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主导金融体系与金融安全机制范文

[关键词]国际秩序主导国；国际金融安全；贸易冲突

一、引言

国际社会强势国家主导体系的研究与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是一种植根于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指在世界上某一个民族或国家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时，国际体系更易获得稳定。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国际金融安全已经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在当下“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强势的主导国能够为国际社会安全带来有效保障，但是强制稳定的秩序掩盖下的是“弱肉强食”式的稳定，与公平相差甚远。在当前美国当局的反全球化倾向中，国际金融话语体系与安全机制都将发生改变，对国际政治格局也将带来重大影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大挑战，这与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需要对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下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构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确定今后的经济发展方向与重点，形成更加特色鲜明的核心竞争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中国力量。

二、国际金融安全与秩序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

（一）国际金融安全的概念界定与内涵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意义在于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国家在国际环境中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保证自身利益的一个体现。而国际金融安全则更多关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国家在特定国际体系下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两个方面（韩田，2018）。在现行国际政治体系环境之下，各个国家扮演各自角色，从而让现行经济体系能够长久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有序而于全球发展有益的状态，是目前国际金融安全的目的之一。总的来说，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整体处于美国主导的稳定状态下，运用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能够获得最为贴切的解释。作为当今国际体系的话语权主导者，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等方面均具有远超其他国家的实力，因此在国际事务中话语权最大，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最强。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开始，美国便确立了对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即使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的美元与黄金解绑，而后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先后加入货币篮子，美国仍旧对国际金融具有强大且短时间内无可取代的控制力，这代表着美国在国际金融安全机制构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研究国际金融安全机制的构建，必须与当下以美国为主导的现行稳定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深入了解。

（二）主导国稳定国际金融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在主导国稳定国际金融理论体系中，秩序主导国是指某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具褒贬色彩，代表着某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通常作为强势力量的存在维持国际秩序整体稳定，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之一。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最早由美国金融学家金德尔伯格论述，概括来说，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认为，良好的国际秩序由稳定的主导国带来，主导国一方面贡献自身力量在国际社会上拥有大比重话语权维持秩序稳定，另一方面也因维护世界秩序的巨大成本而在此过程中受到消耗而逐渐走向衰落（张昕，2018）。结合当今国际社会总体格局，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其压倒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下，在国际社会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也在金融、政治、军事等方面运用自身实力使国际社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尤其在金融方面，19世纪的金本位制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直接体现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强势主导地位。近年来伴随着“一超多强”格局的进一步发展，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在国际社会的认同度逐渐提升，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与金融安全不可缺少的理论之一。

（三）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与构建国际金融安全机制的内在联系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为现行国际体系构建金融安全机制提供理论依据。从全球角度来说，国际金融安全机制的构建本质上是要组建一个具有公正秩序的国际社会，但由于地缘、宗教、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文化传统等诸多外在条件存在，国际金融在上层建筑方面很难在基础条件脆弱的条件下稳定，且单纯依靠国家间关系的自觉性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因此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中所提出的依靠强势主导国维持国际关系稳定便十分必要。现阶段维持国际金融安全的角色主要由美国扮演，在此过程中美国收获了一定金融福利，但也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了国际金融稳定与国际市场基本平衡（陈蕴哲，2018）。从我国自身国际金融安全角度来说，霸权稳定体系是当下所处的世界金融大环境，我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话语权国家的诸多阻拦，目前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我国的国际金融安全关系着国际社会安全与经济安全两个方面，需要在大环境下对此进行考虑。从我国现状来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坚定推行者，近年面临着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主导国的巨大阻力，中美贸易战便是一大体现，可见研究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内涵的国际金融话语体系发展规律与特征，对构建我国自身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主导国稳定国际金融视角下国际金融安全存在问题

（一）“一超”式微——国际金融体系“管理”角色衰弱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的基础在于，国际社会上存在一个在一定范围内绝对强势的“管理型”角色，他能够在国际金融事务中发挥强有力的规范作用。但当今国际金融体系主导国控制力相较于20世纪初已经有很大削弱，“管理者”与“世界警察”风光不再，对国际金融也失去了绝对控制力，依靠强权政治所树立的绝对领导走向式微成为必然。即使在认同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体系下，强权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衰落仍是必然的。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金融体系主导国在长期维持其军事威慑力和政治影响力下保持军费、公共产品、人道主义援助等支出而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二是在经济、科技迅速全球化的过程中，单一国家无法长期维持其在科技等方面的绝对领先，因此在很多领域不再具有绝对控制权，进而造成“管理”作用的削弱。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的反对者认为，依靠单一权力所有者形成的稳定国际秩序具有短期性和相对性，伴随着主导国影响的逐步削弱极易引起动荡和争端，但是现阶段尚且无法形成更加有效的国际体系，因此如今的美国主导功能的式微依旧给国际关系带来挑战（孙洪波，2014）。从金融体系来说，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美国华尔街掌握全球大量资本，与美国政府和企业形成有机整体，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形成良性发展循环，而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出现，使得两极分化逐渐加剧，经济危机出现在动摇现行金融体系的同时也使其往日风光不再。所谓“搭便车”式的发展越来越难，必然导致主导国的控制力削弱，而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原本依靠其维护的稳定秩序自然动摇。

