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范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其中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14年的28844元，增长将近84倍。然而，在我国财富蛋糕不断做大的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图1所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48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近3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情况不容乐观，这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埋下了安全隐患，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如何促进我国从“国富”到“民富”的转移，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享性增长成为学界关注热点。金融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历时三十多年的不断改革，我国金融行业已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发展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化进程不断加快（如图2所示），货币供应量水平不断增长，其中广义货币供应量从1990年的15293.4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228374.8亿元，增长了近80倍，这表明我国经济活力不断凸显。金融机构存贷款金额也急速增加（如图3所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从1990年的13942.94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138644.6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从1990年的17511.02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816770.0亿元，我国的金融发展规模在不断扩大。另外，我国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完善，股票、债券、保险、黄金以及外汇等金融资产迅速发展，股票市值从1992年的1048.15亿元增加的2014年底的372547亿元；相比1992年国债发行额460.78亿元，2014年的国债发行额是1992年的47倍，为21747亿元。各式各样的理财投资工具的发展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有效促进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伴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我国金融市场服务体系日趋完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广大学者的讨论，在二者的实证关系上，学术界意见不一。一方面，一国金融业不断发展，穷人更有机会获取金融服务，增加收入，从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Galor和Zeira,1993;Liang,2006;等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各阶层的人力资源禀赋的差异，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使得资金会更多地流向富人，而非穷人，并且在经济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GreenwoodSmith,1990;Maurer和Haber,2007;等等）。诸多学者之所以在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探索金融发展时只考虑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而忽略了金融发展结构。事实上，金融发展结构对我国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合理的金融市场结构，不仅会引导资金优化配置，使其流向具有更高收益率的项目，而且伴随着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融资渠道将会不断增加，各类经济主体能够更多地获得金融服务，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穷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减小收入差距。

二、文献评述

金融体系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因此，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学界探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为了深度考察金融发展的社会效应，也是因为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形成了下述观点：一是减小论，也即金融发展能够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Clark、Xu和Zou(2003),Beck和Levine(2004)利用跨国数据来研究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收入差距；姚耀军（2005）利用我国1978~2002年的数据，采用VAR模型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小收入差距；汪建新及黄鹏（2009）利用我国省份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得出金融发展能够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李志阳和刘振中（2011）借鉴霍姆斯特姆-梯若尔（1997）模型，利用我国1978~2010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后发现，提高我国金融发展效率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促进作用；沈婷和陈刚(2014)采用2005~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得出，金融多样性的发展能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扩大论，也即金融发展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Kuznets(1995)认为随着金融发展的深化，在金融市场上获得融资将更容易，也更便利资金进入现代工业部门，然而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因此认为金融的发展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章奇（2003）采用1978~1998年各省面板数据分析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规模的扩大显著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他们认为政府对银行的垄断与过度管制导致银行的扭曲发展，银行不能充分发挥其市场调节功能，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James(2008)利用印度5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能够减小收入差距，但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却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翟立红和徐志高（2009）使用1978~2006年间的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分析，发现金融规模的发展会加剧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林志伟（2009）利用VAR模型对两者关系进行再检验，结果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负相关，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能够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此外，还有学者得出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

