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企业家与县域经济的制度性约束范文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企业家的产生、发展和壮大为县域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县域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民企业家的成长，但受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其特有的路径，这又使得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在经济社会结构和体制上出现诸多的矛盾和问题，文章分析二者在经济、政治、文化、管理等结构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并提出破解的对策，从而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

［关键词］

农民企业家;制度性约束;县域经济;结构性矛盾;体制性问题

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着正向的促进关系，二者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良性互动过程(梁惠清2013)［1］。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为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民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实力不断增强，职业化水平不断提高(梁惠清、王征兵2009)［2］。县域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不断涌现出许多成功的发展事例和经验。但二者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局限，农民企业家群体创业水平较低，整体素质不高，投资规模较小，县域经济财源建设不足，发展成本较高，经济运行效率低下。诸多结构方面的矛盾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制约着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这些问题有待在发展实践中得到解决。

一、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构性矛盾

一定区域内经济社会内部的不协调会阻碍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些不协调或者矛盾存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经济结构方面影响二者互动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要素、市场、产业等方面的内在矛盾，社会结构方面影响二者互动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基本组成的方式及其关系格局所带来的矛盾。

(一)县域内资源要素零碎化分布与农民企业家成长对资源要素集中需求的矛盾这主要是指要素结构方面的矛盾。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资源的零碎化和私人占有，这是由我国长期以来农村相对封闭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农民企业家整合资源，进行社会化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化。农民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集中需求与县域资源要素零碎供给的矛盾是制约二者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金结构方面。一是农村资金的分散性和企业家融资需求的矛盾。县域内储蓄余额较大，但分散在居民手里，农民创业者拥有资金少，创业受到限制，经营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二是外资引进和内资培育的矛盾。县域内资金的分散持有致使内资集中成本高，因而政府部门倾向于引进外资。内资培育不够，外向性资本依赖过重，内源经济增长乏力。而且，政府部门对外资一般实行比内资更好的待遇，造成外资的竞争优势。外资大量消耗县域资源，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外资驱赶内资，县域经济发展失去内源动力。三是农村资金需求与农村资金外流的矛盾。农民创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对资金刚性需求大，同时，二元城乡经济结构的客观存在和资金的趋利性使得资金大量外流。县域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创业者往往选择到城市和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地方投资。而且，农村闲散资金也大部分存入银行，但农村放贷环境差，农村存款也大量外流。因此，虽然县域内总体资金较多，但依然不能满足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2．劳动力结构方面。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在近年劳动力流动加剧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外流较多。企业一方面招不到员工，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需要的技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形成“结构性失业”。以衡阳市为例，衡阳共有715万人口，城区人口有138万人，但依然不能满足城区富士康、特变电工、亚新科等几个大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其中富士康一个企业对普通员工的缺口每年就达3000人以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县域经济发展也有待不断完善和提升，因此这种结构性失衡也将是较长时期的。3．土地结构方面。一是土地需求与土地供给的矛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县域用地需求急剧上升，但土地供给是有限的，项目建设没有足够的空间。比如，湖南省衡阳市每年用于项目建设的用地指标约为6000亩，但每年重点项目就有300多个，用地需求超过15000亩，土地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项目发展的要求。二是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的矛盾。县域后备耕地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脆弱。随着国家生态环境整治实施，国家垦造潜力已基本挖掘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挤占耕地的矛盾日益凸显，耕地占补平衡难度加大(邓晓明2006)［3］。三是土地供给紧张和土地粗放利用的矛盾。虽然土地供给紧张，但农民投资少、强度低、科技含量不高，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二)县域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农民企业家对平等市场主体地位要求的矛盾这主要是指市场结构方面的矛盾。市场结构指的是市场供给者和需求者等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农民企业家既是县域市场的需求者，也是供给者。在市场结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农民企业家的成长和县域经济的发展。1．县域内二元市场结构与农民企业家对一体化市场要求的矛盾。县域经济内同时存在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二者各有其相对稳定的参与主体和交易产品，两个市场是相对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割的，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商品、资金、信息的交流。县域范围内，信息不通畅，流通不便利，这使得两个市场的交易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农民企业家要求在两个市场之中便利获取资源，而相对封闭的市场结构却为市场之间商品、资金、信息的交流带来极大的不变，提高了交易成本。2．县域市场有限的资源供给与农民企业家广泛的资源需求的矛盾。农民企业家成长需要在较大范围内整合资源(梁惠清和王征兵2011)［4］，使其企业效益最大化。县域市场的区域限制和县域经济的有限发展使农民企业家在资源整合和产品输出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匹配。3．县域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农民企业家不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矛盾。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还存在很多需要调整和完善的地方。由于县域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性，目前我国的生产者市场是基本具有完全竞争性的，而在农产品市场，则依然具有买方垄断性。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在市场中是弱势群体，但他们参与平等交易的市场竞争。政府既主导了主要农产品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又主导了土地、信贷等重要生产性资源的配置(杨继国2003)［5］，生产资料价格被扭曲，同时，国家对农村公共投入相对于城市减少，农民企业家议价能力减弱，在市场竞争中，他们和其他企业家群体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三)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企业家能力成长局限的矛盾这主要是指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我国农民企业家成长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县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1．农业的国民经济基础地位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削弱农业基础地位的矛盾。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绝大多数县域以农业产业为基础产业。但县域经济相对于城市经济来说是弱势经济，农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廉价资源，同时又不得不接受城市提供的高价工业品，因此，农村处于一种被双重挤压的地位(龚唯平2005)［6］。一些农民企业家投资没有和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有效结合起来，因此，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形成了对农业的多重挤占，从而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民企业家自身的成长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2．农民企业家成长的局限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企业家高能力需求的矛盾。我国县域工业化水平较低;农民或农民企业家分散经营，专业化程度低，产业化链条短;县域内缺乏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大背景下，实现传统产业改造和跨越式发展，县域产业结构亟需调整和优化。但农民企业家由于其自身能力成长的局限性，缺少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技术，尚达不到县域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梁惠清、王征兵2008)［7］。比如，一些地方淘汰落后产能，但由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技术结构差异，信息不对称，一些农民企业家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又发展这种落后产能，这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影响其自身的发展。3．农民企业家传统经营手段与县域经济对新型业态发展需求的矛盾。县域内第三产业相对城市来说占国民经济比重较低，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比重低，不能满足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农民企业家往往采用家族式经营，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认识不够(梁惠清、王征兵2008)［8］。新的业态发展较晚，农民企业家得不到好的金融、保险、资讯、现代物流等方面的服务，不能有效资源整合，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也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

