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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加强统一各国经济法的力度要求世界各国统一机构及立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各类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组织已经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其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世界各国的经济法逐步趋向统一。第二,在WTO协定、国际公约以及其他国际贸易协定共同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都已经逐渐开始呈现出统一的趋向[2]。第三,自由贸易区中形成和发展的经贸一体化也促使各国商法和经济法逐步形成了统一。当前,对各种国际经贸关系进行处理的国际公约,不仅在数量方面有所增加,同时发挥的作用也更加明显了。

(二)促使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促使各经济领域的国际法在功能方面实现了有效的整合,并且,国际经济立法和其相关领域的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其联系主要表现为两种:策略性联系和规范性联系。所谓的规范性联系主要是指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在对法律原则本身以及各自的对象进行调整时会促使其相互牵连。那么策略性联系主要指的是部分国家或者是国家集团,在交换投票权的过程中因为考虑到谈判结果而促使各国经济法产生联系[3]。比如,在某个领域当中,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具有优势,这个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内签订对其有帮助的国际协议;然而别的国家虽然在这个领域不具备优势,但有可能在别的领域就具备相对的优势,所以,如果谈判双方的出发点都是本国的利益,那么可能永远都达不到一种双赢的谈判结果。如果能够将两个领域中互有优势的两国有机结合起来并且进行打包谈判,那么就会有较大的可能性出现双赢的结果,这样一来,在这种互有优势的领域中,两国签订的协议以及条款就可以在国际组织制定的协议体系中顺利成章地出现,从而促使国际经济法与相关立法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

(三)促使国际经济法和国内经济法实现更加深入的融合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导致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国际条例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主要的几个国家或者是国际集团进行谈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只要哪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越高的谈判技巧以及越强的综合实力,那么其国内的法律就会对国际法产生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旦国际法成型,那么其就会反作用与成员国的国内法。在不断总结各国的经济法之后得出了一种清晰度越来越高的规律,即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界限的模糊度已经越来越高,国内和国际经济法之间的融合度正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二、结语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1年。多数国家和地区通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融入世界,赢得了各自的全球化红利。其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获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红利。如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26.1%,到了2001年,这个比重上升到32%,平均每年上升0.5个百分点左右。同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OECD学者安格斯•麦迪森(2001)认为,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在这个时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8年,这是金融和楼市泡沫推动全球性非理性繁荣的时期。美国GDP占全球的比重从2001年的32%降到2012年的23.8%。2001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世界IT泡沫破灭,标志着1990年以来美国新经济繁荣周期结束。美国进入新一轮金融和楼市泡沫带动全球非理性繁荣阶段,加剧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二是爆发了“9•11”事件,加剧了世界文明冲突,美国转向反恐战争。三是中国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融入世界,加快体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做了应对“狼来了”的长期准备,从而把中国经济带入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2003年到2012年GDP从1.64万亿美元增加到8.23万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同期GDP从4.12万亿国际元增加到12.47万亿国际元。③现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站在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是继续推进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还是转向排他性区域化、保护主义本地化、政治经济军事结盟集团化,前景很难预见。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当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金融自由化阶段④,与贸易自由化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全球治理和金融监管体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上升,已危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景。⑤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最完善、治理结构最成熟、全球风险控制力和转嫁能力最强的美、日、欧大三角地区。然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把其全球地位下降、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等问题归结为经济全球化失控和中国不公平竞争“搭便车”,进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点转向解决全球化失控的调整和变局。在短期,美国采用了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的经济复苏策略;在中期,美国启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结构调整;在长期,美国谋划与其他发达经济体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高标准投资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竞争中性、高水平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等。这将改变经济全球化多边协议开放和市场化的性质,转向区域化、本地化、集团化。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多边规则体系面临被肢解的风险,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二、危机后的全球经济规则变局

(一)世界经济正处于规则、秩序、格局大变局阶段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⑥、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欧日“经济合作协定”的推动和竞争中性国际新规则的制定等。这些变化的共同特点之一,是发达国家通过主导新一轮高标准规则变局,重塑未来全球经济格局。美国副总统拜登(2014)认为,TPP和TTIP从规模上看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塑造全球经济的机会,从中加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特点之二,是这次全球规则变局主要以美国意愿规则作为标准来划线。接受者,可继续享受开放利益;不接受者,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特点之三,美国治理将成为全球治理规则的范本,其风险是有可能把国际经济秩序引向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出现的本地化、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将加剧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将可能进一步恶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长的长期前景。对于全球经济规则变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以周边为基础扩大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经过中国推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议,是WTO成立以来首个多边贸易协定,包括在贸易便利化、农业、棉花、发展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张琳,2014)。

(二)美国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一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名义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FTA)范本,在全球倡导公平竞争原则,实质是美国要将本国规则转化为全球标准,为未来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动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务贸易协定(TISA)。前者纳入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服务业,对外资都要一视同仁。要求取消设立合资企业的各种要求,不得限制外资控股比例和经营范围,新的开放措施一旦实施不得收回等。名义上是要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实质是打造不对称规则优势,为美国投资和服务业进入全球市场打开大门。三是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助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同时,大力推进更高标准的劳工与就业、环境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新规则。其特点是从以前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转向边境后竞争政策约束为主的公平竞争规则。四是推动全球再平衡调整。美中经济安全与评估委员会(USCC)2009年度报告提出,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各自应为失衡承担一半责任。为此,美国要求中国通过扩大内需和消费、扩大进口和开放、扩大人民币升幅和非贸易部门改革,更多地承担全球再平衡责任,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困境做贡献。从而产生这样一个可能性前景,即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困境之日,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调整困境之时,2014年将可能是这种情景的一个拐点。

