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范文

摘要：构建了一个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因变量，税负、融资约束、开办企业、投资者保护、非正规部门竞争、商业许可、员工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当地政府规模和当地GDP规模为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并选取湖北17个地市（州）2003－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检验。通过分析发现：税负、融资约束、非正规部门竞争和当地政府规模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开办企业、投资者保护、员工受教育程度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商业许可和当地GDP规模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没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营商环境；民营企业；湖北；实证研究

民营经济是推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富民强省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在繁荣经济、推动创新、催生产业、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5年，全省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为16228．9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54．9％；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52．5％上升到60．7％；民营经济已占湖北经济的半壁河山。从湖北辖下的各个地区看，民营经济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2015年，有12个地市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过50％；其中咸宁、仙桃和随州三个地市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过70％，潜江、天门、黄冈、孝感、鄂州和宜昌六个地市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此外，民营企业发展领域不断向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技术及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北斗导航、海洋工程、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和“互联网＋”新业态拓展和延伸，优势支柱产业不断壮大。但是，由于体制原因，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竞争地位方面存在着先天的劣势。未来几年是湖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也是湖北大有可为的黄金时期，尤其是湖北正值构建内陆开放高地和突破国内经济新常态困境之际，更需不断提高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才能有效推动新一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湖北赢得地方经济竞争制高点提供重要支撑。因此，本文拟探讨湖北营商环境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应对策略。

一、文献综述

环境一直被视为是解释企业采取战略行为和获取成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诺斯指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它型塑了厂商、工会以及其他组织的政策，从而决定了特定层面上的经济绩效；制度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2］1－19。营商环境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指的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环境。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及其内部商业组织开展合作和参与竞争的基础。随后，不同机构和学者对营商环境的指标展开了研究。国际金融公司（IFC）2010年把企业的营商环境分为10个指标：开办企业、申请建筑许可、获得电力供应、注册财产、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办理破产。国际商业观察（Busi－nessMonitorInternation，简称BMI）针对中国的调研，把营商环境分为透明度、任人唯亲主义、腐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企业税负负担、利率水平、银行业和股市的复杂程度、商业信心水平、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等10个方面。Bah＆Fang则将营商环境归结到五大领域：监管环境、腐败、犯罪、基础设施完善程度、金融发展［3］。营商环境是企业开展商业活动的基础，企业的设立、运营都是对营商环境选择的结果，而且，营商环境还会通过各种途径诱发、促进、限制企业经营行为和活动。Klapper，Delgado＆Lewin认为创业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较好的营商环境和便于创业的举措能够激发创业活动，有效的商业登记程序和更好的营商环境治理会导致更多的创业活动和行为［4］；而频繁的创业活动则有助于促进市场竞争，产生“创造性破坏过程”［5］1－32。Eifert，Gelb＆Ramachand－ran进一步拓展了诺斯的观点，指出营商环境在企业层面直接影响生产成本；在行业层面往往涉及市场结构和竞争；恶劣的营商环境，可能会“榨干”原本能够以低投入转换成高产出的高效率企业［6］。

而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有利于吸引外资［7］，促进国内私人投资的增加。Goll＆Rasheed提出环境是影响企业的组织结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组织创新、企业决策等的重要因素［8］；Ough－ton，Landabaso＆Morgan也证实区域商业环境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9］。Romis通过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生产一体化项目研究指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之间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两者间的良性互动能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够增强企业竞争力；公共部门可以通过精简官方和公共机构、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来提升营商环境和氛围［10］。国内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民营经济对于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如胡大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呈正相关性，并得出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的本质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差距［11］；田国强、崔伟认为民营经济可以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风向标，指出之所以民营经济发展重心偏向东南方向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仍然较为落后，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管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干预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使得要素市场存在流动障碍，而价格刚性和价格差别化，均会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12］。二是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如姚先国认为增强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劳动供给质量是吸引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3］；曹明霞、高珊、徐志明认为，打破市场准入的“玻璃门”、有效缓解融资困难，是优化民营经济政策环境的迫切需求和重要路径［14］。三是提高民营经济创新效率方法的研究，如雷小清认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市场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有较大影响［15］；杨洋、魏江、罗来军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补贴效果分析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16］。从现有研究基础看，学者们通过研究明确了营商环境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民营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并形成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但是，现有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较少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语境，国企和民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而湖北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也有自己特定的情况，因此，现有研究不能为湖北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参考和借鉴；二是现有的研究多是针对企业的研究，较少将营商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研究，而企业都是在特定的区域经营，若是脱离区域环境来研究企业绩效，往往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因此，本课题拟结合湖北民营企业的现实情况，探讨营商环境与区域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和企业应对营商环境劣势的对策和建议。

