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深层转型的实践取向范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1］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不管是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还是应对未来的挑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恰恰相反，作出这种改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伟大的实验，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遇到问题，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纵观建国以来我国的建设历史，大致可以将我国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我国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总体来说，这三个阶段我们还是较好地解决了我们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一)计划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经济是我国必然的选择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两种经济手段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二战后兴起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建议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通过高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迅速建立工业体系，缩小和发达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方面的差距。事实上，我们国家正是这么做的，而且还是高度的计划化和公有制经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初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但后遗症比较多，牺牲农业发展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措施到后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很低，表现为“政府失灵”。计划经济在工业化积累完成后，它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其理论上的优势，是和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成了我国的必然选择。

(二)改革开放至世纪末，以市场手段推动了经济的全面爆发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取代结构主义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主义主张重视市场机制，加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实践中的巨大成功，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进行了商品经济尝试。随着我国改革的逐步深入，长期积压的需求迅速释放，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转变了经营机制的公有制企业发展势头迅猛，群众的日常用品等物质资料短缺的状况得到了缓解。对外开放方面，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颇有吸引力，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措施，打破了制约我国经济的“双缺口”，并在初级制造、劳动密集型行业承接了国外的产业转移。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商品化生产向纵深发展，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进口替代”被“出口导向”战略所代替，我国传统制造业日益壮大，对外贸易也逐年大幅增长。市场经济给我国带来的巨大改变，是有目共睹的。

(三)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带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走过惊心动魄的20世纪，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思路，站稳了脚跟。可以说，第一阶段我们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在第二阶段通过改革取得了全面爆发，那么新世纪以来的第三阶段“三驾马车”同时发力使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消费市场方面，随着消费升级，住房和汽车成为主要的消费品;外贸领域，中国成为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同时也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建设，通过投资全面推动经济高速发展，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模式”的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

二、“政府主导性”市场经济导致的突出现实问题

政府主导性的“中国模式”虽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中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的辉煌，其中虽然也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国有企业、行政干预等因素，但中国同样得面对市场经济危机，还要克服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和自然垄断的低效率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最近作出的选择。

(一)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是“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工信部《2012年中国企业节能减排状况报告》显示:“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提升到19．8%，规模位居世界第一，［2］20余种工业产品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但这只能说明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还远远不是“制造强国”，一方面，中国制造目前仍以代工、加工为主，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一些精密制造和尖端制造、一些产品的核心部件中国还缺乏制造能力;另一方面，从产值来看，中国制造的产品附加值低，只能依靠价格优势在低端市场竞争，而高端奢侈品市场上沦为“消费大国”。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也依然没有摆脱“粗放式”发展模式，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两高一低”特征依然明显，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没有主导权。“经济强国和经济大国的本质区别是经济发展的质与量的区别:即经济大国追求的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经济总量，而经济强国不仅有庞大的经济总量，而且更注重经济发展的高质性、高效性。”［3］从世界一些工业大国的发展轨迹来看，英国、美国和日本等都是完成了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之后才由于各种原因走向衰落，我们应警惕中国的制造业“未老先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是在市场机制下自发完成的，中国企业完成这一跨越，也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土地财政”是种俗称，它是新世纪以来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而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并以此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客观地说，“土地财政”缓解了地方财力的不足、加大了公共品的供给、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大幅提升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但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来看，“土地财政”有诸多弊端:首先，“土地财政”的透支消费，长远来看伤害实体经济。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现在的高房价成了人们的承重负担，这就限制了对其他生活资料的消费。同时房地价持续飙升带来的暴利，吸引了巨大的社会资金，会造成实体经济的“失血”和“抽血”;其次，地方债务的积累和房地产泡沫加大了金融风险。基于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地方债务呈上升趋势，“2013年6月全国政府性债务达20．7万亿，考虑或有债务后，全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4］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价值必定下行，银行、财政所承担的风险显而易见;最后，“土地财政”一旦失控会动摇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出让土地所产生的高额收入和安居乐业的百姓、欣欣向荣的企业哪个更为重要?但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各级政府对“土地财政”的冲动势头很难遏制，“土地财政”变成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一种手段。还有，耕地减少影响粮食安全，失地人口增多会加重政府负担等。“政府在我国制度变革中一直扮演着主导角色，于是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强’政府的格局。”［5］而缺乏约束的强势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容易出现非理性“土地财政”冲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由市场引导，回归实体经济才是正途。