(三)全球规则变局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还是机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个经济体中,TPP包括美日,其12个成员GDP和贸易额约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欧,其成员GDP和贸易额占全球的比重分别约1/2和1/3;正在谈判中的欧日“经济合作协定”也涉及全球GDP约1/3的经济体。上述自由贸易区协议唯缺中国。史蒂芬斯(2013)认为,美国正将战后多边主义置换为与志同道合国家(盟国)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让多边贸易协定靠边站。没有美国的支持,多边秩序将进一步陷入破损失修状况,而全球化也将会分崩离析。作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国,中国将成为全球化寿终正寝的最大输家。同时,中国也有人提出“去美国化”,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础上得到尊重和保护。⑦那么,中美关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冲突和对抗的传统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对抗把全球化带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是赢得战略机遇期的关键。2、中国是否有机会加入TPP通常认为,TPP是美国主导用来遏制中国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务完成后,中国才有可能加入。那时,美国会提出很高要价并对中国体制、产业、就业带来全面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及早加入TPP并参与规则制定,可倒逼中国改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13)运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为基期,进行了加入与不加入TPP的利弊影响测算。研究发现,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将提高0.68个百分点。Li和Whalley(2012)也认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国加入TPP将带来产出增长3.816%、1.967%和0.59%。当贸易成本完全消失时,中国的产出将增长1.125%。同时,中国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福利增加。TPP对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排他性利益损失。如美国提出的“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一些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已被迫将一些增值活动转移到越南等TPP谈判成员国。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碍是美国会针对中国提出苛刻的特殊标准和条件,就像当年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15条一样。可以预见,中国加入TPP谈判的难度将高于当年WTO谈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个拐点2014年将是全球经济从“双速”增长转向“倒双速”增长的一个拐点。对此,有人把新兴经济体增长减速归因于其内部结构和体制问题,也有人把问题归结为外部因素,如美国QE退出导致资本外流形成外部冲击。事实上,美、日、欧经济复苏是以新兴经济体经济泡沫为代价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即全球化带来红利却缺少有效监管和治理(张燕生,2011)。为此,拥有全球霸权和金融货币特权的美国更希望独占全球化红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楼市泡沫。既加剧了全球失衡⑨,也带来了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然而,美国却把危机起因归结为全球化失控和来自中国、印度等的不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承担危机部分责任和再平衡调整代价。其次,美、日、欧等发达经济的复苏手段之一是量化宽松和扩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轮全球通胀、资产泡沫和保护主义浪潮,引致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入增加、资产价格飚升、货币升值和进口增加。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会直接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稳定。再次,美国为摆脱经济和产业空心化而实施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调整方案,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外转嫁矛盾实现的,进而加剧新兴经济体外需萎缩、成本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政治社会矛盾激化的困境。总之,新兴经济体的内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外因发生变化,如全球增长减速、资本回流、资产泡沫破灭、赤字和失业增加、货币贬值等冲击,与本国结构和发展方式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就可能导致另一轮全球经济调整。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调整中产生分化,不改革则将陷入新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应对全球化规则变局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全球共赢性发展是增进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其中关键词是高标准FTA和网络。高标准FTA是建立更规范透明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同时与本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相适宜的制度标准。FTA网络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体系,包括推进两岸四地CEPA/ECFA升级版,APEC/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南南FTA以及与中美、中欧、中印、中俄等大国建立FTA,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二是实现全球包容性发展是维护世界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从世界史看,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机会平等参与发展进程,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机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发展成果,还是少数国家独占发展成果;是判断国际秩序是包容性发展还是排他性发展的依据之一。在主要发达国家不愿承担更多责任、发展中国家又缺少话语权和治理能力的情况下,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国应承担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三是推动全球平衡性发展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保障。现在有两种平衡发展观,一种是以开放经济衡量的全球失衡与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衡量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揽子指标,涉及私人部门、公共部门和对外部门这三大层面。这种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难以度量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产品内分工或工序分工问题,因此出现发达国家整体上是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顺差,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失衡源头的错误判断。另一种衡量是从发展角度来观察的。会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中,发达与不发达、贫富、城乡的发展差距在继续扩大。对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摆脱贫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保护人权、财产权和发展权,在保护知识产权基础上提供更多公共创新和公共技术转让服务等。四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享有高碳、高能源资源消耗的高品质生活,拥有低碳发展技术和专业人才,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低碳发展责任,并为低碳技术付出更高价格。对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以发展为基础的节能减排、绿色转型、低碳发展,尤其是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面经济和技术国际合作。

