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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金融危机论文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1篇

1.企业融资受限。

企业融资困难是全世界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我国企业的融资更是因为国家明文规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由此导致我国不少企业不能够很好的从市场中直接获得融资,多数的企业便采取银行贷款的单一方式进行融资。而银行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又有着诸多限制和规定,这更加剧的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2.企业对投资缺乏科学的分析论证。

由于企业不了解行业的市场走向,在其运作的过程中会出现投资项目获利低、甚至是亏损的现象。此外,在没有对投资方向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把握就盲目投资,一旦企业进入经营阶段就长期处于亏损的状态之下。

二、流通企业该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财务预警机制

1.加强流通企业对企业内部的财务控制。

在企业内部要建立岗位责任制,结合流通企业的经营特点和现状,对资金、采购、存货、信息管理等进行严格的责任制。要确保各个业务各个部门互不相容,互相监督和制约。在流通企业的内部控制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资金的控制。建立健全资金审批工作,一切资金的流动都要经过资金支付申请、资金支付审批、资金支付办理这三个环节,层层把关做到对资金流向的有效监控。第二,对采购、付款及存货管理的监控。要制定明确的采购流程,对供应商采取供应商评价制度。同时要根据企业的销售计划和实际销售量合理制定采购和存货计划。第三,对销售业务与收款业务的监控。要科学合理的设置销售与收款业务机构,谨慎的配备有能力的员工。要明确部门的职责与分工。要严格控制销售、发货与收款流程,管理好应收的账目,登记好未收的账目。

2.合理运用企业财务预警指标。

流通企业的预警指标要求:流通企业预警指标的设置要有较强的操作性,要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企业要选择能够反映企业的获利情况、偿还债务的能力、未来发展趋势和资金储备能力的指标。此外,流通企业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所以在考虑预警指标时应包括:企业的运营能力指标、企业的发展潜力指标等等。当预警指标完成后,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和大的市场背景下自行合理调控。下面,笔者就几个重要指标进行分析。

2.1企业的运营资金。

对企业资金的有效监控和管理可以保证企业在一定时间内,对自己的债务以及盈利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不至于引发负债到期而导致资金流动混乱的情况。企业的运营资金越大,企业大财务状况越稳定,相对的企业的生产活动也就进行的越顺利。但是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也会因此大大降低。所以要将企业的运营资本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且流动性较强的范围内。企业可以参考同行业平均运营资金来制定本企业的运营资金预警区间。

2.2资产负债率。

由于融资渠道困难,多数企业的负债对象比较单一,导致了我国零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这也反应了我国流通企业的偿债风险要高于国际水平。流通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情况及时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降低偿债的风险。

2.3毛利率。

通过营业毛利率,能够清楚的反映出企业采购成本是否合理,商品的销售价格是否合理,同时还能够反应出销售策略是否合理。将每一月,每一季度,每一年的企业毛利率形成数据,就能够看到其变化趋势,帮助企业直观的分析和找出预警超标的原因。

2.4利润的增长率。

利润的增长率可以有效的反应企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能力。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过慢,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有不利影响,但是企业利润增长率过快又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企业可以综合企业发展的各个因素制定利润增长率。若企业的标准利润增长率为7%,那么其预警区间可设置为6.5%到7.5%。

2.5企业的或有负债率。

或有负债率是指可能发生的债务。这种负债率不会直观的表现在企业的负债情况上,但是若不及时注意它也会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企业的或有负债率越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要设置合理的预警区域,保证对或有负债率的实时监控。

2.6企业存货的周转率。

企业存货的周转率可以反映企业在采购、储存、运输及销售方面的情况。也能够直观的反映流通企业的运作情况。所以企业要根据实际情况确保库存量既安全,又要符合企业的资本投入量。

三、结语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2篇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总特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破坏性极大,本次次贷危机对美国的投资银行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的打击,美国的前五大投行中有三家濒临破产,另外两家也面临着转型困境,其他金融机构也是惨不忍睹,欧洲的主要经济体也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中;第二,影响范围特别广,全球的金融市场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很多边缘小国都难以幸免;第三,持续时间长,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到目前为止已有7年的时间,很多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未能完全摆脱自身的财政危机,以希腊为例,财政危机不仅没能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开始向周边国家蔓延。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呈现出了一些新特征,首先,财政危机与货币危机陷入恶性循环,2010年,就在全球经济出现好转的前夕,美国经济突然二次探底,欧债危机也愈演愈烈;其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作用,从而引发了连锁反应,除了存在以往传统的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的问题,在借贷消费或消费过度和财政、债务等虚拟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金融创新产品领域爆发的;再次,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并存,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变化也不同,金融衍生品系统又比较复杂,这些问题都使得金融危机变得更为复杂和不确定[2]。

二、基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这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和争论,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的经济学者认为本次危机是监管不当、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造成的,甚至对危机抱有一定的乐观态度,但是随着危机的持续,影响范围的扩大,在危机现实面前,这些经济学者却显得极为尴尬;而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对危机的严重程度评估得比较现实,看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他们认为通过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完全能够抵御这场危机,但是在2010年,美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后,反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凯恩斯主义随后也受到了各国的质疑。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了一句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在此验证了这句话,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又一次强有力的证明[3]。事实证明,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其想获得无限发展只能是一种幻想,当泡沫膨大到一定程度时势必会发生破裂,从而引发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无论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还是持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立场的经济学者,其论述的观点只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表层原因,他们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深层次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借助《资本论》来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趋势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家无休止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这一本质并未改变,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从表面来看,是由虚拟资本盲目扩张、过度膨胀引发的,政府监管不力、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等因素也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实质上,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则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措施起到的只是暂时缓解作用,治标不治本。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各国对本国的金融机构的救助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其原因在于这些机构所代表的正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2009年,世界开始进入后危机时代,美国在积极救市后,开始大量发行国债,致使金融危机尚未解决,国债危机又开始震荡世界,美国的财政危机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恐慌。与此同时,此次危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2011年上千示威者发起”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从中也看到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4]。

