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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论文范文

价值取向论文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1篇

(一)对于公共政策评估内涵的分析不可否认,公共政策的效果应该是公共政策评估所关注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认为对公共政策价值的评估同样应该是公共政策评估的主要部分,甚至是公共政策效果评估的前提。以往的公共政策研究主张“价值中立”和“唯技术是从”,这样容易使公共政策价值取向产生偏颇,从而导致政策失误、政策失灵。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衡量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公共政策价值合理性的重要指标。公共政策评估的中心内容应是对政策或计划的有用性或价值做出判定,主要目的是确定一项计划的价值和社会功效。但评估并不是简单地收集关于政策全过程和结果方面的信息,还应该包括对公共政策的目的和目标本身的评估,以及对政策问题适当性的评估:政策问题的提出是否和社会需要有着相对应的关系、政策方案的价值取向问题、能否解决政策问题、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二)对于公共政策评估内涵的补充在国内外学者们对公共政策评估的概念中均没有提到公共政策评估的基础问题,我认为公共政策评估基础也是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一部分。公共政策评估的基础是对公共政策的监测。这种监测是对公共政策全过程的监测,从政策问题的提出到政策的终结,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测,监测也是公共政策评估的主要信息来源。政策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永远无法完全预知,因此,在政策行为开始之后进行跟踪监测至关重要。另外,公共政策评估还应该有一个得出结论的过程,公共政策评估本身是公共政策中的一环,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调整或延续公共政策,以便更好地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因而,公共政策评估的结论就成为公共政策调整和延续的依据,也为在政策失误问题中的责任追究提供前提,还可为以后的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以及公共政策全过程中的问题处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对于公共政策评估内涵中内容的概括综合上文对公共政策评估内容的分析,我认为公共政策评估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否做了正确的事;二、是否正确地做事。前者可概括为公共政策的价值分析,后者可概括为公共政策的事实分析。公共政策评估依赖于对价值和事实的分析,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将公共政策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估,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二、公共政策评估基本概念及内涵的重新界定

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的概念分析,加之对公共政策评估内涵的补充和概括,我们可以将公共政策评估的概念重新界定为: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在公共政策监测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标准,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公共政策的价值与事实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的过程。这个概念包括以下几点内涵

:(一)公共政策评估是一个分析并得出结论的过程公共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全过程中的一环,可以作为一个结果也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公共政策评估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评价整个公共政策和采取相应的问责或奖励机制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公共政策评估的结论应该包括: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否合适、目标是否达成、公共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预期或非预期效果;在公共政策的全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出现了哪些问题、原因是什么、后续应如何解决;是否存在政策失误问题,原因是什么等,并对公共政策的调整、延续或终结给出建议。

(二)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应该是多元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评估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在公共政策的评估过程中,公共政策评估主体构成因素的差异,会对公共政策评估及其结论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采取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方法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对于公共政策评估的科学、客观和公正来说至关重要。公共政策评估是通过制度保障的、规范化的工作行为,同时也是专业性很强、技术含量很高的研究活动。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在国际上是一种趋势,评估的主体既可以是党政机关,也可以是高校、研究机构,还可以是专门的评估机构。评估主体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利益相关性、独立性、多元性和代表性,这样可以进一步保障评估结果的客观和公正。

(三)公共政策评估的基础是公共政策监测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信息,而公共政策监测正是收集和研判公共政策整个过程中有相关信息的过程。对公共政策的监测可以使公共政策进行的每个步骤都在掌握之中,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者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方式,也可以在研究中清晰的描述公共政策的每个步骤与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存在的联系,而且可以为下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真实的分析数据和研究方法。监测最主要的作用是了解公共政策是如何实行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事实问题是怎样的。

(四)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标准是衡量有关政策的利弊优劣的一系列指标和准则。每一项公共政策评估都是按特定标准进行的,标准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就同一政策而言,选择不同的评估标准,很可能会导致完全相反的评估结论,因而在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之前,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评估标准。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徐家良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可以按照事实标准、技术标准和价值标准三个方面进行分类。其中事实标准包括政策效率、政策效益、政策影响及回应性四个方面;技术标准包括多样化、数量化和系统化三个方面;价值标准则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公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5]这些一般的评估标准对于一般的公共政策评估固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公共政策应该有不同的评估标准,但很少发现有对具体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进行研究的成果,所以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我们今后有待努力的方向。

(五)公共政策评估程序关于公共政策的评估过程,学者们基本达成了一致,即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一般分为准备、实施和总结三个阶段。[6]在准备阶段要明确评估的主要目的和评估的内容、对象、方法,确定评估的基本方案。在评估实施阶段要依据评估方案做好校正工作,处理在评估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沿用或调整评估方案,收集各方面信息,使得相关人员各司其职,运用选取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得出结论。总结阶段要分析处理评估结果,完成评估报告和各项事宜的收尾工作。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2篇

有人把新闻区分为两种不同特质的信息:以消息报道为主的事实信息,以新闻评论为主的理性信息。这个界定是比较恰当的。新闻评论作为社会需要的理性信息,其价值必然首先体现在评论选题的思想性上。不利于展现思想性,或者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有效推进思想进步、传播思想亮点的评论选题,就不可能具备颇有分量的思想价值。新闻评论的论说文体裁特征,决定了只有思想价值含量高的评论选题,才有可能创作出新闻评论的上乘之作。人的行为,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均源于人的思想。但新闻评论选题的思想价值,所关注所追求的,不是个体的人和局部的社会的行为及其运作思维,而是能够影响一代人、几代人的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思想,能够影响、制约社会整体发展轨迹与进程的思想。这样的选题一经确定,便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据其创作的评论,必然具备引导人们对重大问题正确思考的品质,不仅释疑解惑,还能指明方向和道路。这样的新闻评论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思想家式的忠告与奉献:对事物间联系的客观分析,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把握,对未来的高瞻远瞩。每一个受用这种奉献的人,就能清醒地面对一个理性清晰的世界。清代政论家王韬,于1874年在他所主笔的《循环日报》上发表的《变法》和《变法自强》等政论文,就堪称思想价值很高的评论选题。19世纪70年代的清王朝,江河日下,内外交困,帝国主义列强像一群饿狼,疯狂地撕啃着中国这块猎物。王韬在他的评论中,主张不能拘于先王之法,要因时制宜,思变图强。这种“变法”思想,比康有为、梁启超早20年,震撼当世朝野,成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先声,为探索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起到了积极的启蒙作用。实际上,这种以“变法”为评论选题所传播的思想价值,是超越历史与国界的,至今仍发挥着警醒世人的作用。中国欲转弱为强,与西方“比权量力”,关键就在一个“变”字,“穷则变,变则通”;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当今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不正与这些以改图变的思想精神一脉相承吗?

