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走势特点分析范文

在美国经济回升波动不定、欧洲遭遇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东亚经济走势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回升能否持续的关键，因而受到高度关注。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曾使东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但到2009年春夏，东亚经济开始企稳回升，迄今仍保持着较为强劲的回升之势，并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回升的引擎和支撑，但东亚经济回升同样也面临多层面问题和风险。与此同时，东亚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东亚经济合作在多重动力的驱使下全面推进，并显现出多层面颇值关注的新趋向。

一、东亚经济回升的新态势

1997年夏爆发的金融危机并未宣告东亚经济奇迹的终结，走出金融危机后的东亚经济依旧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再度使东亚经济遭遇沉重打击，尤其是衰退最严重的2008和2009年，许多东亚经济体都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如2009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为-6.3%，中国香港、泰国、柬埔寨、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分别为-2.7%、-2.4%、-2.0%、-1.9%、-1.6%和-0.8%，韩国则几乎为零增长，只有0.3%。①包括中国（本文指中国大陆，下同。）在内的未出现负增长的经济体增长率也大幅收窄。2009年春是新一轮东亚经济衰退的最严重时期，此后东亚经济开始显现企稳回升迹象，尤其是进入2010年后，东亚经济回升的势头更趋明显，迄今仍基本保持着稳定回升的态势。2010年，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4.5%、10.9%和10.3%，组成快速回升的第一梯队；老挝、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分别达到7.9%、7.8%、7.6%、7.2%和7.0%，组成快速回升的第二梯队；越南、韩国、印尼、柬埔寨和缅甸也分别达到6.8%、6.2%、6.1%和5.5%，组成快速回升的第三梯队；回升较慢的日本和文莱也分别达到4.0%和2.6%。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2011和2012年，东亚经济回升的势头将有所放慢，个别经济体如日本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但总体上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之势，重陷衰退的危险不大，详见表1。当前东亚经济回升态势之所以广受关注，重要原因之一是与欧美经济的停滞或波动形成强烈反差，东亚在全球经济回升中的引擎与支撑作用更趋重要，东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趋增大，早已显现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东移的势头更趋明显。如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最新测算，2010年，东亚（不含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9.3%，比世界平均水平5.0%高出4.3个百分点，更相当于美国2.8%的实际GDP增长率的3.3倍，欧盟1.8%的实际GDP增长率的5.2倍。2011年东亚、世界、美国和欧盟的相应数据将分别为8.0%、4.4%、2.8%和1.8%，东亚分别相当于世界、美国和欧盟的1.8倍、2.9倍和4.4倍，2012年仍将延续这一格局。2010、2011和2012年，东亚（含日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达42.0%、40.1%和42.2%。②当前东亚经济的快速回升，首先根源于其作为新兴市场内含的强劲动力；其次得益于各经济体政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所采取的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产生的良好效果；再次与外部世界市场和国际投资的恢复与拉动有着密切关系。2009年，世界商品贸易的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22.9%和-12.1%，而到2010年已分别反弹至22.2%和12.5%。这对经济增长依然高度依赖出口的东亚经济体而言，无疑将产生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2010年，东亚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比上年猛增29.7%，其中中国增长31.3%，日本增长32.1%，韩国增长28.3%，东盟增长29.9%，增幅均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③2011年依旧延续了这一态势。

二、回升进程面临的新风险

目前新一轮东亚经济回升进程仍在延续，且多种预测表明这一进程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一进程也面临着多种问题和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应对不力，这些问题和风险的恶化极有可能导致东亚经济回升进程的夭折。目前及未来东亚经济回升面临的主要风险是：

（一）全球失衡再度加剧

导致新一轮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其表现是主要国家的经常收支严重失衡，尤其是美国的逆差急剧扩大，而中国、德国和日本的顺差持续增加。2006年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曾一度达到8006亿美元，而中国的经常收支顺差到2008年则一度增至4124亿美元，德国和日本的经常收支顺差在最高时的2007年也分别达到2483亿美元和2110亿美元。进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后，全球经常收支的失衡状况曾一度有所改善。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从2007年开始减少，到2009年已减少了一半以上，至3766亿美元，而中国、德国和日本的经常收支顺差同期也分别减少至2610亿美元、1863亿美元和1418亿美元。但是，全球经常收支失衡状况的这种改善，直接原因还是因经济衰退导致各主要经济体间贸易规模的萎缩所致，尤其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美国进口大幅减少从而中国等经济体对美出口显著萎缩。导致全球经常收支失衡的深层根源并未根本改变。因而当走出衰退、走向回升之后，全球经常收支失衡状况又再度恶化起来。到2010年，美国的经常收支逆差再度增至470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四分之一。而中国和日本的经常收支顺差则分别增长了16.9％和38.2％，分别增至3052亿美元和1959亿美元。④全球经常收支状况的再度恶化，直接威胁着全球经济的稳定回升，更是严重依赖世界市场、而自身经常收支总体存有巨额顺差的东亚经济回升面临着巨大风险。

