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推进经济增长转化范文

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国际需求的不断萎缩提醒了中国应适时对经济增长方式作出战略性调整，即由出口导向转型为扩大内需，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

(一)适当降低中国对外依存度的要求。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今年2月我国出口创下自1995年以来最大降幅，顺差环比骤降87.62%。最严重的是在次贷危机冲击下，如果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推迟调整经济结构，重新走上依靠出口保住短期经济增长的老路，那么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增长则令人担忧。

1.在全球经济急剧减速、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的背景下，通过贬值与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刺激中国出口的做法可能既是低效的，又是得不偿失的。（1）出口量是国内所不能控制的外生变量。美国、欧元区与日本三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之下集体陷入衰退，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依赖这几个经济体，因而中国政府重新上调出口退税率、央行入市干预外汇市场，都难以维持出口的增长。而且金融危机也已经显著冲击到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而会使中国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努力收效甚微。（2）在次贷危机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如果通过人民币恶性贬值来刺激出口，势必影响到中国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形象，甚至会引发进口国的贸易制裁，其结果将会得不偿失。

2.从更深层面来看，中国已经到了转变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时候。这是中国经济未来长期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长达30年，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70%显然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压低土地、资源、劳动力等代价维持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通过人民币贬值、提高两高一低企业出口退税率等方式来保持出口额，这种做法即使在短期内凑效，但从长远来看，则意味着在人为扭曲的价格体系下进一步错误地配置资源，由此搁置中国调整经济的内外结构性失衡，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优化投资消费结构比例的要求。中国通过出口获得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但在金融危机之下，这些由中国宝贵资源、环境与劳动力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可能旦夕大幅缩水，而不能用来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准。2006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33%（加上政府消费占14%，总消费占GDP的47%），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平均为62%，美国更高达71%；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为45%，总储蓄率达GDP的54%，上述两项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1]

1.中国投资率明显偏高。1978年—2005年，全球的年均投资率为22.1%，历史上人均GDP在1000—2000美元国家的投资率平均在20%—35%之间，[2]而中国投资率从2000年的35.3%增加到2007年的42.1%，平均投资率约为40%，明显偏高。去年众多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产品积压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投资率过高造成的成本上涨使企业生产难以为继。2007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下滑，次贷危机只是导火线，即使出口没有遭受重挫，由于投资率过高而引起企业存货过多且生产成本偏高等不良症状，也表明了中国经济结构必须适时加以调整。

2.结构合理的消费不仅是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是我国发展经济的目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需要，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目前我国仍处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迫切需要进入到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发展模式。一方面，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偏低，最终消费率从1979年的64.4%下降到2007年的49%，而1980年—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维持在70%—80%；另一方面，从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看，据2008年11月新浪网所作的一项家庭消费网络调查显示，住房、医疗、教育和保险等支出约占家庭全部消费支出的47%，食品、服装和通讯等生活消费占33%，储蓄约为20%。可见，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引起居民预防性动机过高，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过低的消费支出显然制约了内需的扩大，这种状况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标不相符，同时给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造成较大的难度。

（三）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要求。在我国三农问题还是比较突出，一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还相对落后。有资料显示，日本农民家庭收入是工人的1.3倍，而中国农民却不到工人收入的1/3；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这种状况要求我国经济增长在转型为扩大内需时，必须结合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现实要求。

1.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都亟待提高。尽管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能力随着收入不断增加而增强，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是相对落后。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224元，比1978年增加了3000多元，年均增长12.1%。但是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不论是绝对量还是增长速度都偏低，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之中。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1978年的2.7:1扩大到2007年的3.1:1，也就是说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当于3个农村居民的消费。从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来看，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1）农村居民住房问题尚待解决：我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表明，自1978年以来3000多万农村住户没有建过新住房，2000多万农村住户住在茅草房和土坯房中。（2）农村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购买量相对城镇居民偏低：2007年，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数量仅为城镇居民的68.5%；洗衣机、移动电话拥有量均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3）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例偏低：1978年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为12.7%,而到200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6%。[3]