(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推进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国互信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美关系用利益攸关方,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敌人、对手或伙伴等都很难准确界定,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两个差异最大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学者Gilpin(2008)曾分析历史上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的经典对策:一是采用各种手段削弱甚至彻底压制新兴大国实现崛起的可能性;二是降低本国国际事务中各种承诺和义务的成本;三是如同罗马帝国后期,借扩张来占据防守型低成本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面对新兴之中国,主要采用了前两种对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中国,另一方面,降低本国所承担的国际事务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减少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对此,中国的回应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当今中美利益关系已不可阻挡地交织在一起,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中国希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通过推动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服务贸易开放,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制度层面上,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希望永远当老大,而最可能取其代之的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又与美国有着巨大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增进战略互信,减少共同利益重大决策的不可预见性,是两国合作努力的方向之一。首先,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美国学者Elvin(1973)指出,在历史上,中国作为大国能够长期生存并成长壮大之道,就在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科技创新能力,足以抵御外来侵略危险,保证本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古为今用,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依然是当今中国保证国家实力地位的最佳策略。另一方面,美国也将保证其现有地位,遏制中国取其代之的一切可能性。按照Nathan和Scobell(2012)的观点,美国应当不断压制中国获得国际事务上合法领导力的努力,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保持高精尖人才优势,保护美国知识产权,赢得世界人心。其次,中国要求建立尊重本国利益诉求的国际新秩序。中国要挑战旧有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秩序前期中国既无参与制定,后期加入后又没有充分尊重中国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理应质疑美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对这一质疑,西方社会将难以让步。按照Ikenberry(2001)的观点,因为全球公共产品需要供给,将存在大国来合法充当世界领导力,供给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实施治理。这一责任最好由民主政体的国家来担任,以保证更好的公正透明。Ikenberry进一步论述道,一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会影响其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由于美国是民主法治国家,所以,国际社会比较容易接受美国治理规则。而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在国内不是民主政体,在国外不会遵循西方规则,国际社会将难以想象中国会民主、透明、规范地实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这即是说,中国要求的国际社会新秩序将难以被接受。对此,中国必须向世界证明,中国有意愿并有能力提供公平透明、规范专业的国际社会新秩序。这意味着,实现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将需要时间、大量专业化人才、取得和美国未来而非当下之G2关系的共识。再次,中国应当承担大国责任。Leonard(2013)认为,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不同,美苏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中美是实力和利益之争。中美之间曾建立了经济互补性合作的蜜月关系,但随着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竞争和冲突越激烈,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他还指出,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职后,曾希望动员中国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建立中美G2关系,确定中国在现有秩序中的利益和责任,以保持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最后他失望了。尽管竞争加剧,中美之间仍有大量共同利益,如美国希望中国增加对美投资,中国希望获得美国建立知识经济社会的经验。目前,中美在刻意回避正面摩擦。美国希望与盟国一道建立没有中国的高标准规则,如TPP。同样,中国也希望建立没有西方的统一战线,如金砖国家。美国会继续打压中国违背美国利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中国该如何应对呢?中国应对策略是超越零和博弈,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寻求两国长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交汇点,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作出实质性贡献,真正承担大国责任。对此,美国工商领袖曾建议中美合作研究中美机制性合作的前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3)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中美签订FTA,将给美国国民收入带来1%的净增长,给中国带来2%的净增长。同样,欧盟安全研究所(EUInstituteforSecurityStudies)的尼古拉•卡萨里尼(NicolaCasarini)也认为,在未来的十年中,经济因素将依然是中欧关系的支柱,将很可能达成中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将进一步促进中欧经济和就业增长,同时增进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3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不仅对中国的经济有着积极推动作用,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和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受发达国家的制约。在经济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他们在世界市场上投资之后,打着贸易自由的幌子来保证自己的超额经济利益,然而当他们的市场受到中国产品的抨击之后,又以贸易保护为借口来阻止中国廉价商品的进入来维护自身的利益。经济全球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发达国家为了保障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保护国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不被破坏,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他们的生产基地,为他们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以及自然环境。而中国为了参与国际竞争,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为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价格低廉的产品,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社会问题还有环境问题。

二、针对经济全球化,中国应做出的策略

面对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不能躲避,只能接受挑战,勇于面对。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优势,尽量削减甚至避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不断的使我国的经济实力强大起来。

1.应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不够完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真正的做到将政府和企业的职责分开,加快速度转变政府的职能,让政府能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的完善重视起来。企业的经营机制要从本质上进行转变以适应规范、科学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提高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完善市场体系,还需我们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有序、竞争的多元化市场环境。

2.中国应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不仅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国际市场经济。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将外商资本的吸引重视起来,更要将国际投资质量的提高重视起来,想方设法将中国的民族工业的竞争意识激发出来。为了给予企业追求新技术更大的动力,中国应当加大国内的部门和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力度,从而使企业管理的方式有进一步的完善,使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在国际市场上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降低我国的经济运行成本,有效地将国际市场利用起来,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原料、半制成品以及制成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将我国的自身能力有所提高和创新,将我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层次提升到一定高度,自力更生。我们要在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走向世界,向国外扩展,更好更快速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

3.注重产业转移所带来的问题我国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以及就业等都被国际产业转移所影响,这些影响是负面的,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这就要求我们时刻都关注着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影响,及时分析及时避免,从而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产业链中的位置。密切关注国际游资,扩大开放规模,加强经济监管,避免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有漏洞出现,导致中国的经济出现不良现象。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却有着非常高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与经济大国的本范相违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将我国的国内市场的开拓加大力度,将我国国内的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提升我国的供给能力和有效需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占很大的比重,这种良好的经济前景势必会遭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抢占先机,守住国内市场的地位,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好坚实基础的情况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4.加大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是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创新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因此,中国应坚持科教兴国,加快速度发展科技,提倡科技的创新,提高科技的技术含量,增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理应加大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中国的技术发展实现质的飞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三、结语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4篇

虽然经济全球化为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对世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学习与借鉴有利于开拓大学生的国际视野,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重要机遇的同时,与其相伴随的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中的腐朽成份也通过各种途径渗入进来,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由于大学生缺乏警惕意识与文化鉴别能力,西方腐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严重侵蚀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冲击和异化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而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信仰危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冲击,造成了我国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一部分过分推崇西方腐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大学生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正确性,表现为较严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据调查显示,部分大学生不信任马克思主义,他们只相信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另外,我国腐败现象的频发,也使得部分大学生对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持怀疑和漠视的态度,将我国主流的集体主义、社会责任等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抛置脑后,转而崇尚西方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从而逐渐偏离了人生方向。

(二)过分张扬个性,社会责任感淡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年轻一代的大学生具有强烈的自我表达意识,他们崇尚自我主义,主动参与各类活动,希望凸显自己的个性,而并不考虑过分张扬自我个性表现出的与众不同,是否符合我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否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另外,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消极主义等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产品、恶性竞争、欺行霸市等,这些是严重的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行为主体是大学生,他们过分张扬自我,崇尚金钱万能,是非不分,逐渐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力,使得我国的社会问题日益多样和复杂,也增加了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

