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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哲学研究范文

时间:2022-04-19 04:03:08

低碳经济哲学研究

众所周知,低碳经济由英国率先提出。1992年,联合国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联合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然而,此后,围绕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问题,国际社会一直争议不断,《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也一直困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能源的积极拥趸之一,2003年2月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指出“英国需要新的能源政策”,宣布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自此,“低碳经济”的概念开始在全球迅速传播。大致说来,所谓低碳经济,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工业生产、建筑和交通等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的能效标准及相关政策措施,通过一系列制度框架和激励机制促进能源形式、能源来源、运输渠道的多元化,尤其是对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实现低能源消耗和低碳排放的目标。最终实现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1]简单地说,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注重的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绿色GDP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一、面向未来的困惑:低碳经济命题的复杂内涵与多重视角

1.气候命题

考察源起的背景,低碳经济首先应该是一个气候命题。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作为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评估和咨询机构,IPCC自成立以来,分别于1990、1995、2001和2007年四次发表评估报告,这些报告是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科学依据,对国际气候保护尤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生效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京都时代一些国际气候保护协议的形成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这些报告解读出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的命题渐渐为全世界所知。如今,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断增长,能源使用持续加剧,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日益凸显,除了烟尘、光化学污染和酸雨等危害,由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业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气候命题进行哲学思考,我们将看到这一命题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二为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我们至少可以做两种反思:其一,茫茫宇宙中是否只有地球在气候变暖?其他星球有无气候变暖的问题?这样就有了第一个困惑,那就是气候变暖是否只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有没有可能是气候自身周期性变化的表征?其二,不但地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物质体,其本身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我们尚且不知,而且如果进一步放眼到茫茫宇宙,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更是错综复杂,更不为我们所知,我们又如何能立即断定气候变暖就是因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所引起的?这也是困惑之一。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大致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地球生态系统严重破坏、气候严重失常、生物物种灭亡乃至人类灭亡等。应该说这些都是人类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在一定时段内观察到的现象,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未来谁也无法预料。况且,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影响都有正反两方面,由此,气候变暖对人类的影响是否会有好的一方面呢?

2.经济命题

低碳经济既然是经济,它自然是一个经济命题。我们说低碳经济,当然是认为另外存在一个高碳经济,也就是说,自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至少到低碳经济模式真正形成,我们所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高碳经济的。正是出于对高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和批判,我们才有了对低碳经济和以环保为核心的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无限憧憬。然而,如果我们对低碳经济再进行反思,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气候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上,如果不对现代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仍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换句话说,造成气候变暖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深层原因应该是现存的成本外化的高碳工业化模式,要发展低碳经济,不能不彻底改变这种模式,而不是隔靴搔痒似的寄希望于外部减排。那么,我们将面临另一个困惑那就是,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彻底转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跨越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生产模式还将继续依赖高碳能源不说,现在全球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普遍向往和追求高碳的消费模式。同时,国际贸易关系的基础也是依托于高碳经济模式的,至少目前看来也不可能会有根本转变。

3.技术命题

低碳经济的形成依赖于低碳技术,因此,低碳经济又是一个技术命题。低碳经济的核心在于能源和减排方面的技术创新。我们可以把低碳经济分解成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有能源的节能、降耗、减排,另一方面是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洁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无论哪一方面,都建立在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的本质所在。这里的困惑在于,能源的降耗或者说高效利用目前还存在明显的技术瓶颈,比如新的工业生产方法、运输方法和存储方法等。同时,目前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指欧美国家)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新技术的研发应用设置阻碍。更何况要使全球广大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绕开高碳模式直接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花更多代价致力于低碳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至于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研发应用,至少目前看来离市场化、实用化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很高,大约是煤电水电的5至10倍;风能发电的价格也高于煤电水电;生物质能如以玉米、甘蔗、甜菜为原料的乙醇燃料和以油菜籽、大豆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等,需要占用大量耕地资源,增大对粮油作物的消耗;至于氢能,毕竟是二次能源,它的提取仍然要消耗其他能源;而所谓的“甲醇经济”,看似非常清洁,但甲醇燃烧后还是会产生二氧化碳,等等。况且,目前国际上对于低碳技术的转让问题也莫衷一是、困难重重。总之,低碳技术的困惑在于成本问题、技术瓶颈以及国际支持等。

