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转型升级问题分析范文

摘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本质上是产业结构转型。本文基于要素价格改革的视角，阐述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机理，分析了各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现状，发现政府主导下的转型模式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滞缓的重要原因，提出政府应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破除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制度性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高技术部门更加充分和自由流动。

关键词：要素价格;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

高技术产业资源型城市经济具有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资源型城市以资源型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源型产业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投入与扩张实现增长，多属于粗放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资源型城市通常具有低级、单一的产业结构，一旦资源型产业难以为继时，资源型城市则容易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实质上是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转型的核心在于要素价格改革。历史上英、美等发达国家都具有类似经济背景下成功转型的经验，这表明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级化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根本出路。因此，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出发，基于要素价格改革视角，阐述资源型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变动，揭示阻碍高技术产业部门发展的结构刚性与制度刚性，对于探索我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关于资源型产业将向何处转型，有众多学者展开过研究。杨建国和赵东海（2013）指出几种可能性：资源型产业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可能完全被新兴产业替代，也可能实现自我延伸发展，还可能与新兴产业相复合存在。一部分学者倾向于认同淘汰落后产业，强调发展技术密集型、环境友好型的替代产业。如祁泉淞（2010）提出，淘汰具有落后产能的资源型产业，推动新兴接续产业发展是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普遍模式。孙毅和景普秋（2012）强调，资源型经济必须推进绿色转型模式，实现产业结构的高附加值和绿色化，以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为经济增长动力。周建波（2013）基于对英、美、澳等多个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成功经验的总结，认为各国普遍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家创业，发展新兴产业部门以规避“资源诅咒”。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资源型产业的自我延伸发展。张汝根（2008）认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应拉长资源产业链条。Lomakina（2015）分析了加拿大的案例，认为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前景在于资源型产业自身的潜力。胡美林（2015）进一步指出，针对资源型产业较高的退出壁垒和匮乏的转型动力，应减少其沉淀成本，推动创新驱动，延长其产业链条等。然而，仅有资源型产业的内部变革或是仅强调非资源型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是不足够的，无法形成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的最大化。张复明（2002）提出一种产业升级序动的转型模式，即在资源型产业依托资源优势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同时加强对资源型产业以及非资源型产业的资本投入，兼顾传统产业发展与新兴产业创新，实现产业多元叠合发展。杨宏忠和苏文（2011）同样提出构建多元化经济增长体系的主张。王亮等（2011）认为，资源型产业转型应重点关注城市功能的提升，传统的资源型产业与新兴产业对城市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资源型城市转型要基于已有的产业基础，依据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新变化探索新的城市功能，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杨丹辉、张艳芳和李鹏飞（2017）指出，资源型产业普遍市场化程度低，价格体制改革滞后，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不可避免反弹，因此应推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的融合发展。综上，已有相关研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方向及其转型方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但尽管现有研究强调了制度改革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却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切入点，鲜有关注价格体制改革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本文认为，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要以市场化为导向，而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在于价格体制改革。只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才能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从根本上建立市场机制，从而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而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方向也正是要素基于市场机制自由流动的结果。

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特点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注意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并重并注重绿色发展，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是技术进步。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应注意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并重，注重绿色发展。资源型城市前期的发展重经济轻环境，重增长轻保护，这种传统的工业发展模式，虽带来带来短暂的经济增长，对于资源型城市的长期的发展却埋下了隐患。一旦资源枯竭，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将陷入泥沼并裹足不前。所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应立足长远，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支持和促进而不是相互抑制和冲突。因此，不但要在思想上树立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观念，更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进行实践。技术进步提升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不同经济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具有差异，这种非均衡性将使得生产要素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部门流向边际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因此，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率水平的部门间流动将会在要素投入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提高整体的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发生结构性流动，意味着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增加，经济体整体的产出增加，“结构红利”则得以产生。即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逐渐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流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经济产出增加。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煤炭业等其他资源型产业是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而高技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是要素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因此，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本质上是生产要素从资源型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流动的过程。因此，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其绿色发展，并提高资源型城市的技术进步。