(三)盲目崇洋媚外,民族意识弱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与我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在碰撞过程中,很多大学生逐渐丧失民族自信,被眼花缭乱的西方文化深深吸引,再加上商家的炒作,很多大学生逐渐崇洋媚外。例如,许多大学生对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的过度热衷,而对清明节、中秋节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节日不以为然。大学生弱化自身的民族意识,盲目推崇西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并不加任何取舍地移入我国,并在自己的行动中极力展现,极易引导更多的人养成崇洋媚外的心态和行为,十分不利于我国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的形成和弘扬,削弱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效性,从根本上不利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四)网络文化的泛滥,社会交往危机凸显当前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把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信息都及时呈现在大学生的面前。网络本身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的特色功能博得了大学生群体的青睐,并深刻影响他们的学习、思维和生活方式。徐柏才、张俊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指出“网络信息的高度图像化往往会导致青年学生渐渐忽视思考,习惯于形象思维而放弃追问本质的抽象逻辑思维,它的直接化、形象化倾向会导致他们用‘看’而不是用‘想’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另一方面,网络因其开放性、互动性、隐蔽性、随意性、便捷性和发散性,向网民呈现出一个与现实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满足感。网络的虚拟特点深深吸引着大学生,他们沉湎于虚拟世界中,很多大学生沉迷网络、痴迷游戏等就是典型案例,更有大学生轻率的谈网恋、见网友,最后深受其害。大学学生盲目、过分依赖网络,非常不利于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沉迷网络,不断模糊自身原有的社会认知,“必然会使人产生去社会化倾向,导致人们正常社会交往能力下降,并带来人际关系淡漠、人际距离疏远等社会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对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5篇

综上,凡此种种,可以见得,商法之于民法特殊性,诚信原则的关注程度是为重要表征。商者诚信重于泰山,归结根本原因有三:其一,藉于法律主体抽象人格向具体人格转变之现代民商法理念诉求,构建异于或重于民事责任之商事责任,适当加重与凸显商人责任,实乃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变的法理表征之彰显;其二,在当下,相较民事主体而言,商人群体更为强大,涵盖领域无处不在,对于市场经济影响甚为强大。试想,如果纵容商人诚信缺失,微观上不仅会对交易主体造成损害,宏观上对于社会经济秩序、社会道德秩序势必也会构成威胁;其三,商人与交易相对人的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学界,抑或立法者,强调商人诚信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商人与交易相对人对于交易信息的拥有程度是不对称的,在复杂的商事交易中,商人对于交易标的信息的获取常优于交易相对人,这势必构成双方交易的不公平性,交易相对人难以在商事活动中取得实质的公平与正义,藉于此,立法者凸显与强调商人诚信之标准,对于商事交易安全、交易效率、交易公平之维护至关重要。

商人责任的深度之一:扩张商人责任的边界,商人应当担承社会责任。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商人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存在较大争议,通过梳理各方观点不难发现诸多论争最终聚焦于:商人承担社会责任与商人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否相悖。传统商法理论认为,商人唯一使命与职责即在于谋求私利最大化,尽一切可能地追逐利润,除此之外,商人无需承受其他任何之重。申言之,商人逐利是商人行动的基本准则,是商人的永恒目标,在诸多价值取向存在矛盾与冲突情形下,裁判者应谅解商人的“自私自利”,立法者毋需为商人设置多元目标,免予商人“不务正业”,我国1994年公司法即对此种理论持肯定态度。现代商法理论对传统理论学说进行了必要修正,最为凸显的即为要求加大商人义务与负担,严格商人责任,要求商人担负社会责任。申言之,商人不能仅将其营利最大化之价值目标设置为唯一选项,商人还应对职工、债权人、社区、政府等其他社会主体的诉求进行必要考量。商人目标多元化并不与商人营利目标相矛盾,从整体意义上讲,商人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提高商人信誉,塑造商人形象,为商人谋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条件。鉴于此,我国2006年公司法将商人承担社会责任确立为商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彰显了我国商事立法的进步与魄力。笔者对于商人社会责任理论持肯定态度,主要理由在于:其一,商人本质为商人担承社会责任构筑了法理铺垫。商人有别于其他法律主体的表征即在于商人的社团性,商人本质上是由众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有机体,系以股东、高管、职工、债权人、政府、社区等为节点,以类型各异的合同为链接的合同束。就商人而言,以显性合同为义务归结基础而对应的责任范畴,即为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对于以隐性合同作为连接商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纽带的法律关系构成中,商人担承的义务即为商人社会责任;其二,商人承担社会责任系为诚信原则的具体要求与体现。在商事领域,对于商人诚信标准之要求要远严苛于以自然人为代表的民事主体,要求商人承担社会责任实为商人诚信的基本要义,商人尽管不能摆脱谋利本性,但应在“为”与“不为”之间进行正确选择;其三,商人承担社会责任系为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的民商法理念之彰显。