4.政治命题

正是由于追求经济发展中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低碳技术创新,国际社会围绕“碳排放权”和低碳技术知识产权展开了政治博弈,低碳经济又成为一个政治命题,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碳政治”。这场政治博弈的焦点在于三个方面,一为减排的责任或者说碳排放权的国际分割;二为碳排放量测算的标准和方法;三为碳排放权的国际贸易。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的国际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进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低碳经济意识形态化。美国作为全球霸主,不能容忍依“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确立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而其自身要强制减排而退出《京都议定书》,其出发点是它的国家利益。欧盟则明显态度缓和,强调协商对话,个中原因是因为它们掌握了全球42-45项低碳核心技术的90%而处于低碳经济的领先地位,同时有其开拓低碳经济国际市场和欧元“碳金融”的巨大经济利益考虑。发展中国家面临紧迫的发展问题,当然希望通过协商对话争取发达国家关于低碳经济广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碳减排行动的帷幕已经拉开,或者开启低碳经济的钥匙已经拿在那些主宰世界发展方向的国家手里。这把锁究竟什么时候开启,低碳经济的大门什么时候打开,还是未知数……低碳经济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发展的必然,还是一个圈套,或者说只是大国游戏世界的节目,大家都在拭目以待。”[2]就目前来说,碳分配、碳测算、“卖碳翁”等等,都是困扰我们的低碳意识形态问题。

二、超越困惑的可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哲学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3]人们既是依托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在既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下进行活动,又有自由自觉、能动创造的本性,能够改造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以求得自身与自然、社会统一的生存、发展和完善。

然而,传统的工业化发展哲学,是“发展绝对论”和“增长无限论”。发展绝对论认为,发展肯定比不发展好;发展快肯定比发展慢好;发展是肯定的,无所谓好坏之分。这种发展哲学片面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其关注点只在发展够不够快而忽视发展够不够好。增长无限论认为,经济的增长是永恒的,人对自然界的改造是无限的,片面扩大人类对自然的索取,片面激励人类对自然的改造。正是这种发展哲学,形成了三百多年来的高碳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人们竭泽而渔,久而久之,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物种减少、气候反常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给未来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惑:人类社会还能持续发展下去吗?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发展?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种对旧的发展哲学的反思和重新审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由此引申出的可持续发展哲学形成低碳经济的哲学基础。正是在由人类自己亲手造成的各种困境和危机面前,人类面对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如何发展更快的问题,而是如何保证当前发展同时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地球上永续发展下打造基础的问题。

1.“能够做”和“应当做”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认为,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好好认真思考一下康德说过的“能够做”和“应当做”的关系问题。

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至今,我们人类已经积累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前所未有的科技力量,当下,诸多事情都是我们“能够做”的,可是,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我们“应当做”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我们将会重新思考以下两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其一,自然只是我们人类的附属物吗?只是我们利用和改造的对象吗?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告诉我们,社会是实践的产物,人类由具体的不同个体和个体群组成。那么问题在于,每一个个体或个体群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作为整个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地球只有一个,我们人类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它呢?其二,如果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那么我们当下的发展应不应该为未来承担历史的责任?以确保当下发展的同时应不应该考虑其对未来人类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这两个关系是建立可持续发展哲学的价值基础。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一方面要求人类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可以任意索取和改造的对象,而应当把它看作是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我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应该学会尊重她,保护她,与之和谐共生;另一方面,这种哲学暗含在满足当下人类发展需求的同时不损害未来人类权益的价值标准,当下人类所享有的发展权利,未来人类也同样享有,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剥夺未来人类理应享有的发展与消费的机会。

2.自然资源有限论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类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改变增长方式和增长目标,人类将不得不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困境。

在这里,所谓增长的有限,只是说增长必然受到诸多条件(内部的和外部的)的限制,如果不考虑这些条件,人类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19世纪60年代末美国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认为,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地球,犹如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小船内的有限资源将被开发殆尽,消费后的废物将把船舱完全污染,那时人类社会就会崩溃。无独有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以米都斯为首的研究计划小组在1972年完成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也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的逻辑论述了地球有限论: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人口剧增、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经济增长的五种趋势呈指数增长,而地球的容积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向自然的扩张必然有其限度[4]。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人类希望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必然要考虑与自然界生态的平衡,同时也要考虑人类自身能力的限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把这一理论简单概括为: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同时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5月,全世界各国首脑“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蕴含了这一哲学思想。联系低碳经济的理念,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着手目前还是着眼长远,低碳经济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相一致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正是低碳经济的哲学基础。低碳经济就是要尽力摆脱经济发展对高碳能源的依赖,着力降低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实现以更少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三、超越困惑的智慧:中国低碳经济战略的民族哲学思维

既然我们认识到了低碳经济的困惑,也认识到了超越其困惑的可能,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超越这些困惑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运动本身就是矛盾。”[5]围绕低碳经济展开的气候政治也好,低碳技术知识产权也好,碳政治也好,低碳意识形态也好,都是国际矛盾。矛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让矛盾朝着有利用于自己的一面转化。在当今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下,我们最应该做的不是消极逃避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关于“碳”的国际博弈,而是如何积极应对,要有“以我为主”的制定自己宏观国家战略的民族智慧和哲学思维。

1.接受并大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不管“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命题还是一个伪命题,不管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在短时期内实现,不管低碳技术创新能否取得突破,也不管碳分配、碳测算、“卖碳翁”将走向怎样的现实,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低碳经济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是统一的,与我们的科学发展观的目标也是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接受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这也是我们制定低碳经济国家战略和国际话语策略的基础或者前提。