(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的启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2011年5月29日,第六届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论坛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宣言,让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解读以及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对我国的启示是:要把握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涵,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马克思经济学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资本论》中危机理论的逻辑出发,我们能够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向新生产形式的过渡,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由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危机,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充分借鉴《资本论》的经济观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努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5]。

三、结论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3篇

1.人造板出口价格优势渐失

过去几年,我国人造板出口的一大优势是价格,而这次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人造板行业的价格优势带来了挑战。这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的次贷危机给我国人民币升值造成巨大压力,美元资本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引起了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大幅上升,而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人造板成本趋于上升。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竞争中,我国的人造板出口价格优势就渐渐失去了,我国的人造板出口市场份额也渐渐缩减。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金融危机在打击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人造板相关企业的生产带来巨大冲击。数据表明,美国许多地区地板分销商或通过申请破产保护,或宣布关闭业务。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国会采取更频繁的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方式对我国人造板出口企业造成压力。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将进一步加深金融危机对我国人造板行业的不利影响。

3.人造板节能减排标准提高

虽然总体看来我国人造板行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明显,但在行业内部这种影响却分布不均。那些低产能、高能耗的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而高产能、低能耗、重视节能减排的企业销量却影响较小。这也说明国际市场对人造板行业节能减排的标准日益提高,一些行业内投资者也认识到,以往传统的靠增加投入和劳动力的做法已不可行,只有单线生产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的多重目标。与此同时,我国人造板机械化标准技术委员会也在2009年对各项排污标准进行了修订,将原先标准提高了许多,未来人造板在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可以管窥一侧。

二、中国人造板的发展方向

1.多元化出口市场

如前所述,我国人造板市场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抗风险能力较弱。要实现人造板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多元化出口市场,积极开辟新性消费市场;同时,优化出口结构,增加高端产品出口,淘汰低产能出口企业。

2.人造板产业升级

金融危机是中国人造板行业升级换代的一个机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许多人造板企业已经看到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对人造板的竞争的重要性,国家也提高可相应的技术和环境标准,未来人造板的发展方向必将是高附加值、低能耗、高技术含量的升级型产业。

3.人造板产业转移

人造板也会经历一个产业转移的过程,主要是地域上的转移,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人造板产地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价格不断上涨削弱了我国人造板行业价格优势,人造板行业未来会向成本更低廉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东部和南部将主要作为研发和管理中心。这种产业转移也是人造板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总结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4篇

(一)监督得不到有效合理的控制,导致统计工作产生风险我们大家都知道统计数据一般都是反映宏观整体现象,这种宏观整体现象往往都掩盖了事物的个体本质,因此大多数公众与某些部门对它产生怀疑却无从下手去监管,另外统计部门在统计信息时,占有主动权,具有权威性,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也容易产生职业道德风险,再有统计部门的垂直领导形式,使其工作都是“上派下行”,从而导致一些统计数据都是现有目标,再有统计,最后达到预期结果,统计工作的这种被动与尴尬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种从上到下无人监督,无人管理的现象所产生的后果是距离现实在越来越远,“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社会将进入颠倒是非,真假难辨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统计法的力度不够,加速统计数据的风险产生从上边统计风险产生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由于某些政府和个人短期利益的因素,而导致统计产生巨大的风险,这种短期的效益与其产生的长期风险是远远不对称的,但是许多政府与某些单位以及个人却还是选择了这一瞬间的短期利益,这是为何?我们常常听到某些单位或个人由于违反各种会计法、经济法,最后导致严重违反财经纪律、贪污腐化从而导致受到行政法律的制裁,严重者触犯刑法,最高可判无期乃至死刑和罚金。但是统计法律法规却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即使提供了虚假数据,即使受到行政处罚,也都是轻描淡写、隔靴搔痒而已,从根本起不到惩戒、震慑和遏止作用,却反而助长了统计数据失真的力度,加速了统计风险的速度。最后形成了“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的熟语。这也很好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针对当前我国统计工作职业道德产生的风险应采取的措施

(一)全面提高相关业务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统计工作涉及面广,对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能力要求高,它要求相关业务人员不仅懂得国家的法律法规,而且还要求相关业务人员掌握一定的财务、审计、经济、统计分析等一定理论知识,并且还特别强调了统计人员应该加强爱岗敬业、尽职尽责的职业道德,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修养永远是统计人员的最起码要求,也是有效地避免统计风险的基本前提,所以统计人员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如参加各种统计相关的考试、学习辅导班以及业务比赛活动,使他们融入当今社会潮流之中,这样可以增强统计人员的自我提升、自我风险保护意识,这也是抵制社会上统计工作不正之风最有效的措施。

(二)政府及主管领导要用正确的发展观去指导统计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统计是为政府部门服务的,这是国家参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市场微观调控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理念指导下,统计需要减少政府的干涉,甚至消除人为干预,这样才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所以各级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态度,从而合理地引导各级主管领导具有科学的世界观,进而正确指导统计工作,引导宽松的统计工作环境,使统计工作者在良好的工作氛围中,放下包袱,努力工作,为国家制定合理有效的重大决策提供真实的数据,从而真实地反映国家的宏观目标,这样更有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人们的安全、社会的和谐。