审视民商法理念的历史沿革,不难发现,民商立法的轨迹正在进行着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的变迁,商人“唯利是图”的劣根正在予以修正,商人承担社会责任即为民商事立法社会本位观的凸显。那么,商人社会责任的边界应如何确定?首先,应当明确商人社会责任的主体范畴仅限于商人本身。学界对此尚存争议,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商人责任主体具有不确定性,不应仅局限于商人,还应含括股东、董事等一切可能控制与主导商人行为的主体。此种观点值得商榷,主要在于其混淆了商人与股东、董事各种相互独立的人格,混淆了公司权力结构体系,未摆脱传统的“所有权理论”,并未将以企业为代表的商人划归“人类”,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理论极不相称;其次,商人社会责任的对象范围广泛。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凡是除股东之外的以企业为中心的“关系人”均为商人社会责任的对象,即商人社会责任的对象范围包括职工、债权人、交易相对者、社区、社会等;最后,商人社会责任的内容应当从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两个方面进行构建。积极责任的内容包括对职工的劳动合同责任、对债权人的合同责任、对弱势群体的捐助责任等。消极责任的内容是不得损害环境利益责任、不得损害市场秩序责任、不得损害社会公德责任等。商人责任的深度之二:应当以惩罚“恶商”作为构建商人责任的基调。当下,商人已然成为社会生活中愈发引人注目的一类群体,其之所以为公众视角所聚焦,更多是关于商人的不良印象,诸如毒奶粉、地沟油事件,在诸多事件的背后,蕴含着公众对商人诚信的质疑,而如何树立商人的诚信观?除了正面意义上的疏导,拓展商人责任的维度,还要对商人责任的深度予以衡量。在商事责任追究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立法者与裁判者大都秉承着传统民商法理念,以补偿受害者损失作为商人责任追究的内核,这与普通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追责并无多大本质区别。诚然,在一定意义上,以补偿损失作为商人责任构建的基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与我国鼓励兴商的历史背景是相称的,然历史车轮转动到今天,经济背景与历史现实今非昔比,适当加重商人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构筑稳定的商事秩序已然是我们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关注并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是深化价值哲学研究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以往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我们对主体价值认识的差异性、多样性、相对性、对立性关注并强调得多,而对价值认识的同一性、统一性、绝对性、共通性关注并研究得少,这种倾向忽视或掩盖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群体达成共识以及价值认识求同存异的可能性,无法保证对价值认识的全面性、客观性、辩证性。事实上,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价值认识恰恰是差异性与同一性、多样性与共通性、对立性与统一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二个方面的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二者是互补的,离开其中任一方面,都是片面的、机械的、不完整的认识。只有深刻地把握价值认识两个方面的内容,才能形成辩证、全面和科学的价值认识。从“存在论”的立场看,无论在经济全球化、文明多样化的现时代,人们的价值分歧如何明显,价值冲突如何复杂化、尖锐化、多样化发展,但透过纷繁复杂的价值世界之现象,我们仍然会看到,价值共识的客观存在———无论在群体或组织层面,民族国家层面,还是在人类社会(国际社会)整体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其客观存在的深刻根据在于价值主体(不同层面上的主体)具有共通的情感与共同的生活实践。因此,正视价值共识,重视价值共识,积极探索并寻求达到价值共识的途径、方法与手段,就成为价值哲学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运用价值论的理论、方法与研究范式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揭示其存在的根据、现实条件、生成机理、功能、作用与意义,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辩证地把握价值认识,更加理性地对待价值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价值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关注并加强对价值共识的研究,是生活实践的现实要求。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各区域间的价值分歧、价值冲突更加明显并长期化、复杂化、尖锐化。但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各国在资源、能源、技术、信息和资本等方面的依存度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利益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在竞争中谋优势、在合作中求发展成为一种发展格局与趋势。各国在多领域的交流、协商与合作互动中逐步搭建起“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利益的根本思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是人们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价值分歧是人们利益分歧和信仰分歧的认识表达,相同的利益关系必然构成价值认识的深厚物质基础。因而,“利益汇合点”的形成和“利益共同体”的搭建必然有助于各国在多元化、差异化的基础上寻求并协商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当今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共生共存、竞争合作、共赢发展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实践方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在个性化、多样化、差异化背景下谋求平等而富于建设性的思想对话,在尊重差异与搁置争端中寻求社会共识成为一种实践智慧,而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支撑,就是去发现并找到一定的价值共识。例如,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平等对话、协商沟通,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和平共处有共同的价值认识(即彼此认可和平共处的价值观)。所以说,在多元化时代,我们既要有对立性思维、差异化思维、求异性思维,又要有统一性思维、同一性思维、求同性思维。研究价值共识问题,无疑是多元化时代,实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存共赢”生存模式的最佳切入点,它在宏观战略层面上将为我们理性智慧地破解各种时代难题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思维,它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务实的、理性的、辩证的价值思维方式,以“求同”为价值致思方向(异中求同),试图在包容中实现存异,在共识中实现求同,从而凝聚和提炼出彼此价值认识与诉求方面的“共同点”,为和平发展、共存共赢提供价值支撑。从国内情况来看,价值共识的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在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凝聚价值共识。从社会整合理论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由于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给人们的心灵世界带来了多元诉求的精神焦虑,中国社会呈现出的基本态势是多样化与多元性。这一态势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巨大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道德的失落、心灵的失序和价值世界的混乱无序。社会多样性与多元化并不排斥统一性、同一性和价值共识的必要性,愈是多样化,愈是需要凝聚一定的价值共识来实现统一、统摄与主导。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矛盾与困境亟待发挥精神因素、文化共识(核心是价值共识)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亟待通过国家精神的社会化,将规范、价值和信仰与文化因素内化成为个体的价值自觉,从而发挥消除隔阂、弥合分歧、化解冲突、增强认同的社会整合功能。价值整合是社会整合中最为根本、最深层面也是最为持久有效的整合方式,而价值整合的核心与灵魂是凝聚价值共识,实现价值认同。只有凝聚和塑造一定的价值共识,形成占据社会价值制高点的能够被民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实现有效的价值整合,促进社会团结,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研究价值共识,可以为加快社会转型、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具有远见卓识的处理价值问题的精神智慧与理论支撑。

二、价值共识的可能性与生成机制

价值共识何以可能呢,其生成、发生的机制如何呢?

(一)人类共存共赢的生存样态,反映在价值认识层面,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的一切认识(包括价值认识)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实践之中,归根到底是物质生活过程及其现实条件在观念上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换,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当今社会,全球化问题(诸如气候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粮食问题、国际金融危机等)日益凸显,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性更加突出,作为“地球村”中的村民,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人而独立生存,各民族、国家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对立,也有妥协、有沟通、有互利,共生、共存、共赢成为人们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客观要求。共同的生存环境、统一的实践方式及其耦合互动的社会行动体系,使各民族国家彼此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必然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如对“共生”的价值认识)。再进一步讲,人类的生产、生活、精神与生命是相通的,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共通性(这就是解释学家所谓的精神同质论)。所以,价值认识既具有特殊性(个性),又具有普遍性(共性),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可见,价值共识具有共享性(兼容性)与普遍性。在人类的实践中,社会行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共识逐步凝聚和重叠的价值认识过程。例如,人类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共同实践中,必然会逐渐形成对自然、生态的共同价值认识(如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价值等)。又如,在当今国际社会舞台上,国与国之间在交流与合作、竞争与博弈的反复交往实践中,认识到国与国之间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超越冲突,建立一种共存互惠关系,逐渐凝聚和形成了合作共赢的价值共识,从而使国际交往更加理性化。