三、整体资源型城市的资源型产业结构评价

我国主要的资源型城市包括辽宁阜新、山西大同、吕梁和晋城等，这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很强代表性。实现成功的资源型经济转型，一是应使产业结构摆脱“二产独大”的局面，经济增长从对资源型产业的绝对依赖转向对多元产业的依赖，甚至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实现主导产业能耗的降低和技术内涵的增加；二是应使经济发展呈现环境友好的特征，经济增长不以生态环境的恶化为前提条件。太原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成功案例之一，2017年太原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2%、37.6%和61.2%，摆脱了“二产独大”的现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显著，2017年增加值为91.4亿元，较2016年增长14%。此外，太原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2017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175天，达标率为47.9%。

（一）阜新产业结构情况2001年以前，阜新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经济水平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始终在40%左右，GDP排名居辽宁全省最末，仅占全省1.4%。2001年起，阜新开始实施产业转型战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示范区和农业高科技园，农业、畜牧业产值不断攀升。2015年阜新畜牧业产值达150亿元，比2012年增长36.4%。阜新对第二产业实施技术改造策略，建设新能源电厂，发展电容器、晶体管等高技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从2001年的262家增至2015年的357家。此外，阜新市还力推旅游业的发展，将海州露天煤矿改造为国家矿山公园和工业遗产旅游示范区，此举促进了阜新的旅游创收。然而，尽管阜新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过去单一的煤炭开采业转向多元化发展，现代农业崭露头角，工业旅游特色突出，而历年来阜新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始终没有改变阜新第二产业独大的结构特征。近年来，阜新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40%-45%间徘徊，其中工业比重始终超过80%，2015年第二产业比重降至38.2%，但降幅甚微。

（二）吕梁产业结构情况一直以来，吕梁面临比较严重的结构转型困境。吕梁建市时间较短，2004年才正式挂牌建市。在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下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了新兴的煤炭城市，同时也形成“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特征。2004年，吕梁第二产业比重为59.3%，一、三产业比重分别为8.8%和31.9%。对于原煤开采业的高度依赖使得吕梁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加之其山区地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不利于农业发展，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分散，产业链脆弱。确立转型升级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吕梁第二产业比重不降反增，由2004年的59.3%增值2013年的70.6%，同时第一、三产业比重分别降至5.3%和24.2%。可见，吕梁的第二产业始终是绝对的主导产业，且吕梁产业结构的资源型特征在不断加强。

（三）晋城产业结构情况同样地，晋城市也具有类似的产业结构特征，第二产业比重独大，远远超过一、三产业。并且，晋城市第二产业增速显著，年平均增速约29%。第二产业中，煤炭、电力占据主要份额，作为主导产业拉动晋城经济增长。2006年，晋城第二产业比重为65%，一、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和31%。历年结构变化不大，2011年第二产业比重为65.5%，其中仅采矿业产值就占全市产值的51.9%。到2016年，第二产业比重微降至52.9%，并且伴随着旅游业的逐渐兴起，第三产业比重升至42.4%。但是，晋城市始终没有改变产业结构单一化、初级化和资源化的特征。由此可见，阜新、吕梁和晋城三个资源型城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第二产业比重独大的现状，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性仍然较强。尽管阜新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第二产业比重没有表现出明显变动，吕梁和晋城两市甚至有恶化的趋势，资源型产业结构特征仍比较突出。对于阜新、吕梁等资源型城市而言，其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造就了严重依赖资源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失衡和单一的产业结构。对煤炭等资源的高度依赖使得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随资源价格的阶段性波动而波动，过量地开发煤炭等资源也使其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此外，资源型产业多属于重工业，过度地依靠重工业意味着这些城市的生态环境承受巨大的压力。总之，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任重而道远。