(三)加强统计数据的监督反映统计数据失真给统计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与隐患,其最大原因就是统计数据缺乏像会计工作那样的监督机构,另外统计数据的公布也非常笼统化,不如财务指标那样详细,计算方法与方式也不像会计那样进行详细地披露。所以国家应该尽早地出台一些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让统计部门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如时间间隔应该缩短,披露的数据来源、方法、处理的过程等统计信息应该详细,让数据的使用者与监督者能够很好地分析数据的真实可靠程度,这样不仅增强了统计的公众监督力度,又有利于公众对统计的了解与认可,进而也让统计工作者工作起来有的放矢,避免了其左右为难的工作情绪,更避免了统计工作的重大隐患风险的存在。

(四)加强统计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统计规章制度目前国家对会计、经济等各种法律法规都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与调整,此种方式方法得到了有效的反映,如偷税漏税逐步减少,行贿受贿、大吃大喝公款的现象极度收敛,这样不仅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与好评。那么如果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大力加强统计法律法规的建设,对那些原来不合理、不完善、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统计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删除或者合理的更新,并加以完善和必要的补充,如加大对政府与部门人为反方向干扰统计工作的监督与惩罚,加大胁迫统计工作者编制虚假数据而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统计工作者在此过程中给予抵制而受到的奖励制度和听之任之、同流合污而承担的法律后果等等规定。这样统计工作者才能坚定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使自己勇敢地面对不法分子坚持真理,永不胆怯。因为谁也不能拿自己的一生和终身的家产去赌注,迫使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这是杜绝统计工作职业道德风险,强化统计职业道德意识最有效的措施。

三、结束语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5篇

张谊浩(2007)构建了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三重套利”模型,分别从“套汇”、“套价”和“套利”三方面分析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从“套汇”、“套利”和“套价”三个维度阐述国内拉动因素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引入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推动因素,包括全球性因素和传染性因素并分析其作用。

1.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1)被解释变量———我国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国际上目前常采用三种方法计算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直接法、间接法和混合法。因本文拟采用的数据频率为月度,从数据可得性来看,采用间接法最为合适。根据刘莉亚(2008),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FDI净流入。张明和徐以升(2008)对贸易顺差和FDI净流入进行了调整,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外汇占款增量-贸易顺差-FDI净流入+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其中,贸易顺差中隐藏的热钱为名义贸易顺差与正常贸易顺差之差,根据张谊浩和沈晓华(2008),正常贸易顺差=当月前四年个月贸易顺差的移动平均值。用FDI实际利用额作为FDI净流入的替代变量。则可以得到公式: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外汇占款增量-正常贸易顺差-FDI实际利用额(1)根据式(1)计算出我国2003年3月~2013年9月的月度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规模。(2)解释变量———各影响因素。可以纳入解释变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率差、国内外物价差、国内外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差、人民币汇率预期以及我国经济证券化水平。本文还创新性地考虑了国内学者甚少考虑的全球性因素和传染性因素,其中全球性因素包括全球流动性和全球风险,传染性因素用交易成本来衡量。①国内外实际利率差(IRD):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国内外利差越大,国内外预期投资收益率之差越大,为套取利息差而流入的短期国际资本流规模越大。人民币利率以我国3个月定期存款利率代表,美元利率以美国3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以CPI相对于上月的变动率代表。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②国内外物价差(CPID):物价水平持续上升程度反映了一国的经济是否稳定。此外,国内物价相对于国外物价上升,会导致该国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进而影响到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规模。国内外物价差以中美两国CPI相对于上月变动率之差衡量。③国内外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差(REESD):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套取国内外资产价格之差。因为房地产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更为密切,故用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之差代表国内外资产收益率之差。中国房地产价格采用国房景气指数中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分类指数,以该指数相对其上月的变动率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收益率。美国房地产价格采用美国房地产价格和景气指数中的标准普尔/CS房价指数:20个大中城市来代表,该指数相对其上月的变动率作为美国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中美房地产市场收益率之差即为国内外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差。④人民币汇率预期(EXEP):汇率是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重要因素。首先,一国的汇率稳定反映了一国的经济状况比较稳定,因而具有较为稳定的投资环境,这会大量吸引外资的进入;另一方面,本币汇率升值预期会导致本币在国外购买力提高、外币在本国购买力下降,这将会使得本国在外国投资增加,同时抑制外国对本国投资。人民币升值预期=-(3月期人民币NDF报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⑤经济证券化水平(FIR):证券化率指的是一国各类证券总市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证券化率越高,意味着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反映了一国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及抵御资本流动风险的能力。因本文采用数据频率为月度,而我国只公布GDP的季度数据,因此采用每月的工业总产值来近似代表月度GDP。经济证券化水平=(股票总市值+债券总市值+共同基金总市值)/月度工业总产值⑥全球风险(RISK):全球风险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动规模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全球风险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动更为谨慎,这会减少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另一方面,我国各方面的管制相对较为严格,金融体系较为安全,国际资本可能会在全球风险上升时流入我国以寻求一个“安全港”。全球风险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计算的波动率指数VXO衡量。⑦全球流动性(LIQUIDITY):全球流动性增强,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更为活跃,在其他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得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增加。全球流动性以经过季节调整并经过各国GDP加权的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M2供应量衡量。⑧交易成本(TC):Richard(2002)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不仅与目标国家的市场规模有关,同时也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本文将交易成本视为传染性因素。交易成本又指交易摩擦,以关税收入/进出口总值衡量。

2.模型形式的设定。根据以上“三”之“1”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选择,构建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如下。

