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范文

[摘要]目的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机制。方法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量表、儿童抑郁量表对397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P＜0.05）；②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③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抑郁症状中的中介作用中不存在性别差异。结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通过负性生活事件的中介作用影响其抑郁症状，但在男女生群体中不存在差异。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抑郁症状；负性生活事件；性别差异

青春期是一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抑郁发生的高峰阶段[1]。在我国，青少年抑郁检测率的范围约是20%～44%[2]。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15岁青少年中49%的女生和34%的男生患有抑郁症状[3]。青少年抑郁不仅影响身心发展、学习成绩、社会关系，还会增加青少年药物滥用和自杀的风险[4]。因此，识别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有效干预和治疗抑郁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在影响抑郁的诸多因素中，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familysocioeconomicstatus，SES）是诱发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5-6]。家庭压力模型（thefamilystressmodel）认为，家庭经济压力会增加父母的情感或行为问题，对父母的教养行为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对青少年的情感或行为问题产生不良影响[7]。此外，家庭投资模型（thefamilyinvestmentmodel）认为，高SES青少年的父母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孩子的生活，能为孩子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活动、更好的教养方式，从而对青少年的情感或行为问题产生积极影响[7]。Zhou等[3]对1068名中国青少年调查发现，青少年家庭经济地位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当家庭收入减少时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虽然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有重要的影响，但其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既有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是抑郁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患抑郁症的可能性越高[8]。Matthews等[9]的储备能力模型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环境与更有害或更具威胁的环境有关，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会更频繁地遇到消极的生活事件和长期的压力事件，这反过来对个体的情绪有直接的负面影响。在美国白人中，青少年对事件的控制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情绪中发挥了中介作用[10]。然而，在荷兰青少年样本中，诸如欺凌、冲突或疾病等个人压力源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内化问题间没有中介效应[11]。Tjitte等[12]对5398名女性的研究表明，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增加消极生活事件对妊娠期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不利影响。因此，针对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症状中的作用尚不一致。此外，有研究发现，性别可以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心理问题间的关系[6]。例如，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男性青少年的内化问题、犯罪和药物滥用有关，而与女性青少年无关[13]。同时，性别也可以调节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间的关系[14]。但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症状关系中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探究中国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中的潜在中介作用以及其中的性别差异。该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抑郁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而且对建立针对性的抑郁治疗方案也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①假设1。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②假设2。负性生活事件可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中发挥中介效应（见图1）。③假设3。性别在负性生活事件的中介作用中存在明显差异。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法，在山东省3所职业高中对397例职业高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被试的年龄在15～22岁（M＝16.95，SD＝1.62），其中男生158例（39.80%），女生239例（60.20%）。

1.2研究工具

1.2.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包括家庭月收入、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共5项指标。本研究按照任春荣[15]的方法计算青少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首先，对家庭月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进行赋值，然后选取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上较高一方的值作为其在两项指标上的得分；然后，对家庭月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及3个变量进行缺失值处理；最后，对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计算其SES值。SES＝（β1×Z教育程度＋β2×Z职业＋β3×Z家庭月收入）/εf，β1、β2、β3为相应变量的因子负荷，εf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得分越高，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1.2.2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量表：该量表由27项可能会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应激的生活事件组成，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亲友与财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及其他6个维度[16]。施测时让被试回顾每项事件最近1年内是否发生，若未发生，则评分为1，若发生过则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1～5级评定，即①无影响、②轻度、③中度、④重度或⑤极重，本研究采用了生活事件得分的总分，得分越高代表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程度越高。该量表已广泛应用于我国青少年，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17]。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

1.2.3儿童抑郁量表：该量表共有27个条目，包括快感缺乏、负性情绪、低自尊、低效感和人际问题，共5个维度[18]。每个条目有3个描述不同抑郁症状程度的选项，分别计为0～2分，其中0表示抑郁症状程度最轻，1次之，2表示抑郁症状程度最重，量表总分54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以往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1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7。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使用Mplus7.4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性别差异检验。参考以往研究，本研究在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性别差异检验时将是否独生作为控制变量[20]。以x2/df、CFI、TLI、RMSEA、SRMR为模型拟合评价指标。

2结果

2.1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负性生活事件、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之间显著正相关。此外，相对于男生，女生的抑郁水平更高