二、评论选题要紧扣热点、焦点和疑点,及时传递理性思考的时代价值

新闻评论选题的时代价值,首先体现在选题的现实针对性。现实的社会普遍状态,现实的重大事件,当前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疑点问题,流行思潮时尚及趋势等,是发现和提炼新闻评论选题的主选范围。在这样的范围内确定的评论选题,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与兴趣,论述所及,一般是大众盼望的现实诸问题之本质和现实之惑的解答。这样的选题,源于现实生活与百姓所思所虑的结合点;由这类选题创作的新闻评论,给大众的感受,往往是他认识和适应现实生活的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他们甚至可能据以采取行动,从被动地适应现实跃进到主动积极地创造生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因而每个时代关注的热点、焦点、疑点、难点,都各有不同。把握选题的时代价值标准,就需要有敏锐而准确地发现这些热点、焦点、疑点、难点的能力。一事当前,有没有评论的必要;一种事物表象的背后,是否涵盖着深刻的本质;一种时尚或潮流乍起,是否代表着时代的主流和前进的方向。在这样的思考中选定的评论选题,一般都带有时代特色;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与追问,往往就能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略,医治现实弊症的新药,解答现实疑惑的钥匙。

具有时代价值的评论选题,一般会显示出时空的规定性。徐铸成在引退的第二天为香港《文汇报》写的时评《走了》,只能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在中国大地上闪烁指路灯光芒的时候问世。同样,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许多相伴而生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新观念、新思维,正是我们冶炼新闻评论选题的基本素材。一个成功的评论选题,总是从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折射出时代的某种特征或趋势,总是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大众视点,总是同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希望与理想息息相关。例如,国企改革,职工下岗,官员腐败,消费者权益与伪劣商品、劣质工程,民主与法制建设,网络乱象与正能量,公共生活与社会治理等等。这些问题一经纳入评论选题的视野,就显出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从中确立的评论选题,就具备了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因为,这类问题的分析、研究、探索、解答,无一不是当今社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无一不与人民福祉、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类选题的时代价值,就体现在它呼应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着时代的走向,贴近了民生的需求。还因为它涉及的问题中肯,事件重大及其普遍意义,除现实的时代价值外,它还在历史进步的链条中显示“历史价值”。例如,惩治腐败这样的选题,除了当代的重要性,还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烙下深刻的印迹。

三、评论选题要以人为本,坚守并传播普适的社会价值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价值观念是相对固定的,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不因政权的更替而更替,成为超越地域、民族、历史时限、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人的行为的评判标准。这样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就是整个人类认同的公理。如果选定的新闻评论选题恰好包含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也就具备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爱好和平,反对不义战争;维护人的尊严,谴责屠戮与暴力;追求公正公平,鄙视欺凌弱者;崇尚忠贞爱情,鞭挞淫邪肉欲;呼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批评冷漠处世、苟且偷生……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民心所向,百姓所求,是普遍认同的社会道义标准,即使是逆历史而动的统治者及其政治制度,也不敢明目张胆对此妄言否定。现代文明社会,更有责任和义务完善并张扬这类积极的社会道义标准,使之成为推进社会文明的动力之一。我们在选择、确定新闻评论选题的时候,应该力争做到,既要睁大眼睛捕捉那些能体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相关世象,又能自觉运用大众公认的社会行为标准对拟选的评论选题加以甄别与衡量。当一个新闻评论选题,能够对某种社会世象或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个案展开爱憎分明、充满理性的评判,并由此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引发社会的积极思考,就可以认定它具备了一定分量的社会价值,或曰它是有社会价值的新闻评论选题。1994年,南京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雇主摧残保姆事件,虽是个案,但它是向社会公理的挑战,直接关乎生命尊严和人格平等,许多媒体以此为选题进行评论,对雇主非人道的恶行予以抨击。这种评论选题的社会价值,就在于它郑重地重申了一个简单而又神圣的公理:地位、身份、财富的差别,不能动摇人格平等,更不能决定生命的贵贱,并据此赋予一个生命可以任意摧残另一个生命的权力。对弱者的同情、声援与资助,对愚昧、落后、邪恶的揭露与控诉,通常也成为新闻评论的选题,向社会传达真善美的呼唤,播撒文明的种子。这类选题往往从人类文明的视角,关注生命,关注民生,关注生活的本质,直接启迪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从社会进步的视角,审视社会进程中的每一步曲折,每一阵波澜,审视单个人的行为昭示的普遍意义,审视每一种具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所求者也就是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积蓄本原的动力,即人类整体改造社会、创造文明的自觉与激情。

四、评论选题要从“国家瞭望者”角色出发,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的开放性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3篇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或作用被概括为国家审计的治理功能,政府治理(政府主导下的国家治理,下同)与国家审计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共同必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协调互动,才能实现良好的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实际上也是建立有限、有效、民主和透明政府的过程。适应建立有限、有效、民主与透明政府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国家审计有着或者能相应发挥什么样的治理功能呢?