（二）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全球经常收支严重失衡导致直接后果之一，是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由此导致的国际市场混乱、全球贸易受阻，越来越成为新一轮全球经济稳定回升面临的主要风险，对依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的东亚经济回升尤其如此。我们已经看到，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主要经济体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患难”，应对共同危机的迫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各自的保护主义。但当走出危机、走向回升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越来越成为新一轮贸易保护的直接受害者。2010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救济调查达66起，涉案金额达71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另据世界银行资料，2010年全球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中47%针对中国。⑤众所周知，现存东亚贸易格局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对美大量顺差而其他东亚经济体对华大量顺差，当前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一旦严重影响到中国出口贸易，其他东亚经济体也势必遭受连带冲击，这显然已成为整个东亚依旧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回升面临的巨大风险。

（三）财政危机愈演愈烈

新一轮全球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而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面临的主要风险则来自财政危机或主权债务危机，且在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之间，还存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正是由于金融危机，迫使欧美各国不得不对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救助，不得不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回升，从而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直至引发主权债务危机；反过来，主权债务危机的愈演愈烈，又导致了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尤其导致那些持有大量官方债权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而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的恶性互动，势必威胁全球经济回升的持续和稳定，甚至会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世界主要国家的财政状况在金融危机之前是趋于改善的，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又纷纷转向恶化，直至深陷财政和主权债务危机。如表2所示，到2007年，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财政赤字对GDP的比率，已分别降至2.9%、2.4%、0.7%和2.8%，均已降至国际公认的警戒线（3%）以下。而从2008年起又开始急剧恶化，到2009年已分别升至11.3%、8.7%、6.3%和10.8%，均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应该说，除日本外，绝大多数东亚经济体的财政状况基本良好，从而不大可能因自身财政问题直接威胁经济稳定。问题是全球经济联系已是如此密切，当前主要经济体遭遇的主权债务危机必然威胁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会通过多种渠道冲击东亚经济的稳定回升。

（四）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如上所述，当前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而财政危机与金融动荡的恶性循环，已成为目前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经济回升面临的主要风险。从2010年春夏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凸显以来，包括东亚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已呈愈演愈烈之势。首先是股市剧烈动荡，每当市场传出主权债务危机恶化的消息，都会引发主要国家股市的震荡。连续震荡已导致东亚股市持续低迷、屡屡探底。如日本日经225平均股价在2009年3月跌至7054.98日元的谷底后开始反弹，6月突破10000日元，到2010年4月达到11339.30日元的新高，累计已比一年前上升了60%。但好景不长，到2010年5月，伴随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攀升态势发生逆转，再度显现下跌之势，5月跌破10000日元，之后即在10000日元上下徘徊不前，尤其在3.11东部大地震的冲击下进一步深陷低迷，9月底收至8700.29日元。包括中国股市在内的其他东亚股市也大致呈同一态势。“股市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东亚主要股市的这种动荡不安态势，既是经济回升风险增大的直接反映，又反过来对经济回升造成直接冲击。此外，汇率剧烈波动、流动性严重过剩，也是直接威胁东亚经济稳定回升的严重问题。

（五）资源价格急剧攀升

由于美元贬值、流动性过剩、经济回升带来需求扩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国际市场资源性大宗商品价格重新显现快速回升之势，对东亚尤其是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回升形成了严重威胁。如从2010年8月到2011年4月，北海布伦特油价由每桶75.91美元攀升至125.88美元，攀升了65.8%，此后一直在110美元的高位徘徊。而金价更从2010年7月的每盎司1169.00美元一路攀升至2011年8月的每盎司1813.50美元，一年间攀升了55.1%。其他大宗资源性商品如铁矿石等亦呈快速攀升之势。⑥国际市场大宗资源性商品价格的快速攀升，通过增大企业生产成本、弱化成品竞争能力、提升物价水平等途径，已对东亚经济稳定回升造成显著影响。