(三)高积累倾向导致的内需不足1994年我国实行了税制改革，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1992年我国开始编制国民经济收入分配账户，通过资金流量核算数据大致能反映出居民、政府、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格局及其变化情况。1992年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三者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20．0%、11．7%和68．3%，到2009年这一比重变为20．5%、20．6%和58．9%。17年间，政府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了0．5个百分点;企业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上升了8．9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了9．4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政府和企业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总体占比呈上升趋势，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例呈总体下降趋势。这种分配格局加上我国一贯的高储蓄率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靠高积累来推动的，当美国出现“次贷危机”、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后，世界市场需求出现大幅下滑，我国的对外出口也随之下滑，而被寄予厚望的内需并没有对经济产生明显的带动，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我国的高积累倾向。而我国过高的行政成本和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过低导致内需不振，又限制了经济的复苏。

三、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

动态地看，在我们追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不仅要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同时还要迎接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挑战。

(一)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加剧的可能性增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遇冷，可能会使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进入“冲突阶段”。作出这样的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理由有三: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深层次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的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因为随着产业转移和经济转型，发达国家主要控制尖端制造，而传统制造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工业“空心化”现象。现在的贸易结构中，发达国家主要科技输出，但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次先进的技术，一旦技术进步难以为继，发达国家的贸易输出就会减少，即生产的缩减支撑不了庞大的高福利，“超前消费”也难以为继，财政状况就会恶化。应对这一问题，发达国家开始“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这和中国的贸易出口发生冲突;二是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制造大国”，正向“制造强国”迈进。我国的传统制造业也快达到临界点了，如果不升级换代就没有出路，争夺尖端制造市场是必然的。如果是以前的传统制造，发达国家甚至是欢迎的，因为这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是互补关系，但尖端制造直接和发达国家争夺市场，就成了竞争关系;三是资源和能源的短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世界资源和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和发达国家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竞争不断加剧，加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入工业化阶段，资源竞争会更激烈。当然，大国冲突的巨大代价也许会促使各国寻求共存包容的途径和方式，辩证地看，这种挑战也会促使中国更加强大。

(二)经济增速放缓及由此释放的风险从国外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经历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就会调整，转入中速或低速增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总结了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同时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经济体共有13个，其茨瓦纳、马耳他、阿曼人口规模都很小，就不作考察，余下10个成功的经济体中国是特例，其他经济体都遭遇了危机无一幸免，遭遇危机的后果也不尽相同，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跨越了危机但增速放缓;巴西、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遭受重创后止步不前。中国没有受到重创但也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借助国际比较，高增长后必然会调整这一点就能看得更加清楚，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外专家学者唱衰中国的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许多问题和矛盾被掩盖，而经济一旦失速，诸多矛盾会集中爆发。经济进入惯性下滑通道后，经济下滑和信心缺失会形成恶性循环，在经济领域出现连锁反应: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会使资产缩水和银行坏账增多;实体经济方面，先是要素价格上涨，成本上升，同时需求减少会使价格下降，上压下推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这样的结果是企业开工不足，工人工资降低，就业压力加大。生产缩减会减少生产要素需求导致一些基础行业产能过剩，并影响相关行业会使经济全面衰退;政府方面，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使财政状况变糟，陷入防通胀和防紧缩双重艰巨任务的两难境地;而银行方面，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增加的交互作用会加剧金融风险。总之，经济的下行会加大政府调控的难度，经济基本面受到伤害需要更长的时间去修复，重回上升通道的成本和难度也会增大。

(三)深度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经济经过高速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许多矛盾集中爆发，社会问题丛生，就预示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靠深层改革来推动，而深层改革产生的影响现在还很难预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以下三方面的改革具有不确定性:一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最终方向不明确。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一种倾向认为，应通过彻底的市场化解决现在的一系列问题，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使企业缺乏“企业家精神”，国有企业的自然垄断导致低效率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易产生腐败等。但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能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市场化的国家现在同样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另一种倾向是，用竞争机制完善国有企业，加大对市场的控制力度。但如何使市场与政府的调控做到高效的结合，始终是各国努力解决的难题;二是打破利益格局阻力重重。收入分配改革势在必行，但总理所说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现在的分配格局中国家和企业所占比重过高，由政府主导的利益再分配改革中，政府让利缺乏改革动力，同时会削弱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能力。企业让利会使人工成本上升又会有生产缩减、外资撤离及容易受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抢夺市场等方面的担忧。收入最低的是农民，农民增收的根本出路还是减少农民，但这又会加重城市压力;三是全面改革对稳定的冲击。政治和经济是密切联系的，经济领域的有些问题是政治因素引起的，民主和法制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但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现在主张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经济领域深层次问题的呼声也很高。而全面的改革会不会带来稳定问题、并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市场“决定性作用”前提下发挥政府“主导性作用”的实践取向