1、国家审计在有限政府中的治理功能国家治理理念下,有限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以及对市场进行监管,为国家治理的平稳有效运行创建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通过对公共资源配置与使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环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等纠正市场所不能解决的负面外部效应;通过实施民生工程、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等手段实现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等等。在世界各国的国家审计体系中,国家审计一般很少涉及对政府治理的直接参与,但其特有的独立、客观和专业的监督、鉴证和评价等功能,决定着国家审计可以介入到政府的各项具体职能履行过程中去发挥相应的治理功能,从而保障和促进有限政府职能充分实现。(1)监督、保障和评价政府治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合规以及科学有效会对政府的所有治理产生基础性影响,是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首要问题。如果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存在问题,那么政府失效或失灵就会产生,国家治理就无从谈起。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需要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执行情况予以监督和评价,以便给决策者提供借鉴和帮助,增强政府的决策和治理水平。政府政策是否合法、科学有效不能由制定者或执行者自身完成,不然就会出现政府的自我评价局面。国家审计的内在特性决定了:一方面,国家审计能够对政府制定的政策实现独立的“他评”,并提出优化和调整公共政策的建议,从而为其它治理主体提供基础的支持性服务;另一方面,国家审计还可以通过监督、检查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保障和促进政府政策的顺利、有效实施,由此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作用。(2)监督和约束政府的资源配置与使用,打击腐败有限政府理念下,政府通过对公共资源配置与使用负责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是一个国家治理得以顺利运转的经济基础。然而,在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如果没有适当的约束机制,不仅会导致资源分配的无效率,也会给贪污挪用、腐败等权力寻租,以及资源分配和使用权力的自由裁量或滥用等带来孳息的机会,严重侵害公众的利益,侵蚀国家治理的经济基础。国家审计监督的存在,通过对政府预算、公共财政资金等的审计,确保对政府资源配置和使用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可以防范和保障公众利益不受侵害,为国家治理的有效运行基础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后盾。(3)监督并参与外部性治理、民生治理环境、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的治理实际上正是有限政府所要弥补市场失灵所不能解决的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公共产品等问题。在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性问题的治理中,国家审计一方面监督和促进政府本身环境治理的合法性,评估政府环境治理的效果,提出完善政府环境治理的相关建议;另一方面促进企业社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共同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危机(如美国的次贷危机)、自然环境危机(汶川地震、太湖蓝藻)、公共安全危机(群体暴力、事件SAS)等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国家审计作为现代国家经济社会运行这样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中的一个“免疫系统”,发挥揭示国家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前瞻作用,以及发挥防范、抵御、管理公共危机事件的“免疫力”作用。在民生问题的治理上,通过审计关注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等民生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民生资金的管理、使用与绩效情况,揭示影响民生治理中的机制、体制和制度性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最终促进国家民生治理的完善。

2、国家审计在有效政府中的治理功能(1)国家绩效审计是评估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主体有效政府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激励和约束政府人,使之不仅要合法地配置、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而且要按照最能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式有效配置、管理和使用公共资源。对政府的绩效管理是激励和约束政府人的重要手段。政府绩效评估制度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与重要基础。善治理念下的政府绩效评价是一个引入公众参与的多主体的评价机制[8]。在这种评价机制下,国家审计的参与将有助于保持绩效评价运行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公正性[9]。国家通过实施绩效审计,不但可以发挥其专业化和独立性优势,依靠其地位的权威性来有效实施绩效评估,还可以在绩效审计评估时,吸收并推动公众参与绩效评估,适应了一个在更广、更深层次上的准确性、客观性、公正性的绩效评估需要。因此,在政府的绩效管理评价体系中,国家审计具有重要的主体地位。(2)国家审计具有促进提高政府治理绩效的建设性增值功能一是国家绩效审计可以有效防范、揭露和惩治政府寻租等腐败行为,从而提高治理过程中公共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二是通过审计挖掘制度性问题,促进政府机构效率的提高。国家审计能由表及里,从微观入手,并由微观上升到宏观,深入发现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体制性、机制性及制度性等深层次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从而帮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三是通过审计解决政府治理过程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由于现代国家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政府很难全面掌握分散在无数微观个体中的各种政府治理情况的信息;加之我国“多元的、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性经济与社会”关系状况,更加决定了国家治理层级链条较长,治理信息的传递难免发生阻碍和偏差。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治理的有效性问题随之产生。国家审计由于以被审计对象的财务资料和业务资料为基础,采用专业化的审计方式,能掌握一手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动态信息和获得必要的问题线索,并向政府及有关部门及时报告,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治理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从而帮助解决政府低效率的问题。国家审计这种应有的建设性增值作用,可以促进提升政府治理绩效,适应了在一个更高水平上提高和完善国家治理的需要。

3、国家审计在民主政府中的治理功能(1)国家审计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内在机制,对民主具有监督与保障功能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滥用,权利滥用将导致公民的价值诉求偏斜和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国家治理民主性制度设计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权利的监督与约束机制的建立。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客观公正性以及专业性使国家审计成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中最有效、最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内在机制之一。可以说,有了审计监督,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民主才得以保障和实现。(2)国家审计是强化对政治控制和参与的基础,对民主具有反馈与沟通功能国家治理民主性的核心问题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然而,官员队伍的专业化和技术专家治国却造成了因行政专业化而将“理性无知”的社会民众排斥在政府行政之外,社会民众因行政信息与专业知识技术与行政官僚的不对称而无法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而国家审计的第三方专业监督、鉴证功能,可以保障将政府行政的专业化与善治的民主参与要求结合起来。如:对人大的参与治理,各种政府审计报告成为提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审查能力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对政府审计报告的审查有助于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强化人大对政治控制和参与的基础;在公众参与环节,国家审计成为保障、连接、反馈公民社会的知情权、监督权与参与权的重要制度基础和桥梁。

4、国家审计在透明政府中的治理功能———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有效工具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政府实现治理透明的重要制度基础。政府审计报告和公告制度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和有效工具。政府审计的报告和公告制度是政府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透明性制度安排,并成为公众了解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相关信息从而参与公共决策的一个窗口。由于政府审计公开的各种审计结果信息,包含了政府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公共资源的使用情况等政务信息,使得公民作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授予者,能够清晰、明了地看到政府人是否履行了其应负的受托责任,保障了公民在参与国家治理中的知情权、监督权。