（六）通胀压力持续增大

大宗资源性商品进口价格的攀升，只是推高东亚经济体物价水平、增大东亚通胀压力的因素之一。产生同一效果的还有东亚主要经济体不得不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量化缓和”导致国际市场流动性严重过剩等。目前许多东亚经济体都面临着持续增大的通胀压力，继续发展下去，势必会对经济稳定回升造成严重威胁。2011年第二季度，中国、印度、香港、韩国、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消费者物价环比上涨率，分别达到5.7%、9.6%、5.2%、4.2%、4.7%、5.9%、4.1%、3.3%和4.5%。8月，中国、印度和韩国的数据分别达到6.2%、9.8%和5.3%。⑦

三、区域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目前东亚经济在总体保持稳定回升的同时，各经济体的增长态势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增长态势的显著差异，进一步加速了东亚区内经济格局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日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对比关系调整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东亚经济增长对中日两国的依存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中国越来越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和支撑。在战后东亚经济整体崛起过程的很长时期，日本始终扮演着引擎、动力和中心的角色，东亚整体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但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日本经济深陷长期萧条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从而各自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实力越来越接近直至超过日本。如表3所示，在步入新世纪后的最近10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0.29%，而日本只有0.94%，中国平均高出日本9.3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大幅度高过日本的直接结果，必然是其经济总量快速逼近日本，直至最终超过。在本世纪初的2000年，按名义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只有11984亿美元，而日本高达461674亿美元，中国仅相当于日本的1/4。而在5年之后的2005年，中国已相当于日本的整整1/2，分别为22569亿美元和45521亿美元。再过5年至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终于超过了日本，分别为58783亿美元和54588亿美元，是日本的1.07倍。至此，中国终于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对外贸易超过日本的速度更快，幅度更大，2000—2010年，中国外贸总量增长了5.27倍，而日本仅增长0.69倍，结果是中国的外贸规模在2003年即与日本持平，到2010年已相当于日本的2.04倍。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如此显著变化，对东亚经济格局造成的影响颇值关注：第一，东亚经济总体增长越来越依赖于中国，而对日本的依存度明显降低；中国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中心，日本越来越难以扮演这一角色。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在2007—2012年六年间，中国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高达77.6%，而日本由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其余年份增长率也极低，从而几乎未对东亚经济整体增长做出任何贡献。⑧第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对华出口，对日出口在东亚其他经济体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显著降低。如在2000—2008年，东盟10国的出口总额仅增长1.31倍，其中对日出口更仅增长0.86倍，而对华出口却增长了4.41倍。2009年在全球经济深陷衰退的背景下，东盟出口总额和对日出口均呈萎缩之势，而对华出口却增长了8.74%。2000—2009年，对华出口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由3.7%上升至11.5%，上升了7.8个百分点；而对日出口所占比重却由13.4%下降为9.4%，下降了4个百分点。2009年中国一举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东盟第一大出口对象国。⑨第三，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自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快速提升，而中国对日本的经济依存度相对下降。如对华贸易在日本外贸中的比重和地位快速提升，中国继2002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进口来源国，2007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国之后，又于2009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对象国；而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和地位却持续下降。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所占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达到1/4以上，到2000年仍达17.5%，而到2010年已降至10.0%；与之相反，对华贸易占日本外贸的比重，在2000年仅有9.9%，而到2010年已升至20.7%，比第二位的对美贸易占比高出8个百分点。同年对美和对华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15.4%和19.4%，中国高出美国5个百分点；自美和自华进口占日本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7%和22.1%，中国高出美国12.4个百分点（见表4）。⑩四、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趋向东亚经济的率先回升与快速发展，是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全面展开同步实现的。研究表明，在东亚，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已经形成颇为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伴随走出衰退、走向回升，东亚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逐步显现多层面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一）APEC加速自由化进程