(二)全球化实践、世界性普遍交往有助于达成价值共识。价值主体共同的实践活动与频繁而普遍的交往关系是价值共识形成的现实根据。全球化实践、世界性普遍交往使人们打破了传统的民族性、地域性、本土化思维,确立了现代的跨民族、超地域、超时空、全球化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有助于人们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世界整体层面)上重新认识、理解和看待诸如资本、技术、人才、市场、信息、资源、环境、创新等问题,并在网络化实践行动中不断强化对这类事物的价值体验与价值情感,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价值共识。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实践中,由于普遍性交往的作用,加强了人们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与谈判的良性互动,消除了人们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使人们在某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生态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核威慑等)上更易形成价值认识的交集,达成价值共识。此外,全球化实践、普遍性交往以及网络化社会生存背景下,不仅要求我们拓展视野,着力于全球化视野的高度关注和研究重大现实问题,而且,由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整体性、相关性与综合性越来越强,迫使我们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方法”甚至于“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与综合集成方法;在研究方式上采取跨区域、跨国间的国际合作与世界团队联盟方式,这种研究视野、方式、方法,有助于视域融合以及多种认识方式方法的有效整合,有助于构筑价值思维的融通性,使人们从宏观和整体高度形成共同的价值认识,达成一定的价值共识。

(三)日益频繁而紧密的文化交流、碰撞与互动,推动了价值共识的形成。每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认识都来自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观念文化系统诸因素共同作用、熏染、熏陶和塑造的结果。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各种文化激荡、交融、交流与竞争互动的文化生态园,构成了价值共识形成的社会生态条件。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日益频繁而深入,伴随着资本、技术、人才、贸易等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市场化配置,世界舞台上搭建起了一个多元化、立体化、全方位文化交流与对话、碰撞与融合、竞争与发展的大平台,使各民族文化在平等交流、理性对话和深度碰撞中实现了文化的沟通、价值信息的传递、情感的共鸣、偏见的消除,心理鸿沟的弥合。各民族之间的精神交往越来越深入,为不同文化间发掘、发现并欣赏彼此相融相通的文化共同点以及深层的价值共同点提供了极好的土壤与环境。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表明,文化的多样性、交融性是文化进步发展的动力。在世界性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人类的某些价值认识与价值观是可以融合的,是可以找到价值交集的。事实上,随着各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社会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日益加深,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与价值层面总是在主动地、不断地相互吸收、借鉴、融会与贯通,进而形成一定的价值共识。所以,只要我们以人类现代文明为立足点,以人类共同的福祉为参照系,不断发现、挖掘并提炼那些超越本土文明、引起其他文明价值共鸣的、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优良文化因素与价值基因,就能够找到人类的价值共识。例如,人们对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共同认识,就是近代以来各民族国家在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共识。在当今的全球化实践中,各民族国家又在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中形成了“平等、合作、共赢”等价值共识。可以说,价值共识是人类在文化交流、碰撞、交融、互动的社会文化场域中,不同文化在“包容存异”的多元认知中,不断筛选、提炼和凝聚价值契合点的价值认识过程,是人类价值认识的智慧沉淀。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人民主体论的改革观有利于我们达成中国社会的价值共识。当代中国社会,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坚持人民主体论立场,以人为本,着眼于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价值旨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理念。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开创与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亿万人民群众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切身感受中,深刻领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巨大创造力与现实感染力。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获得广泛而深厚的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与现实根据。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的“中国梦”思想更是以平实、生动、直观而又浪漫的百姓话语形式,全面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框架,提炼、凝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价值目标与理想,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它在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复杂社会场域中找到了民族、国家、个人的利益汇合点和价值共振点,找到了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多元认识基础上价值认识的最大公约数,使得社会价值、民族(群体)价值与个人价值高度统一起来,构建起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的一个重要管道(精神价值管道)。价值共识是社会共识的精神支撑与价值指导,人们通常是以价值共识为指导铸造社会共识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这就明确确立了以实现人民幸福为改革开放价值取向的人民主体论改革观原则。这一重要原则的确立,为我们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普遍的价值共识奠定了正确的价值论基础(价值观立场和方法论原则)。我们相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沃土,坚持人民主体论的价值立场,各民族、各阶层、各群体通过平等研讨、理性沟通、心灵对话和深度碰撞,就一定能够凝聚并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价值共识。

三、价值共识的作用与意义

人是一种精神性动物,在一定的文化中生活,受制于特定文化,文化的功能是“化人”。一定的价值共识的凝聚与确立,具有重大的实践作用与意义。由于价值和价值观具有凝聚、导向、激励、规范、评价和调控等作用,所以,相同的价值认识(价值共识)的形成,在实践中往往具有指南针、粘合剂、凝聚剂、推动器、规范器、调节器等作用,它为人们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价值关系、价值困惑与价值冲突提供价值智慧与行动指南。

(一)价值共识具有信念意义与规范作用。价值认识不同于事实认识,它是对某种价值现象、价值关系的认识与反映,因而与主体性(情感、体验、信念、意志、需要等)深度相关,往往凝结和体现着主体的强烈体验、情感和信念,具有信念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认识(价值共识)就饱含着无产阶级的价值情感,凝结和体现着共产主义信念(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而具有信念意义。价值共识又是一定的价值规范的基础和灵魂,一定的社会群体一旦达成了某种价值共识,就会强化一定的价值认同,在处理问题时就会采取更加一致的做法,逐渐形成相应的价值规范,并转化为人们如何行动的规则,具体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例如,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凝结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共识,不仅强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集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而且,这种价值自觉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形成了关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规范与道德准则。可见,价值共识促使人们实现价值自觉,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一种规则、标准与模式,直接规范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提供一套可操作的价值框架与秩序结构。

