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等收入陷阱下经济增长新驱动力范文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困扰着众多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国家，其中较多国家面临着人才缺乏，产业转型及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结合我国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分析我国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增长驱动力，得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结果发现，我国过去增长早期是资本、劳动力驱动为主，后期为资本、技术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但现今技术增长陷入困境，劳动力、资本回报率不断下滑，技术创新问题亟待解决。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方向为提高创新性基础研究及应用研究水平和解决城乡教育水平不均衡问题。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产业转型

1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减速的困境。我国经济增长结束近30余年的高速增长（10％以上），在2011年经济增速将为9．6％，之后不断下滑，直到2016年达到6．7％，2017年达到6．9％，高盛预测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为6．5％。此外，自2012年始，我国面临着劳动力成本剧烈上升、工业上产能过剩，金融方面房地产泡沫明显及政府债务压力过高等问题。例如，劳动力成本方面，根据牛津的调查，我国劳动力成本由2004年的4．35美元／每小时增加到2015年的大约12．47美元／每小时，增长十分显著。债务压力方面，我国2013年的总体债务规模为财政收入的两倍之多，体现了我国债务压力的严峻性。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的增速，相关研究的观点有三种：第一类学者认为是政府高投资和廉价劳动力推动了经济发展；第二类学者认为是技术的发展进步和生产率的对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最大；第三类学者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中国的适应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本文认为这三种观点可以综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原因是资本（K）、劳动（L）、技术（A）等因素有着互相影响、错综复杂的关系。索罗模型便是一个综合各种因素的模型之一。下面，本文将分别分析主要阶段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讨论若延续之前的经济增长驱动力，能否继续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以求反思、探究现阶段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来源。

2各阶段经济增长的对比

2．11979年－2008年

索罗模型认为，1979－1998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和劳动力驱动的，1998－2008年的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和技术驱动。1979年初，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没有工业历史，没有充足的资本，也没有先进的技术。而与此同时，欧洲、美洲和亚太地区的一些发达经济体也正忙于产业转型，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报酬率下降等问题。然而，中国此时正处于婴儿潮，拥有大量且廉价的劳动力，这一点非常吸引外资的加入。此外，国家还出台了许多吸引外资的政策，例如允许外资在我国某些领域设立工厂，使得我国轻工业在那段时期得到了迅猛发展。在拉动国内投资上，我国国民的高储蓄率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从1992年到2002年，我国的平均储蓄率比东南亚国家高出10％。从储蓄存量方面，1980－2004年资本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与1953－1978相比，高出2％，这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率。从增量角度看，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2％，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在这段时期的后半段，推动经济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与技术进步。由于从1998年到2008年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一直约为20％，表面上好像与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理论不符。事实上，这只是表明正是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的存在，从而使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因此使得资本边际收益维持稳定，在这段时间的后期，主要由于硬件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因特网革命，使劳动生产率增加。

2．22008年－至今

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速放缓，原因主要是技术创新的停滞和劳动力、资本的萎靡。2008年后，世界经济逐渐从危机中复苏。新的技术突破正在形成。然而，Gartner于2016年指出未来两年内不会有突破性技术的出现，突破性技术还需5－10年到更长的时间才能成为主流。另一个典型的证据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2007－2011年间，从3．1％下降到2．2％，又从2012年的0．6％下降到2013年的0％，以此说明技术对生产力的贡献远不如前。从资本的角度，2008年中国出台4万亿和货币宽松政策，进而使得全球流动性泛滥。资本市场逐利之风盛行。2015年的股市崩盘和波动，使资本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轨道。在实体经济中，由于技术变革的停滞，整体获利能力下降，资产回报率下降，导致优秀项目稀缺。从劳动力的角度看，人力发展也到了瓶颈期，特点可以概括为供给量、高价格、低质量。从1978到1997，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然而，从2008到现在，增长率一直稳定在5％。生育率和其他指标低于韩国和日本。从存量来看，我国16～59岁劳动适龄人口逐年锐减。同时，老年人抚养率逐年上升，儿童抚养率一直下降，劳动人数减少。同时某些受社会歧视的工作类型无人愿意参与，部分行业劳动力减少。从价格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上升。2016年我国已经不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六国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就质量而言，高科技人才高中和高等教育工作者短缺，比例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阿根廷、墨西哥和南非。此外，中国农村人口比例仍然很高，2016年城镇化率仅为57．4％。除此之外，教育已逐渐成为一个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阶级固化，合格的劳动力的比例一直无法改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仅靠劳动力和资本已经不能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3我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3．1创新问题

综上所述，核心技术才是能够推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需要基础性研究的助力和应用性创新能力的提升。针对基础性研究，我国基础研发能力弱体现为投入低和产出低。在基础研发方面，中国的横向投资仍低于其他国家。例如，根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定的计划，2025年基础研究的总投资才仅仅与2016年的美国持平。此外，中国的学术型研究论文的产出量也较低。例如，2014年每百万美元GDP投资，能够在世界25％顶级杂志的发表的文章，在中国为23，而英国40、欧盟49。这反映出中国基础科研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我们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例如，可以通过多种补贴政策促进基础科研的发展。对于应用创新来说，主体在于企业，因此提高应用型创新的核心在于提高企业的积极性。2013年以来，总理的“创新创业”政策是十分有利于激发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热情、吸收过剩流动性的。然而，应用创新面临的挑战在于人才，我国缺乏高端研究型人才和中端技术应用型人才。高水平研发人员（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和高水平技术人员比例偏低明显。技术人才和实用人才的比例仅为5％。因此，未来应加强对高端研发人才和中端技术人才的培养，如新增建立职业技术学校，推行产学研相结合，转变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培养方式，实行科研型人才与专业型人才两手抓，从而同步提升我国的高水平科研能力和高水平技术人员数量和质量，进而推动应用型创新和基础科学研究。

3．2教育问题

我国高级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农村人口总量仍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大，体现为整体基尼系数较高。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问卷得出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国际较为认可的数值也为0．5以上，显著高于台湾与韩国0．32的水平，亦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12个国家平均的0．49水平。另一方面，城乡教育机会获得的概率差距大，农村学生辍学率仍高，初中升高中，农村孩子的辍学率为30％，而城市儿童辍学率仅为1％。基于以上分析，提高农村教育获得率是解决我国人力资本困境的关键因素。韩国是典型的以较高的高中教育获得率跨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早在1945年解放时韩国12岁以上总人口中有78％的人是文盲。60年代，随着他们推出“文教再建五年计划”及《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即将义务教育范围拓宽且向偏僻地区实行倾斜的政策，使得1963年适龄儿童的就学率高到91．2％，1971年进一步提高到97．6％。并在进行农村旧貌改善的同时，韩国政府着手推动农村文化运动，使得在农村居民的收入2004年已接近城市居民的92．5％水平。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其在职业教育上的设置及扶持政策，在资源配置上，优先保证教育经费的充足，在现有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普及推广高中教育，降低城乡教育水平不均衡情况，力求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通过现代网络技术，通过在线教育资源，破除师资问题造成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而引起的阶级固化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9，（5）：4－20．

［2］邱晓华，郑京平，万东华，等．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及前景分析［J］．经济研究，2006，（5）：4－12．

［3］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等．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J］．经济研究，2007，（11）：18－31．

［4］林毅夫，刘明兴．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J］．经济研究，2004，（7）：48－58．

［5］张军，高远，傅勇，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J］．经济研究，2007，（3）：4－19．

［6］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14，（10）：3－30．

作者：熊静雯 单位：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