结合以上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我国的发展目标，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离不开政府的“主导性作用”。

(一)寻求途径:以“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缩小收入差距第一，规划引导产业转移、升级，“西引东促”，平衡地区收入差距。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经济的重新洗牌和形成新区域格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也不例外，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土地和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运输成本增加以及环保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出现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苗头。以前我们也实施过“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过“中部崛起战略”，但产业的梯度转移是有其内在驱动力的，所以收效不是十分明显，这次的危机就给我们重新布局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所以，政府应该主导这次产业转移，出台规划，进行政策引导。笔者认为应该实施“西引东促战略”，在西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的同时，在东部出台“敦促”产业升级的政策，鼓励创新。如果能在金融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还可以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这对打破西部地区资金缺口、化解发达地区的流动性过剩及国民经济的整体健康发展都是有利的。第二，发展私营经济，以鼓励创业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方向是城镇化，但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需要我们正确应对。以往城镇化过程中，随着房地产开发带来的高额利益，各地都有推动城镇化的冲动，但片面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和“工业区”、“高新区”、“新城区”等政绩工程推动的城镇化，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这些新兴的城镇缺乏生产功能，没有产业的支持的人口聚集，留有很大的隐患，失地农民增多将成为很大的社会负担。另外，城镇化以后的“农二代”问题也慢慢开始显现，现在“农二代”都不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这种情形不但会加大城市压力也会削弱农业的基础。所以，鼓励私营经济、用新一轮创业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是不错的选择。第三，完善分配制度，以保障民生逐步消解居民收入差距。保障民生是增加收入的另一种思路，从现实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并不是收入差距引起的，而是起点的不公引起了结果的不公。比如，现在的高房价条件下，收入增长到多少你才能富裕呢?而如果由政府对基本住房给予保障，即便没有收入的大幅增长，你的生活也不比别人差太多。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部分领域也可以实验产品生产，只要不影响经济的活力，多一些计划、多一些保障总体上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市场经济的波动性，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然，一些改善性的需求完全可以市场化，而且政府应当提倡差异消费，因为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对于一些奢侈性的消费，还可以用价格、税收等手段进行调节，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的幅度之内。

(二)找准优势:以知识经济转型化解人口负担、应对“老龄化”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共同富裕绝不可能是靠公平的分配实现的，实现共同富裕唯一的途径是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公平分配只能是一个条件，这就要求我们找准自己的优势、发挥自己的长处。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人归结为中国的“人口红利”。但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在消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8］目前，“人口红利”消失问题还不是太大，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总体还比较富余，还有就业压力。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向“知识经济”转型。一些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或接近完成了“知识经济”转型。对我国来讲，转型的条件也基本具备:“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才储备;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生产和实验的基本物质基础;基础科研和尖端技术的研究打造了技术基础等。现在的科研从规模、经费等方面的要求来看，私有企业已经力不从心，只能作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更有利于知识经济发展，从国家层面能更好地整合科研力量，动员经费。我们还有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便利，如果鼓励创新劳动，挖掘“知识红利”，我国的人口负担就会变为人力资源，在应对未来“老龄化”问题的时候有更大的操作空间。

(三)抓住机会:以产业革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发展的长远问题中国引领科技革命这种思路看上去比较虚幻，但实事是，谁能抓住科技革命，谁就能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经济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的竞争。战后的科技革命具有延续性和持续性，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角度来讲，并没有出现“第四次科技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提供动力，第二次以内燃机提供动力，第三次是电力，从中是不是可以概括出，产业革命的对象是“动力”?每次产业革命都引起了社会生产资料的大变革，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然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缺血”的状况，太阳能、核能等永不枯竭的能源，人们目前还不能安全、稳定、有效地使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但对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讲，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陷入“科技的沉默”。谁能打破“科技的沉默”?从科技发展的水平看，似乎发达国家更有可能，但中国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更需要这种产业革命。科技的进步，导致了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影响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这些问题在我国更加突出，以后这些因素会制约我国的进一步发展。长远来看，如果不以科技革命解决“全球问题”，那么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就很渺茫。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9］，我国解决现实的和未来的许多重大问题迫切需要科技革命。

作者：张积良 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