（二）“多强”未强——现行国际体系缺乏稳定控制者如果说“一超”将要衰弱是当今金融体系面临危机的导火索，那么“多强”尚未崛起则使得现行国际秩序去向不明。尚未衰落的主导国与将要升起的新星总会面临竞争，良性竞争尚且能够带动周边经济发展，一旦走向恶劣的经济战，那么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因此，“多强”未强的局面带来的危机可以从两个方面谈起：首先是国际竞争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与全球化逆行。强国竞争无法单纯用政治或经济等性质衡量，而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在强国竞争过程中一旦涉及科学技术垄断、经济封锁、以及地缘政治手段等都会给双方带来发展上的阻碍，同时也会影响周边国家发展。当下备受各界关注的“中美贸易战”中，金融体系的战争没有硝烟，却能够动摇经济基础，进而使得上层建筑的原定发展步伐受到影响。目前，中美贸易战所涉及的领域众多，两国产业经济都受到严重影响。令人欣慰的是两国目前正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以期实现良性竞争。第二是与“一超”衰弱共同带来的国际关系群龙无首的局面。原金融体系主导国话语权削弱，新强国话语权尚且不足，在恶性竞争过程中极易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而国际关系中缺少强有力而单一的控制力，便极易出现冷战过程中阵营分裂的局面。大国博弈是为正常现象，在合理范围内进行能够促进国际市场良性发展，有利于公平，但是缺乏强有力干涉和仲裁的大国博弈很难把握博弈过程中的“度”，一旦越界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反经济全球化潮流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以美国为例强势主导国维持稳定的作用发挥更大程度上受限于某一国家主观愿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潮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但全球化过程也面临诸多阻力，诸如国际关系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反全球化的出现与全球化的发展几乎同步进行，部分人认为本国资本的流出与制造业的流出将会带来本国产业的空心化，进而造成实体经济衰落，造成失业与贫富差距加大（曾艳，2018）。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在合理的产业布局规划下的全球化能够为全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与工业的起步，也能为发达国家降低制造成本，因此总体上对世界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是，近年来的反全球化呼声提高，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反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于产业的整体升级与对外贸易的扩大两个方面，二者都与目前的主导权持有者——美国存在重要联系。对于美国来说，无论是高技术成本的军事装备与工业生产还是“搭便车”式的发展便利均需要高额财政支出，而近年来美国政府财政债台高筑，制造业因为本国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大量流出，造成国内居民失业与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也给政府带来巨大压力，因此现任政府在积极谋求制造业的回归，旨在振兴本国实体经济。谋求实体经济振兴原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此过程中采取单方面的长臂管辖，对贸易合作伙伴采取经济制裁与技术封锁，这对双方经济都将带来损伤。美国的反全球化立场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极大阻力，这是霸权持有国在维持自身领先发展地位与维护世界经济格局稳定二者之间做出的部分取舍（谢文泽，2018）。不只是中国，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不言自明，一旦其站在反全球化的立场之上，将会对全球的资本流通带来巨大阻碍，国际金融市场这重要一环一旦缺失，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替代方案，将使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进退维谷。

四、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视角下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方向

（一）进一步扩大经济全球化，形成全球范围内良好贸易氛围处于国际金融体系主导地位的美国现任执政体系具有一定反全球化倾向，因此近两年反全球化呼声更为明显。但是，为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良好的贸易氛围、维护国际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第一，从我国自身出发，经济全球化能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加深远而广泛的动力。经济全球化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资源和资本的流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了众多生产资料，在技术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些技术资料与生产资料以及资本积累能够流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充分发挥生产资料的资本潜力，带动地区间经济发展。众所周知，我国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目的在于推动过剩产能消化从而完成全产业链的转型和升级。但是单纯依靠国内市场内需拉动完成产能消化显然周期过长，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优势便得以体现。通过全球化的链条流动，过剩的产能与资源能够在合适的地方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从而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梁子岸，2017）。第二，从国际关系领域出发，经济全球化能够充分配置全球资源，推动各地区均衡发展。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仍旧占据大多数，具有丰富生产资料而生产成本高昂的国家将产业逐步转向资源丰富而缺乏生产资料的国家，不仅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资料，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自身产业模式的升级。资源和技术上的互通有无能优化全球资源的配置，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地区有外商投资建厂，带来了资金、设备与技术，而他们使用了我国廉价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虽然下游产业所带来的红利远远不如上游产业，但外商建厂为我国带来的是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如今我国的产业逐步向科技驱动型转变，与彼时的积累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能够推进全球资源的进一步优化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对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而推动全球范围内良好的贸易氛围。