APEC是东亚许多成员参与的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是与东亚许多成员直接相关的启动最早、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是APEC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的首要内容。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于1994年在印尼茂物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正式启动，故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也被称之为“茂物目标”。在后来的两次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上，又为实现“茂物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推进行动，如1995和1996年分别通过《大阪行动议程》和《马尼拉行动计划》，开始通过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两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落实各成员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承诺，并明确规定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要分别于2010和2020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但到1997年夏东亚爆发金融危机后，由于APEC在东亚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前无所作为，东亚成员开始对APEC的价值和意义产生怀疑，参与和投入的力度逐步减退，从而导致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受阻，影响力也越来越被东亚经济体自身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所取代。但在最近几年，伴随“10+3”、“10+6”等东亚经济合作成就日益凸显，直接损害了美国等区外国家对东亚经济合作事务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美国、俄罗斯也逐步加大了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参与和投入力度。而重新加速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越来越成为其参与和投入的最成型、最有效的渠道。正是在此背景下，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近年又重新受到重视，加大了推进力度。其主要标志，一是2006年在越南举办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了《河内行动计划》，主要内容之一是将建立高质量的亚太自贸区作为APEC发展的主要目标；二是2009年在新加坡举办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新加坡宣言》，主要内容之一是加大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进力度，确保发达成员于2010年如期实现茂物目标。輯輥訛三是2010年11月在日本横滨举办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建设亚太自贸区等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其中最值得关注和期待的成果，主要包括加强和深化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等。在会议发表的《领导人宣言》中明确指出，亚太经合组织区域首先应该是“经济一体化区域”，“通往经济一体化区域的道路”应具体包括实现茂物目标、建设亚太自贸区、发展高效的经济技术合作、实施亚太地区供应链行动框架等。《领导人宣言》还明确指出，要“到2020年实现亚太经合组织的茂物目标，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为此，作为一项重要的成果文件，会议还形成和发表了《领导人关于茂物目标审评的政治声明》，通过对各成员承诺的自身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的实施状况进行评审，来监督和促进各成员履行承诺，确保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茂物目标的如期实现。最后，《领导人宣言》也明确指出“：我们将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亚太经合组织进一步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主要目标。亚太自由贸易区应该签署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建设和发展东盟+3、东盟+6，泛太平洋战略伙伴合作等地区关系。为了这个目标，亚太经合组织将作出至关重要、富有意义的贡献，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为此会议还专门发表了题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可能途径》的成果文件。輰訛輥

（二）东亚峰会迎来新局面

东亚峰会（EAS）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框架机制。成立五年来，在金融、能源、教育、禽流感防治、救灾等五个重点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合作，越来越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国更对加入东亚峰会表现出强烈的意愿。正是在此背景下，东亚峰会框架下区域合作迎来了全新局面。其最新进展主要包括：第一，第五次东亚峰会取得实质性成果。2010年10月30日，第五次东亚峰会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除EAS原有16个成员领导人出席会议外，俄罗斯外长和美国国务卿也以主席特别嘉宾身份代表其总统出席了会议。会议取得了多项实质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会议发表的《第五届东亚峰会主席声明》中。声明在充分肯定峰会框架在金融、教育、能源合作等方面以往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继续加强人力资源开发、高等教育、财政金融、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互联互通和能源等经济领域的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东亚峰会框架下的区域合作正在从“论坛”向实体经济合作领域深入的重要趋向，必将对东亚经济合作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东亚峰会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展开。2010年是东亚峰会五周年，伴随有关各方投入的增大，许多经济领域的合作都有不同程度的明显进展，这也是上述峰会框架下合作越来越由“论坛”向实体经济领域深入的直接体现。其主要表现包括：以2010年5月2日东亚峰会非正式财长会议的举行为标志，东亚峰会框架下的区域财金合作开始提上日程；以加强证券市场监督能力、探索建立贸易金融网络、共同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为标志，东亚峰会框架下的区域金融合作开始启动；以2010年在文莱举行的第二次东亚峰会环境部长会议为标志，东亚峰会框架下的能源环保领域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及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合作继续推进等。第三，东亚峰会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大大增强。伴随东亚峰会框架下区域合作影响力日趋增大，许多域外国家也加大了关注和参与的力度。2010年的东亚峰会已经决定，要于2011年接受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加入东亚峰会，成为东亚峰会成员，从而使东亚峰会成员由启动时的16个扩大为18个。俄罗斯尤其是美国，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两国的加入必将大大增强东亚峰会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2010年东亚峰会16个成员国的GDP总量为15.3万亿美元，而美国高达14.7万亿美元，俄罗斯也有1.3万亿美元，18个国家加在一起达到31.3万亿美元，占到全球GDP总量的一半以上，远远超过欧盟27国的规模。輱訛輥

