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绩效范文

摘要:达龙•阿塞莫格鲁从理论视角出发考察了制度变迁的原因、制度及其变迁如何影响经济绩效，从而形成其制度增长理论。从实证视角出发，他通过运用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证实了制度对长期经济绩效具有关键作用，为其制度增长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增长理论的贡献在于开启了经济学不同领域新的综合，并为经验事实提供了更可靠的解释。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阿塞莫格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改革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关键词:达龙•阿塞莫格鲁;制度增长理论;制度变迁;经济绩效

一、引言

自罗伯特•索洛建立新古典增长框架以来，在解释“长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这一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问题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一致被视为两种最重要的源泉。但是，随着研究的扩展，不少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这种要素积累式增长并未对长期增长做出根本性解释。比如，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一书中认为，所有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思想和知识，它们的积累都不是增长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增长本身。也就是说，经济增长，虽然在统计意义上可以用GDP指标来体现，但GDP本身只是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的加总，真正在现实中增长或变化的，还是那些要素。如果用要素的增长来解释增长本身，只是以特定的方式分解了GDP并用分解后部分的变化来解释整体的变化，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解释增长的原因。为此，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要素增长、变化背后的原因或机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以及法律、习俗、文化等难以量化的因素是增长的基本机制;政治经济学则旨在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框架。循此路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区分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重点模型化地解释了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政治制度又是如何与经济制度互动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建立制度增长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综合了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成果，是近年来宏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文将通过梳理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增长理论的主要框架，对制度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一阐释。

二、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理论研究

在阿塞莫格鲁制度增长理论的主要框架［1］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把政治权力划分为名义政治权力(dejurepoliticalpower)和实际政治权力(defactopoliticalpower)。名义政治权力来自政治制度，因为政治制度是规定各个政治参与者和政治群体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然而，这只是制度或条文上赋予的权力，在实际生活中，这些权力是否能够如法律条文所规定地那样实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何况，除了制度所赋予的政治权力，某些群体也可能掌握着非制度化的额外政治权力。能实际产生影响的政治权力和额外的政治权力构成实际政治权力。实际政治权力有两个来源:首先，不同群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本身的差异能够带来实际政治权力的差异。如果一个集体成员越多，且这些成员能够更有效地做出集体选择，那么这个集体或集体中的个体所拥有的实际政治权力就会大很多。其次，实际政治权力来自拥有的经济资源。这是因为经济资源本身能够对政治制度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资源可以被特定地使用从而使得自己获益，对手受损。如此一来，一个在制度上拥有相当大政治权力的群体，可能因为缺乏经济资源，而无法获得与该政治权力相称的实际利益。因此当期的政治制度与资源分配共同决定了当期的政治权力结构，而拥有更多权力的群体则决定当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当期的经济制度又影响着当期的经济绩效和下期的资源分配。这一框架是在众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给出的。我们首先梳理该框架的理论部分，这些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研究:对制度变迁原因的研究以及对这些变迁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研究。

(一)制度持续与变革的原因与动力

1．既有制度持续的原因

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制度的持续与变革。在制度增长理论框架中，制度的持续性主要来自某个群体掌握了更大实际政治权力之后会不断强化既有制度，产生制度的路径依赖。代表性文献是阿塞莫格鲁与罗宾逊合作的两篇论文［2］［3］。首先，社会由精英与平民两个群体构成，两个群体假设有不同的特性:一是精英人数较少，在控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时，通过获得更多的人均预期收益，从而用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激励投资于实际政治权力。二是精英与平民经济分工不同，精英是生产者，平民是劳动者且劳动供给无弹性。在精英主导的经济制度下，平民需要把劳动产出中的一部分作为租金交予精英;在平民主导的经济制度下，平民拥有全部产出，无需缴纳任何租金。在这两种经济制度下，平民主导的制度无疑会有更高的经济绩效，因为其中没有租金对产出的负激励。此外，政治制度也通过公共品的供给影响最终的经济资源分配:当政治制度由精英主导时，精英能够获得所有的公共品;当政治制度由平民主导时，平民将获得所有的公共品。在精英政治下，精英能够获得全部的名义政治权力;在民主政治下，平民能够获得全部的名义政治权力。而在每一期，精英和平民都通过投资来获取一部分实际政治权力。哪一个群体掌握更大的名义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哪一个群体就能主导本期的经济制度和下一期的政治制度。在上述设定下，均衡的权力和资源分配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一般而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具有持续性。这是因为在精英制度下，虽然精英和平民都进行了投资，但精英掌权的概率更高;而在民主制度下，平民的掌权概率更高。而政治制度的主导者，往往也是经济制度的主导者。第二，相比于精英制度，民主制度更容易被颠覆。这是由于精英个体数量远远少于平民，对实际政治权力的平均投资也就更多，因此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精英也有可能掌权。第三，即使精英在民主制度下没有办法掌握政权，他们也可以通过更高的投资拥有更大的实际政治权力，并维持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制度和资源分配方式。这意味着，即使政治制度民主化了，原先由精英主导的经济制度仍旧可能继续维持下去。要维持原有的经济制度，精英必须过度投资实际政治权力，这会带来民主制度下经济的无效率。第四，如果在民主政治下，平民获得的收益(比如集体行动效率、得到的公共品)足够大，那么无论精英如何投资，都无法颠覆政治制度或改变经济制度，这时民主制度才会与“帕累托最优”的经济制度和资源分配共存。在上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构成的动态模型中，制度的持续性表现在某一群体能够通过既得利益长期维持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即使出现了变革，也容易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有趣的是，在阿塞莫格鲁的范畴中，制度的持续往往以精英制度或非民主制度作为案例;而制度的变革往往以平民制度或民主化作为案例。这或许是历史经验给予阿塞莫格鲁的一个潜在预设。