Greenwood和Javanovic(1990)开创性地在一个动态模型中探讨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呈现出“倒U型关系”。张立军和湛泳（2006）使用1978~2004年29个省份的数据验证了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以及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乔海曙和陈力（2009）从金融聚集理论的角度，运用Kendall非参数相关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再一次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余玲铮和魏下海（2012）利用我国1996~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的门槛效应进行估计，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鲜明的门槛特征，随着金融的发展，当其跨过一定的门槛，金融发展加剧收入不平等的效应会不断地减弱。上述文献为本文进一步探讨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奠定了翔实的理论基础。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区域、不同期间的数据样本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而国内学者大多以金融发展规模来进行度量，很少综合考虑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发展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三个层面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力求更为全面地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与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本文利用我国全部省份1990~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参照Clarke,Xu和Zou(2006)的做法，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公式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Inequ表示收入不平等；FD表示金融发展，这也是本文最为关注的一个解释变量；基于现有的理论和经验基础，在模型中加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其他控制变量：Gov表示政府行为、Job表示就业率、Open表示对外开放程度。α代表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我们重点关注β1、β2、β3、β4的系数的正负情况，若β显著大于0，则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若β显著小于0，则表明金融发展显著减小了收入不平等。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nequ)。借鉴多数文献的研究方法，这里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采用城乡收入比率(R)，即采用各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另一个指标参照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T)度量城乡收入差距。在泰尔指数公式中，各个符号的含义分别是：Ti,t是指省份i在时期t的泰尔指数，j=1,2分别代表城镇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当j=1时，Mij,t是指城镇地区的总收入（采用该地区相应的人口与收入乘积来度量），当j=2时，Mij,t是指农村地区的总收入（采用该地区相应的人口与收入乘积来度量），M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总收入；Pij,t表示城镇地区（j=1）或者农村地区（j=2）的人口总量，Pi,t表示地区i在时期t的人口。根据其定义可以看出，该指标越大，则代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该指标越小，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越小。数据区间为1990~2014年。在表1中，本文列举出部分地区典型年份的泰尔指数。从表中可以看出，1990~2014年间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近似“M型”波动；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泰尔指数从1990年的0.07上升到1994年的0.12，此时由于国家对粮食收购价格的多次提高，1995年之后全国平均泰尔指数开始下降，到1998年则下降到0.09；之后，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继续扩大，在2004年达到0.15。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减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2008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开始减小，到2014年，全国平均泰尔指数减小到0.11。2.解释变量：金融发展（FD），常用的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有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本文力求从金融发展的多个方面更加全面地探究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因此，将金融发展结构（杨俊、王佳，2012）纳入金融发展的指标选取之中，分别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发展结构三个层面分析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融发展规模（FDscale）以各省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GDP的比例来表示，金融发展效率（FDeffici）以各省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度量，对于金融发展结构（FDstruct）的度量，经常使用的指标为股市交易总额占私人部门信贷规模的比例，然而由于我国金融数据缺失严重，非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指标（参照杨俊、王佳，2012），也即以各省直接融资规模与总融资规模的比例来表示。总融资规模分为直接融资规模和间接融资规模，其中直接融资规模包括债券和股票，间接融资规模包括贷款。因此，本文采用的金融发展结构（FDstruct）以直接融资规模占总融资规模的比例来表示，时间跨度为2004~2014年，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3.控制变量：政府支出（Gov）以各省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对调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作用，进而间接影响收入分配情况。对外开放程度（Open）借鉴诸多学者的研究经验，本文选取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大部分学者认为贸易扩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杨志群和余玲铮（2012）等文献在进行数据处理时，由于进出口贸易总额以美元进行计算，而GDP以元为单位进行计算，所以在计算过程中以每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乘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再除以GDP进行计算。就业率（Job）以各省就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来表示。就业率的增加或者下降会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其收入分配情况（汪建新、黄鹏，2009）。

（三）数据来源本文所选取数据涵盖中国全部省际内部数据（包括自治区、直辖市），样本期间为1990~2014年，使用stata11进行分析。文章所使用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各省GDP、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各省总人数、货物进出口总额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金融机构贷款总额、金融机构贷款总额、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各省就业人数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各省直接融资规模、间接融资规模以及总融资规模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汇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官方统计数据。由表2可以看出，分析度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及城乡收入比率的均值、标准差等统计特征可以得出，我国省份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较为明显，下文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来考察影响其变动多个因素的作用效果。

