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可行性发展路径范文

普惠金融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多层次、广覆盖、有竞争的包容性金融体系，解决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但普惠既不等于扶贫，也不等于恩惠，普惠金融在强调包容性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商业可持续。我国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小额贷款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普惠金融体系中应有不同的定位和作用，参与普惠金融建设的方式也应是差异化的。笔者从国际视角对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主要模式进行分析，并对国内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可行路径进行探讨。

一、国际商业银行多种模式参与普惠金融

直接经营小额信贷业务模式。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体系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也是广大低收入弱势群体最为关注的金融服务之一。商业银行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有多种可行模式，主要集中于内部业务单元模式和子公司模式。内部业务单元模式是在银行内部成立一个专门的微型金融业务部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业务经营单元，但其不是独立的法律实体，要接受银行的统一管理。最简单的业务单元模式甚至就是在现有零售业务部门或者消费信贷业务部门中，引入新的微贷产品。内部业务单元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当属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简称印尼人民银行）的村级信贷部。印尼人民银行是印度尼西亚五大国有银行之一，其组织机构共分四层。第一层是位于雅加达的总部；第二层为地区分行，共15个；第三层为支行，共320个；第四层为村级信贷部，共3902个。村级信贷部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通常位于农村乡镇的中心，是印尼人民银行最重要的机构组成。一个典型的村级信贷部，通常可以覆盖16-18个村庄，拥有不超过12名员工，储户450名，贷款客户70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人民银行村级信贷部始终保持了盈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印尼人民银行。2003年，印尼人民银行上市，受益于村级信贷部的贡献，其资产回报率和股本回报率均远超当地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在子公司模式下，小额信贷业务单元则是独立于银行母体的法律实体。这一模式的成功案例也较多，比如秘鲁信贷银行设立的SolucionFinanieradeCredito，智利国家银行设立的BanEstadoMicroempresa，南非Teba银行设立的TebaCredit，约旦国家银行设立的AHLI微型金融公司等。

整合社会资源发展银行模式。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商业银行通过整合现有社会资源、发展银行的方式，较快地消除金融服务空白、改善低收入群体福利。例如，印度的工业信贷投资银行提出了“无空白点”战略，即通过扩展各种服务渠道，使每位农户都可以在周边10公里范围之内，便捷地找到该银行的服务网点。在此过程中，印度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只在少数交易规模足够大的地方开设分支机构，其他地方则主要借助“无分行”服务模式，也就是通过与特许店、信息站和微型金融机构等外部机构的合作，为农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其中，特许经营店就是农村地区的一些诸如出售摩托车的小店、农村杂货店等；信息站则是印度为消除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而设立的村庄信息中心，类似于互联网便利店。工业信贷投资银行利用遍布农村地区的小店，在其中放置可以联接银行网络的终端供农民使用，有需要的时候才派出员工到农村收款或放贷。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巴西的银行业务模式，即尝试将一些非银行机构发展为银行机构，以解决银行在边远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困难的问题。在银行业务模式下，巴西的零售商店、销售点、药店、邮局都可以银行业务，成为银行分支机构的重要补充。数据显示，建立40家机构的成本仅相当于建立1家银行分支机构。在2000-2008年期间，受益于银行模式的大力发展，巴西国内的银行账户数量翻了一番。同时，巴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银行运营成本更低，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多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巴西的做法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成功鼓舞了秘鲁等国家也大力发展机构。支持现有小型金融机构模式。相比小型金融机构，商业银行无疑拥有更多的金融资源和技术，因此即使不直接经营小额信贷业务，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为其提供各种支持，从而间接参与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除直接向小额信贷机构提供转贷资金，商业银行的支持方式还包括多个方面。如在信贷资产证券化方面，印度的工业信贷投资银行与小额信贷机构SHARE达成了资产证券化交易。工业信贷投资银行按照约定的折现率购买SHARE的信贷资产包，SHARE继续承担贷款管理职能，并以第一损失担保的形式，为这些资产提供担保。

通过资产证券化，小额信贷机构可释放出更多的信贷规模用于进一步扩张。又如在共享银行基础设施方面，土耳其第三大商业银行——担保银行在国内拥有300多个分行和800多台ATM，并经营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业务，这是当地小额信贷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资源。从2001年底开始，土耳其担保银行为小额信贷机构Maya提供分行网络和电子银行服务。此外，墨西哥国家银行和俄罗斯的奥塔银行也在分别为当地的Compartamos和FINCATomsk等小额信贷机构提供各项基础服务。设立或参与普惠项目基金模式。除直接或间接投身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业务之外，商业银行也尝试通过发起设立或参与各类普惠项目基金的方式，为各国或各地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贡献力量。如作为全球金融巨头的花旗银行，也是世界小额信贷的最大捐款人，其旗下的花旗基金会曾捐款5000万美元，通过花旗银行网络为众多国家小额信贷提供资金支持。花旗基金会在中国社科院专门设立了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培训中心，并赞助培训资金为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专业培训。此外，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也出资5000万欧元，与格莱珉银行共同设立微型金融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微型金融机构和社会公益项目。