(四)县域二元结构与农民企业家社会地位的矛盾这主要是指社会结构方面的矛盾。县域内社会基本组成的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对农民企业家的成长造成影响，尤其是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与农民企业家地位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1．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矛盾。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结构未得到同步改变，例如:农民的数量和比例并未随城镇化的推进发生明显变化;民工潮虽然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居民的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农村劳动力外出产生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农民企业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协调等等，这些都会阻碍农民企业家和县域经济的发展。2．县域二元社会结构与农民企业家社会地位的矛盾。目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在就业、福利、保障、教育和公共事业等政策享受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城乡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城乡治理体制和资源配置的差异，阻碍公共设施在城乡的非均衡投入，阻碍城乡居民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平等化的推进，影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民企业家一方面参与经济建设，和其他企业家一样为城市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但他们又是农民，享受不了城市的公共产品，承受着使用农村资源带来的不平等的高成本支付，影响了农民企业家的成长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二、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体制性问题

农民企业家和县域经济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同样存在束缚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企业家成长对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强化这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一定的经济体制对应一定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具体组织形式。在经济体制方面，影响我国农民企业家和县域经济相互促进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农民企业家成长同时，也强化了县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市场经济要求有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这也是农民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要求。农民企业家成长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导致资源要素向市场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区域聚集，其中重要要素呈现高度集中的趋势，这势必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加大。微观上，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是按资源要素分配的，农民企业家相对于普通农民掌握了较多的的资源，这势必会导致居民贫富差距的增大。另外，从社会层面看，随着农民企业家实战经验的加速积累，社会财富加速分化，这加速了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分化重组和固化。

