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新理念范文

摘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套公共证明的政治伦理价值框架，它表明我党的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是依托法治，维护公平正义、保护人权和建立政治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共同接受的道德行为标准。从核心价值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出发，我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应坚持三个原则：政治的人民原则、责任原则和正义原则。由此，构建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政治，构建情感、对话的新型民主政治，以及构建既要维护主权又要维护人权相统一的新型政治。同时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面临六大挑战：社会矛盾复杂性的挑战；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不确定性挑战；政治全球化的挑战；西方民主制度的挑战；公开透明的挑战；民主监督的挑战。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治国理政；新理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作为指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它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而且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套公共证明的政治伦理框架。它表明：我党的治国理政的价值理念是维护公平正义、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和建立政治法律共同体中人们共同接受的价值（法律）行为标准。它既符合国际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又回答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并不是各国治理体系的唯一选择，更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终结。要想超越和摆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狭隘性，我党必须根据自身民族的特点，本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寻找符合本国特色的文明治国之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奉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原则，要求我党在新形势下全面转型治国理政的理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治国理政的价值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对“政治”的理解，要有一个“去蔽”的过程，才能复归政治的本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这个词的原始意义就是依据法律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平等地位的公民们的共同生活”［1］205。如果执政者不尊重公民的权利，不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改变了政治的原旨，是对政治的一种“僭越”。孔子说：“政者，正也”，是指国家的统治者应以公平、正义为表率，率领人民过上有德、有信、有忠、友爱的幸福生活。由此观之，政治的本义就是让老百姓过上一种平等的幸福生活，建立一种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制度，维护公共和平的社会秩序。这说明政治本身就蕴含着强烈的伦理价值色彩，正如拉贝莱说：学问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则是社会的毁灭。兰德也认为现行政府存在着最大弊端是道德与政治的颠倒，政府为着单一的政治目的僭越道德，使道德服从于政治。政府一旦把道德作为政治的婢女，其政府行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约束而成为强权政治，这样一来，政府的有限绝对权力就会无限度地膨胀为没有任何边界的绝对权力，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整个社会权力平衡系统被打破，公民个体利益遭受无止无尽的损害。而在我国传统治理观念中体现为“民本政治”。

孟子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守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从政治的原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关系出发，笔者认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包含三大价值原则：第一，人民权利优先于政治权力，这是政治的人民原则，它表明不管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治理能力的提高都应围绕人民为本的理念，这既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出发点，又是落脚点；第二，政治合法性的伦理基础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和谐、幸福、平等的生活，这是政治的责任原则；第三，政治应当追问社会生活中的平等与正义如何可能，由此表明政治本身就隐含强烈的道德规范性，这是政治的正义原则。这三个原则构成我国治国理政的价值基础。它是衡量国家治理是否现代性的政治标准，其预示着国家治理美德的主流趋势是朝向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正义、人民幸福的方向发展，从而体现我国治理体系的先进性、现代性和科学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行政规范，要求通过法制化和民主化来理顺社会各方面关系，乃至政治自身的内在关系。从行政模式上必须做到依法行政，要求每一个人应服从理性的社会秩序；从治理的价值取向上，关照的是人的生命价值，它不仅关照生命，而且要关照生命的表现形式，关注广大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各种权益的维护，这是现代政治对社会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政治这一价值取向，也体现了政治的亲民性，其落脚点是要求我们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和各种权益的保障。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赋予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些新的内涵：（1）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扩大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建设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共产党执政治国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调动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在体制和机制上，使人民感到他们才是社会主义的主人。（2）作为执政党须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流趋势，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可以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西方民主政治可以借鉴，但不是我们的唯一选择。（3）人类的政治文明不能在资本主义时代就终结了，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治国之道。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构建我党治国理政的新型政治理念