二、我国商业银行四种路径发展普惠金融

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发挥在资金、渠道、科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同时也应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注重风险防范，确保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大型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优劣势并存。相比于小型金融组织，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在普惠金融建设方面，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第一，在资金总量和资金来源上具有明显优势。大型银行的资金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的吸储能力和放贷能力，对普惠金融建设可形成较强的支撑。第二，网点布局相对完善。大型银行的经营网络遍布全国，布局较为合理，客户可以便利地通过物理渠道获得金融服务。第三，信息科技和电子渠道先进。大型银行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已形成规模，基础设施齐全，在网上银行、电话银行、ATM、POS等电子渠道上拥有小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第四，产品和服务种类齐全。大型银行业务条线广，专业化程度高，无论是相对高端的理财、信用卡、托管、现金管理、企业年金、财务顾问，还是传统的存贷款、本外币结算、汇兑，大型银行都能为客户提供较为完善的服务。第五，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大型银行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客户对大银行一般也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大型银行介入普惠金融，有助于传播普惠金融业务和品牌，消除客户疑虑。

当然，普惠金融体系面对的客户群体与大型银行的客户群体有一定差别，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开展银行业务需要有不同于城市地区的理念、模式、技术和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强调标准化、流程化和文件化的大型银行，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劣势。第一，大型银行面临更大的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挑战。在作为普惠金融目标市场的农村地区，农民的家庭和个人财务信息极不规范，而且受合格抵押担保品的制约，影响信贷业务决策的“软信息”相对更为重要，但这类信息的收集、处理更加依赖人力和人际关系，与社区型机构相比，大型银行在这方面显然处于劣势。第二，普惠金融业务盈利能力弱给大型银行带来较大的财务压力。一方面，贫困地区一般地广人稀，业务经营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地区；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单笔业务金额微小，业务总量远不如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对大型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来说，普惠性业务规模越大，越容易拉低经营效率，导致资产收益降低，影响财务绩效。第三，网点扩张难度较大。从国内大银行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都经历过在乡村地区广设网点到大规模撤离的曲折历程，对重新增设农村网点需再三斟酌。同时，新设物理网点的各项成本较高，通过增点增员的方式做大农村业务规模，显然也不现实。第四，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相比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金融意识薄弱，金融体系发育不成熟，外部非经济干扰因素多，违约治理难度大。商业银行开展业务的潜在风险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普惠金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我国商业银行参与普惠金融的四种路径。第一，不同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应找准定位，发挥自身优势。普惠金融所追求的目标是将零散的小额信贷产品和微型金融机构进行整合，使之融入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发展战略之中，最终构建一个多层次、广覆盖、有竞争的包容性金融体系，以解决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小额贷款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在普惠金融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层面。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参与普惠金融的动机并不相同，各自的比较优势也不相同。因此，他们在普惠金融建设中应该有不同的定位和作用，彼此呼应、相互支撑、协同发展。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村镇银行等小型机构由于与小微企业和个人具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应成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沿阵地。另一方面，基于渠道布局的区位优势，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农商行和农信社等应在促进“三农”发展中，发挥“定海神针”式的主导作用。而对于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应从自身优势和业务专长的角度，明确自身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并选取适当的模式或业务种类，参与到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第二，金融机构应多维度、多样化参与普惠金融建设。我国普惠金融建设包含的内容很多，需要各类机构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上的多维度参与。同样，金融机构介入普惠金融的方式也应该是多样化和不拘一格的。对于“农字头”机构、小贷公司、民营银行等，可采取直接经营和全面铺开的方式，投放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对于大型银行，除了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外，现阶段可通过间接的方式介入普惠金融，以规避在信息不对称、经营成本、管理机制上的不足和风险点。比如，可通过支持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协助地区性和小型金融机构提高信息科技水平，为其提供渠道、技术上的便利，带动地区支付环境和金融服务能力的改善；通过发起设立或参与普惠金融发展基金，支持国家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等。第三，借助互联网金融，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传统金融模式下，受内外部诸多因素制约，一般商业银行缺乏足够的动力推动机构下沉至乡镇和农村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缺乏渠道支撑。即使在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往往也要经过层层授权，通过多个节点转换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而互联网金融具有交易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服务效率高等先天优势，与发展普惠金融高度契合。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产品可以直接面向客户，客户与商业银行甚至是银行内部产品研发人员间的互动变得可行和便捷，销售链条被大大缩短，银行通过物理网点开展服务的必要性明显降低。对商业银行而言，既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多种渠道为广泛的客户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也可以通过发起设立电商平台、网络投融资平台、网络资产管理平台等新型机构，探索培育适应互联网金融时代特征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第四，确保商业可持续和风险可控是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的前提。普惠金融作为主要面向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其客观属性决定了开展这类业务的风险较大、成本较高。因而商业银行在开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可能在局部地区或单一客户上出现亏损，但仍有必要追求整体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尽管广泛的包容性是普惠金融最为本质的属性，但是普惠金融在强调包容性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商业可持续，这也是普惠金融区别于财政转移支付及公益慈善等的重要属性。从国际经验看，那些运行有效的普惠金融体系基本上都能够实现商业可持续，比如孟加拉乡村银行、玻利维亚的小额信贷体系等。相反，那些无法实现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通常很难持续下去，最终也必然会背离实现金融普惠的初衷。因此，在创新业务发展模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也应按照商业可持续和风险可控的原则，拓展相关业务，确保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

作者：杨飞 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