二、国家治理价值取向下国家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价值取向实际上也就是建立有限、有效、民主和透明政府的过程。有限政府理念下的政府职能为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指明了审计的范围和内容,有效政府理念为国家审计指明了审计的目标,民主政府理念拓展了国家审计的参与方式,透明政府理念为国家审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应用奠定基础。

1、有限政府下的国家审计治理路径(1)开展公共政策评估审计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兴起与发展。很多国家都将最高国家审计机关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主体之一,利用审计独特的权威和独立地位来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的程序和结果评估,使其在政府的公共管理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政府治理的完善。我国也应当构建由国家审计机关主导的政府政策评估制度,发挥国家审计在政府政策评估中的建设性作用,充分服务于有限政府的合法性治理。一方面,立足宏观,由国家审计机关依据一定的政策评估标准和程序,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合法、有效开展独立审计评估,进而提出促进相关政策优化与调整的对策建议;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审计,监督和评价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各类市场主体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与效果,从而间接评价和反映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加强宏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2)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审计、公共资金的审计为全面监督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使用状况,一是需要建立全口径预算决算审计。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审计主要是预算执行审计,无论在覆盖范围还是效力效果上,都不能适应国家治理对公共资源广泛覆盖并实施有效监督的需要。为此,应拓宽预算执行审计的范围与内容,构建一个覆盖所有预算过程与结果、所有收支、所有预算单位(包括政府采购中心等实施预算功能的机构)的全口径预算决算审计制度框架。二是加强对公共资金的审计。除了将全部政府性公共资金(包括全部财政资金、政府预算外资金以及政府债务等)纳入审计监督视野外,对不是政府负责使用但政府负有管理、监督责任的一些公共资金,如社保资金、住房公积金,也要纳入审计监督视野。(3)开展各种环境审计以及民生资金审计、公共危机事件审计一是要通过大力开展环境绩效审计以及探索开展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的环境责任审计促进政府环境治理的完善。二是开展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保等关系民生的政策与资金的绩效审计,促进政府对民生问题的治理完善。三是开展公共危机事件审计,包括开展类似汶川震后恢复重建、禽流感控制等这样的突发事件审计。审计不仅要关注这些危机治理过程中有关资金使用的合法和有效性情况,更需要发挥审计主动识别政府在应急准备上的问题,发现潜在风险,发挥审计在危机预防中的作用。

2、有效政府下的国家审计治理路径———建立以绩效审计为主导的国家审计模式绩效审计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和潮流。很多国家还将审计机关作为独立的绩效评估机构,由其主导对政府进行绩效评估。我国国家审计也应从财政财务收支的合规性审计向绩效审计为主导的国家审计模式转变。一是在国家审计制度的建设上,将政府绩效审计作为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府及社会公众提供有关政府治理情况的绩效评估信息;二是在国家审计的目标上,积极发挥绩效审计的建设性增值作用,对影响政府效率的突出问题,予以充分的揭露和反映,以促进社会财富总量的最大化;三是在绩效审计的选择范围上,应对所有的审计项目类型、所有的财政财务收支及相关行政或业务活动开展绩效审计;四是在审计方式上,实行独立型与结合型绩效审计并重。

3、民主政府下的国家审计治理路径———引入市场、公民参与机制国家治理民主的价值取向需要国家审计应势而变,通过引入市场、公民参与机制,促进民主的参与。一是审计项目确立时,可以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开征求审计项目计划,如通过媒体和网络征询市民的意见,听取人大、政协和政府相关部门对年度审计项目计划的建议等,以创建更多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机制;二是在对政府进行绩效审计评价时,把社会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关键指标,从而间接促进公众参与;三是在政府重大决策中,通过监督重大决策中是否听取民意和评价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民主程度,促进公民的民主参与。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4篇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諔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性功能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功能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性功能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时代;教育政策;农村学前教育;研究趋势

1问题提出

为重视和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国家出台全方位学前教育政策体系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普惠性资源不足、政策保障体系不完善、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监管体制机制不健全、保教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1]国家相继出台了宏观层面幼儿园规划和改革、中观层面的制度和体系、微观层面的教师发展和幼儿园教学等20余个学前教育政策。这些政策覆盖了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农村幼儿园等,关注了学前教育全环节,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的飞速发展。“由于各地政策资源的不同,中央相对单一的政策工具使用并不能够为学前教育的发展建立起长效发展机制”;[2]加之,农村经济体制的转型、农村家庭学前教育观念的缺失和支持学前教育能力的不足等现实困境,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停滞不前。[3]为有效研究我国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政策问题,以广元市为例,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现状及存在问题,以政策内容演化规律、价值取向变迁规律、政策实施效果三维框架形成广元市学前教育政策研究趋势,继而为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为我国农村地区学前教育政策有效执行提供思路。

2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现状

学前教育政策直接影响着宏观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速度、规模和效益,又间接影响着微观教育活动的质量。[4]因此,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现状有助于厘清国内外相关研究问题和趋势,丰富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和指导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实践。在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学前教育政策”为篇名,搜索到120篇论文,关注内容主要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演变,英国、美国、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外学前教育政策问题,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实施现状与执行策略,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两岸三地”学前教育政策、我国民办学前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回顾,山东省、福建省等省学前教育政策发展现状等;以“幼儿教育政策”为主题词,搜索到22篇论文,关注内容主要为新疆幼儿教育政策发展、社会文化对幼儿教育政策的影响、我国幼儿教育政策的公平取向、幼儿教育政策对幼教师资的发展影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政策体系回顾及思考、我国幼儿体育政策分析等。以“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农村幼儿教育政策”为关键词,搜索到78条记录,关注内容主要为农村教育政策回顾、变迁、价值取向、变革、创新、进展、启示等,覆盖我国江苏、海南等地,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后30年、近10年、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等时间段,形成丰硕的理论成果,丰富我国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理论。

3我国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未来趋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代表新思路、新机遇、新矛盾、新作为。[5]立足新时代,如何拓展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新思路,如何把握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新机遇,如何解决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新矛盾,如何建立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新作为,需要课题组去解决。基于此,笔者认为研究人员应从政策制定、政策、政策实施、政策评价、政策调整等政策流程视角审视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发展演变、价值取向、执行现状,采用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文本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比较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分析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体系,优化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和法规体系,进一步指导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理论和实践。基于此,研究者应基于政策内容演化规律、价值取向变迁规律、政策实施效果三维框架着手开展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