2．有效制度变革的动力

制度的变革分为有效制度变革与无效制度变革，前者指社会大多数群体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变革，在精英—平民二分的理论框架下意味着确立平民主导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阿塞莫格鲁着重研究了能够引导有效制度变革的动力。

有效制度变革的第一个动力来自于革命的威胁(Acemoglu和Robinson，2001;2006)。在非民主制度下，精英或者权贵掌握着所有的名义政治权力和相当大的实际政治权力，实行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和资源分配。但是，平民虽然被排除在政治制度之外，却多少拥有集会抗议的权利和革命的权利。如果在一个非民主社会中，民众越来越难以忍受不平等的程度，或者由于外部冲击经济状况突然恶化，那么民众就会对精英产生革命的威胁。这一威胁表现在一旦革命成功，精英就会失去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精英仍然掌握一部分资源，但革命带来的破坏会使得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萧条状态，精英的利益与革命前相比会受到损害。然而，革命也面临着自身的成本约束:平民人数越多，革命过程中产生的群体内部摩擦和冲突也越多，同时需要使用的经济资源也越多，这导致规模越大的革命自身成本也越高，发生的概率也越低。精英对待革命有三种可行策略:在政治和经济上不做任何让步、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做出政策性改良、全盘改革既有制度。精英采用何种策略取决于镇压革命的成本与做出改良或变革造成的潜在损失之间的权衡取舍:若镇压革命的成本很低，精英将镇压革命萌芽，不做任何让步;当镇压革命的成本与政策性改良对精英造成的预期损失相当，精英将通过政策性改良降低革命概率;当镇压革命的成本远远超过制度变革产生的预期损失时，全盘改革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成为精英的最优策略。

有效制度变革的第二个动力来自经济制度本身。无论是非民主还是民主社会，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精英和平民的资源配置、经济利益都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不同的革命成本与镇压革命的成本，进而关系到不同群体的最优策略选择与制度变迁的均衡路径。比如，在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由“看不见的手”引导，掌权者的高压政策带来的成本可能非常高，而在农业社会中，这种成本相对会比较低。再如，在民主制度以及相应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下，土地贵族受到的损害可能最大，而企业主受到的损害比较小甚至可能获益，因此经济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越高，对于民主化的阻力就越小。值得一提的是，阿塞莫格鲁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于制度变革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人力资本积累越多，镇压的成本就越高，这是因为在镇压中，个体的死亡比较容易，而个体的死亡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永久减少。其次，人力资本对经济政策，比如税收的弹性较大。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否被劳动者有效使用，是很难被监督的，在税收高时，人力资本的回报低，劳动者更容易偷懒或闲置人力资本;在税收低时，人力资本回报高，那么其使用就更有效。这意味着，当政治制度从非民主制转变到民主制，并实行有利于民众的资源分配政策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和使用效率都会变高。因此，一个社会中人力资本的存量越大，制度变革的阻力就越小。