2.大力推动新能源技术创新

很明显,低碳经济一旦取得突破,那将会是人类社会又一次非常大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纵观人类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无一例外地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同时还给利用得当者带来明显的政治和军事优势,甚至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应该制定相关的新能源技术发展战略,要调整现有能源结构,提高现有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和推广新型清洁能源。

3.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光有技术创新仍然是不够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有战略眼光和果断决策力,要彻底调整产业结构,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方面是从高碳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另一方面是增长观念上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可持续发展。

4.积极融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低碳经济问题的全球性、长期性决定了国际社会需要长期合作和努力,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是统一的,其突破的关键应该在于低碳技术的创新、转让和推广,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参与和融入灵活务实的国际合作中,并努力在这种合作中赢得主动。

5.培育国内“碳金融”市场

目前,“碳金融”在国际上已经初现端倪,尤其在欧洲正逐步走向成熟。我们既要在国际合作中诚恳向欧洲发达国家学习,同时也要有意识地培育国内“碳金融”市场。“一方面通过编制减排计划,在国内各省或各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培养大批熟悉‘碳交易’的金融专业人才和企业家,从而为未来中国加入全球‘碳金融’储备人才,积累经验,熟悉规则并由此创造新的规则;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国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促使东南沿海的资金向偏僻的西北地区转移,从而为西北省份的能源环保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6]

6.倡导和推进低碳生活方式

高碳消费模式的盛行明显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社会消费模式的不合理,不仅会导致享乐主义蔓延滋生、奢侈之风弥漫社会,更重要的是不合理的消费模式制约着社会可持续发展。”[7]同此可见,低碳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观念的改变,更是一种关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要务。在实施上述低碳国家战略的基础上,我们要想在残酷的国际低碳博弈中赢得主动,还应依靠自己的民族智慧,运用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整体哲学思维,制定一套能服务自身的国际话语策略。

首先,重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诠释低碳经济。恩格斯早就告诫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8]他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9]因此,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要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10]

马克思也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与自然关系总和的统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1]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其实是马克思所追求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想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所谓低碳经济的最高价值追求应该也在于此。其次,读取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低碳”语境,挖掘其全球低碳背景下的普世意义。

“天人合一”思想。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统一性与和谐性,其实有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天指自然,人指人类,天人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孔子作《易传》在《说卦传》中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柔刚;立人之道,曰仁义。天地人合称“三才”,三者共生形成秩序合理的世界。因此,在此意义上,“天人合一”可以扩展为“天地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

“天道生生”思想。“天道生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可与“天人合一”相媲美的重要思想。“天道”是自然界的变化过程和规律;“生生”指产生、出生,一切事物都生生不已。《周易大传》曰“生生之谓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是说,世界万物生而又生,生生不息,这就是“易”,即“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自然界本身有其生生不已的规律,我们人类应该尊重它顺应它,而不是一味地去征服它和改变它。

“道法自然”思想。老子哲学的主要观点是“道法自然”,说的是人类应从道的高度观照万物,处理人与天、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万物为友,与环境和谐,与人相互关照。因此,珍视众物,尊重生命,保护人类周围的环境,与自然平等和谐相处,应成为人类行为必须遵守的准则。

“天地万物一体”思想。程颐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因而人对天地万物要施以仁爱之德。他在《河南程氏遗书》中说,自然万物是人的四肢百体,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怎么能不爱呢?王阳明也提出“天地万物一体”,提倡仁民、爱物。他在《大学问》中指出: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

科学发展思想。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科学发展观以一种整体思维来把握社会发展,正确揭示了社会及其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纠正了长期以来单纯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的线性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进步、文化价值观念变迁、自然协调、人的发展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认为这些要素之间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和关联性,因此,“可持续”不应表示永远发展的经济,而是指在生态系统可承受、资源不会受到永久性损坏的条件下,对资源的多种利用和开发。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发展必须着眼于系统整体的互利互动和协调一致,使人与自然、经济、社会能有序循环,形成良性互动。

总之,低碳经济作为目前全球经济的背景语境已经成为事实。这来源于国际社会对以往高能耗,高污染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哲学反思和对未来低碳经济低能耗、高清洁、高效率发展模式的期待,以及围绕这种反思和期待而展开的国际经济、技术和政治博弈。低碳经济本身面临不少困惑,可持续发展哲学是超越困惑的哲学基础,因为低碳经济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相一致的。在当今低碳经济的国际背景下,我们要有“以我为主”的制定自己宏观国家战略的民族智慧和哲学思维。低碳哲学应该是这样一种境遇:既要“自然为人立法”,也要“人为自然护法”,二者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再形成由人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平等的人道和公正等具体规则构成的开放性的生态和经济系统,维持“低碳正义”,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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