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价值研究范文

[摘要]

在对我国沪深两市新闻出版上市公司2010-2014年度业务分布领域及数字化转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数字化转型业务对这些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后，从价值提升的角度对该类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公司价值

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出版传媒公司上市与业务转型的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技术的进步与变革也为这些公司从传统出版业务向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2013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的营业收入从2009年的10341.2亿元增长为18246.4亿元，增长幅度高达76%，表现出较强的增长能力，而2013年我国新闻出版行业的营业收入就占到当年GDP的3.2%。[1]与此同时，新闻出版行业也存在着各细分业务[2]参差不齐、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图书出版业务稳步增长，但增幅有所下降；报业期刊出版形势严峻；出版服务类业务和收入不断增长；数字出版业务明显增加，呈现出以出版社为核心的传统新闻出版行业逐步向以数字发行平台为核心的经营方式转变。[3]根据WIND数据库公布的2014年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显示，以中文传媒、中南传媒、凤凰传媒和大地传媒为代表的四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位居该行业的前四名，其收入总和已超过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50%。无一例外的是，这四家公司都已从2012年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此为契机，沪深两市的其他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也开始了或快或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此，本文拟以我国沪深股票市场上的16家新闻和出版业[4]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2010-2014年业务分布领域及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考察这些公司不同类型业务特别是数字化转型业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对新闻出版上市公司如何有效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政策背景分析

我国对数字化出版发展所采取的扶持政策最早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而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则标志着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回顾近几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主要扶持政策，其内容如下。2010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围绕出版产业系列指导意见，包括《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若干意见》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发展电子书产业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出台从加强组织领导、发挥部门合力、优化资源配置、加大投入力度、搭建交流平台、加强版权保护、强化网络监管、完善法规体系、健全考评体系、加快人才培养十个方面给予了数字出版全面支持。[5]在“十二五”时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财政、税收、建设用地、投融资、进出口和人才培养引进等诸多方面给予数字出版龙头公司必要的扶持和优惠，例如在税收优惠方面，对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公司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出口数字出版产品经登记为软件产品后在符合国家关税政策的前提下实行免税等。这里的“数字出版龙头公司”是指能对出版行业的其他公司产生影响、号召力及起到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并对该地区、该行业或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公司。按《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及《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的要求，2012年2月印发的《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应用高新技术并推动产业升级。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并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出版公司上市融资，促进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出版资源有效对接。上述政策为新闻出版公司的发展，特别是出版公司朝向数字化转型，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总体状况及业务分布领域分析

公司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会存在共性。本文通过对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总体状况及业务分布领域进行分析，寻找其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从而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数字出版上市公司的转型现状。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大类下的“新闻和出版业”公司在沪深市场共有16家。通过对WIND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发现，16家公司中的绝大多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地方政府。当仔细分析这16家公司在2010~2014的业务类型时，我们发现其中有些公司既有新增业务，也有摒弃业务；另外一些公司仅有新增业务或者只是在摒弃业务；而剩下的公司在其业务领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根据这种业务变化的特点，以16家公司中业务类型是否发生变化为标准，最终将研究对象确定为11家并将其划分为两组。其中，第一组包括博瑞传媒、华闻传媒、华智控股、时代传媒、天舟文化、中文传媒和浙报传媒，共7家公司。该组公司不仅摒弃了某些传统出版业务[6]且增加了数字化业务。第二组则包括4家公司，分别为皖新传媒、中南传媒、大地传媒和凤凰传媒，这一组公司在保留其现有传统出版业务的同时，又增加了数字化业务。

在本文所选取的11家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中，数字化转型最早开始于2012年。比如，中文传媒在2012年新增了影视、艺术品及新媒体等业务。表1给出了11家新闻出版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业务变化及分布领域。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些业务变化所呈现的趋势。

1.教育出版业务比重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近五年来，新闻出版公司并没有蜂拥而向数字化出版业务，反而是对传统出版业务有所保留，并且大部分公司都新增或者保留了其部分传统出版业务，而且所保留的这些传统出版业务在公司营业收入中仍占有相当比重。这些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传统出版业务中有关教育教材的出版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在和“教育教材收入”有关的5家上市公司中，仅2014年一年，该收入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最高就可达52.43%，最低的也占到20.44%（见表2）。由此可见，教育教材出版业务收入仍然是这些公司实现业务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