3.变量预处理。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变量平稳性,否则易出现伪回归现象。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金融危机之前,只有CPID、REESD和RISK三个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他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一阶平稳。在金融危机之后,SCF、REESD、EXEP、FIR、LIQUIDITY和TC六个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平稳,其他变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一阶平稳。

4.实证方法和步骤。由以上“三”之“3”可知,变量序列中既含有平稳序列,又含有一阶单整序列。若想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可以运用Pesaran(1995,1996,2001)提出的边限协整检验和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ARDL-ECM。对式(2)中的各变量充分滞后,并根据AIC和SBC准则以及序列相关LM检验统计量选择潜在的各个滞后期Pi。但是滞后期数太多的话,容易产生序列相关的问题,所以本文最大滞后阶数选择为6。根据滞后的一阶差分变量的最小二乘回归得到AIC、SBC、序列相关的一阶、四阶LM检验统计量。根据检验结果,只有在滞后2阶和滞后5阶时,序列无显著序列相关。所以可以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和5。式(4)与式(5)均为金融危机之前不同影响因素与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长期关系。ARDL形式代表了各解释变量的之后结束,反应了不同影响因素与我国短期部级资本流动之间的短期调整关系。在金融危机之前,ECM(-1)的系数为-2.06(0.000);金融危机之后,ECM(-1)的系数为-0.63(0.015)。ECM的系数均显著为负数,说明模型设定正确。误差修正机制为:在t-1期,若ECM(-1)>0,即短期国际资本净流入超过长期均衡水平,因调整系数为负,使得DSCF变小,即t期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净流入减少,恢复至长期均衡水平。若ECM(-1)<0,则调整方向相反。

5.结果分析。就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而言,国内外物价差、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全球流动性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具有显著且一致的影响。而全球风险在金融危机前后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金融危机之前,全球风险增加,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减少;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风险增加,流入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增加。说明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安全港”的地位得以充分发挥。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利率差、全球风险、交易成本和我国经济证券化水平成为了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显著因素。金融危机之后,模型的可决系数明显的提高。这说明该模型更适用于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强烈的波动,剧烈的冲击使得各经济变量已经偏离了其原有的均衡关系,使得模型的解释能力变弱。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由于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全球经济状况及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也变得愈发不确定。在国内因素的基础之上综合考虑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全球性因素和传染性因素使得分析更加全面完备。影响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长期因素主要包括国内外物价差、人民币币汇率预期和全球流动性,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利率差、全球风险、交易成本和我国证券化水平等因素发挥的作用也愈发重要。由于我国利率和汇率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但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利率和汇率可自由浮动的幅度将逐渐增大,其对我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影响将会日益重要,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愈发活跃。因此,应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保证我国利率水平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根据供需而调节,并对利率和汇率进行严密有效的监控。

为防止物价水平变化过于频繁、物价变化幅度较大而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应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采取多种宏观调控措施抑制物价膨胀,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长期较低水平。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6篇

1.受访者的简要特征。在受访者中,男性占47%,女性占53%;年龄在16-29岁的人口占38.7%,30岁以上的占60.9%,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占0.4%;平均家庭人口数为3.3,偏高于俄罗斯的平均家庭人口数。这表明,受访者中老年人口的数量较少,因为通常老年人都生活在小家庭中,其家庭人口数一般为1-2人。另外,受访者的教育程度与全俄平均教育水平相符。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23.9%,高等教育未完成者占2.8%,受过初级和中级职业教育的占42%,具有高中学历的占23%,初中学历的占7%,小学及以下的占1.1%。在两轮调查中,认为其物质条件属于“中等”的受访者占60%,认为“较差”的占30%,认为“极其差”的占3%,认为“较好”的仅占5%。危机直接影响到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的评定。部分受访者认为近两年来其物质条件“恶化”,2009年这一比例为52%,2008年为37%;同一时期受访者中认为其物质条件有所“好转”的家庭比重则从15%减少到10%。调查显示,受访者失业的普遍原因是被解雇。由于编制缩减,从工作岗位被辞退的比例2008年为28.5%,2009年为27%,最终以临时性、季节性工作替代的相应比例为11.5%和9.6%。

