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政策回顾和展望范文

回顾和展望往往成为岁末年终浓墨重彩的主题词。全球经济一以贯之地因循着“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规律。然而，2019年全球经济体跌入“集体焦虑”的陷阱，愁者更愁，乐者亦忧。在困境依旧的拉美，民粹主义冀望通过“城头变幻大王旗”寻找纾忧解困的“灵丹妙药”，不久前的玻利维亚总统被动辞职即是例证。在经济前景比较乐观的国家，社会精英同样忧心忡忡，尤其担忧随之而来的“殃及池鱼”效应，毕竟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一损俱损”自然成了大概率事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祭出了“美国优先”的贸易策略，并雄心勃勃，意欲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新格局。毫无疑问，在全球化既成事实的大背景下，大多数国家都无法置身于“大破大立”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美国而言，“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同样“自伤八百”，差强人意的宏观经济表现倒逼美联储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启降息的策略。10月31日，美联储宣布下调联邦基准利率25个基点到1.50%-1.75%的水平。年内此前降息分别是在7月31日和9月19日，下调基准利率同样都是25个基点。唯有意料之外的则是后两次的间隔时间仅一月有余，仓促的节奏暴露无遗。当然。9月中旬隔夜市场的拆借利率一度增到10%，这一记录无疑是危机之后的新高记录。尽管流动性紧张的缘由不一而足，但市场流动性紧张的局面由此可见一斑。人算不如天算，毕竟现实社会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复杂多变，前瞻性的经济预测大都马失前蹄，想必大家仍然会对美联储2017年的承诺记忆犹新，即信誓旦旦恢复基准利率水平至5%的常态化水平。我们知道，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出美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一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经济和技术实力的日益增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样与日俱增。1944年，苦心孤诣的美国在布雷森顿主办了全球货币体系的讨论会，会上财政部副部长怀特据理力争，最终形成了全球货币体系的蓝本，即美元锚定黄金的货币体系。

自此，“一股独大”的美元顺势而为地开启了全球化布局的探索之路。根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美元支付结算占比四成之多。目前，美元的全球化已然是既成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无冕之王”的美联储并非虚言，其一举一动对全球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大家清楚，美联储主席影响力可能远超美国总统，甚至有坊间传言其上下班公文包的重量及厚度变化都会招致媒体的“小题大做”。提及美联储，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美联储的演进历史和逻辑。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银行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欧文-格拉斯法案》于1913年应声而出。这一开创性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为美联储的诞生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其重中之重在于规范和约束美国的金融机构良性发展。当然，在践行规范和约束的演进过程中，美联储亦渐渐完成了强身固体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发展到目前，全球影响力位居前列的美联储已经羽翼丰满，甚至可以独立和超然地制定美国的货币政策。目前，美联储的体系主要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储备银行以及咨询委员会和诸多金融机构等。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一经问世即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并且成为影响深远的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奉“无形之手”为圭臬的各国政府大都欣然接受了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并且“照方抓药”。“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已死去。”凯恩斯将这句言简意赅的“人生苦短”作为构建宏观调控理论的逻辑出发点。自此之后，货币政策逐渐成了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毋庸置疑，凯恩斯构建的理论同时加快了美联储体系的自身完善和发展，并且构建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至今，美联储仍然将提升经济活跃度和就业水平等看成重要的政策目标，当然还有控制通胀水平，以及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按需供应货币量；通过设定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影响短期利率水平。在“万物皆数”的背景下，经济决策无疑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辅佐。当然，具有艺术性特质的货币政策还需要美联储用心良苦地进行市场的充分沟通，进而确保货币政策落地效果不打折扣。这次也不例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遗余力地昭示天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并未改变，亦非量化宽松政策。不能否认，经济运行的因素不胜枚举，即便久负盛名的宏观经济模型亦难免挂一漏万。那么，在有限理性约束下，美联储只能竭尽全力地求解次优答案。当然，理想目标仍然是“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美联储体系内部各有分工，纽约联储银行负责执行美联储决议，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和卖出国债，流动性多了就卖出国债收回美元，反之则购买国债注入美元。尽管操作原则浅显易懂，但在复杂的经济现实中，这一行动并非一日之功。公开操作的传导机制主要因循这样的逻辑：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增加购买国债数量时，短期国债价格走高，价格提高自然就压低了短期国债利率水平。在短期国债利率水平降低的情境下，美财政部则会增加短期国债发行量，减少长期国债的发行量，而降低了长期国债发行量自然而然地提高了长期国债价格，最终会压低长期国债利率水平。对于宏观经济而言，长期债券利率水平的降低有助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并且对美国企业保持在全球竞争中优势地位大有裨益。公告显示，10月24日，纽约联储银行在市场上购买国债规模由750亿上调到1200亿美元。为应对前景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同时还下调了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即从1.8%降到1.55%，设定准备金利率低于联邦基金利率0.2%。由此可见，美联储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开闸放贷之情溢于言表。对于宏观经济而言，适度的通胀水平有助于推升民众的消费意愿，进而提升宏观经济的活跃度。通常，美联储根据经验法则将通胀水平的阈值设定于2%的水平。有数据显示，2019年8月，美国通胀水平仅为1.8%，其中食品通胀率只有区区的1.7%。整体来看，美国2019年通胀数据远低于50年来的均值4%水平。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同样乏善可陈，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1.9%。除此，美国制造业的活跃度水平跌至了10年来的新低，Case-Shiller房价指数增长聊胜于无；美国新屋开工数9月份环比下跌9.4%。在通胀不遂人意和产出不及预期的背景下，美联储降息无疑是顺势而为的应景之作。“一家不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全球各国经济大抵亦是如此。

日本10月制造业PMI已连续6个月低于50荣枯线,创造了近3年多的新低；德国三季度GDP初值环比增长0.1%；欧元区10月制造业PMI为45.9。从央行资产占GDP比重来看，美联储资产占比20%以下，英国比例40%，日本却已超过了100%。总体而言，美联储目前基准利率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水平，诸如英国、欧盟、日本、澳洲和新西兰等国。由于逐利的天生特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大多对无风险套利机会趋之若鹜，美元大多会选择回流美国，这自然推升了美元指数。然而，美元升值未必是美国的占优策略，毕竟升值影响着美国出口企业的表现。事实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尽其能事地“施压”美联储，11月12日特朗普在纽约内部演讲中呼吁美联储实行负利率政策。事实上，美联储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尤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较弱的新兴市场国家。2019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诸如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尽管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降低新兴市场资本外逃压力，但是降无可降的低利率政策会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并且增加了经济应对潜在危机的脆弱性。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全球贸易和美联储货币政策视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诚然如此，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大背景下，秉持“超然中立”地位的美联储有必要“左顾右盼”，再三机抉择。降低全球经济的脆弱性，毕竟张弛有度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着普罗大众的福祉。在负利率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债台高筑无疑考验人类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有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2019年财政年度赤字高达9844亿美元，同比增加了26%。截至10月31日，美国国债规模已超23万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得益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尤需未雨绸缪，珠联璧合地应对经济的脆弱性，将人类的文明发展建立在理性繁荣的基础之上。

作者：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