有趣的是，这两种制度变革方式，与库兹涅茨曲线能够很好地吻合起来(Acemoglu和Rob-inson，2000)。库兹涅茨曲线说明随着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的上升，不平等程度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制度变革理论可以对这种倒U型的原因做出解释:在民主制度没有完全建立的近代社会中，当人均收入随着工业革命而增加时，经济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不断增加，但收入不平等程度也会扩大。经济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民主化的阻力变小了，而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使得革命的威胁变得更为可信。两者促使掌握政权的精英实行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比如，扩大选举权、立法救济贫困、保障工人权益等，使得民主制度逐渐完善起来。这些改革反过来降低了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技术进步是有效制度变革的第三个可能动力(Acemoglu和Robinson，2006)。同样假设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由精英主导，若外生的或者由投资积累产生的技术进步能够打破精英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那么平民的经济收入会增加，从而有利于平民扩大政治权力投资，逐步掌握更多的实际政治权力，带来制度变革。基于此，精英应该倾向于反对潜在的技术进步，避免对自身的利益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但是，在特定条件下，精英同样会更倾向于鼓励技术进步。第一，如果政治制度中的竞争更为激烈，即使没有技术进步，精英被取代的可能性也很高，那么精英反而会鼓励技术进步，并利用新技术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第二，如果技术进步能够提高未来的预期收入，那么精英也会采用新的技术。第三，如果技术落后将带来外国的侵略者，那么精英也会倾向于鼓励技术进步。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不同社会群体对技术进步的策略也不同，从而可能衍生出多种制度变革路径。

由此可见，阿塞莫格鲁研究制度变迁的基本方法是构造拥有不同特征和偏好的微观社会群体，再通过这些社会群体的博弈形成基于策略均衡的制度变迁路径。这一博弈论的方法为制度变迁的模型化提供了便利，并构建了宏观制度的微观基础。在此基础之上，阿塞莫格鲁及其合作者(Acemoglu、Egorov和Sonin，2011;2012;2014)提出了“动态政治经济学”(dynamicpoliticalecono-my)这一更为一般化的理论框架。动态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证明均衡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问题;第二个是研究外来冲击(政治环境的变化、政党偏好的变化等)如何改变原有的均衡状态，改变政治权力的安排，从而导致制度的变革。本质上，第一个问题是对制度持续的一般化，而第二个问题是对制度变革的一般化。动态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结论有二个。第一个结论是，在满足一系列偏好假设下，如果没有外生的冲击，那么将存在一个稳定的政治权力安排和政治制度。更为直观的理解是，当不满当前政治安排的政党缺乏改变制度的权力，而不存在另一种政治安排使得当前掌权的政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时，政治安排就是稳定的。如果这两个条件至少一个不被满足，则可能存在不稳定的政治安排，或者会产生制度变革，收敛于另一种稳定的制度状态。第二个结论是，面临外来冲击时，如果拥有政治权力者可以通过变革获得更大的利益，那么变革就会发生。然而，面对特定的外来冲击方式，如果变革在冲击到来之前完成，那么这种变革可能是稳定的，将不受这种特定冲击的影响。动态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一个研究制度稳定与变化的一般框架，而民主制度的建立、政治权力的平等化、激进型政党的出现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镇压与革命之间的角力，都是这一框架的特例。更为重要的是，动态政治经济学能够用来研究随机情形下的制度变迁问题，这使得制度增长理论能够和宏观经济学的前沿更好地衔接起来。这也是制度增长理论未来的研究方向。①

(二)制度的经济绩效分析

在建立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框架的同时，阿塞莫格鲁对制度的经济绩效也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具体而言，经济制度的经济绩效，本身就是经济学的一般研究对象。但当政治制度作为核心变量被纳入制度范畴之后，制度的经济绩效研究演变为对政治制度的变迁规律、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互动以及前两者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与长期增长的综合研究。这就是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增长理论。早期的制度增长理论关注政治制度对经济绩效的直接影响。例如，“政治失意者(politicallos-er)”理论(Acemoglu和Robinson，2000)认为，经济中未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因为技术进步而受到经济利益上的损害时，他们就难以阻碍新技术的采用，只有那些掌握政治权力、但权力会因新技术的采用而削弱或丧失的群体，才有激励和能力去阻碍新技术的采用。①上述理论仅是考察特定政治群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最优可持续机制理论(Acemoglu、Golosov和Tsyvinski，2008)则在民主制度场景下考察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经济制度为典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政治制度则由公民投票选出政治家。政治家在任期内可以用政治权力决定资源如何在自己和公民之间分配。在该制度下，如果政治家不能连任，就有动机把当期产出全部据为己有。为了防止最坏情况出现，公民需要保证政治家能任满一定期数并在每一期把部分产出让渡出去，使得在所有任期内政治家获得的收入总和高于其在某一期能够占有的全部产出。但如此一来公民的劳动供给就会受到负激励，政治家收益也未最大化，经济绩效决非最优。要渐进实现帕累托有效的最优可持续机制，必须存在一个耐心高于公民的政治精英，从而能忍受短期内的低收益以获得长期内的高累积收益。在更为一般化的随机民主场景中(Acemoglu、Golosov和Tsyvinski，2010)，社会结构从政治家—公民二分变为全部由无数政党构成。在当期，每个政党独立做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决策，并由随机过程决定执政党，执政党有权分配产出。与最优可持续机制理论一样，该制度规则下资源的帕累托有效配置只有在政党的耐心足够大的前提下才能被渐进实现。由此可见，从政治失意者理论到随机民主场景，阿塞莫格鲁着重研究了政治制度———即使是民主制，对经济绩效的负面影响，其称之为“政治摩擦力”。要消除政治摩擦力，我们得诉之于耐心足够高的政治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系列理论带有悲观色彩。