3.1探寻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内容演化规律

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内容的演化规律在遵循“丰富、完善、细化、全面、系统”规律前提下,[6]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因受到“人文性、多样性、区域性、民族性特点和经济、社会、文化的独特性”影响而呈现自身的独特性。[7]研究者从广元市宏观层面学前教育大政方针、实施建议、行动计划等政策和微观层面的幼儿园管理、学前教育教师、保护幼儿权益、学前教育资金配置等政策探讨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在广元市学前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梳理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及其特点,有助于厘清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发展规律。以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文本内容为例,在《广元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加快普及学前教育”章节中特别强调了明确政策在“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职责问题,阐述了农村学前教育的未来关键问题。随后,相继出台了《广元市教育发展“十二五”规划》、《广元市学前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广元市人民政府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实施意见》(广府发〔2011〕25号)、《广元市教育局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元市财政局关于印发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的通知》(广教〔2014〕21号)等政策关注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问题。另一方面,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国内外已有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现状,从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者人口学特征、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研究结论、研究建议、研究成果影响力等维度可视化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内容、特征、问题和趋势,服务于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内容研究,指导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实践。

3.2分析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变迁规律

政策文本分析已成为政策研究界常规性学术分析工具。因此,研究者可以将文本分析法运用到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变迁规律问题上,分析和总结其中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特点,进而指导广元市学前教育政策实践。以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体系为例,运用文本分析法从价值取向、关注重点、重视程度等视角分析搜集的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文本,一方面确定政策文本中的“弱势补偿、偏远贫困程度越深倾斜力度越大、教育公平、教育公益、政策效益、政策效率、政策效果”等价值取向词汇[8],“幼儿园、幼儿、教师、教学、安全、管理、环境”等关注重点词汇,“非常、极其、必须、重视”等重视程度词汇,通过统计以上价值取向、关注重点、重视程度等三方面的词汇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进一步挖掘和把握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变迁规律,进而有效预测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未来走向,为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更新、优化、完善中西部各省学前教育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3.3重视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

“徒法不能以自行,政策方案对于政策目标的贡献率只占10%,其余90%则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9]因此,重视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是研究学前教育政策绕不开的内容。为有效、高质量地开展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研究,“落实全员育人理念,达到全员参与目的,发挥全员育人作用,实现幼有所教的目标,确保学前教育事业稳步发展”。[10]笔者建议从三个层面进行论证不同地区、不同政策、不同利益主体对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现状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几方面:第一,从实证调查层面开展研究。研究者编制《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调查问卷管理人员版、学前教育专家版、幼儿园版、幼儿园教师版、家长版,搜集广元市各省份、市州、县管辖区的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文本、调查问卷、访谈记录、观察结果等第一手数据,分析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第二,从广元市选取典型案例评价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效。通过田野考察收集第一手数据和资料后,运用混合式研究方法,从质性和量化两个角度研究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现状个案,从政策文本、发展现状、价值取向等视角分析广元市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现状,探寻其独特性和典型性并予以推广。第三,从不同市州、县管辖层面比较分析不同地方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研究者从市州层面比较广元市、阿坝州、成都市等地的农村学前教育政策实效;从县管辖层面比较,比较苍溪县、旺苍县、利州区、青川县等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现状,通过比较分析法分析不同县区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的异同点和优缺点,准确把握两者的差异性,研究不同县管辖地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效果,分析影响不同市州农村学前教育政策的因素,进而将不同县管辖地农村学前教育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缩短政策更新周期,更新农村学前教育政策,进一步指导学前教育实践并惠及学前教育,促进其获得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

[2]吕武.我国当前学前教育政策工具选择偏向及其影响——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来的主要政策文本的分析[J].教育科学,2016(2):72-81.

[3]田景正,龙金林,周端云.新中国70年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发展考察[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98.

[4]辛宏伟.新疆幼儿教育政策发展综述[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07.

[5]张建欣,蒲远波.催生幼儿园教师TPACK专业素养研究的三种力量[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9(2):76.

[6]王群,李祥,杨川.学前教育政策变迁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9(1):4.

[7]张建欣,王辉,罗江华.汶川地震灾区教育信息化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政策性建议[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9):127.

[8]袁秋红,贺红芳.面向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倾斜政策价值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8(2):42-44.

[9]张建欣,罗江华,王辉.“5.12地震”灾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相关政策分析及其意义探讨[J].现代教育技术,2011(2):32.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抵押物转让涉及抵押权人、抵押人以及受让人三方,不同的制度设计会导致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差异。在评析《物权法》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抵押物转让制度应遵循的理念,并针对《物权法》提出修改和完善的建议。

1《物权法》的规定及评析

《物权法》第191条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

该条规定实际上是对《民法通则意见》第115条的恢复以及对《担保法解释》第67条规定的替代清偿制度的继承。从《担保法》的“抵押物转让通知制度”到《物权法》的“抵押物转让同意制度”,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从注重抵押物利用效率的现代价值取向转到注重抵押物债的保全功能的传统价值取向。“抵押物转让同意制度”更注重对抵押权人利益的保护,因为通知与否是由抵押人控制的,而同意与否则是由抵押权人控制的。在通知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只是被动地受领意思,不能通过自己的意志影响抵押物转让的效力;而同意则意味着抵押权人取得了主动的地位,抵押物转让是否能够发生效力将直接由抵押权人决定。

《物权法》的这种转变是否科学?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物权法》第191条的规定不符合现代担保物权的价值取向。从价值取向上看,规定“抵押权人同意制度”影响物的利用,不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效率。抵押权制度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社会得到普遍运用,正是因为设计良好的抵押权制度能够有效地增加社会净收益。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对抵押物依然具有所有权,而且抵押人仍需要介入经济生活,那么如果严格限制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的自由,会使抵押人在面对自身的经营需求时过于被动。例如,抵押物的价值很大,而其担保的债权却较小,此时抵押人因经营急需一笔资金欲转让抵押物,但抵押权人却不同意转让,这显然对抵押人的交易产生了阻碍。如果设定了抵押权的财产难以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必然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考虑到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设定抵押权的社会财产总量之巨大,这种制度安排,必将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阻碍。