四、估计结果分析

（一）整体估计面板数据模型有两种处理未观测数据的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的未观测因素与解释变量有关，随机效应模型的未观测因素与解释变量不相关。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来确定模型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其原假设是被比较的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不存在显著差异，如果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检验得出，本文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事实上，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很好地控制那些不随时间改变的、但是会影响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可观测的省份个体特征，比如区位优势、民俗文化等。文章的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二、三列分别是采用金融发展规模（FDscale）、金融发展效率（FDeffici）、金融发展结构（FDstruct）来度量的金融发展；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估计模型时，这里采用泰尔指数T代表收入不平等，从中得出如下重要结论：一是金融发展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对于我国省份而言，金融发展规模每提高1个单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就扩大0.011个单位。这背后的现实意义也不难理解，这是因为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服务社会发展的功能不是非常完善，由于获取金融服务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且具有一定的门槛，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人群由于资源禀赋、收入低等劣势不能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而高收入人群享有资源优势从而能够较为便捷地获取信贷支持，因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二是金融发展效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对于我国省份而言，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会降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0.066%，金融效率的不断深化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本文的发现与陈志刚（2009）等人的结论相一致，从长期来看，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的风险或监督成本将会降低，从而降低低收入人群加入金融市场的门槛，使得低收入人群也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获取资金支持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逐渐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三是金融发展结构的系数估计值为-0.036，且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其含义是，对于样本期间的我国省份来讲，各省份直接投资比例每增加1%，省份城乡收入差距便降低0.036%，这表明金融发展结构的深化有助于减小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因为随着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IPO、SPO、配股增发、公司债券等各种形式的直接融资途径的发展，我国金融结构不断优化，能够为融资者提供更多更便利的融资选择，这样对于优化资金资源配置，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来缩小收入差距。四是一组控制变量的实证结论均符合理论预期，比如政府支出（Gov）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减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一般来说，政府的转移支付、福利支出等惠民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平，减小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程度（Open）的估计系数为正，然而其仅仅在第一种情况下显著，其含义是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可以加剧我国的收入不平等，这是由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会增加我国对中间产品的出口以及对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从而增加我国对高技能或者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然而我国存在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即非熟练劳动力或者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比较充足，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相对较少，于是便拉大了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也使得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就业率（Job）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就业率的提高会拉大收入不平等，这可能是因为我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快速发展要求更多人就业，然而就业大多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普遍不高，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更为强烈，从而愿意支付更高的工资，这样就业率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

（二）分地区估计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各地区影响收入水平的金融、经济、社会等因素也呈现出地区差异性，那么，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是否也具有区域差异性呢，这个问题显然也十分重要。这里以泰尔指数T度量收入不平等，金融发展效率来度量金融发展，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我国东、中、西省份的分类采用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标准。从实证结果中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率系数均为负，且都十分显著。比如对于东部省份来讲，该地区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会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0.073%；对于中部地区来讲，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0.042%；对于我国的西部省份而言，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率每提高1%，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0.090%。对比分析上述三个估计系数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地区差异性。进一步地结合表3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对比全国水平，中部地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相对较弱，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影响效应相对较强。这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人员密集，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金融发展对中部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相对较弱。西部地区地多人少，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对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依赖更强，金融的发展更有利于西部地区利用资源发展当地经济，从而使得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的作用机制更为强烈。

（三）稳健性检验前文采用泰尔指数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与一组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进行估计，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那么，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稳健性呢？这个问题显然也十分重要。这里使用城乡收入比例R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变量，仍然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三个层面分别作为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分析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二者的关系，根据其计量结果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5所示。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表5中的各类模型的相关检验再次表明以上模型估计结果是合理的。将表5与表3对比可以发现：各模型的相关解释变量除数值大小与显著性有所不同之外，相关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完全一致。这表明，当使用城乡收入比例R作为收入的度量变量时，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与前文结果相一致，也即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则能能够显著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就业率的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据此可以得出前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五、结论

本文利用1990~2014年中国全部省份的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等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金融发展结构等三个层面来考察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从金融发展的整体上来看，金融发展规模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从金融发展的内部性来看，伴随着金融发展效率的不断提高及金融发展结构的不断深化，能够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比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估计结果得出，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收入分配情况影响效果较大，对中部地区影响相对较小，这表明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具有区域差异性。文章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文章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本文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一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努力：一是进一步发展完善金融市场，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既要注重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也要积极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完善金融发展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不断拓宽中小企业及低收入者的融资途径。二是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金融垄断。监管当局应逐渐放宽金融机构准入条件，促进金融多样性发展，拓展融资渠道，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的人群。三是加大对西部地区等落后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西部金融制度安排，推动西部金融市场合理发展，防止金融资源流失，切实帮助西部等落后地区提高收入水平，减小收入差距。

作者：谷秀娟 白君易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