2.提高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切入点。与1978年相比，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1.2%。但是从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占全国最终消费总额的比重来看，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之中，即由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这个数据表明，目前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对最终消费的贡献只有1/4，因而扩大内需应该先从撬动农村消费市场入手，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促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二、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额下降对中国目前经济负面影响很大。中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已经30年，出口成为中国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约为40%，出口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为2.4个百分点，因而一旦出口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那么会导致中国GDP增速显著下降，这使得中国政府不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来稳定出口额。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出口增长大幅下降，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很显然增量部分也只能是通过扩大内需来替代。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政府需要出台一系列相当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消费率约3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1983年—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从56.5%下降到36.7%，而同期资本所得占比从43.5%上升到63.3%。可见，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比例的倒挂直接对居民消费造成障碍，这使得扩大内需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消费能力。此外，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过低的消费支出显然制约了内需的扩大。

（三）出口加工企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出口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去年冬季珠三角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下岗失业。在我国加工装配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仅次于农业，前者所吸收的劳动力文化、技能水平低。加工企业如果大面积地亏损倒闭，直接造成大量的农民工失业，从而使原本存在压力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这种局面使中国政府在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时，不得不留有余地，重新调高三千多种出口产品的退税率。

（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还是困难重重。农村消费市场确实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住房、耐用消费品市场、衣着消费市场等。这些消费品在城市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因而目前中国扩大消费需求，农村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然而如何将农村市场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显然存在许多限制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农村住户分户资料测算，2007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为7794元，已实现的购买力人均为4202元，结余购买力人均3592元。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比，差距是越来越大。受上述出口加工企业不景气影响，以及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农民收入增加难度更大，从而扩大消费将成为一纸空谈。另外，农民社会保障覆盖面低，2007年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全国乡村人口的7.1%。此外还有诸如农民贷款难等问题，这些都直接抑制了农民的即期消费，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质量的提升。

（五）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不利于经济发展，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扩大。城市化过程是城镇基础设施向周边农村延伸、覆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农村集体与个人土地纳入城市的整体规划使用，农民从个体独立的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而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的行列中参加劳动获得收入，它是一个国家城市化率提高的过程。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4.9%,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比较滞后，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低10到15个百分点。参照相关指标我国城市化率应该在60%以上，相对滞后的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不利于国内有效需求与消费市场不断扩大。

三、对目前中国扩大内需保增长的几点建议

鉴于上述原因，实现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应成为当前的迫切要求。结合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亟需以城市化为龙头，辅之以其它措施切实扩大国内需求，从而确保中国经济长期良性发展。

（一）优先城市化发展步伐。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劳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因素，而城市化有利于促进这些因素的形成。城市化进程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农转非，有利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该进程能够发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龙头作用。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将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阳立高、廖进中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城市化经济拉动作用高于工业化，特别是明显高于农业产业化。根本原因在于建国以来，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低于工业化水平与非农业化水平。“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540.5311元，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将会使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发生巨大的变化。”[4]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三农问题仍然突出，但是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不可能由占比例小的城市居民补贴农村居民，而城市化正好顺利解决了农转非问题，有利于农民收入与生活质量的的提高，进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二）全方位解决就业问题。目前中国80%的就业岗位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根据中小企业的行业特性及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针对性地采用贷款贴息、提供融资担保、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入，适时引导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使在保障就业的同时增强国内消费能力。各级政府需努力增加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就业的公益性岗位数量，想方设法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前往农村以及中西部缺乏人才的地区参加建设，在解决就业的同时促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培训机制，根据产业发展的要求，为初次就业者、农民工等提供免费技能培训，为劳动力适应企业生产、服务需用要铺平道路。

（三）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增加职工的初次分配收入。结合部门特点和行业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合理调节税率和级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切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带动城市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消费，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

（四）改善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我国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不足，原因在于有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政府需要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切实保障居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降低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预期，逐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再分配和保障基本生活的功能；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农村福利设施建设，扩大农业保险范围，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通过推行以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扩大内需创造坚实的后盾条件，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