2构建我国抵押物转让制度应遵循的理念

2.1物尽其用

抵押物的利用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抵押人的利用。财产流通并不必然导致物尽其用目标的实现。因为财产的流通只为物能掌握在最能利用他的手中提供可能性,流通使物从无用之人的手中转移到有用之人手中。但如果物始终能掌握在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它的人手中,物尽其用的价值目标不需要流通就能实现。在抵押人以抵押物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场合,如果抵押人还能积极的利用该物,则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自然无须转让抵押物。也就是说,抵押人无论是设定抵押权保有对抵押物的占有使用还是移转抵押物所有权,都有可能达到物尽其用的目标。另一种情形是受让人的利用。受让人购买抵押物有利于发挥物的最大效用。根据法经济学的理论,无论何种原因,转让抵押物的出现的本质原因都是抵押物在抵押人手中不如在买受人手中能发挥更大的利用价值。

2.2利益平衡

在抵押物转让的场合下,抵押物对于抵押权人、抵押人以及受让人三方而言存在不同的价值。如何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是制度设计的难点所在。

首先是对抵押权人利益的保护。设置抵押权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如果偏离了这一基本目标,抵押权制度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也将会使抵押物转让制度失去存在的妥当性基础。但是,抵押权人对于担保物所享有的全部正当利益也仅应为抵押权,除此以外,他不能享有更多权利。抵押权设定后,抵押物并不移转占有,抵押人继续保有抵押物,对于抵押权人而言利用的是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只要能够保证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存在即可实现对抵押权人利益的保护。

其次是对抵押人利益的保护。相对于其他担保物权来说,抵押权最大的优点在于它的设定不会对抵押人利用抵押物造成影响。在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仍然拥有对抵押物的所有权,可以对抵押物占有、使用、收益。至于处分,笔者认为抵押物的转让仍然是抵押人对抵押物利用的一种形式,不应受到限制。

再次是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传统立法通过赋予抵押权追及效力以保障抵押权人的利益,但这可能会损害受让人的利益。因为受让人虽然获得了抵押物,但是由于追及效力的存在,使得在抵押担保的债务获得清偿前,他会处于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而丧失抵押物的危险之中。因此,有必要为受让人提供切断抵押权追及效力的途径,使其获得一个“清洁的”所有权。

3完善我国抵押权转让制度的建议

3.1取消对抵押人自由转让抵押物的限制

纵观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做法,都认为抵押的设定不应影响对抵押物的处分,如果以征得债权人的同意为条件允许抵押人转让抵押物,则实际上剥夺了抵押人对抵押物的自由处分权,将使抵押物处于冻结状态,只能凝固在抵押人手中,即使是抵押人无力利用也不可能流通转让,这在根本上违反了物尽其用这一物权法基本价值目标。故笔者认为应摈弃“抵押权同意制度”,允许抵押人自由转让抵押物,以维护抵押人的利益。

3.2完善抵押权登记制度

鉴于我国长期以来登记制度极为混乱的现实,我国《物权法》第10条已明确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就抵押物转让问题而言,有学者认为,最重要的要做到以下几点:(1)确保抵押物转让与抵押权设定的登记机关统一。(2)建立便利的财产登记查询检索制度,保证当事人能够便利地通过登记机关了解某一财产上的负担状况,以便对交易进行合理的预期和筹划。(3)保证登记记载与权利现实状况高度吻合。

3.3增加代价清偿制度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7篇

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各国综合实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各国经济科技实力的竞争,而知识产权是经济科技竞争的非常重要标志。因而各国越来越重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建设,越来越重视专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我国高校承担了国家的主要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工作,是专利技术开发的重要源地。但我国高校的专利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ChunjuanLuan,ChunyanZhou等[1](2010)指出中国大学的研究评估体系鼓励创造更多的专利,但却忽略专利的转化。芶祯成,王喜梅等[2](2005)指出高校在最初的研究开发选题上,由于市场需求因素考虑较少,研究选题往往偏重技术与理论,较少考虑科研对国家经济的直接贡献。本文以江苏高校为依托研究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问题。羊玢,孙庆鸿[3](2005)江苏很大的优势在教育上,因此人才和科技也是江苏最大的希望。江苏高校的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大幅度增加,但转化率不高,存在专利技术流失现象严重、专利实施率低、专利商业价值不高、失效专利量大等一系列问题。经过原因分析得出,江苏高校专利工作存在政策导向问题,专利意识淡薄,重论文、轻专利,专利实施机制不健全,不重视专利实施等方面的问题。徐棣枫,周元等[4](2010)指出目前高校的专利活动中并未将市场作为重要的因素,未能自觉运用市场机制,甚至脱离市场,科研和专利申请较少考虑市场需要和产业需求。国外对专利的研究比国内要深入些。BronwynHHall[5](2005)随着美国专利的广泛增加、欧洲专利的增长以及亚洲专利的迅速外来入侵,世界专利开发在迅猛激增。MartinMeyer[6](2006)高校的专利已经并且不断深入地应用到了企业当中,而且不同科技领域的不同专利的应用在被广泛的开发中。IrwinFeller,MaryannFeldman[7](2009)美国学术专利的商业化不断加深,同时也带动了高校专利的转化率的提高。IRAJDAIZADEH[8](2009)开始并不断深入研究基于知识产权的公司策略,即是包括科研花费、专利、贸易、媒体交流和市场价格革新等的议事日程的研究。本文提出从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方面入手,研究了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取向。并将着眼点放在在市场主导上,结合市场的一系列内容,建立了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价值导向体系。本文建立的这一价值导向体系,力图从源头上对解决江苏高校专利工作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有所帮助,改善江苏高校专利工作的现状。