二、数据与模型建构

根据上文的文献回顾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税负（Tax）、融资约束（Fin）、开办企业（Ope）、投资者保护（Inv）、非正规部门竞争（Inf）、商业许可（Bus）和员工受教育程度（Hum）七个营商环境的主要指标，探讨其对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为分析营商环境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Min代表的湖北民营经济占GDP比重，X是控制变量向量，主要选择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政府规模两个变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用当地的GDP表示，当地政府规模用财政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表示。当然，地理位置、文化、气候、日照等因素也属于营商环境的一部分，但由于这部分因素很难改变，所以本文暂且不把这些因素放入模型中。控制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和各地政府公报，比如税负采用当地税收占当地GDP的比重来计算。由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是从2004至2017（实际观测值为2003－2016），而每年统计年鉴数据公布较晚，所以本文的实际样本数据选择的时间段是2003－2015年，数据观测点选取湖北下辖的17个地市（州），共计获得221个观测值。样本数据来源和预期符号如下：

三、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2是对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湖北各地区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差别较大，最高值为0．744，最小值为0．401；各地区的税负差别也较大，最高值为0．189，最小值为0．042，最高值为最小值的四倍还多；各地的政府规模差别较大，最高值为0．424，最小值为0．102，最高值为最小值的四倍还多；各地的GDP规模差别较大，最高值为10．906，最小值为0．021，最高值为最小值的500多倍。除税负外，营商环境各维度的地区差别明显，但是没有控制变量差距大。

（二）回归分析为了检验营商环境对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首先，进行回归之前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拒绝随机影响估计可以获得一致性估计的零假设，因此本文的模型采用固定影响模型；其次，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本文使用的数据是静态的。最后，为避免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问题，本文采用PooledEGLS（截面固定影响）回归分析探讨营商环境对湖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模型1是对控制变量效应的检验，模型2是对自变量的检验，模型3是对全部变量的检验。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模型1～模型3的R2介于0．18～0．29之间。从回归分析的结果看，自变量对湖北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控制变量中的政府规模（GOV）对湖北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模型1显示，控制变量中政府规模（GOV）对湖北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01），影响系数为－0．017；控制变量中的当地GDP规模对湖北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模型2显示，税负（Tax）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α＝－0．134，p＜0．01，这表明税负越重对湖北民营经济发展造成的负担就越重，民营经济在湖北GDP中的比重也就越低；资约束（Fin）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12，p＜0．05，这表明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民营经济在湖北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开办企业（Ope）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γ＝0．005，p＜0．05，这表明开办企业效率越高民营经济在湖北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投资者保护（Inv）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δ＝0．007，p＜0．05，这表明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民营经济在湖北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非正规部门竞争（Inf）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ξ＝－0．015，p＜0．10，这表明非正规部门竞争程度越高民营经济在湖北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商业许可（Bus）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负向影响：η＝－0．035，但是这种负向却不显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全省范围内，不管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是发展较差的地区，民营企业的商业许可范围差别不大；员工受教育程度（Hum）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ζ＝0．009，p＜0．05，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素质越提高，民营经济在湖北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模型3是对全部因素的检验，当控制变量、自变量全部纳入模型以后，控制变量中的当地政府规模在p＜0．0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当地政府规模的增加对民营经济发展造成了负担；自变量中的税负、金融准入、开办企业、投资者保护、非正规部门竞争和员工受教育程度分别在p＜0．01、p＜0．05、p＜0．05、p＜0．05、p＜0．10和p＜0．05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税负的压力、融资约束的困难和非正规部门竞争对湖北民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开办企业效率、投资者保护程度和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则可以推动湖北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湖北17个地市（州）2003－2015年相关数据，构建了一个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为因变量，税负、融资约束、开办企业、投资者保护、非正规部门竞争、商业许可、员工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当地政府规模和当地GDP规模为控制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分析发现：税负、融资约束、非正规部门竞争和当地政府规模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开办企业、投资者保护、员工受教育程度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商业许可和当地GDP规模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验证了Klapper，Delgado＆Lewin、Eifert，Gelb＆Ramachand－ran、Romis、姚先国和雷小清等学者的结论，明晰了营商环境中税负、融资约束、开办企业、投资者保护、非正规部门竞争、商业许可、员工受教育程度7个维度对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比重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湖北民营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作用。虽然民营经济在推动湖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依然很多，湖北的营商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宏观方面，湖北政府应该厚植创业创新文化，搭建创业创新平台，营造“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氛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构建有利于创业创新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破除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的制度壁垒；加强对民营企业市场主体的立法保护，进一步规范对非正规部门的管理，营造健康、有序的竞争环境；坚持“非禁即入”，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加强行政审批目录管理，构建电子政务服务平台，推进“一站式”在线审批；加大各级政府性资金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推进“营改增”的范围，提高中小企业年缴纳所得税的门槛标准，切实减轻民营企业的负担；推动金融机构完善企业信贷机制，创新金融产品，提供订单质押、商标质押、动产质押等信贷产品和服务。微观方面，企业自身也要深刻地认识到现实处境，主动地克服先天劣势，通过建立人才培训机制、终身学习机制，不断克服人力资本素质低带来的不利影响；规范企业内部管理，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完善薪酬分配激励机制，探索员工持股的有效方式，形成资本所有者、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加大研发投入，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调整产品结构，推出创新产品与服务，推动流程和产业链的智能化改造，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的延伸；抓住湖北国企改制重组机会，以多种形式、渠道加入战略新兴产业。

作者：杨兴锐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