治国政理奉行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原则，不仅涉及我党自身的形象以及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更会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因此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框架内，重建我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一）应构建权力与责任统一的新型政治从政治学理的角度来看，权力构成政治的核心；从人类政治的运行历史来看，没有权力的政治是不存在的。如果政治没有权力，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进行社会建设，也不能树立社会的权威中心，然而政治上的权威应立于政治伦理和对人民负责任的基础之上。在我国，政治权力不能优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高于广大民众之上，缺少人民权利的政治就是一个空壳。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说：“任何时候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说明了在我国权力与权利之间有着共享的价值基础，政治权力是从人民权利的价值中推导出来，也说明我党治国理政的理念与“制度正义”、“民本政治”存在着一种自证关系。正如德沃金所说：应当把伦理和政治结合起来，其办法是建构一种关于好的生活之本质或特征的观点。政治伦理化其所关照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生存权利。在西方传统的政治理论中，人民的基本权利仅仅是针对国家暴力的个人自由权利，而不是对法律所有领域有约束力的客观原则规范。这说明西方人权理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从法哲学的角度看，法律从政治那里获得强制性品格，相反，只有法律才赋予权力以法律形式，这种法律形式又进一步赋予权力以约束力，这就是在现代政治运作条件下，法律与权力之间的一种张力，它们之间的紧张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视角。法律要求的是一个规范性视角，权力要求的是一个工具性视角。从法律的视角出发，政策、法规和法令都要进行规范性论证；从权力的视角出发，政策、法规和法令则作为权力再生产的手段和权力运作的程序。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法律与权力的紧张关系，在某种意义得到了化解，法律成为行政的准绳，权力是在法律约束下的权利，在权力之内没有法律的真空。

（二）应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构建情感、对话的新型民主政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认为政治源于外在强制，而不是源于人性、源于人民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我们关注人民生活，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这样，我党的执政能力如何，是同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因此，我党执政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是让人民过安居乐业、自由和平等的生活。人民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生活权利，和以人民生命为价值取向的治国理政理念，会改变我国政治运作的实质性立场和运作模式。民主政治依赖于公民在运用其交往权利和参与政治生活时对于共同之善的价值取向。而民本政治催生出来的是一种亲民政治，为政治上层建筑平民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因此，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对人民的忠诚与责任。

（三）应构建既要维护主权，又要维护人权的政治帕森斯从规范功能主义出发，认为主权政治的价值普遍化和其包容性理念，与现代政治的道德普遍主义是相符合的，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社会成员被相继包容在自由和平等之法人的联合体之中。因为人民的主权意志只能表达于普遍和抽象之法规的语言之中，这种语言中直接铭刻着每个人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也就是康德作为基于道德之上、置于政治意识形成过程之先的人权。应该看到，人权和人民主权这两个政治原则迄今为止规定了对民主法治的规范性理解。这种规范性理解既深深地扎根于我国宪法的表述之中，也深深地体现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在西方，美国学者米歇尔曼针对西方传统的人权理论和主权理论认为：一方面是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无人称的法治，另一方面是通过人民的主权意志立法而自发产生的共同体组织。前者是抽象的，而后者是虚伪的。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可以观照出，我国的政治自主也可以用人民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内在关系加以解释。其政治自主可能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作为道德价值的内容，即对人权的维护；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原则的内容，即对主权的维护。这说明人权与主权之间并不矛盾，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框架内重建我们党的治国理政理念：第一是对西方政治功能主义的超越。因为不管是帕森斯的“规范功能主义”，还是默顿的“冲突功能主义”都把社会看作是一个需求的系统，无视人的主体性和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第二是对传统二元政治思维模式的超越。这种政治上的二元思维模式，一方面把治理问题简单化，如敌与友、左与右、“社”与“资”的划分逻辑，不利于深化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把整个社会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之中，这种“非此即彼”治理模式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这些教训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都曾有过。

三、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方面的指导作用。这一表述说明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其目标是在寻求新的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基础上，如何建立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也说明，市场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关系的本位。围绕着市场本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如何建设，这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的法制化，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合作互动的治理模式的建构过程；这将是一次市场、政府、社会与个人从配置结构性变化牵引出的国家功能性变化，再到公民主体性变化的一次治理模式的转换。其目的是形成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个人自立，实现自治与共治的统一。