2相关概念界定

价值取向是指个体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和信仰所拥有的思想和行为的导向。姚迎春[9](2005)从通常意义上说,价值导向就是社会成员对价值的取舍和追求。价值导向是指社会通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教育等手段对个人、集体的价值取向的引导、示范和要求。价值取向强调个体的利益和需求,而价值导向强调社会整体的规范和追求。价值导向具有对整体的定向功能、凝聚功能和调整功能。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是依照市场的供需规律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资源进行配置。专利的内容包过发明创造、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高校专利技术开发是指高校的科研人员对新技术进行研究与开发,并将开发出的技术进行专利申请。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是指在高校的专利技术开发中,通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教育等手段,对高校个体、集体的价值取向的引导、示范和要求。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价值导向可以概括为:江苏高校在进行专利技术开发时要结合江苏高校的实际情况,通过研究市场主导的价值导向的市场、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五个方面,形成整体的价值规范和追求。经过对资料的研究整理,可分析概括出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的价值取向内容,主要包括(1)功利取向:老师在进行专利技术开发时很多人是抱着评职称、拿奖金的个人功利想法;(2)完成任务取向:为了完成学校派发的专利任务;(3)商业取向:主要在校企联合专利开发上,开发的专利技术是面向市场需求的;(4)个人兴趣爱好:进行专利技术开发完全为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因为在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大部分开发人员是抱着评职称、拿奖金、完成学校任务等想法和价值判断准则,所以造成了江苏高校存在着失效专利多、专利实施率低、专利转化率低等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影响了高校科研人员的专利开发创造的态度。盛济川[10](2005)如果一项职务发明专利成果得不到转化,科研人员或教师就会失去这样的一种成就感,从而挫伤了他们创新的积极性。肖阳[11](2008)高校专利应紧密结合市场,为专利转化实施创造良好条件。本文从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入手,试图建立市场主导的价值导向准则,从而有助于解决上述一系列问题。赵杰,游达明[12](2011)市场需求是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市场实现程度是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因而高校的专利技术开发应特别重视市场的导向作用。本文从市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五个角度出发,构建了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中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价值导向的指标体系。

3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的指标的选取是本着现实性、实用性、系统性、科学性、价值性等原则。在分析和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市场、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5个维度,初步构建了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指标体系,包括5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指标内容及相应的解释如表1。

4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分析

4.1层次分析法原理及步骤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A.L.Saaty于21世纪70年代提出的,是对非定量事件作定量分析的一种简便方法,也是人们对主观判断做客观描述的一种有效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得到若干层次(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和若干要素(每层所包含的对象),然后在各要素间进行简单比较、判断和计算,从而得到不同要素的权重,进而进行不同要素间的排序,以达到对复杂事物做系统化、有序化处理的目的。这种方法具有系统性、简洁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其基本步骤可以概括为:1)构造递接层次分析模型;2)冯丽霞,施韶亭等[13](2010)对同一层次的各元素关于上一层次中某一准则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3)计算权向量并作一致性检验;4)计算组合权向量并作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是指针对上层次的某因素,本层次与之有关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的比较,采用1~9标度法(如表2);进行一致性检验时,需先求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为CI=λmax-nn-1,并且需引入修正值RI(又称平均随机性指标,如表3)来校正一致性检验指标,利用公式CI=CIRI计算一致性比例CR。当CR<0.1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否则,应当对判断矩阵作适当修正。

4.2构造层次分析结构模型

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的结构模型如图1。图1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的指标体系结构模型

4.3结果及分析

经过有关老师、研究生等专家小组的讨论,运用德尔菲法,充分衡量比较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得出每层的判断矩阵初始数据。进而应用AHP层次分析软件,输入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模型和判断矩阵的初始数据,再经过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出各级指标的权重,以及各指标的总排序。如表4: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市场在一级指标中所占的比例最高35.42%,其他一级指标虽然各自的比重不高,但也不可或缺。而在市场的二级指标中占比重较高的为市场需求导向38.13%、顾客导向28.25%和竞争导向20.93%。通过总权重的分析可得出各指标中影响很重要的几个指标依次是市场需求导向13.16%、顾客导向9.75%、经济结构7.93%、学校科研技术能力7.55%、竞争导向7.22%、产学研建设5.69%、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走势5.31%和江苏省的专利政策5.27%。所以有此可清晰地得出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价值导向要特别注重市场这一因素,同时也要兼顾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其他四个方面。市场表明了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可以为江苏高校在进行专利技术开发时提供导向依据。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相当于辅助方面,它们为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提供支撑和保障。在市场因素当中,最重要的为市场需求导向、顾客导向和竞争导向。这三个因素可以很好的分析出专利的市场,找出专利的市场需求所在,从而明确江苏高校的专利技术开发的市场价值导向的内容。若从更具体细化的指标层次来看,基于市场主导视角的江苏高校专利技术开发的价值导向就是要尤其注重市场需求导向、顾客导向、经济结构、学校科研技术能力、竞争导向、产学研建设、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走势和江苏省的专利政策这些指标,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他的各指标。

价值取向论文范文第8篇

一、消费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费文化”被理解为“居民消费中所体现的文化”,也就是“消费者在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等方面的价值观念”。1994年,《消费经济》杂志组织了专门的消费文化讨论,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在讨论和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消费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类型:

其一,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在人类消费活动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体现的‘全部社会传统,即全部知识和习俗的总和’”。对此,尹世杰作了具体论述:消费文化“是消费领域中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们消费方面创造性的表现,是人们各种合理消费实践活动的升华和结晶。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

其二,强调消费文化是人们消费活动中的价值取向与价值规范。魏杰认为,“如果给消费文化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那么就应该是指:消费者的消费价值判断、指导思想与行为准则,以及反映在物质产品上的文化层次和文化趋向。”后来有论者说得更明确,“所谓的消费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所形成的对消费的一种稳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约束居民消费行为或消费偏好的一种文化规范。”

