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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OFDI问题探讨

2014/10/31 阅读:

1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概述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我国OFDI外贸效应的研究。其主要成果大体如下.张凤玲、席大伟(2004)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现状基础上,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贸易性投资和非贸易性投资2大行业范围内所产生的贸易效应,得出结论:某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所占比例与其出口水平都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相互促进、相互影响。项本武(2006、2007)运用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OFDI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表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密切度影响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的空间变化。刘新英(2007,2007)指出,随着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OFDI与贸易,尤其是与出口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表现出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交叉发展特征。刘新英重点从我国目前以对外产业内垂直型投资为主的投资特点所带来的出口引致效应分析了我国对外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指出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的联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且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两种重要表现而具有越来越强的不可分割性。杨晋丽、谭建新(2008)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OFDI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赵明(2010)通过对不同投资地区的贸易效应检验得知:中国OFDI可促进出口贸易量增加,带动国内相关产品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占主要地位。

杨震宁、贾怀勤(2010)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发现:在长期,中国OFDI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陈立敏、杨振、侯再平(2010)采用2003年以来中国对26个主要国家的进出口和直接投资数据进行面板模型分析,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①就现阶段来说,中国OFDI对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产生的都是正的促进效应,尽管进口带动作用微弱而出口带动作用显著,但对总结果和对净出口产生的也是促进效果;而且OFDI存量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OFDI流量的贸易创造效应。直观地看,中国在海外某国的OFDI存量每增加1%,将带动中国对该国的出口额增加0.3852%,这说明随着近几年“走出去”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企业的OFDI对出口贸易已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②边际产业战略在现阶段的中国正在被有效实施,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企业虽然在跨国垄断优势上有所欠缺,但在既有的战略资产寻求和资源能源寻求型OFDI之外,完全可以大力推行已证明成功的比较劣势转移型海外投资。在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成熟产业领域中,我国企业拥有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可能比发达国家企业更加适合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通过OFDI将这些产业转移到海外,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已掌握的生产技术价值,而且可以打破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单纯依靠出口作为主要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的被动局面,并对既有的出口贸易产生强劲的带动作用。李晓峰(2011)基于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发现:①出口贸易对OFDI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影响作用较大;②出口对OFDI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出口对中国FDI的影响作用最大,中部、西部大小较为接近;③中国OFDI存量和流量都是出口促进的,OFDI存量以及存量滞后一期的影响作用更大;④OFDI存量对出口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⑤出口贸易对OFDI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用。吕计跃(2012)主要分析2003-2011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首次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变截距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OFDI与对外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中国OFDI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各地区OFDI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不同。柴庆春、胡添雨(2012)基于对东盟和欧盟投资的差异性,考察了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指出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将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促进作用,但目前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过小,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的贸易效应将会提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产生的贸易促进作用较大。张春萍(2012)指出,近年来中国OFDI迅猛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和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整体来说,中国OFDI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在不同动因驱使下,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贸易效应也不尽相同。

张纪凤、黄萍(2013)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现实情况,通过构建一个影响出口的引力模型,并利用我国2004-2010年3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种促进效应都存在。因此,对于目前我国而言,无论是对发达国家的逆向上行投资,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下行投资,都是具有贸易创造效应的海外投资。强永昌、符磊(2013)将外向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纳入企业的异质性研究框架进行分析,考虑逆向技术溢出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企业的动态均衡、跨期利润最大化等问题,并从比较静态和动态2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化经营会给企业带来效率与成本变化的综合效应,而谋取该效应的最大化也就成了企业动态化经营决策标准。基于这一动态决策原则,他们发现,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明显地受到这一动态效率的影响;即使最初的生产效率较低,也会根据跨期最大化利润原则,因可能获得足够的效率和利润激励而选择国际化经营,从而解释了“为什么低效率的企业会选择‘走出去’”的问题。综合起来的结论是:我国OFDI具有贸易促进效应或顺贸易特征;我国OFDI具有按比较劣势顺序或边际产业转移的明显特征。然而有意思的是,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特征却与此不一致。

2贸易促进不足问题的发现: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2.1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是江苏对外投资的主体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据商务部统计,早在2011年,非国有企业在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比重已达44%。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等民营企业聚集地区,这一占比已过超过50%。如2012年1-9月,江苏共核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项目293个,中方协议投资额达26.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6.9%和46.1%,分别占全省同期总量的67.3%和65.2%。据商务部最新统计,2013年民营企业在当年中国OFDI中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在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中,中国民营资本占比更是高达76%,项目总数占比接近90%。可见,有着独特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这与理论界关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应是民营企业的共识高度一致。而民营企业也通过境外投资参与国际竞争,增强了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苏的情况与全国一样,近年来,江苏对外直接投资虽以大型工业集团和外贸集团为核心,主体逐渐多元化,但以众多中小生产企业、专业外贸公司为主体的格局未变,以民营经济为主未变。下一步是需要厘清民营经济在江苏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见表1)。因此,民营经济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江苏全面深化开放、加快转型升级,坚定不移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深入推进“三个国际化”,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2.2江苏民营经济“走出去”对外投资与自身贸易地位不相称江苏出口贸易总额自2003年以来一直稳居全国第2位,但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来看,江苏企业的对外投资仍滞后于沿海主要省市。如2011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江苏累计存量为57.02亿美元,位居广东、山东、浙江、上海、北京之后,仅位居全国第6。近年来虽有所提速,但增速仍位居全国第3。下一步是需要厘清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按省市区排序表(见表2)及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按省市区排序表(见表3)。从表2、表3的对比中看出,前6名中,除江苏外,其他省市位次有所变换,但江苏一直稳居老3。

