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协调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范文

北京市是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有两股力量推动了北京市经济不断增长和结构不断演进：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发流动对北京市城乡人口结构形成了冲击；第二，全球化竞争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和贸易改变导致的北京市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所以强调城镇发展的“协调性”问题，是因为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北京市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的回落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强、各区县区域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协调、大量进城打工人员等待“城镇化”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如果经济政策应对不当，诸多问题将因“协调性”而凸显。文章在此背景下，排除掉其它差异性因素，首次提出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并采用跨度为三十五年（1989-2012）的北京统计年鉴数据，构建VAR模型，实证分析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化关系。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结合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U作为衡量北京市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以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之比I作为衡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以I与U的比值IU作为衡量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以北京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逐年增长速度IS作为衡量北京市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单位为百分比。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35年（1978年~2012年），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北京统计年鉴》和《北京区域统计年鉴》。

二、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ADF）检验。首先对变量IS和IU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如表1所示，序列IS和IU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具有时间趋势。取一阶差分之后，D（IS）为平稳的时间序列，D（IU）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取二阶差分后，D（IS，2）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序列；D（IU，2）为平稳的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序列。根据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非平稳序列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关系，因此在10%显著性水平下分析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制。

2.VAR模型滞后期的确定。在进行检验前，必须确定VAR模型的滞后期，滞后期检验结果见表2。如表2所示，滞后期为1时，4个评价指标FPE、AIC、SC、HQ都断定是最优的，应建立VAR（1）模型。

3.Johansen检验。VAR模型Johansen检验采用CE中含有截矩项不含确定性趋势项的方法，结果见表3。从检验水平判断，IS和IU的迹统计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上有14.25181>13.42878和0.446222<2.705545；IS和IU的最大特征值统计量在10%显著性水平上有13.80559>12.29652和0.446222<2.705545，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没有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至多有一个Johansen关系的原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关系。IS和IU的非标准化Johansen参数矩阵，调整参数矩阵；IS和IU的标准化Johansen参数向量，调整参数矩阵。根据Jo-hansen方程，可以判断城镇化发展协调性每增加1％，经济增长增加近0.1％。Johansen关系式只能说明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趋势。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促进了经济长期增长，也可能是经济长期增长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为了明确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对这些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从而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的影响是正向、逆向，抑或是双向的。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系统Granger因果检验采用CE中含有截矩项但不含确定性趋势项的方法的形式，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看出，在0.1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IU不是IS的格兰杰原因，拒绝原假设IS不是IU的格兰杰原因，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是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在短期内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5.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保障脉冲响应分析的有效性，需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模型的特征根都位于单位圆内，表明VAR（1）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如图2所示，其中，横轴表示信息作用的期间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两侧的虚线是脉冲响应函数冲击响应的可能范围，四条函数曲线依次为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冲击的反映。从脉冲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系统对冲击的反应是不稳定的。在样本观察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对自身的冲击随着作用期间数增加而稳定增加，冲击效应逐渐增强，增幅不大；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对自身具有冲击效应，但随着作用期间数的增加，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冲击效应较小，随着作用期数的增加，冲击效应开始出现，冲击力较弱，并逐渐收敛于某一稳定冲击效应；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冲击效应随着作用期数的增加，由负向效应转变为正向效应，并逐渐收敛于某一稳定冲击效应。这一现象说明，在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对自身及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度，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自身和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也有一定冲击力度，呈减弱趋势，响应程度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6.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将VAR模型系统内一个变量的方差分解到各个随机扰动项上，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运用方差分解法分析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冲击的贡献度和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1）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维持在在99.61%以上，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冲击在短期中维持在在0.39%以下，而且逐年递增，递增速度缓慢。（2）短期内，经济增长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维持在92.75%以上，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较小，维持在7.25%以下，虽然逐年递增，但递增速度缓慢。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在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冲击较小，但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三、结论

本文基于北京市1978年~2012年的数据，利用VAR（1）模型中的Johansen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析，实证研究了北京市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在短期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明显；（2）从脉冲响应函数看，在短期内，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对自身和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度，能够促进北京市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性发展和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发展协调性和自身的冲击力呈减弱趋势，响应程度保持在较低水平；（3）从方差分解看，城镇化发展协调性的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短期内承担了全部99%以上的冲击效应，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经济增长的冲击对其自身的贡献最大，短期内包揽90%以上的冲击效应，且逐年递减，递减速度缓慢。城镇化发展协调性与经济增长在长期明显存在着均衡关系，在短期内两者之间的冲击效应虽然较小，但相互作用明显。由此可以得到三个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在城镇化、工业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只注重眼前的发展，应该采取一种可持续的、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第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区域和城乡发展、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积极面对国际产业转移、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增加进城打工人员收入，进一步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第三，统筹经济结构和城镇布局，降低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出北京市具有的地区优势及活力，使得资源获得更好配置，技术得到更好改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作者：王大为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