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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决策

2014/07/14 阅读:

一、研究方法

1.数据样本本文样本源于商务部统计的历年在华FDI投资项目,由于该数据与商务部历年的《外商投资报告》中实际使用金额统计口径一致,可以比较充分地反映中国利用外资的实际水平。由于财富500强的MNE通常被视为高质量、高技术水平FDI的投资主体,500强MNE在一个国家的投资战略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角色具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500强MNE在华投资项目和规模都不断提升,在入境FDI中已居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将集中以500强MNE的FDI项目为研究对象。考虑解释变量数据可得性,并剔除重复交易记录,最终确定1998~2007年间有效样本共涉及993个500强MNE投资的5615个项目,分布在除青海省以外30个省区的224个地级辖区①,项目总数量和总金额分别占同期全部FDI的69.31%和69.8%,在中国引进外资中具有代表性意义②。

2.模型设计从表1的空间相关性统计可以看出,FDI区域间分布集中度差异明显,暗示外商在不同地区选择存在梯度分层的可能性,即首先是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比较,然后在所选区域内确定最终投资地,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省份在相互选择时不在同一筛选层级。为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余珮和陈继勇(2012)的同类研究,采用McFadden(1984)构建的嵌套logit模型(nestedlogitmodel,NLM)进行回归,将区位选择分成两个阶段的决策,首先是不同地区的选择,然后是区内各省之间的决策,以便使相似地理区位内各省之间相互的条件概率得到更合理的刻画。综合考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特征,本研究在初级分类中参考商务部历年《外商直接投资》年度报告,将我国分成东-中-西部3个大区③。

3.变量说明因变量表示样本中每一交易投资目标的的选择情况,若省(区)j被选择,则记为1,否则记为0。因此,总的观测数量为8083×30=242490。(1)解释变量如前所述,本文定义了两个市场化进程动态特征的指标:1)市场化发展水平。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以建立和完善市场化为主导,以经济制度为目标进行的。从发展驱动力来看,其本质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革(林毅夫,1991)。在刻画中国市场化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构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是时间跨度最长、体系最全面,也是已有国内外文献中最普遍采用的量化指标。本文为保持与既有研究的可比性,也采用最新版《中国市场化程度报告2011》中测算的1997~2007年各地区市场化综合指数,以量化各地区基于市场化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2)市场化发展同步性。为度量在市场化制度转型中不同层面发展过程是否同步的动态结构特征,本文参考Robins和Wiersema(2003)、Banalieva(2012)的研究借用热力学的熵指数,构造如下“市场化同步指数”:(1)i为第i个子指数,j为第j省区。ΔDi,j表示第j省区第i个子指数值相对于上一年的变化④。熵指数最初用于物理学中以度量一种能量在空间分布中的均匀程度。近年来逐渐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反映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的均匀程度,如区域经济中可以反映某个地区主导产业及集聚水平,值越高说明产业越分散多元化。由此利用这一特性构造的市场同步化指数具有两个其他指标所不具备的独特优点:其一,在多维度的制度体系中,发生变革的是集中于某局部领域(低EI值)还是体系整体(高EI值);其二,随时间推移,体系内各个方面是否同步发生变化还是有先后节奏差异(低EI值),比如在5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中,从(1,1,1,1,1)到(2,2,2,2,2)的EI值要高于从(1,1,1,1,1)到(4,1,1,1,1)的EI值,换言之,从制度体系变革同步化角度来看,前一过程要优于后者。总之,EI公式值越高,说明变动涉及的子类分部分越多,各维度指标的动态变化越趋于同步。根据集聚经济的内涵,本文构造了两个集聚效应变量:一是外资企业集聚效应;二是特定产业集聚效应。3)外资集聚效应。根据集聚效应吸引FDI的作用机制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以历年年底各省区内注册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国总数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标旨在反映一个地区在样本考察时点已累积的外资企业总体聚集程度。4)特定产业集聚效应,即上文中提到的地区产业专业化。已有研究发现,一个地方某种产业相关厂商和劳动力的聚集程度对吸引同类外资的流入有正面影响(余珮和孙永平,2011)。本文以“地方化经济”(或产业专业化)指数(locationquotient,LQ)来测度这种聚集效应,方法是计算每年地区j在东道国产业s的就业人数占该地区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除以全国产业s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保持与原始样本数据的一致性,行业分类依据2002版的《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中的2位行业代码。(2)交互变量为考察制度因素对集聚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构造了4个交互变量:mkt×pfieyn,sync×pfieyn,mkt×lq,sync×lq。为尽量克服解释变量之间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mkt、sync、pfieyn和lq分别进行数据中心化(centering)处理,即对变量初始值与中值相减取其差。(3)控制变量传统的FDI理论认为MNE的FDI有4种主要动机,与此相对应,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主要反映在市场需求、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在已有关于FDI区位选择的文献中,也证实了与上述区位优势相关的变量具有统计上的影响作用,包括地区集聚经济、经济水平和市场容量、开放优惠政策、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研发投入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等。为确保核心解释变量和交互变量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以及与相关研究的可比性,本文加入一些可能影响外资区位决策的因素做控制变量,详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制度发展总体水平和同步性特征各自的影响效果及相互关系,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单独及同时放入市场化综合指数和同步指数①。

