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创新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范文

摘要: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创新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取基于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产业创新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创新政策的出台能够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政策效应得以通过财政补贴这一渠道进行传导。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改进和完善扶持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产业创新政策；企业创新；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提出，要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旧显著。随着我国制造业科技水平向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不断收敛，“消化吸收再创新、模仿式创新的成本越来越高”(吕铁等，2015)。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等诸多瓶颈(邵安菊，2016)，2015年5月，国务院出台《中国制造2025》对制造业的长期发展做出规划①，鼓励制造业企业加大原始创新投入，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为突破技术瓶颈，补齐技术短板，政府在财税、金融方面给予了大量扶持，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然而扶持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效果如何，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一致观点，无法清晰揭示出产业创新政策与实体经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合现有研究，本文进行了以下拓展:利用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产业创新政策能够增加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有效地识别出《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与实体经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效应，为研究产业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基于匹配的双重差分方法(PSM－DID)，有效地克服了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通过对产业创新政策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创新的机制分析，清晰揭示出“政策出台→企业研发动力增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这一传导机制，从而有助于厘清产业创新政策对实体经济企业研发的影响及运作机理。

二、文献综述

为了更好地分析产业创新政策对实体经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活动。

(一)正向的激励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补贴能够缓解企业创新面临的资源约束，降低企业自身创新活动的边际成本，分散企业创新活动的风险，从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Hall，2002;Czarnitzki、Lopes－Bent，2013;江雅雯，等，2011;周亚虹，等，2015;何熙琼，等，2016)，扶持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Aghionetal.(2015)利用政府补助、关税等指标测度产业政策，发现产业政策可以通过促进竞争实现企业价值的增长。Ascensiónetal.(2017)利用西班牙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经济危机期间接受政策扶持的企业，其研发产出有明显提升。白俊红、李婧(2011)通过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及自主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激励效应;陈玲和杨文辉(2016)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有助于企业提高自有研发支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政策的出台，能够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政策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激励作用。

(二)拉动作用不明显

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通过对特定行业的扶持，对于企业创新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Marinoetal.，2016;王刚刚，2017)。张杰(2015)通过对中小企业私人研发活动的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效应;赵玉林(2018)通过研究发现，由于政府补贴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挤入效应、挤出效应及中性效应相互叠加、抵消，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没有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另有一类文献认为，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自主开展研发的积极性(Grg、Strobl，2007;Yuetal.，2016;Boeing，2016;黎文靖、李耀淘，2014)，为了更多地获得政府补助，企业更加倾向于有选择性地开展研发活动。袁建国等(2015)研究发现，为了建立和维持政治联系从而获取政府支持，企业将付出高额成本，进而挤占企业原本用于创新活动的资源，抑制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黎文靖、郑曼妮(2016)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并不能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受产业政策的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只是一种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的策略性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政策的出台，不能推动实体经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三、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2007－2017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研究惯例进行以下处理:(1)由于本文主要考察《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对于实体经济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参照学术界对于实体经济的定义①，删除了金融业、房地产行业的企业。(2)为保证样本的可比性，删除了2016年及其以后上市的企业。(3)删除了ST类企业。为防止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最终获得了15556个观测值。本文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为解决产业创新政策的出台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依据扶持政策涉及到的“十大领域”②的A股上市企业，选取实验组和对照组③，构建如下DID模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公司和年度，R＆D为企业研发投入;Treat为分组虚拟变量，用来区分实验组和对照组，如果企业属于政策扶持“十大领域”内的企业，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Post为时间虚拟变量，用来表示政策冲击，当样本观测值位于2016年及其以后时，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0;Control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μ为个体效应;λ为时间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为减少企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本文识别效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包括企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从模型(1)中，可以看到，对于对照组企业而言，政策出台前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分别为β0、β0+β2，两者之差为β2，就是政策出台前后企业研发投入的时间趋势差异。对于实验组企业而言，政策出台前后的研发投入分别为β0+β1、β0+β1+β2+β3，前后差异为β2+β3，剔除上述时间趋势差异β2，剩下的β3为DID估计量，即政策实施的政策效应，为本文关心的系数。

四、实证分析

(一)基于匹配的双重差分分析

本文将受政策影响的“十大领域”内的企业设定为实验组，将不受政策影响的“十大领域”之外的企业设为对照组。2007－2015年为政策出台前的时间段，2016－2017年为政策出台后的时间段。为更加清晰地识别出政策出台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果效应，避免遗漏变量偏误等问题，本文采取基于匹配的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引入公司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固定资产比例(Fixed)等变量作为企业特征变量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Logit回归，然后采用最邻近匹配的方法进行一对一匹配，并采用包括企业个体(Firm)和时间(Year)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展开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与未受扶持政策影响的对照组企业相比，受到扶持政策影响的实验组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而且从动态看来，政策出台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表现出不断增强的时间趋势。因此，本文的分析结果，验证了H1的基本假设，产业创新政策的出台能够拉动实体经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二)稳健性检验