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滞缓的探索

事实上，推动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政府宏观政策层面上体现已久。上世纪80年代，阜新尝试向电子产业和纺织业转型发展收效甚微，就业低迷。2001年，阜新被设立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确定了阜新的产业结构从二次产业向一、三产业以及非资源型产业转型的目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2006年进一步明确转型发展重点，2011年阜新将转型从“试点”升级为“示范”。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阜新制定了转型规划，国务院和省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支持阜新产业转型规划的实施。山西各资源型城市同样经历了不少转型动作，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整改厂矿、限制产量，提高煤炭进口和控制出口的政策文件。1996年的《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产业结构的实施意见》开始提出通过发展战略性产业调整产业结构，2001年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1311”规划的意见》和2003年的《关于实施行业结构调整的意见》、《山西行业结构调整方案》等文件为发展战略性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出一系列配套措施，分别于2005年和2011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划定了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的三类产品，2016年的《山西省煤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则对煤炭产业提出针对性的严管措施。2010年，国家发改委《关于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山西省政府后于2012年推出相关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压缩资源型产业产能，把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可见，政府发力推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逾二十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源型经济结构，高技术产业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为了进一步验证政府主导方式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以山西为例，检验了山西省的市场化程度与资源型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1所示。图1a以“工业企业销售产值①中的国有比重”指标表明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山西省资源型产业占工业产值比重如何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如图所示，二者的散点图趋势线向上倾斜（相关系数为0.61），表明工业企业销售产值中的国有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低，则资源型产业的产值比重越高，资源型经济转型阻力越大；图1b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比重”指标表明市场化程度，反映了山西省高技术产业产值比重如何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如图1所示，二者的散点图趋势线向下倾斜（相关系数为-0.71），表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低，则高技术产业产值比重越低，资源型经济转型阻力越大。综上可以看出，政府主导仍然是并将长期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但政府主导模式一定程度上会阻碍生产要素的跨部门充分流动，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应予以重视。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要素价格改革视角阐述了资源型经济转型升级的机制，结合阜新、吕梁和晋城的具体案例，分析得出，政府主导的资源型经济转型方式对市场产生干预，可能对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产生扭曲，为生产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带来制度壁垒。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尚存在诸多制度性掣肘，政府应当在资源型经济转型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具体而言：1.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建设完备的要素市场。要素定价行政管制的存在意味着资源型城市生产要素市场是不完备、不充分的，同时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均为负向作用，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李广瑜等，2016）。企业的生产决策与产业选择本身是一种对价格信号的反应，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企业无法获得生产要素价格的比价关系，容易受到被低估的要素价格影响而止步于低端的资源型产业，缺乏进行技术创新和进入高技术经济部门的强烈动力，从而不利于资源型城市淘汰落后产能。因此，要不断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构建更为合理有效的要素价格市场化决定体系，促进优质资源向新兴经济部门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2.增加市场准入，进一步明晰政府的服务型功能定位。明晰政府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功能定位，尽量减少对经济结构变迁的直接干预。首先，简政放权，减少对科技型企业的准入审批，特别要放宽极具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瞪羚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准入门槛；其次，搭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技术服务平台，如高技术企业数据库、科技文献数据库、仪器设备数据库等，既服务于新兴产业，也服务于传统资源型产业的高技术化；最后，完善法律环境，加强监督执行，维护要素流通秩序，保障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做好制度建设与运作的监督者角色。3.深化金融改革，打通资本要素向高技术产业流动渠道。政府应减少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高技术产业融资的歧视，改良融资制度环境。首先，政府可通过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机构的方式提供专项服务，对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产品进行重点融资支持，利用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动产抵押，积极发展民间担保资信公司等；其次，中小型商业银行市场规模较小，债券、基金、股票等在金融系统中占据份额有限。政府应持续放宽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科技类贷款的放款权，简化贷款审批程序，协调银企沟通，适度鼓励并监督科技类社会投资的进入和退出，鼓励科技类非信贷金融工具创新，将银行信贷与证券、基金、股权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相结合，为高技术企业设立技术创新专项基金等。另外，也可与其他资源型城市共同筹建“资源型城市高技术发展基金”，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使资本要素的流动更加通畅。

作者：李鑫 王千红 郭岩 单位：太原工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