随后，阿塞莫格鲁试图在更为宏大的、兼具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制度增长理论框架下考察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Ace-moglu和Robinson，2012)一书中，阿塞莫格鲁提出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institution)和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institution)的划分。包容性制度指包容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其特点是多元主义(pluralism)和有效的权力集中(centralization)。前者能够保证政治权力广泛地分布于社会之中(abroaddistributionofpoliticalpowerinsociety)，从而使得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可以平等地参与政治决策、自由地进出市场参与交易;后者能够形成由暴力垄断、中央集权的财政和现代官僚制度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statecapacity)，从而提供良好的法律体系和完善的产权保护以及足够数量的公共品。在包容性制度下，政治上的集体决策是有效的，经济上则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进步，形成良性循环(virtuouscycle)，带来长期增长与繁荣。而掠夺性制度则产生恶性循环(vi-ciouscycle)，即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的垄断、当权者对反抗者的镇压、既得利益集团对革命性技术进步的抑制，将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在恶性循环中，即使反对派成为新掌权者，也并不必然会改革既有制度，反而会利用这种制度获得更大收益，补偿其在反对活动中付出的成本。在掠夺性制度下，经济长期增长是无法实现的。更进一步，阿塞莫格鲁研究了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生成问题(Acemoglu和Robinson，2016)。通过考察古希腊和近代英国的制度变迁路径，阿塞莫格鲁提出了国家与社会互动说，即只有在一个社会文化、习俗和非正式规则能够促进具有国家治理能力和权力分散特征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同时该政治体制又能强化其社会文化土壤，包容性政治制度才有可能出现。到此为止，阿塞莫格鲁逐步修正了其早期制度增长理论中的政治精英“救世祖”特点，与现实的距离愈来愈近，在理论的一般性和现实性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三、制度的长期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

除了理论研究之外，阿塞莫格鲁还对制度的长期经济绩效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展开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章(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考察了各个殖民地经济发展差异的历史原因。文章提出了三个假说:第一，欧洲殖民者在不同的殖民地实行不同的殖民政策，掠夺性的政策是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并不关心未来的经济发展，另一种政策则是复制欧洲的经济制度，保护私有产权，限制政府的权力;第二，在那些环境差、死亡率高的地方，殖民者倾向于采取掠夺性政策，而在环境好、死亡率低的地方，殖民者采取复制欧洲经济制度的政策;第三，在殖民地独立以后，这些政策造就的制度依然存在。当这三个假说都成立时，通过把殖民时期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选取64个殖民地国家作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制度差异能够解释近3/4的经济收入差异。在另一篇文章(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2)中，阿塞莫格鲁通过对比不同殖民地在公元1500年之前和公元1500年之后的经济收入差异变化趋势，发现在公元1500年之前比较繁荣、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地方，在公元1500年之后却变得日益贫穷;相反，在公元1500年之前人口稀少、财富贫瘠的地方，在公元1500年之后却变得日益富裕。实证检验表明这一现象的根源还是在于殖民制度:在人口密集、财富集中的地方，殖民者更可能采取掠夺性制度去攫取当地居民经济利益，而在人口稀少、财富贫瘠的地方，大部分人口都由殖民者构成，他们反而会复制欧洲的经济制度，更多地保护私有产权和维护自由的经济制度。实行掠夺性制度的地区的财富增长远远不如复制欧洲经济制度的地区，这就造成了不同殖民地在公元1500年之前和之后迥然相反的经济状况。在对殖民地研究的基础上，阿塞莫格鲁又把其研究视角投向了欧洲，以证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普遍性［1］。