2.数字出版业务较为分散通常所说的“数字出版业务”一般包括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电子图书、影视传媒、数字阅读器等。表3所示的这些上市公司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都有选择性地新增了一些数字化出版业务进行尝试。比如，凤凰传媒在2014年新增了游戏业务收入、软件业务收入、影视业务收入等，同时向几个数字化业务方向发展；但也有公司专攻某一数字出版业务，比如，华闻传媒与优酷联手提供视频信息服务；中南传媒则在开辟自己的数字化教育等，上述这些都使得整个新闻出版行业的数字化业务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状态。

3.通过并购新增业务通过分析新闻出版上市公司的新增业务，我们发现，虽然有些公司在尝试通过与大型网络平台合作的方式以开拓其数字化业务，而大多数公司还是通过并购的渠道来增加其新业务，被并购的公司都是增长潜力较大的新型、小规模公司。其中比较典型的并购业务当属2013年华闻传媒并购太傻教育。这项并购为华闻传媒新增了出国留学咨询及相关业务。在2014年，华闻传媒又先后购入国视通讯、掌视亿通、精视文化、邦富软件、漫友文化等公司的控股权，来增加其动漫类、视屏服务类业务收入，同时收购国视通讯、掌视亿通为其拓展到移动视频行业奠定了基础。

三、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其公司价值的影响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新闻出版上市公司在进行业务转型时会制定不同的战略，有些公司在选择摒弃传统出版业务的同时也会增加数字化业务，而其他一些公司在增加数字化业务的同时会选择保留传统业务。

1.摒弃传统出版业务且增加数字化业务公司的收入及其价值分析在分析上述第一组公司的业务时，我们发现天舟文化、华闻传媒和时代传媒都在2014年增加了数字出版业务，天舟文化还于2014年增加了移动网游戏业务并在2013年就摒弃了其教育咨询业务。中文传媒的数字出版业务则包括数字阅读产品、数字出版运营服务和数字内容增值服务。浙报传媒则投身于在线游戏运营业务、无线增值服务、平台运营业务甚至技术信息服务。凤凰传媒的数字化业务涉及游戏、数据服务、软件、影视等领域。上述公司新增的这些数字出版业务或其他业务都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带来了增长点。从图1可以看出，这7家公司的业绩总体表现较为平稳，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其中中文传媒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从2010年到2013年增加了近2.6倍，可是在2014年中文传媒的主营业务收入略微下降，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公司需要不断调整所遇见的新问题并整合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收入波动也在情理之中。由于新闻出版行业发展较完善，我们选取各个公司每年度的股票均价与其当年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乘积作为各新闻出版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图2中的7家公司的价值波动较为明显，2012年公司价值最小，从2013年开始公司价值逐渐增长，2014年年末则有较大的提升。造成该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自2009年开始，国家为新闻出版上市公司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外部环境，各公司纷纷开始进行转型，而转型的集中年为2012年和2013年。在业务转型过程中的适应期间，一方面，由于传统出版业务的部分减少或者全部摒弃影响公司的业务收入，另一方面，新增数字业务增长不明朗或者需要与既有业务进行磨合、整合，而这些都会通过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反映出来进而传递到其公司价值上。只有当新业务逐渐稳定后，公司价值才会逐步回升，但从长远来看，新闻出版上市公司的业务转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呈现出积极的趋势。我们通过天舟文化主营业务收入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对比图1和图2可以发现，2010~2012年天舟文化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公司价值均没有发生明显的增长，而天舟文化的其他业务和数字化业务转型出现在随后的2013和2014年。2013年，由于受传统出版行业萎缩、教辅新政策的冲击及移动互联网给行业带来的变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天舟文化对其主营业务进行了整顿。一方面，对于效益不佳、效率不高的业务机构进行了清理和整合，优化了公司的资源结构。比如，摒弃了占主营业务总收入的比重很小且对公司价值影响也很小的教育咨询业务（2013年教育咨询业务收入为209.63万元，占其主营业务总收入的0.64%）。另一方面，公司围绕数字出版与新媒体业务进行战略投资，如收购北京神奇时代项目、研发数字教育出版项目等。又新增了移动网游戏业务，该业务在2014年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高达30.31%。上述这些数字化业务也使公司价值不断攀升。