2.异地就业。访谈前有部分失业与就业人口近两年内在其他居民点工作过,这一比例2008年占7.8%,2009年为11.1%,这部分人口中来自中心城市的极少,因为他们能在邻近的市镇找到工作,每天保持通勤式的往返,因此不应将这种状况解释为“外出(异地)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这一指数有了实质性上涨,这可解释为危机爆发时期失业增多的结果。部分曾在大城市由于危机爆发而失业的流动人口,开始返回到家乡常住地的就业部门求职。正如俄罗斯社会发展与卫生部副部长托比里娜所言:“那些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其他大城市工作过的俄罗斯公民……,现在都回家乡了,因为他们在这些大城市失去了工作……,许多地区,包括基洛夫州、彼尔姆边疆区……失业率都有所增长,就是由于很多人过去都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州工作……,现在这部分人纷纷返回,于是那个地方的失业率便上涨,所以不只是因为危机的严重影响,还在于人们从那些更发达地区失业后的返乡。”据统计,近两年内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经常性的定期外出打工”的,2008年占3%,2009年占3.8%,“偶尔的不经常的外出打工”的相应比例为4.7%和7.4%。这种外出打工的频率,非地区中心的城乡居民比地区中心城市的居民约高出2倍①,但在2009年,中心城市的居民中迁往其他城市的比例有了明显上升,指数已接近农村居民。公民临时性劳动迁移的普及与发展,在俄罗斯国内是一个重要的却很少被关注的问题。这类迁移往往未被包含在移民统计的范围之内,因为其外出从事的是临时性工作,没有变更常住地并且在新住地也没有相应注册。利用部分调查资料可以确定临时劳动移民的规模。根据2001年在俄罗斯7个城市所进行的家庭调查数据,俄罗斯临时劳动移民的规模约为250~300万人[4]。另有资料显示,当前劳动和商业移民的数量共计约450~580万人[5]。对10个地区中心城市的居民关于迁移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异地)工作的家庭占4.4%,很多受访者表示,在最近2年内他们(或其家庭成员)外出目的就是到其他居民点打短工,其中这种类型家庭中有1.7%是经常性外出。至少有2/3的受访者认为,外出(异地)工作是主要的和唯一的出路。部分地区性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研究结论。根据1993—1996年间在利佩茨克的调查结果,在异地打短工的占受访者的3.7%[6]。当然不能依据文中分析的对失业与求职人口的调查资料,来判断这种外出(异地)工作的普及性适用于俄罗斯所有居民,因为这些调查的范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它们能够为我们补充些对这一问题发展过程的新认识。尽管2009年外出劳动人口的比重有所增长,但出行方向却是十分稳定,多数是在本地区内迁移,且首选本地区首府城市,另外近一半人迁移至其他地区。这样人口均匀地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与其他地区之间流动,另有少部分人出境工作。迁移至莫斯科地区成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南、北高加索圈居民的普遍选择。乌拉尔地区的居民常迁移至汉特—曼西自治州,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失业、求职人口中却很少有迁移至莫斯科的。地区中心的居民通常较少参与本地区内的劳动迁移(见图1),这个结论也被2005年的调查结果所证实,2005年针对10个大城市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6%的居民选择在本地区范围内迁移。选择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作的在所有居民中都很盛行。此外,大城市居民中出境工作的常见一些,但境外工作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步缩减,2005年在所有外出(异地)工作的受访者中“境外工作”的占16%。

3.求职途径。失业与求职人口转向就业服务部门,想在其协助下找到工作。此外,还有其他的就业手段,据调查,有57%的受访者“依靠朋友和熟人的帮助”找工作,还有28%是“依靠亲属”。另外,有47%的受访者通过报纸和电视广播中的广告,有23%的受访者是利用互联网,而采用私人中介服务方式的仅占7%,还有少数想尝试创业的占3%。据调查,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镇、居民点)寻找工作的超过受访者的80%,在本地区范围内的占14-15%,在本地区范围之外的不超过8-10%①。2008年有73.5%的受访者“在自己所在的城市(集镇、农村地区)找过工作”,2009年这一比例为71%。受访专家指出,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准备找工作并迁往其他地区(城市)的比重在危机爆发前后并没有发生改变,一直是保持在4%的水平。在这种状况下,2008年近47%的专家和2009年近40%的专家都认为,在他们所在地区(城市、区)这部分人口的比重仅占1%或更低。“地区中心”的居民在“外地”找工作的比例是最低的,在“本市”找工作的2008年占89%,2009年占86%。这与2005年的调查结果相近,2005年针对10个中心城市居民移民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的求职者中,有90.3%是在“本市”找工作的[7]。对于非地区中心的城乡居民而言,比较普及的求职方案是在本地区(州)内,这一比例2008年为20.6%,2009年为21.6%,他们多数准备在州首府城市或其他大城市找工作,这也是现阶段准备迁移人口的通用策略。尽管失业与求职人口去其他城市和地区找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就业局就应该只按居住地提供工作。一般地区中心的城市居民最希望提供本市就业机会,但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准备去境外工作。2008—2009年的危机并没有促进移民比例的增长,“居住地”这一指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二、限制失业人口移居积极性的因素与迁移方向

1.限制移居积极性的因素。挖掘移民潜力———是移民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一系列条件限制,有些迁移的想法并不能实现。因此对调查的数字结果应持一定的谨慎态度,不可绝对化。2008年在失业与求职人口中,有17.7%的受访者愿意经常性或临时性到外地工作,在2009年这部分人口占18.5%。“农村居民”中愿意迁移的占22%,“中心城市居民”中占15%。受访者的迁移意愿会在某种状况下作以调整。在调查中,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提供给您一份工作地点在外地、待遇很好的工作,同时提供住所,您是否愿意接受?”有54%的受访者答案是否定的或是难以回答,回答“当然愿意”的占10.5%,回答“可能会去”的占13.5%,还有22%的人回答“这取决于去哪里”。如果要去的是农村地区,则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前往。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中“具有明确迁移意愿”的,2008年占4.2%,2009年占4.4%。当问到:“您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想离开自己所在的城市?”多数回答:“我就是想离开自己住的居民点。”结果发现,居住地越是往东,其迁移意愿表现得越是明显。通常居住在远东地区的居民大多是不愿迁往农村地区的,一般只有俄罗斯南部的居民较喜欢乡村生活。劳动人口的迁移愿意还体现出一定的年龄性特点。统计资料表明,移民的年龄高峰期是17-24岁。超过这一年龄范围,迁移意愿会逐步减小。另有200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打算变更居住地的家庭比重,从18-19岁年龄组的19.9%到45-49岁年龄组的6.4%一直是在不断缩减的。对于45-49岁的人口而言,多数人的子女已步入成年,与家庭联系减少,所以这一年龄段的人生活更为自由些,有可能选择迁移。一般而言,农村人口和中心城市人口往往表现出更积极的迁移意向。通常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强的迁移意向。失业与求职人口迁移意向的强烈程度与受教育水平相关。通常学历越高,迁移倾向越明显(见图3)。同时在每一个学历层次内,年轻人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迁移倾向。迁移意向与失业、求职人口的就业现状和失业年限无关。2005年的研究资料也显示,失业人口的流动潜力比就业人口的要低一些。一般人们不愿离开居住地的主要原因包括:相信能在当地找到合适工作、异地住房困难、不愿中断当地的社会联系、不想进入社会“底层”、已经适应了当地的日常生活与风俗(见表1)。其他原因,比如“没有钱搬迁”、“信息不灵通”等都是次要的。受访者尤其强调这些与“当地”有紧密关联的理由,这在研究大城市居民的迁移问题中尤显突出。