其三,认为消费文化即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黄平指出,“所谓消费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称的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普通大众都被相继裹挟进去的消费至上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作者后来又作了进一步阐释:“消费文化,准确地说是‘消费主义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也成为人自我表达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对符号之意义的消费过程在不知不觉之中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方式。

上述三种定义表明,人们对于什么是消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定义认为消费文化是人们在消费领域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外延十分广泛。于光远将其分为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衣着服饰文化、住宅建筑文化、体育文化、娱乐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尹世杰将其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三大类。这是一种广义界定。第二种定义则把消费文化限定为消费的观念形态层面。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既非这样那样的消费环境、消费资料,也非这样那样的消费活动”,“消费文化不过是作为消费反映的思想、观念、知识和理论”。换言之,“所谓消费文化,是渗透到消费行为中的整体化文化观念与传统。”这是一种狭义界定。

与广狭二义界定不同,第三种定义把消费文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认为“消费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性的产生而兴起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早期仅仅局限于宫廷与贵族阶层。到了19世纪后半期,消费文化得以在中产阶级继而在市民阶层中迅速发展。”“等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不是设法以工作或财产而是以物质占有的地位标志和鼓励享乐来证明自身的正确”,“消费文化被简化为是使资本主义生产利润持续维系在所需要的足够灵活水平必不可少的经济手段”,从而形成了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在此意义上的“消费文化”,应当说是一个特指概念。

二、消费文化的理解分歧

对于一、二两种定义,尽管有学者强调其区别,但大多采取一种调和折衷的态度,或各行其是,兼容并包,或既承认两者具有区别,又要求对两种定义所涉及的对象加以综合研究。譬如有学者说,“‘消费文化’具有广义和狄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消费文化’是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的总和。从狄义上讲,‘消费文化’就是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消费文化学是研究消费文化规律的科学,因而它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消费文化产生、发展;消费物质文化生产;消费精神文化生产;人们的消费价值取向、消费心理、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味、消费审美等,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行动向导。”

问题在于:“消费文化”是“消费主义”或“消费主义文化”吗?有学者明确反对这样看待消费文化。尹世杰认为,“消费主义是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消费至上的思潮,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的东西”。因为它“普遍追求炫耀性、奢侈性和新奇性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以此求得个人的自我满足,并以此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这种消费观念、风气和行为,人们称之为‘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决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消费文化,决不能混为一谈。”

论者反对把“消费文化”等同于“消费主义”,如此斩钉截铁,仿佛两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把“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当作同一概念,不仅是国内多数学者的观点,而且是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的传统。对此,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具体论述,他写道:

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和重新组织。许多研究都将消费文化追溯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及十九世纪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中,认为当时的广告、百货商店、度假胜地、大众娱乐及闲暇等的发展,可能就是消费文化的起源。另一些研究则着重指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初次显露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广告、电影业、时尚和化妆品生产、交相传阅的大众小报、杂志和拥有无数观众的体育运动,使得众多的新品味、新秉性、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由于与一般宗教、尤其是清教徒所恪守的传统古训(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背道而驰,人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所以,就经常有人假设说,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在三十年代,马尔科姆•库利就开始集中研究他称之为新“消费伦理”的问题。新“消费伦理”最初产生于那些豪放派艺术家们和格林威治村的一批知识分子之中,并以此作为对基督教职业伦理的公开抨击。库利指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这种新消费伦理被广告业所控制,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

由此可见,论者强调消费文化不同于消费主义,如果不是对西方消费文化研究缺乏足够的了解,就是对消费文化研究别有学术旨趣。那么,不同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在取向上有何不同呢?

三、消费文化的研究取向

历史地看,我国消费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所谓“高消费”、“超前消费”、“消费早熟”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指出问题,提出批评,倡导“合理消费”。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消费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是对消费文明的倡导与建构,一种是对消费文化的批判性审视。

较早研究消费文化的消费经济学者,一开始就亮出了自己的宗旨——倡导消费文明。当时一篇论文的标题“加强消费文化研究,提高消费文明”,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消费经济》杂志1994年主持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上,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提倡文化中的‘好’的部分,反对‘不好’的部分,建立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提高消费文化水平,增加消费中的文化含量。”要“将消费引向健康化、合理化、科学化”,“要提倡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反对不健康的消费文化”,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人的消费——科学的、尊严的、高雅的消费”。尹世杰后来在其专著《消费文化学》明确指出,消费文化是社会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消费领域所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是消费文明的内在本质,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因此,以尹世杰为代表的消费经济学者研究“消费文化”,其实是在倡导“消费文明”,倡导一种优美的健康的生态的当然也是理性的消费文明。

社会学者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则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早在1984年,黄平在阐明“大众性消费文化,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背后动力、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卷了进去的消费至上的文化-意识形态”之后,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对消费文化保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是必要的。如果说,商品、广告、媒体是消费文化得以滋生并蔓延的三大支柱的话,那么,经济发展、环境条件、历史传统就是对消费文化保留必要的批判的三大角度。”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者所说的消费文化就是消费主义,或者说消费主义文化,他们强调要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与尹世杰强调“要弘扬消费文化,反对消费主义”的立场,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表达了对消费文明建设的学术关怀。

理论上,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很有中国特色,注重主观理想,注重观念表达,其研究主要表现为“要如何”或“应如何”的观念演绎,这是一种本土化的消费文化研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相一致,本质上是对消费伦理的理想化阐述。这样的研究取向不失为消费文化研究的一个向度,然而并非唯一向度。其理论缺陷在于,缺乏具体的问题意识与深入的学理分析。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文化采取简单化的否定与排斥,更是十分幼稚,完全没有认识到以消费主义为内核的消费文化已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再生产模式”,更没有认识到西方消费文化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社会批判,到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商品消费的符号学分析,已形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传统。换句话说,西方消费文化研究,尽管是在消费主义的意义上使用消费文化概念,却并非是在倡导这种文化,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是在批判这种文化意识形态。只不过他们的批判是建立在深刻的学理分析基础上,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应当说,只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社会结构机制进行深刻的分析,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才能是深刻的。与倡导消费文明的学术立场相比,这种社会批判的研究取向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也更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在我国的消费文化研究中需要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