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观与思政经济学批驳范文

作者：周可单位：美国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普渡大学哲学系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尽管唯物主义在法国与英国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是它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对人的抽象理解。在法国，唯物主义发展出起源于洛克并导向社会主义的一派与起源于笛卡尔并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一派；在英国，培根依据现代实验科学所建立的“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⑤的唯物主义在霍布斯、孔狄亚克等人那里变得日益片面且抽象，几何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运动与科学被视作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及其知识的唯一形式。一言以概之，“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⑥。于是，当爱尔维修、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等人综合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并用于考察社会生活时，感觉、欲望、利益等因素被视为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以及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发展所起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实际上，早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从强调孤立个人的生存需要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构建社会契约学说以论证政治社会的合法性，进而走向探究市民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就已经呈现出旧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理论关联。而确定这种理论关联的现实条件，无疑是马克思后来所揭示的，自16世纪以来出现萌芽并在18世纪走向成熟的近代西方市民社会。即便是在费尔巴哈那里，尽管他认为只有在社会或共同体中与他人交往并共存的人才是完善的、真正的人，但是由于主张运用感觉、直观来获取直接的、确定性的真理，因此，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⑦。

由此可见，一方面，近代西方市民社会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与16世纪以来的旧唯物主义兴起的共同历史条件，另一方面，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抽象个人形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特征，从孤立个人的抽象需要出发考察人类社会的旧唯物主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的“人类社会”，是人们的感性活动在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现实世界，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马克思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⑧来规定人的类特性进而得出异化劳动的多重规定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差异就已经呈现出来。如果说，费尔巴哈始终沉迷于人的类本质与动物所共有的自然特性，那么，马克思则看到了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历史与现实在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展示人的本质力量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如果说，对于费尔巴哈而言，整个自然界与人的类生活只是人的类本质在对象中的纯粹显现，那么，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类本质本身是经由作为合乎人的本质的感性活动并且表现为工业活动的劳动而实现的，尽管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来实现⑨。

然而，这一时期马克思还和费尔巴哈一样，预设了一种理想的、抽象的本质状态当作思考的逻辑起点，并且把扬弃异化以实现本质的复归当作逻辑终点。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这一思考方式才被彻底扬弃，马克思哲学的感性活动与历史主义的原则才真正确立起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把人的活动及其对象理解为现实的、能动的感性活动即实践，而不是仅仅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是新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⑩。

由此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他们不仅受到基于自然的肉体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制约，还受到以往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生活条件和交往形式的限制，并且在此基础上生产与再生产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形成新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结成家庭关系，以及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这表明，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社会”具有以下方面的规定性：首先，构成人类社会的主体的“现实的个人”既不是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眼中的机械的、自然的个人，也不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沦为绝对精神的附庸的个人，而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的、有着丰富需要的个人；其次，构成人类社会的内容的“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既不是以旧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利己主义的、永恒不变的市民社会，也不是黑格尔法哲学视野中最终被代表普遍伦理精神的国家所取代的内在环节，而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是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包括工业、商业等等在内的人类全部的感性活动；再次，从内部结构来看，人类社会是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的有机体，一方面，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形成统一的整体，另一方面，这些生产关系彼此关联、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单凭抽象的经济范畴及其逻辑公式所无法揭示的。总之，人类社会是以过去历史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为基础、由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市民社会问题上分享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与现实基础，唯物史观则是从根本上颠覆了旧唯物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市民社会观，转而以感性活动和历史主义的原则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分析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背后的政治哲学前提，揭露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征。

唯物史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观念的批判

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唯物主义者认为，各种肉体的、自然的需要及其满足是人类天性的主要内容，也是评判社会制度的重要尺度；政治社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在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利用的功利关系。因此，他们根据机械唯物主义的前提推导出考察社会关系的功利主义思想。在这方面，费尔巴哈与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样，都把人类的需要理解为直接的自然需要，并且把人与人的社会交往理解为满足彼此需要的相互利用关系。边沁和密尔则进一步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并倡导运用这一原则来制定法律和政策，实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功利主义观念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輲輥訛对此，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述了人类的需要及其满足活动的实质与意义，批判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前提的功利主义思想。

首先，马克思指出，需要是人的感性活动的内在动力，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根本前提。这是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但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輳訛輥。不仅如此，在已经满足的需要以及为满足需要而制作的工具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从而推动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此外，人类还有着繁衍后代、相互交往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关系———家庭，以及语言和意识。由于人们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才推动着历史的世代更替与不断发展。因此，需要及其满足是人类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感性基础。

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类需要及其满足活动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功利主义的现实基础。所谓功利关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是指“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其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某种关系中取得的利益总是对这种关系来说是异己的”，即赋予这种关系本身所不具有的功利色彩。马克思明确指出，“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归结为一种抽象的金钱和牟利的关系”。简而言之，由于人的本质的异化，交换活动中充当中介的货币成为主导一切的神秘力量，并且，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需要片面化为单纯的占有，人们为了占有更多产品而相互利用、彼此欺骗。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对功利关系的批判由揭露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深入到揭示功利关系的现实基础以及功利关系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关系的掩饰。在马克思看来，功利关系的实质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反映。“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只有在能够被他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系的关系时，他至少也要在想像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

功利论者认为，人与人的相互利用关系能够同时满足我与他人的物质需要，实现双方的利益，因而能促进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统一。对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并不一致。由于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工人所生产的销售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工资与利润之间始终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使资本家通过改进劳动工具、扩大销售市场而获得了更大的利润，相比之下，工人的工资仍然减少了。

