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民营经济官督商办分析范文

19世纪60年代，中国发生了“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的洋务运动，传统士人在“朝野交哄，皆以通达洋务为能事”的氛围中，大多力图在“借法自强”的活动中实现用世之志。当时，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张之洞，其影响力直逼洋务巨擘李鸿章，甚至出现了“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1]9的景象，而张之洞在继承前期洋务派引进西方器物文明的同时，还对传统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营模式，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见解。

一、张之洞对传统产业结构模式的超越

兴办洋务之初，张之洞对西学的兴奋点主要来自于军事领域，认为“三十年来，环地球诸国，无不以船炮为强国之计，即蕞尔之倭，亦且经营恐后”[2]354，为此他聘请洋员训练军队购置枪炮“，无论水军、陆军，若不讲求精利枪炮，而欲战胜洋人，无论如何勇猛，皆属欺人妄谈”[2]995，同时他还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战略部署，认为“营垒器用，但守旧法，绘图、测量、行军、水陆工程诸事，尤所不习，讨内匪则可，御外侮则不能”[2]1053，总之他认为治军之道“是非竭累年心力精加训练不可，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习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2]1272。随着洋务运动深入，张之洞对“富”和“强”关系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他突破了“唯兵之为务”[3]22而“疏于基本工业建设”[4]1874年10月30日条的局限，开始试图以“棉”“、铁”为中心进行轻、重工业的建设。此时，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已经超越了中古的产业结构观念，他试图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综合安排工业、商业、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他强调农、工、商三者在中国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饥矣”[2]9754，为此他兴办实业、重视商业、修建铁路、开采矿产、操练新军，这些都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后，张之洞还逐渐意识到了交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他发现“西人之觇国势编政表者，每比较铁路之长短，以衡论国计民生之盛衰”[2]1184“，泰西创行铁路，将及百年，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因此，他积极倡导在国内兴修铁路“，铁路一开，百废俱兴，人货运载，为有形之利；风气开通，才智增长，工商奋兴，穷民有业，上下情通，百事迅速，为无形之利。其收运费，有形之利者犹小；而收振作，无形之利者乃大”[2]1057。而为了修建铁路，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资源的重要性“，关系自强要图”[2]897，因此他又主张多建煤厂和铁厂，他意识到“外洋富强，全资煤铁”[2]310“，今日五洲风会，路械船机无往非铁，西人于炼铁一厂视为至重至大之事，铁之兴废，国之强弱贫富系焉”[2]1167。而能源的自给自足对于近代的中国尤其重要，他指出“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此事系中国创举，原非习见习闻之事。或虑年年需款，沿以为常；或谓即炼成钢铁，亦无大用。此乃未悉中外情形之言，庙谟深远，自能鉴烛无遗”[2]877。他筹划道“，湖北铁厂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为中国造轨制械、永杜漏卮之根”，而且他“深知东部洲风气渐开，需用钢铁必多，不仅中国一处而已”[2]1167，同时“开煤炼铁一事，泰西英、法、德、俄各大国无不视为自强要图，当务之急，讲求新法，角胜争长。官办则以全力经营，商办则为多方保护，坚持定力，务底于成。由炼铁而制器，由制器而练兵，用能扩充工商诸务，雄长欧洲”[2]921。在当时，张之洞致力于引进西方文明，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创设了晚清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赢得了工业化先驱的美誉。可以说，张之洞对于传统产业结构模式超越的思想，为近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历史的机遇。

二、张之洞发展民营经济的“官督商办”思想

晚清洋务派创办的近代企业，不仅有军事工业还涉及了民用工业，而在经营方式上，军事工业以官办为主，而民用工业在其发展期间由于缺乏清廷的财政支持，大多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形式。所谓“官督商办”，就是以招商的方式，在政府监督下，利用商人资本，创办民用工业。在洋务运动中，由于清政府没有关于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通盘规划和政策纲领，李鸿章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提出“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官督商办”[5]卷20的基本原则。张之洞也是“官督商办”经营模式的大力倡导者，在谋求国家富强的信念支持下，张之洞冲破了旧有的“重本抑末”的观念，大力扶植和兴办商业，他强调“古来兴国者通商惠工以致富强之至计”[2]1229，注意调动官、商两方面的物力、财力和积极性，以加速经济发展。他认识到了商业发展对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指出“：通商以来，凡华民需用之物，外洋莫不仿造，穷极精巧，充塞土货。彼所需于中国者，向只丝、茶两种，近来外洋皆讲求种茶、养蚕之法，出洋丝茶渐减，愈不足以相敌。土货日少，漏溢日多，贫弱之患，何所底止？”同时还看到“：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2]706但是，对官商之间在企业经营问题上的相互关系，张之洞则明确表示“，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2]1322，所谓“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者权”[2]1755，可见在张之洞的心目中，创办近代企业活动必须奉行“官权”，以“官督”至上。对此，张之洞还引用国外做法进行论证，在他看来“西国商务，凡商务之有利于国家者，国家必出全力以助之，商利愈厚而国势亦以愈强。稽览洋籍，各国商民创建铁路，政府常给以官地，助以官金，或借给经费而免收其利息，或经营利微而筹补其缺少，惟其工于谋国，故能宏此远猷”[2]1186。但是“中国上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考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西人常论中国商人最工贸易，惜国家不为保护，任其群起逐利，私作奸伪，不顾全局，以致百业皆衰”，所以他认为“至护商之要，不外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2]997。而且，张之洞对商人独立经营的要求十分警惕，比如在铁路政策上,面对湖南绅商的商办要求,他坚持“作为筹款招股之绅,不能自树一帜”“,不许越分争权”[2]1754，这也和他强调“私利不可讲”有内在关系。

三、张之洞“官督商办”思想的局限

虽然张之洞给“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披上了“护商”的外衣，但是“官督商办”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却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其产权结构来讲，属于官商混合式，政治权力和财产权利界定十分模糊：商人投入了大量的资本，然而企业大权却始终为官僚控制，这就出现了“官无资而有权，商出资而无权”的不合理现象。可以说“，官督商办”经营模式是从国外引进的西方的企业制度同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嫁接的结果，它是在国内商人资本不发达，国内市场容量偏小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国社会官工业传统的产物。在这种“官督商办”模式中“,官”与“商”之间权利与义务的界定模糊了产权界限,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使投资者的收益权受到了侵害，以至于商民抱怨，“虽谓之官督商办,其实商股不敢过问”[6]444地说“名曰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6]445。事实上，由于缺乏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官督商办”模式没有能够自觉而顺利地向官商分离的经营模式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以至于“到20世纪初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实业’便一蹶不振。官办企业或停产倒闭，或交商承办，几乎全都中道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