（三）“10+3”合作面临新挑战

“东盟10+中日韩3”框架，即“10+3”框架，是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该框架自1997年启动以来，已在经济合作的多个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最新进展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层面：第一，区域金融合作取得突破。金融合作是10+3框架下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启动最早，进展也最快。在2010年更是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标志是清迈倡议机制多边化协议于2010年3月24日正式生效，规模达1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建成。作为储备库运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工作也已于2011年初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东亚债券市场建设也取得新的进展，10+3债券市场论坛和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正式建立，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于2010年底正式运作。第二，区域贸易投资合作继续推进。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是区域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内容。而在东亚地区，虽然各个以东盟为中心的“10+1”自贸区建设已取得全面进展，进入收官阶段，但作为“10+3”总体的自贸区却由于种种原因始终进展迟缓，极不令人满意。应该说，在2010年，东亚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的，2010年10月发表的《东盟+3领导人会议主席声明》对此进行了这样的概括：“我们对四个工作组在东亚自贸区及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方面的研究进展表示欢迎。我们责成相关官员根据各自情况就上述研究提出完成各部门整合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中国提出的10+3贸易便利化路线图，注意到了东盟经济部长会议的决定，即将该路线图，连同日本的行动方案‘迈向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移交四个工作组以供考虑。我们同样欢迎中国继续担当东亚贸易和经济合作领头羊，欢迎中国为东盟+3合作基金注资100万美元，用于东亚自贸区相关研究活动。”第三，加速推进区内互联互通。这是近年10+3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合作加速推进的重要项目，最新进展包括为东盟航空货运服务全面自由化多边协定和东盟战略交通计划（2011-2015）正式生效作最后准备，积极探索建立东盟+3部长会议机制以促进东盟+3工作计划中提到的东盟+3国家间的互联互通等。第四，继续强化能源、气候环保、人力资源、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最新进展主要包括第七次10+3能源部长会议于2010年7月22日成功举行，就进一步推进东亚能源合作达成多项共识。继续落实《东盟与中日韩关于粮食安全与生物能源开发合作华欣声明》、《东盟+3粮食安全与生物能源发展全面战略》等。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10+3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合作面临的局面越来越复杂：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投入，APEC框架下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再度提速，东亚峰会框架重要性日趋增大，中日韩经济合作也在快速推进。这些都对“10+3”框架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渠道地位造成了新的挑战。

（四）“10+1”合作取得新进展

以东盟10为中心的多对“10+1”经济合作，始终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自贸区建设层面。由于在“10+3”、东亚峰会等更大框架下的自贸区建设进展迟缓，迄今仍未提升到官方层面，作为其补充，中国、日本、韩国、澳新、印度等东亚经济体分别与东盟的自贸区建设相继建成、顺利推进，已经进入收官阶段。2010年“10+1”层面上的东亚经济合作的最新进展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印度—东盟货物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东盟—澳新自由贸易协定首先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文莱、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6个东盟成员国生效，等等。三对自贸区建设的上述新进展，对东盟与中国、印度和澳新的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如在2010年，中国对东盟贸易增长了37.5%，明显高于中国对外贸易和对亚洲贸易34.7%和34.5%的平均增长速度，其中从东盟进口更增长了44.8%。2011年1—8月，中国对东盟贸易和从东盟进口分别增长了26.6%和28.6%，同样高于对世界和亚洲的平均增长速度。輲訛輥

（五）中日韩经济合作后来居上

2010年是中日韩合作10周年。在10年来中日韩经济合作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以5月29日在韩国济州岛成功举行（在10+3框架之外独立举行）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为标志，中日韩经济合作在2010年又取得新进展，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共同发表了题为《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的联合声明。声明明确指出，第一，要推进三方合作的机制化，提升三国伙伴关系，决定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第二，加快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决定于2010年5月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2012年启动建设自贸区的官方谈判；第三，加强物流合作，构建协调、高效的运输和物流系统；第四，促进三国投资合作，尽快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第五，加强三国金融合作，鼓励三国金融机构进入对方市场，促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和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第六，加强三国环保合作，落实2010年5月第12次三国环境部长会议通过的《三国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的十大优先合作领域；第七，继续探讨加强工业、能源、能效、资源、信息通信、高科技、文化产业、交通、卫生、农业、渔业、旅游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政策合作与磋商，等等。不难看出，上述共识无疑将中日韩经济合作提升到了更高的层面，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重要层面，如自贸区建设，由于10+3框架下的自贸区建设迄今未能有实质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2011年中日韩框架下的经济合作继续推进，尤其是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于9月26日在韩国首尔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中日韩合作的机制化、组织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六）东盟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

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始终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占据领先和主导地位。东盟自身的自贸区建设早在1992年即已启动，而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框架都强调以东盟为中心。目前东盟正在全力推进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拟定于2015年建成。2010年是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之年。东盟自贸区建设在2010年取得实质性进展，东盟6个老成员国按计划实现零关税。年初召开的第16次经济部长非正式会议决定，要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及物流运输方面的合作，在2010年要增加开放15个行业和部门的服务业。会议还将2010年东盟系列活动的主题确定为“从愿景到行动：迈向东盟共同体”。以此为主题，于2010年10月底举行的第17届东盟首脑会议，在进一步推进东盟经济一体化、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方面又取得多层面积极成果。会议通过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东盟宣言》等重要文件。在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确立了700多个工程和计划，并要采取措施吸引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参与这些工程和计划的参与和投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仍面临着重大障碍，东盟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