(二)县域基层治理体制对农民企业家成长的阻碍这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是党政机关职能体系、组织结构、管理体系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总和，包括国家的权力安排体系和国家机关关系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治和经济不断发展，形成了当前相对比较稳定的县域经济、政治体系。农村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既强化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阻碍了农民企业家的成长。1．农民企业家体制外成长与村民基层自治体制的冲突。农村经济精英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体制内精英利用所掌握村民自治的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创办实体，发展成长，具有很强的资源优势，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体制外精英如农村中先富起来的“经济能人”等，主要利用自身的资源发展项目，并通过和行政机关体系互动为自身和村民争取利益。体制内精英相对于体制外精英来说具有政治和社会资源优势，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他们更多地依赖行政体制。而体制外精英则更多地依赖其自身能力，他们努力创业，增强企业家能力，同时，由于农民企业家的带动，农村经济增长了，农民占有财富不断增多，权利能力也增强了，从而不可避免地和原有的自治体制形成对抗。2．县级政府管理权责边界的模糊限制农民企业家的成长。我国实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行政体系中出现了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现象(杨小川2006)［9］。这一方面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如，“市卡县”、“市吃县”，造成城市对县域资源的垄断性掠夺。另一方面，形成了市对县的行政垄断，县域之间的横向合作不断弱化(闫恩虎2008)［10］。同时，“市管县”行政体制容易造成管理权责的错乱。比如，众多市级政府直接调度下属县较大项目的建设，结果却因利益的驱动变成了一种权利创租行为，而对于企业的服务最终需由县级政府提供，农民企业家缺乏对这种体制的了解，奔波于各级政府之间，浪费时间和资源，支付大量的租，最终才获得程序规定的应有的服务。

(三)县域公益性文化事业对农村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挤出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文化体制方面，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培育有特色和自主创新能力、有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的文化企业，其主要途径是加强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建设。但公益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的建设性质、投资主体、融资渠道、土地获得、税费政策等方面是有很大差异的。在县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对于公益性和经营性文化的界限并不明朗。例如某市建设一个经营性主题公园，投资商和当地政府将项目包装成所谓的“文化创意体验园”公益项目后，就顺利获准立项，并得到相关政策支持。开发商仅以正常经营项目地价的20%获得土地使用权，而且项目开发建设费用也以不同的形式返回开发商，还获得6年经营税费全免的优惠政策。这几项加在一起，相当于该地方将60亿元的项目产权送给了开发商，而该地政府财政收入一年才在10亿元左右，作为可用的一般预算收入更是只在2亿元左右。开发商寻租，地方政府创租，包装项目改头换面套取国家政策和扶持资金，造成公共资源大量流失，同时也影响真正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影响县域经济发展。

(四)基层政府经济职能与农民企业家的行为内耗这主要是指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使权力正常有效运转，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职能划分、权力关系、组织分工、工作程序和方式的规范与制度体系。在管理体制方面，县域经济发展职能造成农民企业家行为内耗。1．政府职能与企业行为的外部性。政府执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保护环境的职能。农民企业家经营企业，其行为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常造成粗放式开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同质化产业结构、生态环境污染、社区关系紧张等(梁惠清、王征兵2009)［11］。一些政府和官员在错误政绩观的引导下可能对企业的这种行为采取漠视或纵容态度，对县域整体和长远利益造成损害。在优惠政策和扶持方面，政府往往只“扶强扶优”，而这些弱小的民营企业因自身经济实力和发展能力不强，发展受到限制。政府的干预措施也经常与市场规律不相符合。例如近年政府淘汰落后产能，其判断的依据是比较主观的，脱离了市场选择的规律，一个落后产能淘汰的同时，一个新的落后产能又在产生，或者一个地方淘汰了的产能又在另一个地方建立。这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项目建设。2．政府上下级及政府与园区税费分成体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我国现行的分税制是把税费收入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管理权限的不同在税费分配中容易造成上级政府的“抽肥放瘦”和对县域产业结构、工业布局进行有利于本级分成但缺乏科学性的调整。例如地方为了产业的统筹布局和集中发展而设置工业园区，政府从税收贡献角度考虑，不顾科学性和产业链发展要求，引进企业入园，这不仅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也影响农民企业家的经营。3．地方政府与农民企业家之间的博弈内耗。地方政府和农民企业家是县域内的行为主体，有其各自的利益需求。他们趋利避害，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在双方博弈中，地方政府为了本级利益会对企业行为进行干预和调节，而农民企业家也会采取对策进行回应或主动与政府进行周旋、博弈，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农民企业家可能做出违背政府规定的行为，有时甚至宁愿承担政府高额的罚款，想尽办法规避各种税费和监管，造成企业家经营能力的耗失(梁惠清2015)［12］。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些不公正行为，他们进行权力创租，损害农民企业家的利益。政府不断扩张的行政成本和农民企业家寻租的成本，会通过企业外部不经济行为进行转嫁，这不仅造成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家行为的内耗，恶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阻碍了农民企业家的成长和县域经济的发展。