2.既保留传统出版业务又增加数字化业务公司的收入及其价值分析第二组4家公司的突出特点是，在进行公司主营业务调整的时候，保留了传统出版业务，又增加了数字化业务，而这四家公司在进行数字化业务或其他新业务调整的时候所采取的策略却是各异的。比如，大地传媒是在2014年增加了传统出版业务；皖新传媒和中南传媒从2013年开始分别涉足多媒体业务、数字出版业务；凤凰传媒的业务领域则更加宽泛，除了传统出版业务之外，还包括游戏、数据服务、软件、影视等新业务。这些新业务的增加不但拓展了这类上市公司的业务领域，也对其主营业务收入有所贡献。从图3可以看出，四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图4中，四家公司的价值大致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即2011和2012年度公司价值较低，2013年开始公司价值逐渐回升。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第一，虽然这四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仍处于上升趋势，但如果不能及时拓展新的业务领域，调整因传统出版业务受到冲击造成的公司收益下降的局面，公司价值就会有降低的危险。第二，公司价值受到公司选择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机的影响。这四家公司在数字化业务转型过程中行动稍晚。实际上，也是在这些公司的价值下降以后（在2012年度左右），公司才在随后的年度选择了数字化业务以扭转价值下降的局面。这一现象生动地体现在凤凰传媒的业务转型上。对比图3和图4我们发现，2012年凤凰传媒的主营业务收入相比2011年虽然增长了11%，但其公司价值却下降了近10%。即传统出版业务虽然在短期仍然是凤凰传媒收益增长的主要来源，但传统出版业务收入的增加却没有给公司带来价值的成长。随后，2014年在稳固其传统出版发行业务的基础上，围绕数字化这一核心战略，积极拓展省外业务，开展在线教育，投资影视领域，以实现传统新闻出版业务与新兴媒体的有效融合。在这种转型战略的指引下，凤凰传媒在2014年度避免了由于传统出版业务不景气所造成的主营业务下滑。围绕市场环境进行的业务转型不但给公司带来了持续的盈利能力，也因带来公司价值的提升而被投资者所认可。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新闻出版上市公司2010~2014年度主营业务类型、收入及价值的分析，发现数字化业务转型有利于该类公司价值的增长。但是，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业务的全面转型，特别是数字化业务如何渗透到这些新闻出版的龙头公司或大型出版传媒集团，尚需时间。为此，本文针对我国新闻出版上市公司如何有效进行数字化转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对于拥有稳固业务资源的上市公司而言，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稳定的资源，发挥这些资源在增长业务收入以及提高公司价值方面的作用。例如拥有固定教育教材出版业务的上市公司，应该在把握这些固定资源的同时，注意向现代教学的数字化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应适时开发数字教学产品或者开发在线教育等业务，以便在数字化浪潮中处于主动的地位，同时避免由于未来学生人数逐年递减而造成的传统教育教材业务收入减少的风险。其次，新闻出版上市公司在进行业务转型时要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策略。在制定业务转型策略时，应充分分析该公司在行业内所处的位置、本公司的业务优势、新增业务对公司整体发展的利弊以及新增业务与现有业务的关系等问题。在新增业务时，应依据各自的特点和擅长，不断开拓新型业务渠道，避免在新增的业务领域处于过度竞争状态。最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的结构优化和数量增加，稳定和提升公司价值。再次，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并购方式实现其数字化转型，在并购过程中除了要估算并购成本之外，更多地是考虑并购行为所产生的风险。比如，被并购企业数字化业务与本公司业务的融合和拓展问题、如何进行持续数字化业务开发以及并购后与被并购公司的人员以及资源共享等协同问题等，以创新本公司的商业模式，增加公司价值并促进产业升级。

作者：王小荣 安晓丽 张倩倩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资产评估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