生产、生活需求服务,因此,传统手工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传统社会,“小民”的购买力低,而“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中又包含了基本手工业品的生产,诸多方面大大抑制了民间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导致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统治者“国家”、“官府”。这个阶层对手工业生产者来说虽然市场狭小,但购买力非常强,所以造成了生产重质不重量。中国传统手工业以官营手工业为主,官营手工业组织严密、分工细密,这为工艺性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传统手工业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与其具有很高的工艺性和严密的分工管理体制不无关系。对现代手工业的制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大大促进了科技管理体制转化效益的提高。目前针对企业如何利用和开发科技成果,并且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这一主题,对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企业要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在推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二,重视科技投入,重视人才,要在科研投入上拿出预算来长期进行投入,这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我们要持以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数千年来,这种积极关注社会的“入世”精神不断延续和发展,影响着代代中国人。今天,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如海尔集团的“争当世界500强”的精神,长虹集团的“以产业报国、民族兴盛为己任”的理念,都是古代中国“兴邦治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手机银行作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兴业务在近年来发展如火如荼,这一业务作为一种结合了货币电子化与移动通信的崭新服务,移动银行业务不仅可以使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处理多种金融业务,而且极大地丰富了银行服务的内涵,使银行能以便利、高效而又较为安全的方式为客户提供传统和创新的服务。在开通手机银行功能后,多数业务可以由客户自行在手机银行进行操作,并且在客户观念中,手机银行较之第三方支付平台软件具备更高的客户信任度,更能及时对银行业务进行推广。这就要求银行在业务上相应进行改革,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发展趋势。

在2014年开始兴起的另一项新兴服务--智慧银行是传统银行、网络银行的进阶,是银行企业以智慧化手段和新的思维模式来审视自身需求,并利用创新科技塑造新服务、新产品、新的运营和业务模式。智慧银行由全息投影技术、远程视频技术及相应的银行自助机具创新等组成。并且智慧银行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柜台业务流程。

客户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交流被智能化的技术手段代替,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并且对于现有银行网点也进行了有效利用,降低直接成本。由此可见,在科技推动下的银行新兴业务服务为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增长方式,优化了现有业务流程。

二、未来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初探

银行业务如何适应科技发展是作为金融服务企业最为关心的。从我公司长期服务于银行的一些经验和理解出发,笔者认为在近期科技发展推动下,银行业务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点。1.互联网金融推动银行业务,线上线下业务趋于一体化互联网金融有着注重客户体验、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的特点,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未来业务有很大影响。未来银行业务将对客户进行全方位大数据的收集,并据此进行客户习惯的分析和挖掘,预测客户行为,进而做到有效的客户细分,提高业务营销和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从当前市场案例可以看到,互联网金融成功的企业都有很强的用户黏性。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提供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客户需要的不仅是快捷的转账、汇款等服务,更需要包括理财、咨询、贷款等在内的便捷金融服务,如果满足客户的这些金融需求,需要银行同时打造线上线下服务的一体化。使客户能够在线上体验到线下办理业务的满意服务、高度安全。因此可见线上线下业务一体化的趋势将是银行业务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2.离柜业务高速发展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各种软、硬件技术的突飞猛进,银行已经逐渐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手机银行、自助银行、智慧银行等不需要进行柜台服务的业务操作方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快速发展,扩展了银行原有内涵。手机银行,让客户体会高效与便捷,利用手机下载相应客户端可以随时随地办理相应业务。智慧银行作为科技化的综合解决方案,在实现客户自主办理业务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服务内容,丰富了客户在业务自主上的内容,应用了更加智能化,更加先进的自助机具,给予客户更大的便捷。

科技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通信电源在通信网络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通信电源是通信系统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保障所有通信设备的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信电源作为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下的一种重要设备,以科技为核心,不断提高通信电源的性能,实现通信电源的智能化发展已成为通信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发展节能经济、绿色经济、环保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针对通信电源而言,发展节能的通信电源也将成为当代通信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1智能化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通信网络对通信电源的需求越来越高,而通信电源对通信网络的稳定性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确保通信电源的质量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我国当前通信网络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覆盖,智能化已成为科技发展的必然,高度集成化、通过采用模块化线路实现体积小型化,化解了通信网络对尺寸要求的压力。智能化技术在其应用中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技术,精密传感技术,GPS定位技术的综合应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产品智能化优势在实际操作和应用中得到非常好的运用,其主要表现在:大大改善操作者作业环境,减轻了工作强度;提高了作业质量和工作效率;一些危险场合或重点施工应用得到解决;环保、节能;提高了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及智能化水平;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降低了维护成本;故障诊断实现了智能化,降低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节约成本,保障通信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连续性。

1.2节能在我国通信网络系统中,通信电源作为通信设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耗也是相当大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能源紧缺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问题。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节能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通信行业中,通信电源只有不断发展节能技术,不断提高通信电源设备的资源利用率,才能响应我国可持续化发展战略的号召,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

2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