2.3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初级阶段特征明显,存在投资发展周期阶段悖论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净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概念,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根据人均GDP把国家划分为4组,相应的把对外直接投资划分为4个阶段。处于第4阶段的国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按照这一理论,若把江苏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体,早在2007年人均GDP按当年汇率折合已达4430美元,应该已经进入第四阶段。然而实际情况是:2008年,江苏人均GDP为5700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约为-501亿美元,2012年进一步扩大为-521亿美元,仅对应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第二阶段。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中国企业OFDI近10年来的复合增长率高达41.3%,预计在2015年前后将首次超过引进外资规模。即是说,就全国的情况来看,在人均GDP达到5414美元的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仍未达到第四阶段。

2.4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行业分布与现有理论关系复杂,存在边际产业转移悖论

2.4.1区位分布与相关理论一致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具有小规模制造产品的优势,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国内市场较大,消费者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目前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在朝大型、特大型的方向发展,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环境差,市场范围小,限制了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而江苏的民营企业总体上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大多产权明确,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恰恰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同一层次竞争。江苏民营企业可以利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输出本国的设备,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的公司,使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同时不必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付出昂贵的广告费和庞大的管理费用,以减少支出、降低成本,再加上江苏民营企业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设备、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企业的产品能以低价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丰厚的利润。所以,这种小规模制造产品是江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竞争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提供服务的规模生产技术的优势。尽管江苏民营企业不能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那样,利用垄断技术,获取高额利润,但是却能在需求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市场结构中,拥有大公司无法替代的技术优势。即使是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和生产规模不够大的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江苏民营企业生产的很多产品既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这种复合型新产品,工业发达国家劳动力太贵,不愿意做;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低,又做不了,这是江苏民营企业的特殊优势。特别在许多民用技术方面,经过多年积累,江苏民营企业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势。截至2013年,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约140多个国家或地区。20世纪90年代,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区位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投资区域多元化日趋加强,但集中的特征仍很明显。根据计算,2000年江苏对亚洲地区的协议投资额仅占当年总投资额的31.13%,加上拉丁美洲及非洲,三者共占江苏对外直接投资协议额的61.76%,虽然2010年下降到59.01%,但2008年以来江苏对亚非拉的投资约占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3/4,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占比不到1/4。这与上述两种理论相一致。但根据《江苏统计年鉴》计算,2011年以后,随着江苏综合实力的提升,正逐渐以发达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2.4.2行业分布并非遵循比较优势相关统计数据似乎可以证实上述2种理论,然而,却似乎同时与海黙的垄断优势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相左。海黙认为一个企业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其拥有比东道国同类企业有利的垄断优势;小岛清认为边际产业转移式的OFDI是顺贸易的、双赢的,既有助于母国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并带动外贸发展,亦有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并促进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海黙和小岛清的理论在本质上都是用比较优势来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然而江苏民营经济OFDI的行业分布则显示出了存在非边际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悖论。江苏OFDI的行业分布十分广泛,囊括了三大产业的各个领域,但以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可以忽略不计(无论项目数还是协议投资额数都只占约1%)。自2008年以来,从中方协议投资额上看,江苏OFDI在二、三产业上几乎是平分秋色。这就带来了2个问题:一是江苏服务业并不占优势,何以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半壁江山?二是随着传统贸易优势的逐渐丧失,江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加工贸易已经逐渐成为边际产业或边际生产,然而相关数据却没有表明江苏OFDI按边际产业转移的趋势。这说明江苏OFDI的行业分布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原理。总之,上述现状分析表明:江苏民营经济是江苏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这一点与全国的情况一致。但江苏民营经济OFDI存在着投资规模与贸易规模不相称;发展阶段明显滞后、初级阶段特征明显;背离比较优势原理,存在边际产业转移悖论等问题,因而其对对外贸易的促进效应明显地不足。要想在今后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深入探究其存在这一问题的机理,发现其特有的规律,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应对策。限于篇幅,文章就此结束,但对问题的讨论远没有结束。一是江苏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的计量验证,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关对策,都只能留待后续的研究来解决了.

作者:杨凤祥单位: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经贸系金陵科技学院国际商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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