（二）推动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与多边贸易，形成稳定有力的地区合作关系地区间经济合作与多边贸易是形成国家间合力的重要手段。国际金融安全的本质在于从博弈过程中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地区经贸合作与多边贸易能够通过贸易伙伴关系让不同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利用集体的力量在国际发声，形成“1+1＞2”的影响力。话语权相对较弱的国家和经济体只有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才能够在国家博弈过程中与主导国相抗衡，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从国际关系来说，一极化的世界格局难以保证公平，而国家间的合作形成的合力则能够在国际上形成有效影响力，促进国际公平。地区合作关系发挥国际影响力的经典体现在欧盟，欧洲地区在二战后经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在意识到孤掌难鸣的局面后，欧洲诸国历经多年逐步走向合作，从小范围内的经济合作逐步走向欧盟的形成。通过欧盟这一合法机构，各国统一发声，在国际社会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即使在现行体系主导国威压之下也仍旧保留更多自主的权利。另一形成稳定合力的经典案例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等国进一步扩大原有贸易范围，极大地节省了商业成本，发展速度迅速上升。我国在谋求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也在积极推进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与多边贸易，无论是中韩自贸区的建设还是与俄罗斯和非洲各国伙伴关系的确立，亦或是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都是通过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形成合力，从而谋求自身国际金融安全。如今身处反全球化浪潮之中，更应主动推进地区经贸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良好基础（丁贤哲和金环，2018）。

（三）促进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突破传统贸易壁垒南北对话的意义在于通过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与充足的资金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形成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氛围，促进国家间互补发展。南南合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文化特征等方面共同进行开发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进而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打破传统贸易壁垒的实质上是市场的扩大化，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贸易关系的构建实质上是市场与资源的互通有无。不同于传统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商品倾销与资源掠夺，南北对话是在现行相对公平体制下进行的科学地沟通与合作。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南北对话式的沟通方式而打开开放大门，走向发展之路，我国便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正是改革开放使得我国能够“开眼看世界”，让我国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心。南北对话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让发展中国家看到另一种可能，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发展模式。而南南合作则显得更为公平，不存在强势方单方面的贸易主导式经济开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能够在取得认同感的同时让相同处境的国家汇成群体，以群体的形式发出更加洪亮的声音，这对发展中国家提高国际地位以及提升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措施。传统贸易壁垒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通过经济全球化取得的全球化大发展能够从总体上提高全球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国家间的均衡发展，为形成有序的国际关系与公平的国际金融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稳固安全新机制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在一定范围之内能够维持国际关系的稳定与表面的和谐，但绝对的话语权很难带来国家间的公平。俗语云“清官难断家务事”，一味寄希望于某一个或几个国家做国际关系的仲裁者，而强权政治有时易为主观价值的形态所左右，一旦对形势有了错判，强权大国对小国的压倒性优势便会使得公平荡然无存。长此以往，国家间的关系会过于利益化而毫无信义可言，国家变成利益的机器，这十分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且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某些国家霸权主义思想，使其在主观意识驱使下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引起国际争端带来战争。因此，在今后的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我国更应着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形成稳固安全新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新时代复杂国际关系开出的良方。总体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打破了百年来霸权主义下不公平的国家间关系，倡导更加健康平等的国际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外交基本原则下做出的扩大化（程雨龙，2018）。通过国家间以平等公正为前提的通力合作，进行资源与技术等方面的互通有无，从而形成区域间的联动发展与国家间的共赢发展。以如火如荼的“一带一路”为例，通过构建“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形成更加大范围而有秩序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让资源、科技与资金互通有无，形成完备的合作链条，促进地区经济共同发展（崔建伟等，2018）。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对现有的“一带一路”等政策进行进一步完备并扩大其范围，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让今后的国际关系更加公平和谐，让国际金融安全逐步脱离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控制，走向健康发展。五、结语国际金融安全机制的构建，关系着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国际关系的和谐性，通过对主导国稳定金融理论的研究发现，在各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世界逐步进步的过程中，霸权主义终将在全球发展过程中走向消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更加科学的发展方向，而在消亡与构建的过程中如何谋求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国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更加值得关注。对我国自身而言，在完善自身经济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更应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通过不断发挥自身综合实力的作用，在保障自身国际金融安全的同时推动形成国际金融安全公正合理的新机制，为世界的未来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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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宝玲 单位：郑州西亚斯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