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对青少年犯罪率的影响范文

摘要：文章以米香的经济增长代价理论为理论依据，研究经济增长与青少年犯罪率之间的关系，选取中国2003~2015年的青少年犯罪率以及经济增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影响青少年犯罪率的因素，研究结果发现，GDP年增长率对青少年犯罪率有微弱的正向影响，收入差距对青少年犯罪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青少年犯罪率有抑制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青少年犯罪率；教育水平；收入差距

一、引言

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犯罪和暴行的根本原因是贫穷和无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教育的普及程度史无前例，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犯罪事件的大幅增加。这似乎印证了米香在《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做出的预测，米香认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我们更接近于暴力的边缘，而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的犯罪现象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青少年犯罪率的飞速增长，青少年犯罪不仅仅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危害，也是我国潜在人力资源的重大损失。现有的研究更多是从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从个人层面对青少年犯罪现象率进行分析，但近些年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经济增长对青少年犯罪率的影响机制，可能与传统的刑事犯罪率存在些许区别，本文旨在经济增长对青少年犯罪率影响这一问题上做出有益探讨。

二、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犯罪一直是法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直到1968年GaryBecker提出了威慑理论，犯罪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对青少年犯罪率的作用方向在各国并不统一，这说明经济发展与青少年犯罪率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传导机制。Eric（2002）通过对美国的犯罪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收入差距是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武立（2017）通过对我国青少年犯罪率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认为失业率上升才是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原因，这与陈春良、易君健（2009）的研究结果相似，经济转型期间，弱势群体就业条件的下降会导致中国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陈屹立（2008）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教育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贫困率等是影响个体犯罪行为的主要因素，吴士炜（2015）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探索，认为乡村人口流动率对刑事犯罪率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谢建社（2014）通过实证检验论证了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减少犯罪。张丽、吕康银和陈漫雪（2017）从公共安全支出这一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公共安全支出提高对总体刑事犯罪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总结文献，可以看到经济增长对青少年犯罪率的影响目前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研究，一是经济增长通过教育水平影响青少年犯罪率，二是经济增长通过收入差距影响青少年犯罪率，主要是依据时间序列数据或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但根据米香的经济增长代价理论，不仅仅是收入差距以及教育水平会对犯罪率造成影响，政府习惯将经济运行情况与就业情况，物价稳定以及收支平衡挂钩，但事实上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来源于增长本身，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是持续的不满，通过对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源的损耗，经济才能得以持续高速增长。因此经济增长过快会使得身处这一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更容易具有攻击性，更容易实施暴力犯罪等反社会行为。通过查阅文献可以看出，国内现有文献对于经济增长与青少年犯罪率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研究更多集中在经济增长与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实证分析。本文将研究GDP年增长率与青少年犯罪率之间的影响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并加入教育支出以及收入差距作为变量，探究经济增长对青少年犯罪率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影响青少年犯罪率的因素有很多，但与刑事犯罪率相比，影响因素略有不同，通过总结文献，本文主要采用经济增长速度，教育水平以及收入差距三个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由于GDP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将GDP年增长率作为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的变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以消除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构建的回归方程为：InTeen=c+b1InGini+b2InTeach+b3In-Gdpgr+e1（1）其中，Teen表示青少年犯罪率，Gdp-gr表示经济增长水平，Gini表示收入差距，Teach表示教育水平，c为常数项，e1为残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设定在构建回归模型时，被解释变量青少年犯罪率采用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罪犯中的青少年罪犯占刑事罪犯比重（Teen）来表示，解释变量1采用GDP年增长率（Gdpgr）来表示，解释变量2收入差距采用基尼系数（Gini）指标来表示，解释变量3教育水平采用国家统计局每年的初中生升学率（Teach）来表示。由于我国的基尼系数的最早时间为2003年，因此，本研究中各指标数据均以2003年为起始年份，所有使用数据均来自2003年~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青少年犯罪率中的青少年年龄定义为14~25岁。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考虑到分析的时间序列可能存在非平稳性，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因此有必要对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做单位根检验，相关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并且对变量进行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可以看出残差序列为稳定序列，因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views7.2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结果如下：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4的R2，F值以及D-W值比前三个模型更好，因此选用模型4可以最好的说明青少年犯罪率与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以及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通过模型可以发现，GDP年增长率与青少年犯罪率之间有微弱的正相关性，经济水平越发达，青少年犯罪率也会相应增加，但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经济增长对青少年犯罪率的正向影响也在相应减弱，这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的现象也是一致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青少年犯罪现象也在增加。收入差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收入差距对青少年犯罪率的影响比较明显，中国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基尼系数的不断拉大，确实都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激化了社会矛盾。教育水平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教育水平的提高对青少年犯罪率有着抑制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犯罪中，较低文化水平的刑事罪犯就占着很高的比例，而对于青少年而言，通常他们涉世未深，且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如果没有受到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很容易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这说明，国民义务教育水平与青少年犯罪率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2003~2015年间青少年犯罪率的实证研究发现，GDP年增长率、收入差距以及教育水平会对青少年犯罪率产生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青少年犯罪率事实。实证结果表明，GDP年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少年犯罪率；收入差距与青少年犯罪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教育水平与青少年犯罪率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研究结果也验证了米香的观点，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导致青少年抢劫和偷窃犯罪率的快速上升。基于米香的观点以及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尽管GDP年增长率与青少年犯罪率之间的关联并不如米香所说的，那 么在公共安全方面投入了更多的支出，媒体上巡回播放着暴力犯罪事件。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传统道德被渐渐摒弃，年轻人从勉强糊口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却因为需要一种发泄精力的方式，而演变为无知的暴力行为和破坏行为的激增，甚至成为恐怖分子，例如现在西方福利国家的青年参加伊斯兰国的人数逐年增多。如何在现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共识，避免因为信仰缺失而使得青少年从社会的栋梁之才变为社会的害群之马，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2.缩小收入差距对降低青少年犯罪率具有深远影响。根据对比效应，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往往更低，这也导致了作为主要低收入群体的青少年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3.提高教育水平对降低青少年犯罪率具有抑制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青少年接触到暴力色情内容越来越容易，青少年一旦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就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鼓励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增加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注重学生心理以及思想的发展，教导学生通过合理的方式显示个人价值和地位，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作者：陈洁宇 郭明玉 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