在16世纪—19世纪初，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和殖民主义带来了欧洲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能够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之间的增长情况却不同:英国、荷兰增长较快，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增长较慢。阿塞莫格鲁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这种差异源自各个国家初始的制度禀赋。在英国、荷兰，商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大西洋贸易带来的财富更多地流入商人手中，商人将这些财富用于经济和政治上的投资，逐步改变了政治制度，加强了政治的开放程度、法律的完善程度和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反观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君主专制的盛行使得大西洋贸易带来的财富大部分流入了君主和与君主联系紧密的商人手中，他们并不关心制度变革，因此政治制度在长期中制约了经济增长。通过对24个欧洲国家构建行政约束指数(utiveconstraintindex，该数值越小，表明专制程度越高，数值越大，表明开放程度越高)实证发现，初始行政约束指数越大的国家，在大西洋贸易之后经济的增长更快;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在其后行政约束指数都变大了，而没有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行政约束指数却变小了。这有力地证明了文章提出的制度假说。在最新的文章(Acemoglu、Gallego和Rob-inson，2014)中，阿塞莫格鲁等人把人力资本因素放入了之前解释殖民地经济发展差异的框架中。研究发现在以往的核算中，人力资本的回报由于测量误差而偏高了4～5倍。在纠正了这一测量误差之后，实证发现殖民地初始的人力资本差异只能解释之后6%～10%的长期经济增长差异，而制度差异仍旧能够解释大部分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考虑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当我们用传教士的活动作为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时，结论基本不变。因此，这一研究用更严格的方法论证了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上是用跨国历史数据做的研究。阿塞莫格鲁还使用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数据来更详细地检验跨国研究的结论(Acemoglu、Garcia－Jimeno和Robinson，2012)。虽然缺乏历史上奴隶数量的具体数据，但由于奴隶被广泛用于金矿开采，阿塞莫格鲁使用了是否临近金矿作为哥伦比亚各个城市奴隶经济制度是否盛行的指标。

实证结果进一步加强了跨国数据的结论:长期的奴隶制度使得贫困人口增加、教育程度下降、卫生状况恶化以及土地分配不平等状况加剧，这些因素是哥伦比亚贫穷的罪魁祸首。这一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部分揭示了经济制度影响增长的一些传导机制。另一篇使用国别数据的最新文章(Acemoglu、Reed和Robinson，2014)是阿塞莫格鲁对塞拉利昂地区历史上的酋长(Chief)制的研究。在殖民时代，酋长的职位由当地若干个政治家族控制，且其任命必须经过殖民者的同意。因此，一个地区政治家族的数量就成为政治开放程度的近似指标:政治家族越多，酋长任命的竞争越激烈，上任之后权力越小;政治家族越少，则酋长任命越缺乏竞争，上任之后权力也越大。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家族越少的地区，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越落后。除了对制度的长期经济绩效做出实证检验之外，阿塞莫格鲁还就民主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做了不少研究。在较早的研究中(Acemoglu、John-son、Robinson和Yared，2008;2009)，阿塞莫格鲁等人认为只有在长期(500年左右)，民主制度才与较高的人均收入相关;最近的研究(Acemoglu、Naidu、Restrepo和Robinson，2014)则通过重新核算民主化指数以及动态GDP的衡量，发现即使年代跨度小于500年，民主还是对人均GDP产生了正向的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阿塞莫格鲁对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绩效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重大学术意义。一方面，阿塞莫格鲁通过博弈论的方法更深入地刻画了不同社会群体和政党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影响政治制度变迁，进而刻画政治制度是如何通过经济制度影响长期经济发展的，这就把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等经济研究领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同时深入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既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综合的发展，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富包容性的框架。另一方面，阿塞莫格鲁的制度增长理论为经验事实提供了更可信的解释。具体而言，它的解释范围包括:第一，大西洋航线开辟以来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差异;第二，西欧的兴起，尤其是英国、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其他欧洲内陆国家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差异;第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长期贫穷的原因;第四，“二战”以后各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第五，历史上政治制度变革的原因，比如欧洲的民主化进程、共产主义运动等，以及变革前后的宏观经济变化。在众多的文献中，这些并不是解释范围的全部，但它涉及的时间长度与地域跨度，比大部分竞争性理论的解释范围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塞莫格鲁的理论研究对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逐渐由要素积累转向创新驱动，产业结构逐渐由投资部门和传统部门主导转向消费部门和新兴部门主导，社会主要矛盾也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实告诉我们，过去30多年的增长方式，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为此，中国需要系统地建设包容性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质量更高且成本更低的公共服务，加快推动政治制度改革，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拥有更平等的名义政治权力和实际政治权力，以及培养能够支撑包容性制度的社会土壤。这将带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稳定发展。

作者：杜丽群 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