三、加强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农民企业家成长与县域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农民企业家成长和县域经济发展是一种良性互动、相互协调的关系，而不是一方被动适应另一方的关系，制度设计应该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农民企业家与县域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体制机制，破除结构性矛盾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决定社会结构方面的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应推进当前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完善市场，从而破除经济结构方面的矛盾。1．要素结构方面，首先，应建立农村创业贷款平台，完善农村金融机制，建立农村创业贷款机制和扶持奖励机制，促使农村闲散资金的有效集中和流动。给予内资公平待遇，保证域内资金和域外资金平等竞争。激发农民的内源性投资需求，促进招商引资和内资培养的平衡。其次，应科学规划土地资源，整合土地要素，推进土地流转，将土地的适宜性与生产力和土地规划、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将旧城旧村改造和发展新城区、建设新农村结合起来，将土地利用和耕地占补结合起来，盘活存量土地，强化集约用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再次，应强化对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的教育投资，建立规范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和监管机制，使劳动力市场成为县域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2．市场结构方面，应加强农村集市和城镇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加强城乡居民和农民企业家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农村市场规范化、经营现代化建设，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促进商品和要素在市场之间自由流通，从而促进城乡资本平均利润的形成。3．产业结构方面，应在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产业化的改造。同时，应通过组织农民企业家外出学习和考察、邀请相关专家对农民企业家进行培训等手段，提升农民企业家素质。另外，应鼓励农民企业家引进先进技术、创办高科技产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4．社会结构方面，应加强和完善县域内教育、就业、福利、保障等公共事业，让农村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增大对农民企业家的政策倾斜，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推动农民企业家与其他阶层的发展和文化融合。应提高农民企业家的市场经济地位，逐步完善城乡社会经济结构。

(二)深化改革，解决体制性问题破除体制约束，充分释放体制生产力，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1．经济体制方面，首先，应建立县域之间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实现县域之间资源、技术、管理、信息的共享和互补。另外，要通过组织学习和经验交流等手段加强对农民的素质培养和创业培训，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扩大农民企业家和重点项目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促进农村共同富裕。2．政治体制方面，重点要完善村民自治和选举制度。在村民自治选举中应该让那些德才兼备的精英和后起之秀都能够进入村支两委，同时，对两委成员实行能进能出的机制。对于“市管县”体制权责不清产生的服务缺失和农民企业家信息不对称、程序不知晓以及花钱办事权力寻租的问题，可设立专门咨询服务中心和采取“为官不为”责任追究等办法，提高政府窗口服务意识和能力。3．文化体制方面，应挖掘农村文化，并使之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发展文化创意体验事业和产业。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公益性文化项目的审批管理，严格门槛，强化监管，避免国家政策的滥用和国家资源的浪费。4．管理体制方面，政府应贯彻落实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要求，真正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农民企业家应加强企业管理，加强产权、管理方面的创新，壮大自己的实力;政府对企业扶持要一视同仁，对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要加强培育。应科学规划城市和农村产业，按实际情况改革税费分成比例，调动县域加快发展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应改变强势政府的行为逻辑，兼顾各方面利益，既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又降低农民企业家的经营成本，避免权力滥用和寻租，降低政府与农民企业家之间的博弈内耗。

参考文献:

［1］梁惠清．农民企业家成长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实证———来自广东的面板数据［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7－21．

［2］梁惠清，王征兵．中国当代农民企业家产生过程及环境审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71－76．

［3］邓晓明．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做好用地保障服务———对解决当前土地供给与需求矛盾的思考［J］．理论导报，2006(6):38－39．

［4］梁惠清，王征兵．农民企业家与农村市场资源配置．求索，2011(11):1－4．

［5］杨继国．二元市场结构: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J］．财经问题研究，2003(10):46－51．

［6］龚唯平．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根本出路［J］．广东社会科学，2005(4):68－72．

［7］王征兵，梁惠清．工业企业中农民企业家人员管理规模研究［J］．求索，2008(8):1－4．

［8］梁惠清，王征兵．农民企业家经营的工业企业中清闲人员数量规律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8(11):74－79．

［9］杨小川．“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南方日报，2006－04－12，A12．

［10］闫恩虎．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体制“瓶颈”分析［J］．经济前沿，2008(11):7－12．

［11］梁惠清，王征兵．当前我国农民创业者投资行为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0):84－93．

［12］梁惠清．我国农民企业家能力成长关键阶段分析［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2－57．

作者：梁惠清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