2.潜在迁移的方向。对于那些“为了工作”而准备迁移的人口而言,对于迁移地点的选择一直是很稳定的。潜在的移民流向可分三个部分:有25%-30%的人口选择所在州的范围内迁移,40-45%的人口选择在莫斯科地区、圣彼得堡或这些城市的组合,近30%的人口根据推荐地域选择去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地区中心城市的失业与求职人口,基本上是认同迁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而选择在本地区内部迁移的很少,不到13%。相反,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认为去这两个“首都”城市,不如选择去本地的中心城市更理想些。受访者潜在的迁移意向贯穿着“梯度迁移”理论,即地区中心移民迁往首都,而农村地区和边远区域的移民迁往地区中心。

三、失业人口迁移的预期工资与住房要求

2008年,俄罗斯的平均工资是17300卢布,2009年尽管爆发了危机,平均工资数额还是有所增长,达到18800卢布[8]。关于失业与求职人口的调查材料包含了受访者当前或最后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信息。2008年这个数目是9600卢布,2009年是12700卢布。同俄罗斯平均水平相比,受访者的工资收入是比较低的,可以说是“较差的工作”。47%的受访者认为,“较差的工作”特点就是低工资、不及时发放。此外,也有可能是受访者说低了自己的工资收入,只说了纯收入等。调查显示,城乡人口的工资水平是有差异的。来自中心城市的受访者,2008、2009年的工资分别为11000卢布和13500卢布,来自农村地区的受访者相应为8400卢布和10700卢布。这样很多农村居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处于最低水平的(见表2)。大部分受访者都属于低收入人群,2008年有86%的受访者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这个比例为83%。为此他们愿意变更居住地,以获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这个“高收入”的标准2008和2009年依次是平均每月收入36500卢布和39700卢布。来自中心城市的受访者对工资的最高期望比农村居民的要高一些(见图4),但最低的“迁移价格”也要每月超过30000卢布。平均来看,受访者的工资期望值与当前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2008年和2009年分别为3.8倍和3.1倍。对专家的调查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专家认为,为促进求职与失业人口的迁移,2008年、2009年迁入地工资应平均高于迁出地工资的4.4倍和3.7倍。专家所赞成并由就业中心提议的平均工资数额相应为35900卢布和34400卢布。我们可能会质疑期望工资数额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只有在确认预期收入会有实质性提高的前提下,人们才会准备去“异地工作”。如果移居另一个城市需要通过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那么这种条件就不太现实。危机没有扩大,甚至缩小了迁移人口中低收入人群的比例(见表3)。这样,就业局提议的工资额度与这种期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2009年2月《俄罗斯工作》提供的空缺岗位的分析表明,其中87.6%的岗位所提供的工资低于20000卢布。多数工资较高的工作都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受访专家指出,以上的工资期望标准与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差距,其差距在5000-10000卢布之间。处于最低水平、只能维持生计的工资比重2008年占39.9%,2009年占44.2%,因此多数空缺岗位无人问津。3/4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很高的专业技能。根据专家提供的资料,提供住房的职位不超过5.5%。所以,除了工作和工资外,住房问题也是在迁出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在一些人口流动性很高的国家,住房问题主要是通过租赁形式解决的。许多家庭甚至一辈子居住在租来的住宅里,换房取决于各种需求的变化,比如家庭构成有了变化、空间不足、更换了工作等。在前苏联,几十年来一直是通过公民证制度和户口登记制度把人与住房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未被真正研究过,引起关注的只是一些关于农村人口流动和大城市发展的行政限制[9]。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以及在多方面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迁移意愿,因而只有少数人实现了迁移。取代户口登记制和行政限制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是一些新的因素,这主要包括不同类型住房的价格差异、与工资水平相比过高的租房费用等。当前俄罗斯的房屋租赁市场还不算复杂,出租方与承租方相互关系简单。私有化的实施,使大多数俄罗斯人迅速成为了住房的所有者,但这也成为人们变更工作与生活居住地的最大障碍。对于苏联居民而言,获得住房是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且这也是一种珍贵的财富,因此只有极少数人会放弃它。另外,不动产买卖中存在的一些欺诈手段以及高额的中介服务费用,限制了人们对住房的自由处置。同时信贷系统的不健全也加剧了这一难题。因此在研究移民意向时需要特别关注人们的住房问题。多数受访者认为,迁移问题应结合住房条件考虑,临时性地解决住房问题,比如住在“廉价宿舍”或“公有住房”只适合少数人。(对于有和没有迁移意向的人而言,目标需求是不同的)(见表4)。这样一来,危机并没有影响受访者的住房需求,“仅提供工作”或“简易解决居住问题(如提供宿舍)”仅能吸引少数的失业与求职人口。针对2009年2月《俄罗斯工作》提供的空缺岗位的分析表明,仅有5.3%的岗位包含有“提供住房”的信息,这与专家的回答相近,2008年和2009年平均仅有4.8%的岗位提供住房。因为多数岗位的工资收入并不高,所以不能解决租房问题,因此这些空缺岗位对于迁移人口而言缺乏吸引力。必须组织居民迁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居住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多年。问题在于,如果国家提供援助的话,有些人是很愿意移居这些地区的。欧洲地区的居民中,包括乌拉尔地区,2008年愿意迁出的占3.5%,2009年占5.2%。另外,相应有20.1%和21.6%的受访者提出,这要看国家的援助力度。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居民中,有意向移居欧洲地区的2008年占4.6%,2009年占5.0%。同时,相应有23.2%和17.9%的受访者表示,“暂时还没有这种迁移想法。”这样一来,愿意在国家协助下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失业与求职人口的比例,与那些想迁往欧洲地区的东部居民的比例大致是相等的。人们对行政干预的反应取决于政府提供援助的力度。援助手段就是提高迁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2008年受访者认为,能够吸引他们迁往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平均工资是每个月65000卢布(相当于当前工资水平的6.6倍),2009年认为应达到每个月68000卢布(相当于当前工资水平的5.4倍)。不同居住类型的居民对工资需求的数额大小稍有差异。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居民认为,为了制止人们迁往西部,该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应高于全国工资水平的4倍。2008年有77.9%的受访者认为,为促进居民向东部迁移,同时保留住东部本地居民,国家最有效的援助手段应该是“提高工资水平”,有63.5%的人则认为,“提供好的住房”才是最好的援助。2009年相应的回答分别占78.8%和61.7%,其他的援助手段,如“提供信贷方面的优惠”、“分给一块土地”、“协助搬家”、“发一大笔搬迁费”等,受访者认为这些都是效果甚微的。