(二)价值共识可助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谋求价值共识的价值思维与方法是一种积极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的、高度务实的辩证思维方式。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文明多样化、世界多极化成为时代趋势与发展潮流。面对社会高度分化、异质化与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我们无法也不能消除文化差异与社会矛盾,但我们可以面向未来,立足于共同发展,尊重差异并包容个性,从多元、多样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发展一种“求同存异”的同一思维(共识文化),即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性、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适当关注各种文化、不同文明背后的全球统一性和同一成分(价值认识共同点),以凝聚、发掘和发现“多元”背后蕴含的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共同精神智慧与价值认识成果。这种致力于寻求价值共识的思维与实践,有助于从世界文明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高度找到各国彼此交往与互动的最大公约数与价值联结纽带,为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对话、合作竞争、互惠共赢搭建一个价值支撑平台。

(三)价值共识有助于人类在尊重差异化前提下推动文明的多样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寻求价值共识的思维与实践要求人们尊重个性,包容差异,平等交往,在发掘和发现价值共识的现实实践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凝聚和整合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与共同发展的各种现实力量,在共存共赢中促使不同文明各自得到充分发展,形成文明多样化的发展格局。大力研究、探索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主体、不同立场、不同文化高度差异化场景中的价值共识,就是要淡化差异、尊重并包容不同文明的价值诉求,以融通性价值思维找到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得以交融、对话、沟通、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价值平衡点与契合点,构建起和谐世界的价值通量(类似于经济世界中起货币功能作用的价值元素),架起不同文明之间实现价值沟通与融合的桥梁,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在不同文明的交往过程中,善于捕捉、发现、发掘、提炼和总结其价值认识中所蕴涵的共通的元素(价值共识),可以形成可持续交往的共同价值和规范(例如共生的价值与规范,和平共处的价值规范等),避免对抗与冲突,和谐共生。可见,价值共识更易于成为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人们的共享价值规范,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此外,从价值共识出发,还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全球治理的方案问题。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发达国家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TRIPS),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恰恰需要的是从共生价值这一价值共识出发倡导与贸易有关的发展问题,可见,肯定并弘扬共生价值这一价值共识,〔4〕无疑为我们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国际经济与贸易难题、寻求全球治理的合理方案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7篇

目前,我国企业对于外汇风险也正采取多种方法积极管理应对,如改为非美元货币结算,运用多国货币周转支付,降低美元货币结算比重;贸易融资、灵活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同时加大产品国内宣传力度,增加国内销售比重;加快调整结构,转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提高产品质量,以优质产品博得更多销售市场,从而获得更多利润等。其中,贸易融资以其低成本的优势成为我国企业防范外汇风险所普遍采取的办法。通过贸易融资,企业可以提前收付资金,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汇风险,并且提前回笼的资金可以加快企业运转,解决涉外企业现金周转问题,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也为企业采取这一途径提供了相应的便利。在运用远期金融工具管理外汇风险中,众多中小企业敢于积极尝试外汇掉期业务,风险规避成果显著;同时远期结售汇交易也颇受欢迎,一些外资企业和在外国有分支机构的中国涉外企业使用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来规避外汇风险。这些风险管理措施的有效运用,反映了我国企业外汇风险防范态度有了质的改变,进步显著,联系我国当前国际形势,在应对外汇风险时有了初步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这一体系应对汇率连续波动的潜力日益展现。

2我国外汇风险管理中暴露的诸多问题

受我国外汇政策限制和金融市场的一系列影响,在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发展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凸显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1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制约首先,企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政策的限制,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资本项目本身没有彻底开放。恰当地说,我国外汇市场目前的发展十分不成熟,与西方发达完善的资本主义外汇市场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能称之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资金流通就受到必然程度上的限制;并且,我国外汇经营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滞后了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加之人民币不允许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外汇市场以几家国有银行为主体,也毋庸置疑地造成了外汇市场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偏离了国际化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方向。其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服务设施不配套,外汇风险规避工具品种单一、结构也相对有限,自然在企业遭受外汇风险的摧残时,不能为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至今也没有正式出台一部十分完善的关于涉外企业国际经营的风险管理法律或条例,这无疑加剧了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宽国际经营时所面临的外汇风险,法律的缺失不仅仅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更给国家相关部门的执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2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有待提高在外汇风险管理中,国家毫无疑问应该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提供良好的避险环境,而企业作为外汇风险承担者的主体,更应在外汇风险管理中一马当先,但是目前企业对外汇风险管理的认识水平及成本支出都不容乐观。由于长期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处于一个单方面上涨的稳定态势,且我国的涉外企业、外贸公司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庇护下运行,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成长,缺乏自负盈亏的经营理念与文化管理氛围,因此企业规避外汇风险的意识比较淡薄,不愿意在外汇风险治理上投资,普遍缺乏外汇风险管理的积极性和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提高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可作为企业风险防治的一道突破口。同时我国风险管理的教育起步较晚,在应对实际的外汇风险问题时,必然缺乏一些能够从战略制高点出发应对外汇风险的管理人才,从而导致外汇风险防范达到的效果常常不能尽人如意。此外,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外汇风险防范中,企业总体对汇率工具不够了解,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也存在误解和偏差,简单地把衍生工具等同于炒汇工具,企图在汇率的波动中投机获利,一味盲目操作,并不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结果是便导致更大程度上的亏损。企业只有牢固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才能积极主动管理外汇风险,而不是将汇率风险完全归咎于一些政策性因素,以及一些非人为因素,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外汇风险管理的应对策略

3.1强化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的意识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外汇风险所带来的重大影响,才能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在实际业务中积极主动地应对可能出现的汇率损失,这也是应对外汇风险的根本所在。为此,要加大汇率风险防范的宣传力度,大力普及国际金融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企业广大员工理解汇率风险,明白企业不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分子,不能在盲目押赌中承受汇率波动所带来的收益或损失,想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外资,提升我国涉外企业竞争能力,就要脚踏实地搞经营,通过产品盈利,为我国企业开辟更为广阔的成长空间。