为提升论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取改变政策出台时间、变换政策干预行业、调整变量衡量指标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1.平衡趋势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结果未列出，可向作者索取)在政策出台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致保持近似的增长趋势，而在政策出台后，实验组和控制组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趋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因此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来检验政策出台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基本要求。2.排除其他政策的干扰。考虑到2012年7月，国务院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也有相关的扶持政策。本文选取2013年作为政策冲击开始后的时间来进行反事实检验，为保证检验的严谨性，本文剔除了在2013年以后上市的企业。检验结果表明，政策出台之前相关政策对本文结论的干扰不大，不影响本文结论的稳健性。3.改变受扶持政策影响的领域。为排除实验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创新水平较高的“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与前文结果没有明显变化。4.改变衡量创新的方法。为避免因衡量企业创新力度方法的不同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这一指标，代替企业研发投入来衡量企业的创新力度。检验结果表明，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五、机制分析

鉴于政府补贴作为扶持产业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政府补贴角度对政策可能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变化情况进行度量。本文借鉴Aghionetal.(2015)的做法，首先构造一个反映行业内政府补贴离散程度的指标HHI_Sub，HHI_Sub越小，表明t时期内政府补贴在特定行业j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分布越均匀。其次，依据该指标对样本企业进行匹配。随后，按照该指标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普遍性补贴、集中性补贴两个子样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组比较。表3汇报了分析结果，第(1)列Treat×Post×Sub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产业创新政策通过补贴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实体经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时面临的资金约束，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第(2)列的系数大于第(3)列的系数，表明尽管补贴对于实体经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拉动效果明显，但是针对不同行业而言，拉动效应的分布并不均衡，在政府补贴较为集中的行业内，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更为明显。实证分析结果与行业发展现状相符，为了支持相关行业早日补上“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短缺、长期发展受制于人”这一短板，“撒胡椒面”式的补贴难以产生激励效果，不仅容易忽视企业的实际情况，导致资本配置效率过低，而且常常引发各种补贴导向型的创新投入“一哄而上”，助推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因此，较为集中地对行业当中的骨干企业进行重点扶持，更有利于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对第(4)列、第(5)列结果的分析，政策出台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接受补贴超过百万的企业当中，显著为正;而在接受补贴不足百万的企业当中，政策效应并不显著。结果表明，产业创新政策通过补贴方式，对于实体经济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直接，拉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效果明显。但是补贴发放的方式有待完善，政策效应在接受补贴数额较低的企业当中表现不明显。面对前沿技术发展方向的不确定，小数额的补贴难以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对于研发前景风险的担忧，即便有了政府补贴的扶持，但在高额研发支出的压力下，如若不能确保创新活动持续进行，并能产生创新成果带来的超额利润，企业就缺少主动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于是在接受数额补贴较少的企业当中，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效果不明显。考虑到补贴政策的实施是政府扶持力度的体现，一方面，较大数额的补贴直接减轻了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基于政府大额补贴赋予的“认证效应”，间接地也便于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因此，接受补贴数额较高的企业，得益于对研发前景风险预期的降低，对于政策的敏感性更强，更倾向于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基于匹配的双重差分法考察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实证结果发现:一是政策出台后，实验组与对照组企业的研发投入都有所上升，但是实验组企业上升的幅度更为明显。二是双重差分结果显示，政策出台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而且从动态看来，政策冲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作用，表现出不断增强的时间趋势。随后，本文进一步考察政策影响研发投入的渠道。实证结果清晰揭示出“产业创新政策出台→企业研发动力增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这一传导机制。

(二)经验启示

当前，要充分意识到中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对相关行业技术扩散的促进作用，对实体经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为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创新发展，结合本文分析结果，提出以下三点建议。一是要集中主要力量，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本文通过对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充分表明，对于关键领域的研发创新，集中式投入比分散式投入的效果要好。面对长期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瓶颈，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打好基础，争取早日补足短板。因此，对于扶持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要避免零星的资金扶持，要集中主要资金加大对通用技术、共性技术领域的支持，增加基础知识的有效供给，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创造前提条件。二是要减少束缚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推动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创新，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减少对民营企业的行业限制，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经营灵活等优势，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三是要提振企业创新发展信心。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稳定动力，研发投入的高低反映出企业对发展前景的信心。通过分析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不同影响，可以清晰地看出扶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对于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其研发活动的主动性。为减少企业在转型发展、技术改造过程中的担心顾虑，降低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研发失败的风险概率，扶持政策要通过不断完善科技服务保障体系，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主动性，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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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广建 陈金至 张驰