四、结论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7篇

我国的投资银行业务监管模式是采用外国现行的监管模式,这也是一种集中型的监管模式,可以为投资银行业务开展提供良好的管理。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投资银行业务监管方面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影响了投资银行业务的开展,也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1.现行的监管发展模式没有明确的定位。当前世界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附属全能银行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和独立发展模式,这种不同的模式也造成监管模式的多样化,我国的大多数投资银行是以证券公司或者金融机构附属部门的形式存在,并没有主流的发展模式,这一切都表明我国的投资银行的发展模式依然处在探索的阶段,在一些规章制度方面没有完备的发展模式。当前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不断的增强,对于我国的投资银行专业化水平和市场占有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逐渐的完善,投资银行业务的发展也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2.业务范围窄,创新能力差。当前国外的商业银行业务开展广泛,其业务创新性较强,但是,我国银行投资业务范围窄,创新不足,也是制约我国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投资银行从事的业务主要有证券承销和经纪,各个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只有部分较大规模的银行开展了财务顾问、并购重组、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但是,在业务的开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业务经验不足、业务信誉和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的问题,这也和我国的投资银行开展业务的时期比较短有关,但是,也反映出了其和外国投资银行之间存在的差距。

3.监管方面存在着未能覆盖的灰色地带。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跟不上金融发展的脚步,在监管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多的灰色地带,例如: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是负责投资银行的监管机构,但是,其监管权限只限于商业银行,不能够对整个的金融行业进行统筹的监管,从而造成了金融行业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经济极度扩展的时期,投资银行的部分业务更是处于无人监管的局面,这种宽松的监管环境,造成了投资银行为了追求过度的经济效益,而忽视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同时金融创新也给业务的监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业务的创新造成了金融业务操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高层机构也很难全面的预测出其业务开展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此外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和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以及保险公司的业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形成了风险相互承担的局面,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就会造成了风险的扩大化,从而加重了经济危机的危害性,造成不可预估的严重损失。

二、我国投资银行的监管趋势和建议

1.投资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对于投资银行而言,选择合适的经营模式是至关重要的,通过美国的投资银行调查结果显示,混合经营的模式并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优势,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投资银行纷纷转型,以缓解投资的流动性不足,对于投资银行而言纠正金融交易过度放大的杠杆率才是避免出现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否则,投行转变为银行控股公司并产生关联交易,会蕴藏更大的危害。根据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对于经营模式的选择要吸收外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同时结合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信用状况,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经营模式。中国的投资银行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可以在集团综合法人分业模式下进行,探讨分析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经营模式,同时要注意经营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此外在综合经营的过程之中,要加强对于商业银行的审查监管,对于其信用衍生产品也要强调其资本约束,避免在开展业务的过程当中出现道德风险,在金融衍生产品的的推行之中,要秉承透明的原则,让客户充分的了解到产品的信息情况,限制衍生产品的杠杆率并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还应该控制投资银行的规模,对大金融机构也不宜放松风险控制和杠杆率约束。

2.在风险的转嫁中控制和管理风险。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对于投资银行的业务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避免投资银行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的扩张其业务,要加强对于金融机构流动性的监管。因此,要关注储蓄率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基础性作用,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其新产品、新业务的创新要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进行,避免出现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忽视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此外严格的风险管理是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和关键,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要灵活的进行风险转移,可以把金融风险由商业银行转移到投资银行上,从而把金融风险的危害性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等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增强对于风险的识别和评估机制,控制风险的过度扩张。

3.加强信息的披露、规范银行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并不能够把风险完全的消除,而是把风险从不同的投资者之间进行分散和转移,降低风险的破坏性,因此,金融创新并不能够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因此,要加强市场信息的披露,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尤其是要规范银行的金融创新,规范和改善投资银行的业务模式,提高产品的信息透明度。此外还要对金融创新过程之中的利益共同体加强监管,避免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创新产品的透明度监管标准,提高整体市场的透明度,加强系统性风险的披露,防治潜在的风险通过金融创新进行转移。