2.2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Mplus7.4对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根据温忠麟等[21]建议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首先构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青少年抑郁症状为因变量的无中介模型，将性别、是否独生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加入负性生活事件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模型。中介模型的路径回归系数见图2，采用Bootstrap法（抽样1000次）对模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见表2。结果表明无中介模型拟合良好，为饱和模型（x2＝0，df＝0，RMSEA＝0.00，CFI＝1.00，TLI＝1.00，SRMR＝0.0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β＝-0.10，P＜0.05）；中介模型也拟合良好，为饱和模型（x2＝0，df＝0，RMSEA＝0.00，CFI＝1.00，TLI＝1.00，SRMR＝0.00）。各系数的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负向预测了负性生活事件（β＝-0.12，P＜0.05）；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了青少年抑郁症状（β＝0.40，P＜0.001）；同时，加入负性生活事件为中介变量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9，P＞0.05），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2.3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检验

首先，对男、女生样本分别进行中介模型检验，将是否独生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模型在两个样本中拟合良好，都为饱和模型（x2＝0，df＝0，RMSEA＝0.00，CFI＝1.00，TLI＝1.00，SRMR＝0.00），可进行跨组比较。其次，设定限制模型（M1）具体为限定男、女生两组被试负性生活事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结构路径系数相等。再次，设定自由估计模型（M2）对路径未设限。模型比较（△x2＝1.378，△df＝1，P＞0.05，△CFI＝0.000），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路径系数不存在性别差异。采用上述同样的方法进一步检验两组模型每条路径系数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预测抑郁症状不存在性别差异（△x2＝3.163，△df＝1，P＞0.05，△CFI＝0.000），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预测负性生活事件不存在性别差异（△x2＝0.804，△df＝1，P＞0.05，△CFI＝0.000），负性生活事件预测抑郁症状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x2＝1.435，△df＝1，P＞0.05，△CFI＝0.000）。

3讨论

本研究基于家庭压力模型、家庭投资模型和Matthews等[9]的储备能力模型，考察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负性生活事件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但该中介路径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3.1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症状有显著预测作用，研究假设1成立。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一种消极的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2]。本研究结果与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的观点相一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少年的父母更有可能为孩子提供丰富的学习活动，表现出对孩子更多的关爱和尊重，更少的体罚或限制。孩子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书籍、杂志、玩具、游戏以及音乐和体育等领域的课外课程；他们的家庭环境更安全、更干净、更宽敞[7]。而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由于所能获得的物质条件有限，可能会妨碍其身心的积极发展，从而使其容易产生情绪问题。这一结果与殷华敏等[23]的研究是相似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其自尊也较低，而自尊较低的青少年也容易导致心理疾病。

3.2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还能够通过影响负性生活事件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与假设2一致。本研究结果与Matthews等[9]的储备能力模型的观点相一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青少年，其所处的环境可能与更有害的或威胁的环境有关，并且和更少的回报性的或潜在有益的环境有关，他们会遇到更多的消极生活事件和长期的压力性事件，甚至会把模棱两可的事件解释为更有压力，而这些压力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抑郁等情绪问题。这一结果与Sumner等[24]的研究是相似的，他们发现在134名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中，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感知压力预测其抑郁症状。

3.3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通过性别跨组比较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不能支持假设3。而且，本研究未能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每条路径的性别差异，这可能与教育环境的改善有关。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高职院校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强了学生调控情绪和适应环境的能力[25]，可能导致性别差异在后天教育的帮助下减少。然而，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维度（如家庭月收入、受教育水平）、负性生活事件的不同维度（如家庭压力、人际压力）以及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或许能够调节该中介路径中的潜在性别差异。如Back等[26]对4165名65岁以上老年人调查发现研究发现，财富与男性的抑郁症状显著相关，而教育和收入与女性的抑郁症状显著相关。吴曼等[27]对512891名30～79岁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联存在性别差异，家庭相关事件对女性的影响更大。牛更枫等[28]对5765名大学生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和大学生抑郁中的中介作用存在性别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对该潜在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相比以上研究，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并尝试考虑从多种不同类型的学校纳入研究对象继续考察该性别差异。

3.4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无法推断研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进一步探索负性生活事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采用了青少年自评的负性生活事件来评估青少年的压力。但压力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概念，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包括压力源的来源、持续时间、严重程度，以及是否评估压力暴露（如客观事件）、经历（如压力感知）或反应（如主观压力）[22]。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访谈法全面评估压力的作用。

4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发现负性生活事件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青少年抑郁间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但该中介作用不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启示我们，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干预应从多方面入手，不仅要优化青少年的家庭环境，更重要的是尽量减少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影响，广泛开展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尤其是对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少年，提高他们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能力，这对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

作者：孙可馨 单位：山东大学护理与康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