3.2企业发展中礼聘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准确地预测汇率变化趋势是有效防范外汇风险的前提条件,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自由化的升级,使得汇率更加复杂多变,准确地预测汇率趋势无疑是一项高技术含量的业务活动。这就更需要外汇管理人才熟练掌握各类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方法,具有渊博的国际金融知识、敏锐的政治感知能力、专业化的财务分析能力,能够及时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技术性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是一个国家最优质的生产力,积极培养尖端外汇风险管理人才是防范外汇风险的重中之重。因此,聘请以及培养高级外汇管理人才对于汇率风险的防治研究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3.3调整企业内部结构,设立风险防范部门我国绝大部分中小型涉外企业虽然面临着严峻的外汇风险问题,但是由于风险意识的薄弱、外汇技术人才的稀缺,都没有设立起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以及汇率波动预警机构。正是由于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才致使外向型企业在面临外汇风险时不能及时采取合理的方案措施加以补救,增加了外汇风险管理的难度。所以企业内部应当建立健全外汇风险管理机构,有效规避外汇风险在企业内部的发生,之前国内企业在经营发展中并未重视这一方面的问题,今后的发展计划中应将这一方案措施提上日程。

3.4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联系,实现互利共赢外汇风险管理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企业源源不断地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与智力,如果只是企业单打独斗,势必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黯然失色。而金融机构有着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和专业优势,对汇率波动风险的实际掌控能力较强,所以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内金融机构的优势,在实际经营发展中,与金融机构建立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利用金融机构推出多样化的外汇管理及服务项目,辅之以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避险工具,如此定能在外汇风险管理的道路上有所收获。同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可以给企业提供借鉴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经验、策略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增强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经济全球化论文范文第8篇

1.建立科学的人才扩张战略,优化内部管理结构。完善内部培训系统是跨国酒店实现快速发展的必要环节,也是优化酒店内部管理结构的主要途径。在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只有培养一批可靠、实用型的管理人才,才能保持酒店生机和活力。第一,完善酒店内部各个层面的人才储备机制是人才供应的保证。第二,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要充分发挥培训部门的作用,建立规范化的培训制度,制定完整的培训计划,同时对受训员工进行考核和检测,根据培训结果进行相应的奖罚管理。除专门的培训机构进行培训外,各个部门要合理调配时间,在部门内部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协同完成培训任务。第三,把好人才招聘关,制定人才招聘制度,拓展招聘渠道,网络更多优秀人才。对于岗位空缺现象,制度中应明确做出处理方法,例如工作交接规定或者轮岗制等,尽量减少对酒店正常运作的影响。第四,加强校企合作。运用现代知识管理酒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酒店行业的标准化、专业化的服务要求出发,跨国酒店必须要实现与高校的对接合作。通过接受有关部门的引领和教育机构的协作下共同完成人才评定标准,严格考评结果,颁发相应等级资格证书。

2.增加产品的让渡价值,降低企业成本。产品让渡价值是指顾客感受产品或服务的性价比,是对总价值与总成本之间的差异主观评价。让渡价值是影响客户购买与否的重要因素,提高服务产品的让渡价值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个:降低总成本,增加总价值,或者两者同时进行。跨国酒店如果除了提供舒适洁净的客房这一核心产品,还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从友善的服务态度、方便的交通、网上订房和支付等附加产品方面提供差异化产品,降低顾客使用产品的成本,同时提升整个服务产品的价值。采购管理是降低成本的关键,可靠低廉的供应源能够大幅度地降低酒店经营成本,为经营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跨国酒店经理人必须认真分析和强调目标客户看重的产品属性。服务产品传递方式和组合方式是与同行酒店区别开来的标志,也是提高服务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3.创新经营模式,扩大品牌效应。连锁经营提高酒店的知名度的有效途径。从国内外的酒店发展经验来看,连锁经营是跨国酒店实现快速扩张的必由之路。提高酒店的连锁经营能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向其他行业如快餐业、零售业等学习先进的连锁管理经验,做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摸索出符合跨国酒店连锁的发展道路。二是聘用当地具有丰富连锁管理经验的酒店高级管理人才,在遵循总店服务宗旨和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管理。另外,要想在当地树立品牌效应,扩大酒店知名度,必须充分利用媒介通道,进行广泛宣传。了解当地的媒体形式,增加与客户和媒体之间的沟通,获得充分的信息。制定沟通目标,对传递内容、宣传方式、沟通预算作出决策,选择适当的媒体、时间段。宣传不但要达到提高现有顾客对酒店的记忆强度的目的,而且还要使潜在的顾客能够顺利获得关于本酒店的充分信息,达到广而告之的效果。最后,加强酒店的产品服务质量是建立品牌的核心要素。在提高酒店知名度的同时,为客户提供新颖、舒适的服务内容,长久地维持良好的客户关系,从而扩大自身在行业中的影响力。

4.制定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酒店经营的灵活性。在当代经济发展环境下,市场形势变化多样、复杂,酒店捕捉市场信息的能力和对危险信号的反应速度对于赢得超额回报及建立竞争优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跨国酒店风险主要包括物理风险、道德风险、和心理风险等。物理风险又称为物质风险,是指酒店的建筑、设别、人员等引起的风险,尤其是火灾事故,对酒店造成巨大的威胁。道德风险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关,是指酒店遭受盗窃、抢劫和欺诈等事件的影响。酒店顾客多而复杂,人员流动性大,不仅涉及到卫生、安保、消费等服务内容,而且与社会安定有着密切的联系,管理难度大。心理风险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内部因素是由于企业自身经营不善、决策失误和管理欠缺造成的风险。财务风险、股市风险、筹资风险、融资风险等是常见的内部风险,规避方法主要有确定适当的负债规模和合理的负债结构等,根据酒店的销售状况,适当增加资金净现金流量。外部因素是指国家宏观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处理以上风险酒店需要制定风险控制体系,包括以下几点:①制订损前经济目标、安全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减少和避免风险形成,定期检查检修酒店设备设施,同时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②制定损后处理措施。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酒店应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事故对顾客、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等带来的伤害和损失,树立良好的社会信誉;酒店负责人要尽快地对现有资产作出评估,预计酒店恢复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和时间,减少生存危机;酒店管理人员还应在酒店重建的过程中,客观估计客户源损失,拟定新的盈利目标,加强营销手段,做出连续经营策略。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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