1.基本模型回归(1)主效应分析首先,根据表2,采取NLM回归的IIA检验的chi值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否定了各省区之间选择的IIA假设,表明从东-中-西部再到各省区的NLM回归可以得到比CLM更稳健的结果②。在剔除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模型(1)和(2)中市场化发展水平和市场化发展同步性的变量mkt与sync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市场化改革两个动态特征变量均能提升某省区被选择的概率。而当模型(3)将两个解释变量放在一起时,各自的显著性并未受到影响,说明这两种正效应的作用机制彼此独立并存在互补关系。这一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相关性矩阵中两个变量的显著正相关系数。另外两个集聚效应指标的系数也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证明集聚经济本身对吸引外资的促进作用。(2)交互效应分析根据表3,在3个模型中市场化发展水平和同步性指数依然分别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系数为正,两个集聚效应指标也与外资选址概率保持较高显著性水平的相关性,说明市场化制度发展程度和集聚效应对各个地区吸引外资均具有正向的边际影响。然而,在模型(1)和(2)中,两组市场化制度指标与两个集聚效应指标的交互变量分别呈现显著性不同的负系数,在模型(3)中,即使两个市场化制度指标与地方产业专业化的交互变量为正,但也失去统计意义的显著性。这一结果意味着,集聚效应本身虽然对吸引外资有促进作用,但当考虑到市场化制度因素对其的调节作用后,其对外资的引力被明显削弱了,这意味着市场化制度变革与集聚效用存在相互替代的调节效应。在控制变量中,除lnpgdp外,其他变量均在可接受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预期相符,证明了这些变量解释能力的稳定性。

2.稳健性检验(1)分类别检验由于样本中外资投资主体和行业分布并不均衡,下面再以对我国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有重要影响意义的500强企业的FDI为子样本进行深入考察。首先,样本中主要的投资主体为投资性公司,是视为具有在华地区总部职能的MNE分支机构。为考察市场化进程特征对投资性公司区位决策的额外影响程度,构造了1(或0)取值的识别投资性公司虚拟变量(ic),与两个市场化进程动态特征的解释变量构成交互变量。其次,FDI投资战略新兴产业时区位选择对于各地区有效吸引这类外资的流入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为此,我们构造了1(或0)取值的识别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的虚拟变量(stri),与两个市场化进程动态特征的解释变量构成交互变量。根据表4,两个解释变量在模型1和模型2中依然显著为正,除战略新兴产业与市场化同步指数的显著性较低外,其他3个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保持5%以上的正相关性①。这表明,具有较高程度的市场化制度环境和较确定的市场化发展趋势,对于在华投资长期战略意图较突出的500强MNE和外资投资性公司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区位优势,这也与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相符;同样,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对于利用外资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也有重要意义。(2)时序检验以上考察期跨域近十年,那么在此期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资在不同时期中国区位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以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此,根据数据可得性,首先构造3个时期1(或0)取值的虚拟变量:p1=1(1998~2000年);p2(2001~2003年);p3(2004~2007年)。这样分时期的两个重要时点是:其一,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资开放外部整体环境更开放并与国际接轨;2004年中国允许设立具有总部职能的外资投资性公司表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和投资空间。在此基础上,构造对应于3段时期的3对交互变量,分别考察3个时期市场化进程两个解释变量的边际作用效果。在表5中,仅第3时期的交互变量显著为正,这一定程度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水平及同步性对引资的正效应仅在最近时期凸显出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经济转型早期,市场化发育的欠缺为外资凭借政策套利获取特定的投资盈利提供了可能,也成为市场化制度转型特定时期内阶段性的引资区位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反而会随着市场化制度的完善以及国民待遇等更理性公平的外资政策出台逐步消退,公平有效的市场化制度环境成为外资在华本土化经营更长期的区域竞争力,因此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指标在最近时期的正向引资作用最显著。

三、结论

本文基于国际商务领域的制度观视角,并融合新经济地理的集聚效应,深入探讨了东道国国内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对于吸引FDI的多重影响机制。其中,市场化制度转型的动态特征被分为发展水平和发展同步性两个方面,并创新性地引入市场化同步性指数,对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结构性变化趋势进行量化测度。实证分析以1998~2007年500强MNE在中国30个省区FDI的微观交易为样本,运用NLM进行回归估计,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市场化制度体系总体发展水平和各方面发展的时间同步性对于一个地区吸引FDI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在本文考察期内中国各地方市场化制度环境特征没有增强集聚经济的正效应,反而是弱化了集聚经济对外资进入的促进作用。第二,财富500强MNE和投资性公司发起的FDI更倾向于选择市场化发展总体水平和各方面发展同步性高的地区,这表明具有长期战略性投资倾向的外商企业更关注中国市场化制度转型的整体性和同步性。第三,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对FDI区域分布的正向影响在近期呈现逐步增强的趋势。这说明,随着中国市场化制度发展进程加快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外商在华投资经营的战略也有调整,本国市场化制度的整体协调发展将对吸引外资发挥更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第四,通过本文所揭示的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对FDI在华区位决策的多重影响机制,表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路径与模式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持续和同步推进国内市场化各层面的制度建设弥补其他经济地理方面(如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性、产业地方专业化、服务业发育程度等)的区位劣势,提高对FDI的吸引力和FDI在国内分布的均衡性。本文结论对于其他新兴和转型国家如何将国内市场化制度体系建设与有效吸引外资以便促进本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作者:阎大颖葛顺奇孙黎单位: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布劳克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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