（一）通过市场配置解决“公平”问题就市场与公平关系而言：其一，通过开放市场来推动制度公平、正义的建设，由此倒逼国内各领域里的深化改革。其二，通过开放能给人民带来机会正义，就可以实现每一个中国人有梦、追梦和圆梦的理想。其三，通过有序的竞争确保公平环境的建立，通过市场竞争可以避免条块分割导致市场的碎片化；也可以避免垄断和行政干预使市场失去竞争性。其四，通过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以实现结果的公平。

（二）通过市场重新界定“权利”与“权力”的划界问题就权利与权力的划界而言，其一，是指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本位，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政府职能配置，建设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使政府从不该的地方退出，把缺位的补上。就权利而言，通过市场来维护老百姓应有的权利，赋予人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其二，是指在坚持权力来自人民，权力为了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宗旨的同时，但也不能回避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治权力与人民权利的边界如何界定？现在政民关系、党群关系如此紧张，就是它们各自的权利（力）边界不清，出现了以权利对抗权力的暴力抗争现象，如何做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共享，实现由“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向“民生工程”的转换，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第二，针对如何消除政治领域的特权现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出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因为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党与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了断裂与对抗。于是决定提出：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建设。

（三）通过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建立社会发展的两种机制：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从人类的发展经验来看，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还是最有活力的一种经济体制，一方面可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化、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自我改革、自我创新和自我完善。

四、国家治理范式转换所面临的挑战

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建设过程中，会遇到如下六个方面的挑战：

（一）社会矛盾复杂性的挑战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市场化、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三大社会变迁融在一个时空中，同时，又处在“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的三大张力这中，很多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些矛盾深深影响着我国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变换。这不仅要求我党具有宏观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和微观诊断社会病变的能力，而且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建设，通过广纳群言、广集民智、汇集力量、增强合力，不断提升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各种突发性事件不确定性的挑战当代社会各种突发事件频频发生，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除了依法行政、执政为民外，还要增强抵御抗突发事件的风险能力。

（三）政治全球化的挑战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国际政治相互依存和的深化，无论是自然资源、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政治事务、公共安全以及自然灾害都打上了国际化烙印。政治全球化的表现是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超越了国家、地区、民族的政治权力范围，寻求各国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和机制。传统上属于一国内政的事务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介入，而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政治事件又会引起国内的连锁反应。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效应得到了空前加剧。国际政治力量往往表现出双重性，即协商性与强制性。这种权力是在协调基础上，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等形式，通过国际组织加以实施并发挥其作用。它的强制性虽尚不能同主权相提并论，但其约束力决不可忽视。［3］总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界限的日益模糊和超国家权力的强化，使得政治有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这就要求国家治理不仅具有应对国内复杂情况的能力，而且要具有应对国际复杂形势的能力。

（四）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提出，说明自由主义所标榜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不是各民族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选择。尽管由于西方世界推行强权主义的政治理念，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全世界，等于迫使复杂多样的人类文明屈从于一种单一的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这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种扼杀。笔者认为：极其不同的政治架构可以是同样合法的，同样合法的政治架构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十八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因此，合法的政治架构不是一种特殊理想、利益、价值观念的反映，也不是奉行对一个所谓普遍理想、利益和价值准则的推广，而是在最基本的有关人权（利）、善恶的共同准则基础上，维护多元理想、不同利益、相互冲突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和谐共存。（五）公开透明的挑战公开透明是当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级领导干部也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使他们做到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因此公平透明也是建设政治生态的良好保证。总体而言，未来中国政治运行趋势是：用制度来规范权力的运行，用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来保证权力的正确运行。十八大报告还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六）民主监督的挑战解决腐败问题关键要靠制度，但制度也要靠监督去执行。在权力集中、监督制衡不到位的情况下，仅仅依靠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道德觉悟，很难真正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只有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才能从根源上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同时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这些都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要依靠人民群众参与监督，中国的政治民主生态才会有质的提升，民主监督才能有效实施。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关系可以看出，未来中国，不管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以及个人治理，都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为本的治理理念，通过法治逐步建立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和谐的社会，通过自由和民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逐步把我国建成富强、和谐、友善、文明的新社会。

参考文献：

［1］黑尔德.世界现象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3.

［2］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3）：16-27.

作者：杨桂森 单位：惠州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