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范文

一、模型构建

(一)代表性家庭假定经济体中包含无数个同质的家庭，每个家庭偏好相同且能够生存无穷期，效用函数采用CRRA效用形式，其中政府支出引入的形式参考黄赜琳(2005)的做法［8］，则代表性家庭在每一期规划其消费与劳动供给以最大化一生效用。其中，E0表示基于0期信息形成的条件期望算子;0＜β＜1，表示主观贴现率;θ1表示家庭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弹性;θ2表示家庭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φ表示休闲相对于消费的权重;Ct代表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消费;Gt代表第t期政府支出;γ表示代表性家庭消费与政府支出关系的系数;Nt代表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劳动供给。

(二)代表性厂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厂商均是同质的，每个厂商具有相同的技术条件。代表性厂商通过租借私人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则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为:Yt=AtKαtN1－αt。其中，Yt表示t期的产出;Kt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Nt表示t期的劳动投入;At表示t期外生的技术水平，是一个随机变量，假定其服从AR(1)过程。

(三)市场出清当市场达到出清状态时，有以下式子成立。

二、模型参数的校准、贝叶斯估计与动态分析

(一)模型参数的校准本文模型中参数的赋值方法分为两种:一是对于静态参数采用校准的方法进行赋值，二是对于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的方法进行赋值。1．静态参数的校准(1)主观贴现因子β、资本产出弹性α和资本折旧率δ。我们采用1978－2012年的物价水平来校准居民的主观贴现率，可估算出该期间物价水平平均上升了4.5%，故主观贴现率β设定为95%。资本产出弹性采用张军(2003)的估计结果，取为0.55［9］。国外对资本折旧率估计值均在0.1左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独特性，黄勇峰等(2002)估计出我国制造业折旧率高达0.17［10］。参照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参数校准后δ取值为0.12。(2)消费和劳动供给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θ1和θ2。关于我国消费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θ1的经验研究较少。陈学彬等(2005)的实证研究结果为0.77，黄赜琳(2005)根据居民消费行为建立了相关计量模型，估算值也在0.7－1.0之间，本文校准为0.85［11］［8］。现有文献对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估计值的差异较大，Fuentes-Albero(2009)利用微观数据估计出θ2的取值范围为0.2－0.72;也有基于效用函数形式和稳态平衡路径校准得到θ2的取值为2或者3，本文校准为θ2=3。(3)技术水平与劳动供给的均衡值Z*、N*。一是均衡技术水平Z*的取值，该参数只有水平效用，没有波动影响，一般取为1。二是均衡劳动供给N*的取值，根据Hansen(1985)的不可分劳动模型，把代表个体一天的时间正规化为1，则当工时达到1/3时实现均衡［13］。我国每天8小时工作制及每周双休日制度均与美国的情况类似，故本文采用其结果，N*取为0.34。(4)家庭消费与政府支出关系系数γ和休闲相对于消费的权重φ。本文根据武晓利和晁江锋(2014)的计算方法，从社会计划者的角度求解全社会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关系式:Gt=γCt，从而推导出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14］。同时，我们利用1978－2012年间实际居民消费和实际政府支出数据，可估算出γ=0.318。2．动态参数的校准本文采用Bayes方法进行估计动态参数。同时采用我国1978－2012年的年度实际GDP和实际消费数据作为样本。关于相关参数初值的选取，根据已有文献的估算，技术冲击一阶相关系数的均值多数在0.7左右，故ρz的先验均值取为0.75;参考郭新强等(2012)的结果，税率冲击一阶相关系数的先验均值均取为0.85［7］;关于五种冲击的随机扰动项先验均值的选取，国内文献的估计值均在0.02－0.08之间(黄赜琳，2005;李春吉等，2010)，故本文均取为0.05［8］［15］。关于先验分布的选取，参考相关外文文献的做法，一阶自回归参数均服从贝塔(Beta)分布，波动参数均服从较为分散和平滑的逆伽玛(Inv．Gamma)分布(SmetsandWouters，2007;KhanandTsoukalas，2009)。综上所述，对动态参数的估计值进行归纳，结果如表2所示:

(二)动态模拟与效应分析在这里，给定1%单位正向的四类税收政策冲击，分别讨论其对居民消费、就业和消费率的动态效应。1．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图3(a)描述了消费对居民消费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至－3×10－3，随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但冲击发生后40期消费仍没有回归到初始状态。这说明居民消费税冲击对消费的影响时间较长，且面对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的反应为负。图3(b)描述了居民消费对资本利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后的两期，居民消费微幅正向偏离初始状态，但是在第3期以后开始快速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并在第17期达到偏离的最大幅度－9×10－5，之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整体上为负向的。图3(c)描述了居民消费对劳动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并且从冲击发生后40期的居民消费动态反应来看，居民消费偏离幅度几乎保持在－1.5×10－2，没有迹象显示居民消费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为负，且持续性较强。图3(d)描述了居民消费对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正向的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后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在第2期有微幅的回归，但是随后继续负向地偏离，并在30期左右达到偏离幅度的最大值－1.8×10－2，之后继续保持，即达到新的稳态。总之，面对正向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的反应为负，且持续性较强。2．税收政策对就业的效应分析图4(a)描述了就业对居民消费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居民消费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至最大值－1.4×10－4，随后就业向初始状态回归，但是回归的过程较为缓慢。总之，面对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负向的。图4(b)描述了就业对资本利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资本利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并在冲击发生后的前两期达到偏离的最大值－6×10－5，然后快速向初始状态回归，并在第6期回归到初始状态，但是并未停止，而是继续正向地偏离稳定状态，在20期左右达到正向偏离的最大值3.5×10－5，随后缓慢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就业在短期内的反应是负向的，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反应是正向的。图4(c)描述了就业对劳动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劳动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当期立即正向偏离初始状态至7×10－3，随后快速下降，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3×10－3，之后继续保持此偏离幅度不变，亦即就业达到新的稳态。总之，面对正向的劳动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为负，并且会达到一个相对水平较低的稳态。图4(d)描述了就业对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企业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冲击发生当期立即正向地偏离初始状态至3×10－3，随后快速下降，并在第2期达到负向偏离的最大值－2.3×10－3，之后微幅回归并达到新的稳态。总之，面对正向的企业所得税冲击，就业的反应是负向的，并且会达到一个较低水平的稳态。3．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分析目前中国持续偏低的居民消费率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严重阻碍，为此我们考察税收政策调整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效应。在这里，参考国家统计局的指标解释，居民消费率定义为居民最终消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图5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关于四类财政税收冲击的脉冲响应图。图5(a)描述了消费率对居民消费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5.6×10－3，随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总之，面对正向的居民消费税冲击，消费率的反应为负向的。图5(b)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对资本利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资本利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微幅正向偏离初始状态，之后快速正向偏离，并在第2期达到偏离的最大幅度2×10－4，随后缓慢向初始状态回归。大约在第15期时重新回到初始状态，但是并未停止，而是微幅负向地偏离初始状态。总之，面对正向的资本利得税冲击，在一段时期内，居民消费的反应为正。图5(c)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对劳动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立即大幅度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3.5×10－2，随后快速回归至初始状态，但并未停止，而是继续正向偏离至0.8×10－2，之后缓慢地向初始状态回归，大约在第12期回归到初始状态。总之，面对正向的劳动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当期反应是立即大幅负向偏离，随后是微幅正向偏离。图5(d)描述了居民消费率对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动态反应。给定1%单位的正向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反应是当期立即负向偏离初始状态至－1.5×10－2，随后快速回归到初始状态，但是并未停止，而是继续正向地偏离至2.1×10－2，随后缓慢向初始状态回归，大约在第25期时回归到初始状态。总之，面对正向的企业所得税冲击，居民消费率的当期反应是负向的，但之后是正向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而居民消费与消费率的长期持续低迷的经济事实，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结构升级的严重阻碍。税收政策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调整税负水平和优化税收结构将会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本文将居民消费税(包括消费税和增值税)等间接税种以及资本利得税、劳动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种引入到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研究税收政策调整对居民消费、就业以及消费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税种对三者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降低居民消费税等间接税不仅能够刺激居民消费和消费率，同时也会增加就业;三类直接税对居民消费、消费率的影响是一致的，均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对消费率产生正向影响，而对就业的作用有所不同，资本利得税对就业水平的提升有积极作用，劳动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弱了居民的就业积极性。通过以上分析，给出如下政策建议:(1)调整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使消费税和增值税政策更加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有选择地提高一些商品的消费税率和增值税率，如奢侈品、石油以及耗能高、污染重的产品等。(2)由于缴纳资本利得税的多为收入水平较高者，提高资本利得税一方面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就业和提高消费率，改变目前消费率持续偏低的现状。(3)调整个人劳动所得税，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适当提高高收入者的税负，真正体现税收政策的公平与效率。(4)调整企业所得税，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采用不同的税收政策，对于中小企业，应加大税收扶持力度;对于大型国企，适当提高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

作者：武晓利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