所以，尽管工人的物质生活可能得到了改善，但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多，“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即使工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相比于资本家的生活享受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不仅如此，由于激烈的竞争导致新的机器技术的使用与普及，工人的劳动越来越简单化、片面化，工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的工资水平越来越低。总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越来越恶化，他们就更加依赖于资本。“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这就是一再被人称道的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因此，断言人与人的相互利用关系会带来双方利益的实现，掩盖不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剥削实质。再次，马克思联系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阶段论述了功利主义的演变，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关系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反映。

马克思指出，在17世纪，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并且在英国夺取了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者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中就已经有了与经济学内容直接联系的功利主义的萌芽。洛克认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劳动是确立财产权的重要依据，他从物质需要及其满足出发考察人类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思路影响了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世纪是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盛行的时代，法国巴黎作为当时唯一的世界城市所具有的包容性影响了当时法国思想家的思考方式。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把功利主义上升为普遍性的原则，即把一切关系归结为相互利用的关系。功利主义的普遍性原则所缺乏的经验内容则在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补充。如果说法国的重农主义学说还带有封建生产的落后色彩，那么，在有着发达资本主义的英国，边沁和穆勒等人的经济学说则实现了与功利主义的完全结合。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功利论是古典学派的“心照不宣的前提”，而“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輰輦訛。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功利主义曾经在批判维护封建剥削的宗教和道德话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从经济关系出发说明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并且带有公益论的性质，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确立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功利主义的保守色彩愈发浓厚。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功利主义对人类需要及其满足活动的理解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普遍的人性论前提和公益论的结论，它实质上是以功利关系掩饰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关系。由于功利主义以抽象的个人及其物质需要为出发点，反映的是抽象的个人意志的外化与实现，因此一旦现实的经济关系突破了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范围，换言之，一旦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活动同属于资本的普遍统辖之下，单独的个人只能选择成为资本的附庸，这时，功利主义的形式就不能容纳现代社会生活，无法真正说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于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沦为掩盖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和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

唯物史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法权观念的批判

承认并保护私人所有权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特征。洛克的《政府论》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对财产权所作的论证确立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堪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声。此后，黑格尔法哲学更为系统地论证了市民社会的财产所有权。他将所有权看作是抽象的个人意志得以实现的定在形式，表现为一种法权关系或是权利要求。黑格尔的所有权理论成为马克思的直接批判对象。

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仅为他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考察所有权提供了经验材料，而且提供了从经济关系出发考察所有权的重要视角。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进一步主张从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和分工的历史运动出发考察所有权，揭示资产阶级社会所有权的形成过程、现实基础和实质。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法权（它始终只是某一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反映）的考察是完全次要的；相反地，对特定时代的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才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揭示了法权关系意义上的所有权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悖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举了两个例子，颇能反映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在所有权问题上的差异。其一，不能带来地租的土地所有权是不是真正的所有权？在法学家看来，所有权是指对某物的占有、使用、转让和获益等权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占有某物而不能从中获取收益的话，法律上的所有权在现实中就沦为空谈。其二，占有破旧不堪的大礼服能否称为真正的所有权輳輦訛？按照法学家的理解，归我所有的破旧大礼服也能体现我衣衫褴褛的个性，然而，“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想到把这件大礼服列为我的私有财产，因为它不能使我支配任何甚至是最少量的他人劳动”輴訛輦。

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由于缺乏支配他人劳动的资本，占有旧大礼服而衣衫褴褛的个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这其实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财产状况的真实写照，工人所占有的全部财产仅限于包括他们的大礼服在内的生活资料。“我的大礼服，只有当我至少还能将它变卖、抵押或出售时，只有当它还可以出卖时，才是我的私有财产。”一件破旧不堪的礼服不仅会使所有者的个性丧失，还意味着自身财产性质的缺失。

因此，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来说，所谓“真正的财产”是指能够支配他人劳动的产品，即资本，相应地，资产阶级社会所有权的根本特征是其所具有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由此可见，黑格尔依据抽象的意志自由所论证的所有权不能完全解释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古典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关系取代法权关系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社会所有权的实质。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所有权的悖论，即法权意义上的占有与现实生活中的匮乏，以及工人的财产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并进而转向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与实质出发考察所有权。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采取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同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生活的经济关系，恰好相反，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方法。在马克思看来，首先，“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后者总是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同时，“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对资产阶级社会所有权的考察离不开对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描述。

其次，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在历史运动中形成与确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经济关系和所有权关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及其理论表现同样具有历史性。一方面，永恒的所有权是一种幻想。“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輮輧訛另一方面，决定所有权关系的经济条件也是变化发展着的。“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和在其他一切时代一样，财产是和一定的条件，首先是同以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程度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有联系的，而这种经济条件必然会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表现出来。”輯訛輧因此，从物质生产的历史运动出发，说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实质，进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所有权，就成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任务，这也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主要内容。综上所述，唯物史观确立时期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前提和法权观念，阐明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揭露了功利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形成了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运动出发考察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所有权的思路。这表明，一方面，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

政治经济学话语为马克思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了经验材料和理论视角，马克思则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而确立了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史与现代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贯穿着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反思，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独具个性的论证方式，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切入政治哲学议题，探讨政治观念的社会根源和理论限度。应该说明的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意义得到进一步彰显，这也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