4.建立良好的竞争环境,促进行业的整合。当前我国的法律针对投资银行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律法规,从而造成了行业规范的空白,因此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并没有可以供参考的法律依据。此外很多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依旧存在着比较多的制约,尤其是在对投资银行的违规和处罚方面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界定,这种法规的不规范和滞后现象,给金融监管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不利于我国投资银行形成有序的竞争环境。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为投资银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的实力,当前我国的投资银行整体资金实力都比较弱,因此,应当加强其行业内部的整合,积极鼓励投资银行业内部兼并重组扩大实力。

三、结语

金融危机论文范文第8篇

(一)居民消费与碳元素进口伴随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消费必然大幅提升。截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48002万吨标准煤,已跃居世界第一。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4%、石油占18.6%、天然气占5%、水电、核电、风电占8%,煤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石油居第二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至今我国石油供给还大量依靠进口,并且呈增长趋势。2005年我国石油消耗量为32537.7万吨,国内生产量为18135.3万吨,国外进口量为17163.2万吨;2010年石油消耗量上升到43245.2万吨,国外进口量为29437.2万吨,超过国内生产量的20301.4万吨。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必定进一步增加石油的消耗,巨大的石油需求将进一步增强对进口的依赖度。

(二)居民消费与碳元素安全在居民消费领域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汽车的消费。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扩大内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以及众多车企的快速发展,汽车消费量增长十分迅速。由于汽车价格比较昂贵,而且汽车行业关系到一大批上下游相关行业的发展,所以汽车消费对拉动内需具有明显效果,同时也带来了碳元素排放量增大和碳元素进口的安全问题。生产汽车需要耗用石油在内的大量资源,而购买汽车之后又需要消费汽油、柴油等燃料,使碳元素安全问题凸显。

二、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

(一)脆弱性是居民消费领域的特有属性消费是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与居民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并且直接关系到居民物质生活质量、个人身体健康、精神心理效用等切身利益。由于应对消费领域问题而采取的相应行动的成本并不高,所以一旦消费领域出现问题,居民个人、政府部门和整个社会能够立即对其作出反应并采取应对措施,而较少受时滞问题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三株口服液事件和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都很好地诠释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企业发展神话和民族品牌巨头在脆弱的居民消费领域中轰然倒塌,留下了世人的感叹与反思。这种居民消费领域特有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而消费领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脆弱性自然就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运行。

(二)信息非对称性冲击导致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时常关注信息传播和社会舆论导向,我们会发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正常、积极的信息往往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舆论的热议,而一些非正常、负面的信息却能够带来更大的舆论效应,从而形成更大的冲击力。这种现象在居民消费领域表现十分显著,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近年来出现的天价绿豆、天价大蒜、抢盐潮、神药板蓝根脱销等事件都反映出负面信息非对称性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巨大影响,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三)科技发展与创新促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创新推动着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企业的兴衰,促成了居民消费领域的脆弱性。新技术向新商品转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新商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层出不穷的新商品、新功能大大加快了居民消费的节奏。科技创新与商品创新对消费领域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满足着居民消费需求,更引导着居民消费需求,同时也加剧了消费领域的不稳定性,导致了消费领域的脆弱性。随着科技在经济中份量的不断上升,这种消费领域的脆弱性不断扩张,并足以影响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诺基亚、三星、苹果是中国人十分熟悉并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企业品牌。在21世纪初诺基亚凭借过硬的产品和集合众多高新科技的塞班系统,在中国乃至世界手机市场上独霸一时。然而,在安卓系统和IOS系统引领潮流的当前,三星手机、苹果手机大放异彩,诺基亚手机业务不得不易主微软。诺基亚的兴衰正表现了科技快速发展下,居民消费需求波动加大,居民消费领域脆弱性不断加剧。这种脆弱性无论是从企业还是从消费者角度,都影响着国家经济状况。

三、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

(一)微观层面消费是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行为。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状况选择合理的消费行为,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不仅能满足个人对消费的需求而且对于个人品行的修养、未来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在鼓励居民消费的背景下,扩大个人消费量的同时,引导人们把握适度消费的原则尤其重要。鼓励消费的目的在于提升居民个人消费量,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而不是倡导过度消费、非理性消费、奢侈消费。对于个人来说,过度消费是一种欲求膨胀和追求奢华的腐化行为,不仅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使正常生活不可持续,更易养成奢侈浮华的习惯,最终损毁价值观与世界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行为。葛立佺、孙英隽和周中之在研究中明确指出美国式过度消费、消费主义盛行是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二)宏观层面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在宏观角度显得更为重要。鼓励居民消费是相对长久以来我国消费需求被过分压抑,居民需求严重不足而言的。通过释放居民合理、适度的消费需求可以改善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对于带动三大产业持续发展、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减少经济增长的外部依赖等方面具有战略意义。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能够改善我国长久以来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缓解由于持续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巨额外汇管理风险。但是,如果采取不合理的消费政策,盲目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国民经济的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招致通货膨胀严重、社会奢靡成风、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等严重问题。一旦不合理地改变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形成过度消费现象,则国内扩大再生产将难以维继,生产性资本的缺乏会阻碍国内各产业的发展,国内供给不足必然会寻求国外供给,面对不断增加的进口,持续入超的外汇压力自不待言。美国国民储蓄率从二战后占GDP的40%降至不到1%,同时美国政府大造赤字,形成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而在这背后是以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巨额超发货币和国债以及大量流入的国际资本为依托的。反观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步履维艰,国内资本外流现象屡有发生。因此,必须正确看待鼓励居民消费问题,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